东洋史学史图谱

以日本东洋史学为主线：从明治时期考证学与兰克史学的交汇，到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的创立，战前“满蒙史”与“停滞论”，战后历研派与京都学派的分期争论、东亚世界论，直至1980年代以后的方法论省思与对战争责任的追问。纵轴为时间，竖线为在世年数，连线为师承、影响、论战与批判；中国、朝鲜半岛与欧美的学者作为对话者同图呈现。资料依据：黄东兰《什么是东洋史》（三联书店，2026）、中见立夫、严绍璗、钱婉约、久保亨、李泰镇等；生卒年以黄书与通行工具书为准。

钱大昕

清代考据学大家，最早注意《元朝秘史》作为蒙古开国时代史料的价值，抄录《永乐大典》所收十五卷本，并另得十二卷本。 其对元史的考订与对《元朝秘史》的发现，属清代“西北史地之学”传统；该传统经张穆、盛昱、文廷式一脉传至日本，成为那珂通世译注《成吉思汗实录》的底本来源之一。 《廿二史考异》 《元史氏族表》

兰克

德国史学家，实证史学的代表，其名言“如实直书”成为日本近代史学中“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代名词。 桑原骘藏书桌上方悬挂其肖像；其方法经里斯传入东京帝国大学。 《拉丁与日耳曼诸民族史》

重野安绎

萨摩藩出身的汉学家，江户游学期间由朱子学转向清人考证学。主持修史馆《大日本编年史》编纂，确立仿“六国史”、以汉文编年的正史方针；1889年东京帝国大学设国史科，与久米邦武、星野恒同任教授。 以考证清理日本史籍的谬误，如指出赖山阳《日本外史》美化丰臣秀吉、《大日本史》偏袒南朝。黄东兰借此提醒：东洋史的科学性不应只归于西方史学，清代考据学才是更早、更内在的来源。 《大日本编年史》（主持编纂）

久米邦武

佐贺藩武士出身，藩校首席毕业后游学江户，随岩仓使节团游历欧美，后任东京帝国大学国史科教授。1892年因论神道为“祭天古俗”的文章引发舆论攻击，被迫去职，史称久米邦武笔祸事件。 此事之后，凡触及天皇正统的日本上古史考证成为禁区，国史与以考证为本的东洋史、西洋史之间出现鸿沟；东洋史因“日本不在”，反而获得更大的学术与思想空间。 《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实记》 《神道は祭天の古俗》

拉克伯里

法裔英国东方学家，著《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1894），主张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等西亚文明，即“中国文明西来说”。 1896年尚未毕业的桑原骘藏撰长文驳斥其说，倚重《竹书纪年》，为中国的上古年代辩护。 《Th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那珂通世

盛冈出身，养父那珂通高为汉学者。长期任中学校长、高等师范教授，1896年起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878年以汉文作《上古年代考》，1888—1890年出版《支那通史》；1894年提议把中学“支那史”改称“东洋历史”。晚年自学蒙古语，译注《元朝秘史》为《成吉思汗实录》（1907）。 以“东洋史”为框架，把亚洲大陆诸族的盛衰纳入叙述，日本史不在其内。他早年以考证批判《日本书纪》的上古年代，1903年编《那珂东洋小史》时，却又取材《日本书纪》写百济为日本“属国”（据黄东兰）；李泰镇则指出1902年前后的中学教材把韩国史主要编进日本史，称之为“历史并合”。 《上古年代考》 《支那通史》 《那珂东洋小史》 《成吉思汗实录》

文廷式

江西萍乡人，晚清变法派官僚，被弹劾革职、逐出北京，1900年2月流亡日本。经内藤湖南介绍，与那珂通世、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笔谈近半日，相约“同心呼应”、共图斯学。1901年末托人把自藏十二卷本《元朝秘史》抄本的一份副本带给内藤。 其赠书使那珂通世得以自学蒙古语、译注《元朝秘史》，成为东洋史学最早的重要成果之一；黄东兰书中仅以一句话带过这件事。 《纯常子枝语》

里斯

德国人，1887年26岁受聘赴东京帝国大学新设的史学科任外籍讲师，刚从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在柏林时常为兰克誊写稿件。将兰克史学传入日本；白鸟库吉是其最早的学生之一，桑原骘藏也旁听过其课。 黄东兰提醒，不应夸大西方“科学史学”的影响：白鸟晚年回忆，大学里只听重野安绎讲过一次，却比里斯讲了三年的课更令他难忘。

