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蕾丨左翼文学与民族意识的合流——以王度为例

前言

王度（李民，1918-2014）是东北沦陷区重要的左翼作家，他是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他的笔名有林适民、林时民、姜衍、杜白雨、吕奇，别名有王介人、李民。另一位抵抗作家李季风称他“提了一只冷讽的笔”，极尽运用诗歌朦胧性表达抗日思想。

他用文学艺术战斗。1937年在日本出版抵抗诗集《新鲜的感情》（日文）、《影艺之友》杂志（中文）。1939年1月在日本被捕，后被驱逐出境。1942年组织“国都乐剧团”，排演郭沫若的《卓文君》和田汉的《南归》。重新被升级为“甲等要视察人”后，他于1943年逃亡北京。1944年在伪满洲国出版诗集《樱园》时，仍选入在日本受审时被反复讯问的抵抗诗歌（中文）。他为民族国家独立斗争。1945年与中共地工人员发生联系，抗战胜利时中共方面发布的《告北京市民书》是在他家印刷的。同时给国民政府送日伪方面情报，冒险给代表国民政府的何其巩送情报。¹

他参加“艺文志”活动，却没有正式加入艺文志事务会。他未参加国民党，也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关于王度的研究并不多。日本学者冈田英树教授对王度研究较深入，曾与王度多次通信（1994年至1998年），1998年冈田教授在会议上发表论文《王度的日本留学时代》，2000年将其编入《伪满洲国文学》中（第3编第2章），该研究认为：“作为伪满洲国抵抗文学，他却留下了一本用日语写成的诗集。”2015年编辑出版《留日学生王度的诗集与回想录》（“满洲国”文学研究会）。

中国学者发表关于王度研究的有4位：华东师大中文系刘晓丽教授发表《李民的故事》²，吉林大学文学院蒋蕾教授发表《一个笔名，一段历史——关于满映作家李民笔名的研究》³《满映作家群落考》⁴《最后一位艺文志作家走了》⁵，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张锦发表《“满映”编剧姜衍身份考》⁶，北京社科院张泉研究员在《殖民拓疆与文学离散——“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第九章第二节“武德报社的满系作家”中研究了化名“王介人”的王度。2009年，张锦做过李民口述访谈，笔者曾全程旁听并记录。本研究试图了解：《新鲜的感情》被冈田英树教授称作为用日语写成的伪满洲国抵抗文学，其中到底有哪些抵抗文学的文本？王度如何运用中文和日文、运用诗歌的抽象性与多义性，表现抵抗意识？作家王度的抵抗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王度经历如下：

1918年农历11月12日生于吉林市；

1935年10月东渡日本，1936年4月入日本大学艺术学园创作系；

1937年7月出版日语诗集《新鲜的感情》；1937年冬创办《影艺之友》杂志社，出版一期刊物；

1939年1月在东京被捕，1939年5月被判“起诉犹豫”，驱逐出境；

1939年9月至12月，在满日文化协会工作；1939年12月入“满映”，撰写《龙争虎斗》《娘娘庙》等共6电影的脚本，并于1943年担任电影导演；

1943年6月化名王介人逃亡北京，为华北映画撰写2部电影脚本；

1945年担任华北政委会情报局第四科科长，负责印刷政府公报，同时秘密地为国民政府送情报，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发生联系；

1945年底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被判5年；1948年初被减刑释放，参加中共地下工作；

1948年底入华北大学，改名李民；1950年回到家乡吉林市，任省委机关干部业余学校教员；

1950年代开始成为被调查对象，1980年代获平反，并被定为“享受副厅级待遇”；⁷

2014年去世。王度自小习武，后又修习易经，身体强健，生命很长（96岁）。但他经历坎坷，写作时间有限，文学生涯很短，只有1933年到1945年的12年。他发表大量诗歌、小说、评论，留下2本诗集《新鲜的感情》和《樱园》、1本译作《春（岛崎藤村集）》、1本评论集《艺术与技术》以及7部电影（编剧）。晚年他写下回忆录《日本留学时期文学活动风云录》《虎口余生》和《浮影集——白雨诗抄》（以上3种未出版）、《中庸精义》《周易随想》（2000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第一节  王度作为左翼作家的身份考证 一，被日本警方和伪满警方认定的左翼作家

左翼文学又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革命文学、“普罗文学”，是1930年代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文学现象。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鲁迅和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团体——左联。而在1930年代初中国东北地区也流行左翼文艺思想，王度在东北接受了唯物主义价值观，到日本后又接触日本和朝鲜的左翼人士，形成左翼文学创作。

已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富仁教授认为中国左翼文学有四个层次：一是鲁迅为代表的独立知识分子；二是胡风为代表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话语形式的作家；三是李初梨、郭沫若、成仿吾等以革命或不革命为标准的作家；四是周扬为代表的毛泽东政治话语的文学阐释者。他认为：“实际上左翼是这四派构成”。⁸但这四派并未涵盖所有中国左翼作家，如东北的左翼作家以及去日本求学后受到日本左翼思想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左翼作家，像王度、张辛实等，未能被包含进去。

王度的左翼作家身份，是日本警视厅外事课亚细亚系经过调查取证后认定的。王度在回忆录《文学风云录》中说：

日本东京警视厅外事课亚细亚系对我的政治情况的怀疑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主办文艺团体《影艺之友》社及发行杂志的内幕问题。二是写作出版了诗集《新感情》的内容问题。三是个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与朝鲜人的来往关系的实质问题。⁹