白鸟库吉

出身农家，就读千叶中学时校长即那珂通世；1887年入帝国大学史学科，是里斯最早的学生之一。长期执教东京帝国大学，1908年经他陈说，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拨款设立“满洲历史地理调查室”（亦作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室），1924年任东洋文库研究部长。弟子有津田左右吉、池内宏、羽田亨、江上波夫等。 1894年《檀君考》判定朝鲜史籍所载檀君、箕子皆为后人假托；1909年在东洋协会作《支那古传说之研究》演讲，提出尧舜禹是后世儒者依三才说构造的人物（后世称“尧舜禹抹杀论”），东大校史称之为“东洋史学对汉学的独立宣言”。主张“南北对抗论”。对日本自身的神代，他私下以“物语”视之，却未在公开场合表明。 《檀君考》 《支那古传说之研究》（1909年演讲） 《满洲历史地理》（主持）

内藤湖南

秋田出身，由新闻记者转入学界；1907年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09年升教授，主持东洋史第一讲座。精通汉籍，与罗振玉、王国维交谊深厚，友人大体为戊戌维新人士与清末遗老两类。1905年日俄战争后赴奉天考察清宫档案，在崇谟阁发现《满文老档》等满洲史籍；1912年携羽田亨再赴奉天，拍摄《满文老档》等档案。 提出“宋代以后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主张以“内在视角”理解中国；其“乡党自治论”多采自冯桂芬、梁启超等中国人的自我批判。《支那论》《新支那论》又把此类批判转为列国“监视”乃至“国际共管”与日本“使命”的理由。增渊龙夫批评其缺乏对中国人主体价值的尊重。 《清国改革难》 《支那论》 《新支那论》 《支那史学史》

罗振玉

江苏淮安人，甲骨学与敦煌学的重要人物。1898年创办东文学社，聘藤田丰八等教日语，王国维在此就学；1899年翻刻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序言（实出王国维之手）写下“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辛亥后寓居京都，与内藤湖南交谊深厚。 中国学人与日本东洋学早期交往中的中心人物之一。 《殷虚书契考释》 《敦煌石室遗书》

藤田丰八

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出身，毕业后专攻中国哲学史。1897年赴中国，与罗振玉等办报，次年在东文学社教授日语，与王国维结下师生之谊；辛亥后回日本，潜心东西交通史研究，遗稿由学生池内宏结集出版。 早期沟通中国学人与日本东洋史学的桥梁式人物。 《东西交涉史の研究》

桑原骘藏

189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生年通行作1871年，黄书作1870年），著《中等东洋史》（1898）。1909年起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第二讲座教授，至1930年退休，被视为京大东洋史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精通英、德、法三门外语，书桌上方悬挂兰克像，口头禅“史学即科学”。 以东西交通史见长，1896年倚重《竹书纪年》驳斥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1922年评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面称许其见识，一面为东洋史辩护，并提醒研究中国史不可忽视朝鲜、日本史料。桑原文库藏本在梁氏批评处留有红笔批注：“无智”。 《中等东洋史》 《东西交通史论丛》 《考史游记》

矢野仁一

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1921年底发表《支那无国境论》，次年发表《满蒙藏非支那本来之领土论》，鼓吹“支那非国论”“满洲非支那领土论”；曾公开批评日本政府未能有力反驳李顿报告书。1933年出版《满洲国历史》。 以“固定性”概念论中国社会“不抵抗主义”、缺乏国家观念，与内藤湖南同属战前“停滞论”一脉；《支那无国境论》（1921年底）是对梁启超同年11月天津演说的回应；傅斯年《东北史纲》（1932）则以驳斥“满蒙非支那领土论”为要旨（据叶碧苓）。 《支那无国境论》 《满蒙藏は支那本来の領土に非る論》 《満洲国歴史》

津田左右吉

白鸟库吉的弟子，进入满铁资助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室，著《新撰东洋史》。后转向日本思想史，以文献批判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1940年著作被禁，本人与岩波书店遭起诉，辞去早稻田大学教职。 把东洋史式的文献批判用到日本上古史，是“考证之刀”转向自身的少数例证。《支那思想と日本》（1938）主张日本文化不包含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洋文化”之中，所谓“东洋”并不存在。增渊龙夫批评其以近代西方为尺度的“外在理解”。 《新撰东洋史》 《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新研究》 《支那思想と日本》