实际上日本警方的依据主要有3个：一是王度参与创办并任主编的《影艺之友》杂志有明显的左翼色彩；二是，他的日文诗集《新鲜和感情》中有一首诗歌颂了左翼人士、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女明星；三是他与日本、朝鲜左翼人士的交往密切。

被驱逐出境回到东北后，伪满洲国首都警察厅因其在日本的左翼文学活动将其定为“甲等要视察人”，对其进行长期监视。

1，留学期间被捕事件

日本警察从1937年冬季开始对王度进行跟踪调查，调查跨越三个年头，于1939年1月实施逮捕。到1939年4月上旬，“警视厅外事课认为案件业已达到起诉的程度，故而决定移交检察局处理”，¹⁰但由于其父亲斥巨资请日本律师营救，于1939年5月判处“起诉犹豫”（即暂缓起诉）、驱逐出境。裁决书中称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违反日本法律某某条，但情节轻微，暂缓起诉，驱逐出境。”¹¹。如果不是父亲带律师到日本来救他，“按日本法律，即便未参加共产党或其他红色团体，仅仅是个人宣传共产主义，也要判刑三年以下。这是后来起诉后，检察官对我说的。”¹²

对于这段被捕事件的来龙去脉，王度在1992年撰写《日本留学时期文学活动风云录》（以下简称《文学风云录》)¹³给以详细介绍。1937年他撰写出版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并创办《影艺之友》杂志社，诗中出现左翼思想，杂志社有结社特征，受到的处罚是：“我们几个‘满洲国’留学生所经营的文艺杂志社《影艺之友》社被警方封闭，我的诗集《新感情》（日文）被禁止发行。”日本警视厅外事课亚细亚系怀疑他是共产党员，王度回忆说：后来审讯结束移交检察局处理时，检察官“单刀直入地问我，共产党内有没有你的党籍，我据实答说没有”。

被捕事件给王度留下深深创伤。1939年12月，他在《大同报》上发表《樱园》组诗，在组诗之一《台风》中，他借描写台风记录了那场被捕风暴。在1944年出版的诗集《樱园》中，他在散文《闪电和鲜花》中记录了1939年5月出狱归家时的伤痛情景（在本章第二节《早期文学经历与左翼思想来源》中有详细说明）。

那么，日本警方到底根据哪些证据认定王度是左翼作家呢？王度1992年在《文学风云录》中回忆：

在外事特务的眼里，《影艺之友》社是左翼文学团体，其根据是，杂志第一期中引用了左翼文学大师鲁迅的话而加了删节号，无疑是为了逃避当局的审查。其次是，作为杂志社而用“之友”字样，这不是号召志同道合者进行团结的“口号”么？！据此，他们怀疑此社有共产党的政治背景。何况，主持人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关系又是十分可疑的呢？

所谓“杂志第一期引用了左翼文学大师鲁迅的话而加了删节号”，到底引用了鲁迅的哪句话？我们已无法看到《影艺之友》原刊，但从作家小松发表于《大同报》上的评论《再亮些——对＜影艺之友＞的印象谈》¹⁴中可以知道，这句话就是“肩着黑暗的闸门，放艺术到光明里去——鲁迅”。

《大同报》｜1938年9月2日｜小松称赞《影艺之友》发刊辞是“灵魂发刊辞”，他引用了不少原文，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发刊辞中有以下文字：

现代电影艺的衰落，荒唐，无耻，甚至有人以这种艺术作为麻醉人类性灵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必须用另一种世界观底考察来研究电影艺术，或批评演员们。

有的人忘却了文艺的使命，去当爱人怀里的小鸟。

小松称赞他们：“这是怀着高远和希望向上，向上”。而发刊辞中“另一种世界观底考察来研究电影艺术”之类的表述，确实有较明显的左翼色彩。

《影友之友》中还刊登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木刻像和演说文，并刊发左翼电影文艺工作者岩崎昶的《电影与现实主义》（译文）。岩崎昶（1903-1981）日本左翼电影的代表人物，1929年2月参与创立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拍摄了表现东京普通人民日常生活的纪录片《柏油马路》，1930年和1931年他分别主编了《第11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第12次五一国际劳动节》两部纪录片的拍摄。他曾于1935年到上海，想见鲁迅，虽然没有见成，但见到一批中国左翼电影界人物。1940年１月，在日本政府对“唯物论事件”的第二次检举中，岩崎昶被捕。¹⁵

警察要搜查王度住所时又发现了赤色书籍如马恩列斯及河上肇¹⁶的一些著作。

2，伪满首都警察厅跟踪调查

1939年5月他回到中国东北，受到伪满洲国警方严密监视。即使是在1943年6月化名“王介人”逃离伪满洲国之后，伪满警方仍在密切注视他的行踪。伪满首都警察厅《首警特秘发三六五〇号》（1943年11月29日）这样记录他：

（五）关于王度来京事件

王度因在东京参加左翼文学运动受连坐起诉，释放后在满映文艺课就职，后退出满映赴华北，就职于天津武德报社。八月十六日来京，投宿第一宾馆，同日午后六时至九时出席该宾馆的在京作家招待宴。

此外，同席者有满映方面的安犀、辛实等20人。¹⁷

值得注意的是，王度1943年6月逃亡北京，此次在1943年8月回到长春并非独自的私人行动，而是作为华北作家协会代表，以“满日文学视察团”团员兼秘书来伪满洲国公出¹⁸。但秘报上只追踪记录了王度一个人的行程，忽略了这个视察团中其他“可疑”成员。事实上，这个视察团一行五人中有共产党背景、左翼背景的人就有3位。团长王真夫¹⁹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潜伏在北平城的地下党员”²⁰。团员中还有同样一位与王度同样来自伪满洲国的作家郝庆松（袁犀），此时袁犀刚好出狱1年，曾在北京入狱7个月（1942年1月至7月）。到达长春后，这个“满日文学视察团”与满洲文艺家协会代表爵青、公村荣治以及山田清三郎、古丁、吴郎、小松、疑迟等见面并共进午餐，随后访问关东军报道部、伪满国务院、弘报处、康德新闻社、吉林市丰满水力发电堰堤、满映，然后经奉天、朝鲜京城、釜山，坐船到达日本。1943年8月25日、26日，王度随团旁听了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98年，王度致信冈田英树教授说：“1943年我再度去东京旅行，没有找到他（注：指朝鲜人金浩永）的住所，十分遗憾！²¹”信中所说1943年去东京，就是指去这次参加“满日文学视察团”赴日本。如此人员众多、规模庞大的活动，警方只记录王度一人的活动，并且在秘报第一部分“关于艺文侦察工作状况的报告”中单独设立“关于王度来京事件”，可见伪满警方对王度极其重视。

秘报中提到的“参加左翼文学运动受连坐起诉”，即指1939年1月王度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从事左翼文学活动而被捕的经历。他被驱逐出境，船在大连一上岸，就成为伪满洲国警察机关严密监视的“甲等要视察人”。1939年9月，王度经辛嘉介绍到长春的满日文化协会就职，始终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中。他说，有一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行，警察提前到住处来告知：这一天不许外出——“禁足”²²。1940年，他因参与文学活动较少而被降为“丙等要视察人”，但1942年他创办国都乐剧团、频繁参加文学活动，又被升为“甲等要视察人”。1943年6月，得知自己处境危险，他化名“王介人”逃亡北京。 这份秘报还记录了王度参与“长城书店”的情况，称这家书店的“同人全部是本国左翼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成员”，提出“有必要对他们今后的动向严加侦查。”²³

二，与艺文志派的微妙关系

王度的左翼作家身份，在与艺文志派的关系中表现出特别的微妙。据他回忆，1939年夏秋《艺文志》筹办时，他住在辛嘉家里，经常与古丁、疑迟一起吃饭喝酒，在“艺文志”派所办的所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说：“我是不在名单上的艺文志派作家。”古丁、辛嘉等艺文派作家对于王度，既有志同道合的吸引，又有为躲避嫌疑的疏远。

1，“艺文志事务会”刊物的重要撰稿人

艺文志派，是伪满洲国时期重要的文学流派，与《大同报》“文艺专页”作家及后来的“文丛”派形成对立。艺文志派聚集了一批重要作家，主要有古丁、爵青、疑迟、小松、辛嘉、少虬、王则、外文、共鸣等。艺文志派因所办刊物《艺文志》而得名，而这份刊物的名字“艺文志”就是王度起的（据他自述）——借用《汉书》中《艺文志》之名。

所谓“名单”，是指《艺文志》三辑（1939年6月、1939年12月、1940年6月）分别刊出的“艺文志事务会役员”名单。一般认为，名单上的作家是艺文志派的骨干。第一辑公布的名单中，除监理长、参与以外，企画系有古丁、辛嘉、少虬，监理系有王则、外文，编审系有孟原（小松）、疑迟、非斯。第二辑和第三辑公布的名单中增加了共鸣、辛实、爵青。王度始终不在“名单”之列，但他却是这份杂志的重要参与者。

在《艺文志》以及“艺文志事务会”所办其它刊物上，王度是重要撰稿人，目前找到王度为这些刊物撰写的11篇文章：

1，《艺文志》刊载2篇:

《艺文志》第三辑刊登署名杜白雨（王度）的小说《金泰栈》和论文《日本文学的语言性格》。²⁴

2，《满洲国语》刊载4篇:

《满洲国语》是由“满洲国语研究会”（1939年9月成立）办的刊物，有中文和日文两个版本，中文版自1940年6月至1941年3月共出版8期，主编是辛嘉，艺文志事务会成员基本都加入“满洲国语研究会”²⁵。从辛嘉发表在《泰东日报》《七日谭》副刊的《写在<满洲国语>废刊以后》，可知这份刊物主要探讨三个问题：“第一是大陆政策之一的日本语问题，第二是日本文化和汉字（华文的汉字）的矛盾的问题，第三是汉字自身的讨论。”辛嘉说：“执笔者人数无几，又几乎全是素人。”²⁶从该杂志开列的“有目无书”的书目来看，这群人关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的延续问题，这在殖民文化背景下有其特殊的意义。书目有《汉诗与方块字》《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及名著》《几个中国古代语言学者》《汉语的性格》《元史编修杂志》等。

王度是“满洲国语研究会”评议委员，从《满洲国语》中文版创刊号开始撰稿，共发表4篇：《从方块字到拉丁字》《太阳岛》《关于标准语》《诗会没落吗》，其中《关于标准语》同时也在日文版上刊登。²⁷虽然这4篇文章笔者并未见到，但登在《泰东日报》的《七日谭》副刊的《方块字的开始》（署名杜白雨）讲的是汉字历史，与“满洲国语研究会”创办初衷——推行日语的全面普及，是相悖的。