梁启超

1901年前后反对新式学堂以汉译东洋史充当本国史教材，提出“名从主人”，主张国民的历史应由本国人命名、叙述，并将“吾国之史”命名为“中国史”。1921年天津演说驳斥“重画中国疆土说”与“国际共管说”；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批评日本坊间东洋史、支那史“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引来桑原骘藏的书评。 追问的不是“讲得好不好”，而是“谁来讲”——叙述的资格与命名权。 《中国历史研究法》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

王国维

东文学社学生，从藤田丰八习日语，与罗振玉长期交谊；辛亥后随罗避居京都，与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往来。1925年起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自沉。 1899年代罗振玉为《支那通史》翻刻本作序，写下“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面对东洋史的耻感的滥觞。 《观堂集林》 《殷周制度论》 《宋元戏曲史》

池内宏

白鸟库吉的弟子，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以朝鲜、“满洲”古代史考证见长；整理出版老师藤田丰八的遗稿。1942年与羽田亨领衔编纂《大东亚史概说》，据宫崎市定回忆，面对文部省“日本精神向西光被”的要求，他率先表示反对；二人又是儿女亲家。 战后旗田巍批评其朝鲜、“满洲”古代史考证脱离现实，是东洋史学在国家权力庇护下成长的一个例证。 《满鲜史研究》

加藤繁

1902年考入东大汉学科，中国经济史领域的开拓者。《唐宋时代的金银研究》获1927年帝国学士院恩赐奖；1942年召集西嶋定生、周藤吉之等弟子成立历代正史食货志研究会，开启持续数十年的译注工程。 战前“汉地研究”（相对于桑原等的“四裔研究”）的代表；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周藤吉之皆出其门下。 《支那古田制研究》 《唐宋时代金银研究》

羽田亨

白鸟库吉的第一个弟子，1918年起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第三讲座教授，后任京大总长。1942年与池内宏领衔编纂《大东亚史概说》，面对文部省的要求，称“不能写一本成为后世笑柄的历史”。 西域史、回鹘文献研究的代表；其《中国史学入门》序言感叹今人“苦于要读之书太多”。 《西域文明史概论》 《中国史学入门》

和田清

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者，明代蒙古史研究者。《支那通史》问世五十年后将其译成日文出版，称那珂通世为“我国东洋史学的开山之祖”；1942年作为“调查嘱托”参与《大东亚史概说》。 考证“支那”一名的来历：认为江户时期的新井白石最早将China译为“支那”。 《东亚史研究（蒙古篇）》

陈寅恪

1929年为北大史学系毕业生赠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在史语所历史组任职。 以“洗斯耻”标举中国史学的自立，与王国维的“是可耻也”相隔三十年，是同一种耻感的两端。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顾颉刚

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1934年与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发刊词指日本人造“本部”一名称呼十八省，暗示边陲之地不是中国原有。 与白鸟库吉1909年的尧舜禹抹杀论形成对照：同一句“尧舜禹不可尽信”，出自白鸟是对他者的解剖，出自顾颉刚是一场自我清算。古史辨是否受白鸟影响，学界存在争论（廖名春与李长银）。 《古史辨》 《禹贡》（创办）

傅斯年

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干的，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篇末高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学者赶写《东北史纲》，卷首称日人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为侵略理由，“则亦不得不辩”；李济据此节译的英文本送交国联李顿调查团。 反对“国学”“中国学”的名目，因为“支那学”一词在西人那里与埃及学、亚述学同等看待；以“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自期，与东洋史学形成直接竞争。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东北史纲》

魏特夫

德国出身，原为德共中央委员，纳粹执政期间流亡美国。1930年代提出“治水理论”：东方国家因需国家主导大规模治水而产生集权专制，生产力难以发展、社会处于停滞。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1931）、《东方社会理论》（1938）在1939年译成日文，战后其“征服王朝”理论译介到日本，引起很大反响。 为日本战前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的经济与社会》 《东方专制主义》

平野义太郎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末弘严太郎门下，与森谷克己合译魏特夫著作，是近卫内阁“东亚协同体”、东条内阁“大东亚共荣圈”的鼓吹者。1941年据满铁沙井村访谈撰《会·会首·村长》，认为华北村落与江户时期日本村落同属“乡土共同体”。 其观点受到戒能通孝批评，引发“平野—戒能争论”。 《会·会首·村长》

上原专禄

中世纪欧洲史学者。1950年代提出世界史构想：以多元史观对抗欧洲中心的一元史观，认为近代一体化之前存在东亚、印度、伊斯兰和欧洲四个相互独立的“历史世界”；主编高中《世界史》教科书及《日本国民的世界史》（1960），把“中国文明的形成和以它为中心的东亚历史的展开”置于全书开篇。 其“世界史像”与高山岩男的“世界史的哲学”相似而政治立场相反：他关注“东亚”，是为了教育国民主体性地把握战后国际格局，明确日本在“当下”的位置。 《日本国民的世界史》

缪凤林

1933年6—9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连载《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批评《东北史纲》疏漏；其比较标尺，竟是白鸟库吉二十年前主持的《满洲历史地理》（据叶碧苓）。 东北史研究的话语权在中日之间的缠绕，可由此见一斑。 《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

宫崎市定

京都大学东洋史出身，桑原骘藏的弟子。战败后文部省下令销毁大东亚史资料，他把稿本藏于箱底，并以第二稿上古至唐代部分为基础增补，1947年出版《亚细亚史概说》。久保亨对照残存第一稿，指出两书有数处文句完全相同，且序说及各章末讲日本的小节被删去。 继承内藤湖南“宋代以后近世说”，是京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 《亚细亚史概说》 《九品官人法の研究》

松田寿男

内亚史、历史地理学者，曾任京城帝国大学副教授，参与《大东亚史概说》。1942年《现代》杂志座谈会上称，就日本的地理位置而言“东洋本应指美国”，主张废除东洋史与西洋史框架。 战后批评白鸟库吉仅凭中国史籍中的词语判定匈奴、突厥、蒙古的族群属性，“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

田村实造

京都帝国大学出身，在内藤湖南、羽田亨指导下研究“满蒙史”，专攻契丹史、辽史，战后任京都大学教授。1950年译介魏特夫的辽史研究，把“China's dynasties of conquest”译作“中国征服王朝”。 该译法在日语语序里意为“征服中国的王朝”，与魏特夫原意相反，反映战后“中国史”仍沿用战前“支那史”的范围；1964年结集的三卷本《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主体仍是战前“满蒙史”论文。 《中国征服王朝研究》

清水盛光

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曾在满铁调查部供职，1939年出版《支那社会研究》，以涂尔干的“环节社会”概念论中国：无数彼此孤立的村落团体仿佛细胞，集合在王朝权力之下，构成“支那帝国”。 代表战前“市民社会派”的“停滞论”：认为中国最终将与其他非欧洲国家一样达到欧洲水平，与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张本的“停滞论”有别。战后受旗田巍批评，只是抽象地理解村落的共同性。 《支那社会研究》

仁井田陞

末弘严太郎门下，东京大学教授，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参与满铁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的材料分析，并与西嶋定生、堀敏一等把前田直典的分期观点用于中国史研究。1959年访华归来，感言“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战后左翼史学以新中国为镜、批判日本“近代”的一个缩影。 《唐令拾遗》 《中国法制史研究》

高山岩男

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1941年与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铃木成高座谈“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1942年著《世界史的哲学》，提出“历史世界的多元性”与“文化圈”概念。 批判欧洲中心的世界史叙事，同时主张日本将领导亚洲诸民族、创造超越欧洲的新世界秩序；其“文化圈”“历史世界”概念成为《大东亚史概说》的理论依据，战后又经前田直典、上原专禄之手再生，政治立场则截然相反。 《世界史的哲学》

江上波夫

白鸟库吉的弟子。1948年《欧亚古代北方文化》以考古与文献考察匈奴的器物、金属文化、饮食与祭祀，对战前重政治、轻文化的北族研究提出挑战。1971年出任“思考东亚古代文化之会”会长。 战后北族史研究由“政治史”转向“文化史”的代表。 《欧亚古代北方文化》

周藤吉之

加藤繁的学生，宋史研究者。《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1954）获1956年日本学士院奖。1962年历研反对接受美国基金会资助之后，他多年婉拒在美国出版该书英译本，直到中日复交、越战结束才同意。 战前“汉地研究”传统在战后的延续，也是东洋史学界面对外部资助时保持学术自主的个案。 《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