3，《七日谭》副刊3篇:

《满洲国语》废刊后，“艺文志事务会”又在《泰东日报》上办了15期《七日谭》，杜白雨在上面发表《方块字的开始》《〈卓文君〉上演的感想》《我的“艺术观”的变化》3篇文章。²⁸

4，《读书人》《文学人》各1篇:

1940年7月，艺文志事务会办的“读书人连丛”第1本《读书人》刊载署名“杜白雨”的《哲学杂谈》。

1940年8月，艺文志事务会办的“读书人连丛”第2本《文学人》刊载署名“杜白雨”的评论《满洲文学与作家》。

2，与艺文志派的关系可上溯到《明明》时期

“明明”派是“艺文志”派的前身，主要是编辑《明明》杂志的作家古丁、辛嘉、小松等。《明明》杂志是由日本人城岛舟礼创办于1937年3月，后转为纯文学期刊。它是当时伪满洲国唯一的文学期刊，古丁因与杂志主编稻川有师生之谊而成为该杂志的作者与编者。 王度与小松1935年就有交往。王度1934年至1936年在《满洲报》副刊发表评论和诗，小松1935年至1937年初在《满洲报》担任副刊编辑。王度1937年冬在日本东京创办《影艺之友》杂志，1938年8月已经转到长春工作的小松写了推介文章《再亮些——对“影艺之友”的印象谈》（发表在《大同报》上）²⁹。此时的小松已经加入《明明》杂志编辑队伍。³⁰1938年9月，在《明明》终刊号上，王度以“林时民”发表评论《结算与展望》被安排杂志的头条位置。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页，还插入对《影艺之友》的介绍。在《结算与展望》中，远在日本的王度也了解到发生在明明派和《大同报》文艺专页派之间的论争，他认为争执不利于文坛发展，同时反对“藏在坦克内而骂人者”，认为这样“只挑小字眼而不能深刻了解一个作家，和他的伟大性的独眼龙式的东西，决不是批评家”。³¹这篇文章质量非常高，被大内隆雄译成日文选入《康德六年满洲文艺鉴》（1939年11月）³²。此外，王度1939年归国后与小松的关系也密切。王度在给冈田英树教授的信中说：“1939年12月入满映，介绍人是小松，我曾和他同住亨利铁行楼上”。³³（注：住处位置在今天长春市重庆路长春饭店附近）。他们俩当时一同在“满映”宣传课工作 。

王度与古丁的关系也很熟悉。1937年9月，古丁对王度的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给以高度评价。王度与古丁惺惺相惜，互赠文章，从《明明》刊登的《影艺之友》目录上看，古丁为《影艺之友》提供了散文诗《窄门》。

王度与《明明》杂志的主编辛嘉（毛利，本名陈松龄）最为密切。1939年6月以后，他以出狱者身份来到长春时，住进了辛嘉家里。当时辛嘉与妻子、妹妹住在一起。

3，不让王度正式加入的原因

虽然王度整天和古丁、辛嘉、小松等人在一起，并且积极参与《艺文志》创立，但古丁等却没有在“艺文志事务会”的“名单”上列入王度的名字。王度自己解释：古丁等人不想惹麻烦，不想让一个曾有被捕经历的“要视察人”（即受监视对象）列在名单上。这确实是避嫌之举，因为《艺文志》派作家本来就有左翼背景。

《明明》杂志，在伪满警察机关看来，即是左翼文学的重要刊物。《首警特秘发三六五〇号》中说：“经营者刘玉璋，从满洲左翼文学史极为殷振的‘明明时代’起，作为艺文志古丁派的重镇直到现在，此次为扶植自己的势力，开设长城书店，同人全部是本国左翼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成员”。³⁴可见，古丁不仅被作为艺文志派代表人物，而且从《明明》到《艺文志》时期，都被伪满洲国首都警察厅视为左翼文学作家代表。

古丁和辛嘉、外文都是从北京回来的大学生，都曾在北京从事过左翼文学活动。关于古丁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加入北方左联、并于1933年5月被捕而转向，日本学者冈田英树教授在1987年就考证过。³⁵梅定娥对古丁在北平时期翻译日本左翼文学、编辑北方左联机关刊物《科学新闻》等，有更多考证。³⁶

辛嘉本名陈松龄，北京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一份档案材料上，他的身份是“脱党分子”³⁷。他出于何种原因来到东北，还未得到考证。据山丁回忆：“1937年，长春的一家文艺杂志的编辑辛嘉采访我，他是从女作家吴瑛那里得知我手里有萧军的书信，他要在杂志上发表，我把收信人用“XX”代替，交给他发表了。《萧军书简辑》，立即增加了这个杂志的亲切感。³⁸”虽然这一期《明明》笔者未查到，无法证明是否刊登过萧军的信，但如确有其事，可以看出辛嘉对左翼作家萧军的认同。据冈田英树教授的研究，1937年11月，《明明》出了“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特辑”，其中有毛利（辛嘉）的《西风里的泪迹——纪念鲁迅先生》。³⁹