费正清

美国中国史学者，讨论中国与日本应对西方冲击时着重内部因素，把中国的失败归因于社会自给自足及自认为世界中心的文化心理。 其“冲击—反应”叙事受到佩克与柯文的批评。 《美国与中国》

戒能通孝

末弘严太郎门下，参与满铁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的材料分析。他从沙井村材料看到华北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所有权近于近代所有权，却说“按照我们的常识，将支那社会视为近代社会，这无疑是不妥当的，理当完全否定”，改走东西比较之路，称其“只具有外表上的近代性”。 围绕华北村落共同体与平野义太郎争论。他的论证呈现出一种常见的结构：材料反驳了预设，预设却以“常识”之名收回了材料。 满铁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参与分析）

旗田巍

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曾为满铁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班成员，回忆调查中“当初的设想崩塌了”——调查者惊愕地发现中国并不存在预想的村落共同体。1962年在《历史学研究》发表《日本东洋史学的传统》，以亲身经历回顾东洋史学在国家权力庇护下的成长。 批判白鸟库吉的塞外地名与年代考证、池内宏的朝鲜与“满洲”古代史考证、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脱离现实，是A·F事件后东洋史学界“自我清算”的代表声音；也批评清水盛光对村落的抽象理解。 《日本东洋史学的传统》 《日本人的朝鲜观》

竹内好

评论家、鲁迅研究者。1948年提出：日本模仿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在西方冲击面前放弃抵抗，取得的进步是“奴隶式的进步”；中国顽强抵抗，鲁迅是不屈的象征，其现代化虽在时间上落后，在“质”上却超越日本。 战后左翼知识界把新中国当作批判日本“近代”的镜子，竹内好是这一“憧憬”思潮的代表之一。 《鲁迅》 《近代とは何か》

石母田正

战后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否定神话式的上古史叙事，影响巨大。 提出“东夷小帝国论”：倭国凭借接受中国王朝册封获得对内统治合法性，同时接受百济、新罗朝贡。其“大国—附庸国”论点仍出自《日本书纪》，后被坂元义种、平野邦雄、山尾幸久等以中、朝、日三方史料检验、超越。 《日本的古代国家》

前田直典

1936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师从加藤繁，研究元代货币。34岁早逝；战后周围聚集神田信夫、西嶋定生、堀敏一等青年学子，称他为“私人教授”。 1948年在历研大会上批评福武直将东方社会视为“停滞的历史”，并发表《东亚古代的终结》，提出中国是前近代“东亚世界”的中心、东亚古代终结于唐末，由此拉开战后中国史分期争论。 《东亚古代的终结》

岛田正郎

辽史研究者，《辽代社会史研究》（1952）堪称辽史研究翘楚：结合文献与考古材料，提出辽朝为“复合民族国家”——契丹人承担国防义务，汉人承担经济义务，辽朝渐以汉人为主，国家制度也随之“中原化”。 魏特夫“征服王朝”理论的坚定反对者：坚持契丹人建国后仍保留固有的祭祀传统（1949年论“祭山仪”）、北面官制保留部族制特性，因此不应把辽朝纳入中国王朝序列。战前未能出版的稿子，因战后魏氏理论译介入日而公之于世。 《辽代社会史研究》

增渊龙夫

师从三浦新七、上原专禄，先研究德国中世纪经济史，后转向秦汉史。提出“任侠式结合”概念，反对以奴隶制、封建制等欧洲史概念分析中国历史。 1962、1963年两篇同名论文《日本近代史学史中的中国与日本》比较内藤湖南与津田左右吉，提出“内在理解”：批评津田以近代西方为尺度的“片面而外在的批判”，也指出内藤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却缺乏对其载体——中国人——主体价值的尊重。晚年《关于史学家的同时代史考察》（1983）批判“近代主义”偏向。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关于史学家的同时代史考察》

福武直

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科学毕业，1940年后多次前往苏州枫桥镇实地考察，1946年著《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次年著《中国村落的社会生活》。 认为中国村落中不存在出于农业生产需要而结成的合作组织；1948年被前田直典批评为错误地将东方社会的历史视为“停滞的历史”。 《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 《中国村落的社会生活》