此外，艺文志派作家外文（单庚生）也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参加过左翼活动。

王度回忆录《虎口余生》中关于迎接山田清三郎的记录，也证实了王度对古丁、辛嘉、外文左翼经历的了解。1939年9月至12月间，在满日文化协会工作时，王度参加欢迎山田清三郎到伪满洲国的宴会。他认为山田清三郎“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殖民地的人们抱有共同命运的感情。至少我觉得古丁、辛嘉、外文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们四个人都和山田有仿佛类似的经历。”⁴⁰

古丁和辛嘉、外文等为避嫌疑，不敢让因左翼文学而入狱的王度加入”事务会”，这也在情理之中。

三，左翼文学与抵抗文学的关系

左翼文学等同于抵抗文学吗？在伪满洲国警方眼中，左翼文学就是抵抗文学的代名词，民族意识与左翼思想合流是伪满洲国左翼文学的特征。

伪满首都警察厅在文艺事件的侦察中，重点观察左翼作家和左翼作品。《首警特秘发三六五〇号》中对于伪满洲国左翼文学发展有如下论断：

今后作家动向将日益隐蔽，如附件期刊定期出版物分析结果所示，左翼思想似已转换为时局性民族意识，但并非从根本上清算了历史性左翼意识，一部分作家及管辖下的大学生中民族意识深厚者，在紧迫的客观形势下逃往华北寻求出路，企图与中共及重庆国民党巡回工作员进行交流，此严重动向正在调查中。

正因为伪满警方判断，左翼思想已转换为民族意识。因此，他们日夜跟踪王度、疑迟（刘迟）等左翼作家。“秘报”对于左翼文学的语言表达形式有如下判断：

因满洲的左翼文学从其诞生起便顾虑政治情势，从抽象的表面含糊的形式出发，因此对本文学缺乏认识的他民族，在中心思想的把握方面就更困难了。

尤其是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政府对反满抗日运动者采取检举弹压等对策，越发引起了左翼作家的警觉，作品比从前愈发抽象和暧昧了。

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熟知左翼文学理论的那些人，即便环境突然发生了若干变化，他们也不会完全放弃其本质。因此，估计今后满洲文学要走的道路只能依靠新浪漫主义。

如伪满首都警察厅推测的那样，抵抗作家喜欢用抽象的、让人产生联想的语言表述抵抗意识，诗歌是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文学体裁，王度恰是《艺文志》派作家中写诗最多的一位。

“秘报”这样分析左翼文学与反满抗日思想的联系：（左翼文学）“在反英美的口号下，巧妙地描写中华民族受压迫的苦痛，委婉地把日本看成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培养反满抗日思想。”“利用大东亚战争以来缅甸、印度、菲律宾等各民族的独立运动，痛击美英的残暴，用现实的事例，委婉鼓励反满抗日的民族意识。”“对本次检阅作综合评论的话会发现，左翼色彩几乎锋芒不露，民族意识则大为高涨。”警察机构的分析非常准确，王度在日本留学期间出版的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就是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合流的诗歌作品，有关诗集中抵抗意识的探究在本章第三节“《新鲜的感情》：用日语写下抵抗文学”中进行阐释。

第二节  文学经历与左翼思想来源

一，王度文学生涯的四个阶段

和伪满洲国许多作家如古丁、李正中、梅娘等一样，王度也是一位天才少年。他自小学诗，初中就有诗作发表于报纸副刊。1933年（15岁）成为银岛文学社一员，开始步入东北文坛。目前可查到的王度发表最早的作品，是1934年《盛京时报》上发表的《诗人的心》⁴¹。当时他是吉林省立第一中学的高一学生，但出笔老道，表现出开阔的阅读视野和高傲的创作姿态。16岁的王度，作品不是发表在报纸“学生园地”栏目，而是发表成人作家撰稿的文学副刊如《满洲报》的《晓潮》副刊。此后他负笈日本，形成左翼思想，出版日语诗集《新鲜的感情》，迅速达到诗歌创作高峰。回国后他处在被压迫中，但没有停止创作，即使是为糊口而写的电影剧本，也开创武侠电影的新章。他在1944年出版诗集《樱园》，坚持将曾被警察视为左翼诗歌的作品收入其中。让人叹息的是，虽然王度既有天赋，又十分用功，人生道路却十分坎坷，只获得12年文学书写时间。1945年他开始忙于政治活动，光复后又因担任伪职（伪华北政委会情报局第四科科长，负责编辑政府公报）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后，他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从此再也无缘写作。

王度在抗战时期的12年文学生涯，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吉林时期（1933年至1935年）。

主要发表刊物为《满洲报》《盛京时报》《大北新报》《吉长日报》和《凤凰》杂志.，署名为王度、适民等。

（二）东京时期（1936年至1938年）。

出版日本诗集《新鲜的感情》，创办《影艺之友》杂志，为《明明》杂志撰稿，署名为林适民、林时民等。

（三）长春时期（1939年至1943年）。

主要发表刊物为《大同报》《盛京时报》和《艺文志》《作风》等，以诗歌、翻译、评论为主。供职满映、撰写电影脚本。主办国都乐剧团。署名有姜衍（电影剧本）、杜白雨（诗歌、翻译）。

（四）北京时期（1944年至1945年）。

主要发表刊物为《国民杂志》《中国文学》等，出版《技术与艺术》（吕奇）、《樱园》（杜白雨），为华北映画写电影剧本《混江龙李俊》等。1943年改名王介人，1948年改名李民。1945年以后基本停止文学创作。

二，《樱园》：王度自选集，也是个人诗史

1944年出版的诗集《樱园》，是王度个人的“诗史”，按时间顺序收录自1934年至1941年的46首诗作。他称之为“在我自己可以说一部很真实的生命史”。⁴²这本诗集以1938年以前的诗为主，1939年之后的诗和散文诗只有5篇。诗集主体是1938年底以前就整理好的，他在落款为“十年五月上旬”的《楔》中说：“五年前我就已把她整理出来，打算付印，然而直到今日，辗转几处，还未能实现。⁴³”1944年1月，他又撰文写道：“（诗集）是在离开日本之前，寄给国内的辛嘉君，打算在他主编文库⁴⁴中进行的；可是后来因为种种的阻害，一直没有变成铅字，直到最近才有消息说是快要付印了，然而事实上恐怕还是不太容易。⁴⁵”直到1944年6月，诗集《樱园》才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由新亚杂志社出版。

诗集的名字“樱园”，从字面意思看是樱花盛开的花园，指的是日本。日本是让他刻骨铭心的地方：他在那里读大学创作系，和一位咖啡馆女孩发生初恋⁴⁶，第一本诗集用日语写成、出版于日本。在这里他的诗歌写作欲望像火一样喷发，也是在这里，他受到长达2年的监视，经历被捕、审讯、关押、驱逐出境。他青春时代最重要的经历都发生在日本，日语成为他之后多年的谋生手段之一。日本是他在内心深处难以忘怀的地方。但是，“樱园”在王度诗中却是一个复杂意象，并不全都代指日本。在诗集《樱园》中有1936年所做的诗《樱园》，这里的“樱园”指代故国家园。1939年王度在《大同报》发表《樱园集》组诗，其中的《台风》描写了自己在日本的被捕事件。从《影艺之友》目录看，王度1937年发表过诗《樱园》，有可能就是1936年创作的指代“故国家园”的《樱园》。

关于自己的文学经历，王度在诗集《樱园》的《楔》里做了回顾。他说：“诗是按年代编的，因为我愿意把过去的生活做一本清赈”⁴⁷。诗集按时间顺序排列，从“康德元年”（1934年）开始，至“康德八年”（1941年）结束。

从诗歌数量看，1935年是一个创作高峰，共18首，其中在国内创作16首诗，到日本以后创作2首诗。1936年他持续了这种创作激情，那也是他在日本初入大学的一年，共有11首，《樱园》一诗就出现在这一年。1937年就只有2首，可能是因为这一年王度写了大量日文诗。从诗集《新鲜的感情》中看到，1937年1月至5月，他写了20首日文诗。从诗集《樱园》来看，1938年之后的中文诗只有8 首。这与他1938年以后的生活境遇有关，他从1938年开始受到日本警察的跟踪调查，寝食难安，与日籍女友也分手了，与朋友们也不联系了，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康德六年”被称为“无诗之年”，那正是他被捕入狱的1939年。实际上1939年他也发表过诗歌，1939年12月29日《大同报》上刊登杜白雨的《樱园》组诗。但此《樱园》非1936年写的《樱园》，这首《樱园》组诗也没有收入诗集《樱园》。这首诗实际是以“樱园”为掩护，诉说自己所经历的被捕事件。 在《樱园》这部诗集中，有生（《生日》《生之牧歌》），有死（《忆亡友》）；有苦闷（《苦闷》）、忧郁（《秋天》）和失眠（《失眠的人》）。诗集的确如他所说是一段“真实的生命史”，展现了王度1934年至1941年的人生历程，真实记录他的生活和思想，辛酸复杂，五味杂陈。

1，“银岛”时代的左翼倾向

《樱园》里收录8首写于“康德元年”（1934年）的诗，这是目前所见王度最早的诗作。

王度在《樱园》的《楔》中说“自幼作诗”，“首次发表在报纸上的就是两首习作的古诗，中有：‘醉卧白石上，闭看黄叶飞’之句。”他说：“那时，我很年青，志望很高，我要在青年时代就做个惊人的大诗人，所以我非常用功”⁴⁸。

1933年，15岁的王度加入成立于延吉的文学社团“银岛社”。据《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 史料索引一》记载：“银岛社，一九三三年间成立，活动于沈阳、延吉等地，主要成员有牛启刚、冯居悟、唐寒笙、韩伯祥、刘北汜、王度、吴隆昌、宋振庭、李赓舜等。曾创办文艺周刊《晴波》《银岛》，附于《延边晨报》。一九三五年解散。⁴⁹”这个社团的组织者牛启刚（罗培），是《延边晨报》副刊的编辑，原为《民声报》记者⁵⁰。社团中的韩伯祥、刘北汜⁵¹是王度的初中同学，据刘北汜回忆：王度当时发表过评论《论作家与世界观》《批判为艺术而艺术》⁵²等，但这些文章笔者一直未找到。

所谓“银岛”指被日本侵略者称为“间岛”的延吉，这也是《延吉晨报》所在地。不称“间岛”而称“银岛”，暗含反抗。“间岛”一词是日本和韩国对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的单方面称呼。据原延边大学民族古籍研究所所长高永一（1924-2009）研究：“‘间岛’这一个名称，历来不是中国行政管辖的称呼，而是当地朝鲜族居民对此地的俗称。”“（伊藤博文）后来制造‘间岛问题’时，对‘间岛’这一名称却大作文章”。⁵³中国方面从未使用“间岛”一词。清末，日本制造所谓“间岛”悬案，称这一地区属于韩国，妄图侵吞这里。1934年，伪满洲国政府将这里划定为“间岛省”。因此，使用“银岛”一词意味深长。