西嶋定生

193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师从加藤繁，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曾任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1950年起任教东大至1980年。研究涉及明代松江棉业、汉代二十等爵制与册封—朝贡关系。 提出“东亚世界论”：前近代存在以中国为中心、以汉字、儒教、汉传佛教、律令制为文化指标，并以册封体制为政治纽带的“东亚世界”，日本在近代脱离之并转为侵略者。该理论为日本古代史打破皇国史观而量身定制，也为日本“回归”东亚预留了空间。 《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 《中国经济史研究》 《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参与主编）

堀敏一

唐史研究者，明治大学名誉教授，早年受前田直典影响。针对西嶋册封体制论过于强调中国与“东边”国家的关系，提出“羁縻体制论”，以兼顾突厥、回鹘、吐蕃等“北边、西边”政权。 二者同为以中国皇帝为顶点的“中心—边缘”结构理论；堀氏抽去“文化圈”要素，也削弱了日本在“东亚世界”中的分量。 《律令制と東アジア世界》

谷川道雄

京都派学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提出“豪族共同体论”：魏晋南北朝的汉人社会中，豪族凭借人格与道德力量，以宗族、乡党等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与自耕农结成新型共同体；共同体原理贯穿家族、乡党社会、王朝与国家，是人类社会应有的理想状态。 1950—1970年代与宫崎市定等京都派学者一道，去除内藤湖南“内外互动论”中的“帝国知”成分，发展出“胡汉一体论”“南北融合论”，被黄东兰视为战后日本学界思考“何为中国”的重要成果；1960年代遭重田德、五井直弘等历研派批评忽视经济基础、弱化阶级对立。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小岛晋治

太平天国史研究者。晚年回忆，日本战败给他这个曾经的“军国少年”带来巨大冲击；他和同时代许多日本青年一样，怀着对中国革命的憧憬投身中国史研究，认为战败证明了日本“近代”的失败，中国革命以农村和农民为基础，“正在开创以民众为主体的亚洲新近代”。 与宫崎市定就太平天国的性质展开争论：宫崎1956年在《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中主张运动起因于对外贸易变化、主体后来已不是农民，不宜视为农民战争，小岛则针锋相对。黄东兰借他的回忆说明：中国研究既是日本学者反思日本“近代”的方法，也是观照“当下”日本社会的一面镜子。 《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与思想》

沟口雄三

东京大学教授，中国思想史、明清史学者。1989年《作为方法的中国》是1980年代后东洋史学方法论省思的标志性著作。 批评战后日本中国学的“憧憬构造”——其中的中国不过是日本近代的反命题；主张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并以中国为方法重新审视世界。 《作为方法的中国》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

柯文

美国中国史学者，著《在中国发现历史》，倡导“中国中心取向”。黄东兰在终章把它与增渊龙夫的“内在理解”并提。 批评“冲击—反应”模式，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变化的动力。 《在中国发现历史》

李泰镇

首尔大学国史学者。著《日本帝国的“东洋史”开发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韩国原著2022年，日译本2026年），考察东洋史教材、历史教育与天皇制国家主义的关系。 翻检1902年前后的中学教材，发现韩国史主要被编进日本史，以神功皇后“征伐”新罗后的“服属”为起点，称之为强制并合八年之前的“历史并合”。 《日本帝国の「東洋史」開発と天皇制ファシズム》

岸本美绪

明清史学者。《史学史管见——明清史论集4》（2021）与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一起，从不同角度记录了1980年代后东洋史学的“同时代史”。 关注日本中国史研究如何处理“市民社会”等源自西欧的概念。 《史学史管见——明清史论集4》

久保亨

历史学者，专攻中国近现代史。2026年出版《东洋史学的战争责任——未完的“大东亚史概说”与历史家们》，以残存的第一次草稿与宫崎市定《亚细亚史概说》对照，指出以个人名义出版共同编纂稿的研究伦理问题，并追问东洋史家在战时的具体编纂、言论与资料事业。 把“战争责任”落实到具体行为与具体文本，而不是笼统归咎于学科或时代。 《东洋史学的战争责任》

白永瑞

韩国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师从闵斗基，研究中国与东亚近代史。提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强调要看见在中日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主体；在与李长莉的对谈《再造东亚史学》中，批评中国知识人心目中没有“亚洲”、亚洲就是中国。 从朝鲜半岛的位置重新追问东亚史学：当“东洋”不再以日本为中心，新的中心是否又落在中国？ 《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