从银岛社其它成员的身份和后来发展状况，可以推测王度最早的左翼思想来源。刘北汜与另一位社团成员宋振庭⁵⁴于1935赴北平北方中学读书。刘北汜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下，1939年考入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担任《大公报》编辑。宋振庭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赴延安，1945年光复后曾前往长春担任《东北日报》主编，1950年以后担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省文联主席、省委常委。韩伯祥（笔名洛桑）在伪满时期曾担任过《斯民》杂志编辑，他1946年在宋振庭领导下担任延吉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并参加土改⁵⁵，1950年担任吉林省实验京剧团经理。

1934年，王度在诗《生日》中表现出左翼倾向。这首诗是他的得意之作，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将其译成日文，收入1937年出版的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1944年出版诗集《樱园》他再次将这首诗选入。这首诗使用了他喜欢的“白石”意象：

躺在白石上

我默望着水晶似的夜空，

月儿，镰刀似的，

裹在白纱般的薄云中，

乳白的凉光朦胧又轻，悄然

星子布满了柔软的青冥。

冷静的夜哟，让我问你：

“十七年前的夜也是这样么”？

在诗的结尾，他表达了远大的抱负：

我希望有一个曲折的未来，

我不愿做河水愿做大海，

我应当抛开冰雹下的纸伞，

把我的肉体来尽量折磨！

这种情愿经受折磨、自我牺牲而换取社会进步的追求，有很明显的左翼文学意味。1937年他用日文发表这首诗时还增加一些更刺眼的字眼，而他也真的经历曲折、受尽折磨。

1935年“康德二年 去国前”，他写了一首《忆亡友》，对现实的批判更为直接：

你我的哲学在暴风中只有战慄，

轻松的东西都已被时代敲了丧钟，

昔日曾憧憬卧石观云的生涯，

但是而今呢，

黑黝黝地你就呆望铅色的天吧！

且热血当做难忍的漓湧，

我已抛掉过去的闲情雅意——

有如忘却一个飘渺的梦景

写诗《忆亡友》的王度是吉林省立一中高二学生、银岛文学社成员、《满洲报》的《晓潮》副刊的作者。9年后，将这首诗选入诗集的王度已经化名“王介人”逃亡北京。9年间他经历炼狱、经受长时间被监视生活，他本应挑选一些最不引起警方注意的诗，让诗集更容易通过出版检查。然而，这首有着太多锋芒的诗仍然被他选入诗集中。诗中的“暴风”“丧钟”“热血”都有左翼色彩。主人公“我”放弃卧石观云和闲情雅意、忘却梦景，透露着勇于斗争的革命意识。

王度在中学阶段怎样获得左翼思想的呢？2008年他给笔者写过解答疑问的材料，其中谈到：

我自高中时代（十五、六岁）就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除了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学的影响之外，我还直接阅读布哈林的辩证唯物论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等革命政治理论书籍。从此，不知不觉地思想倾向左倾，文章也趋于左翼化。我当时在《凤凰》杂志上参加文学辨论，就鲜明地表现出左翼的观点。这就是我的诗歌具有政治倾向与社会激情的根本原因。⁵⁶

2006年他接受华东师大刘晓丽教授访问时也有类似表述，说自己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接受了文学是宣传的思想。”⁵⁷

2，留学东京：结识左翼人士

1935年10月到东京后，他的诗风变得高亢起来。在《致莎嫔》中，他说：

啊，莎嫔，

我们都是不幸的

年青的旅人，

我会拉着你爬过高山，

你会扶着我涉过大水，

……

莎嫔，探求着生活的莎嫔，

不要惋惜了吧，

你的被剥削了的青春。

你没有家，

我愿你不要家，

因为乡愁会把你恼杀，

望着白帆点点的海峡，

莎嫔，我们世界上的人啊，

“爬过高山”“涉过大水”“被剥削了的青春”“没有家”“不要家”“世界上的人”等词汇，这些都是明显的左翼色彩。

1936年是王度到日本后的第二年，也是他诗情勃发的一年，是《樱园》诗集中收入诗歌最多的一年。诗中开始出现革命斗争意象，在《狂风》中他这样写道：

枯老的竹根硬硼硼，

青青的竹叶软松松，

古旧的应该死去了，

新鲜的应该降生。

……

吹散了我的忧郁，

吹散了幸福底幻梦，

只感到一种狂力，

洪水般在背后推拥。

台风是岛国常有的现象。但是“古旧的应该死去了，新鲜的应降生”“只感到一种狂力，洪水般在背后推拥”，这些话语暗含革命斗争意识。对照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中同题诗，知道编入诗集《樱园》的中文诗删掉了“布尔乔亚”等带有阶级意识的话语，原诗左翼色彩更加鲜明。在他写于1936年的诗中，开始出现对家园的怀念、对殖民统治不满的民族主义意识。诗集《樱园》中有一首同名长诗——《樱园》。既然他用这首诗的名字来命名整本诗集，说明这首诗一定是作者最喜欢的，是他内心的代表作。但这首《樱园》讲的却不是现实中的“樱园”日本，而是梦中家园“故家”。他在诗中说：

几百年前，有人

在这明媚地方，

建造了宏壮的厅堂，

种了广大的樱园，

樱园，厅堂，

在这儿放着骄傲的光茫。

然后诗笔一转：

但是，如今哟，

催债者的吼声，

把人们恼杀

贫穷底污水，

染浊了樱花，

几百年来的雄傲啊，

一朝倒塌，

在悲哀的泣声中，

主人出卖了这古老的家。

这被“贫困底污水”“染浊了樱花”的“樱园”，“几百年来的雄傲啊，一朝倒塌”，这“在悲哀的泣声中”被出卖的“古老的家”，是他留学时离别的故国家园。他继续写道：

在离去故家的前一天，

夜里，月儿照着一对青年，

月儿闪耀着，

像樱花在抖颤，

微风拂过来，暖暖，

这儿依旧是一所乐园。

男的指着东方的天边，

“次一个时代就要到来，妹妹，

你何必再把这旧家眷恋，

走出去吧，勇敢地，

我们要若干，

我们要冲入世间，

我们要建设永久的，

最美的樱园……”

这其实是一首宣言诗：“要建设永久的，最美的樱园”。这里的“樱园”，从字面意思看是岛国樱园，实际却指被日本侵略者占据的家园。

王度的诗在去日本之后发生了诗风变化，技巧更加成熟，诗中出现表层和内在的双重主题。1935年他的诗还比较具象，主要针对秋天、生日、亡友抒发情感、表达思想。1936年在日本以后，他的诗开始“言在此而意在彼”，诗歌意象更为复杂和耐人寻味，让相同思想的人产生意会和联想。如《民族之契》，虽然诗题下写着“寄某日本诗人”，从表面字义可以将诗的内容解释为“民族协和”，但其中表现的内容却更像拥有左翼思想的“同志”间的友谊：

不管我们的血型是否同样，

也无论我们的说笑有无分歧，

是啊，只要我们同流着热血，

是啊，要我们同参着真理！

在日本留学期间，王度交往密切的对象是“日本及朝鲜的左翼人士”⁵⁸，具体地说有日本女同学小田桐良枝（秋野七江）和朝鲜人金浩永、崔品三、李柱三，还有日本共产党作家山田清三郎的夫人，支持苏联的教授、作家秋田雨雀。他曾去见山田清三郎夫人，“同山田夫人（山田尚在狱中服刑）会晤，吃饭谈话，并从她那里学会了五一劳动节游行时工人所唱的红色歌曲”⁵⁹。他的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是由“朝鲜新报社”出版的，被捕原因之一是被认为参加了朝鲜人的同学会。他在回忆录《文学风云录》中说：“（1939年1月）他们对我的调查已经进行了近两年，从开始办杂志社便已着手。而在发现我同朝鲜的左翼人士金浩永、崔品三（都是原共产党人士）等人有交往时，他们对我的注视便更加尖锐。特别是，后来我在金浩永的帮助下出版了诗集，诗集中又出现了歌颂反法西斯人士的诗篇时，他们便断定我是个左翼的危险分子，从而决定逮捕我，以期挖出背后的共产党关系。”他在给冈田英树教授的信中也写道：“ 留学期间，我们和关内的留学生几乎没有交流。交流最频繁密切的是朝鲜人。这大概是因为出于共同的命运感，有了一种能相互理解的感情的缘故吧。加上大家都有左翼倾向，所以有共同的语言。⁶⁰” 《民族之契》这首诗就表达了他与异族左翼人士之间的心灵沟通。

王度的人际交往（留日期间）

交往人物

人物身份

信息来源

山田清三郎夫人

山田清三郎为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委员长，被捕后转向，1938年2月出狱，1939年春到“满洲”。

《文学风云录》《虎口余生》

秋田雨雀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秋田雨雀，研究苏联文学，1927年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庆祝活动，回国后被传讯。

《日本与我》，《中国文学》1944年1月

秋野七江（小田桐良枝）

日本大学艺术学园同学、具有左翼倾向

诗集《新鲜的感情》序

金浩永

朝鲜人，左翼，协助出版诗集

诗集《新鲜的感情》出版人

崔品三

朝鲜人，左翼

《文学风云录》

李柱三

朝鲜人，左翼

《文学风云录》

张辛实

中学同学、大学同学，一起出版《影艺之友》杂志

《文学风云录》

辛嘉

《明明》编辑

《日本与我》，《中国文学》1944年1月

(来源：根据王度的口述访谈、回忆录和文章整理而成)

王度在留学日本期间与中国留学生（无论是伪满洲国留学生还是国民政府派出的留学生）交往并不多，这可能与他就读的学校、专业有关，在日本大学专攻文学艺术的只有他（创作专业）和张辛实（电影专业），也与他自费留学、没有住进伪满洲国留学生公寓有关。在王度留学东京的这段时间里——1935年至1939年，东北留日学生在东京形成多个抵抗组织：“东京反帝大同盟”（1936年8月成立）由就读于帝国大学的伪满洲国留学生丁宜、张维先等人组成，“社会科学研究会”（1937年8月成立，后改名“新知识研究会”）由读早稻田大学的侯洛、田琛、丁非、高亮等人组成，二者于1937年冬合并成为“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简称“东青救”）。不久，成立于1937年8月的“东北留日学生读书会”（成员有夏航、刘焕启等）也加入“东青救”。⁶¹

在与左翼人士的交往中，王度内心产生熊熊火焰，诗歌成为他试图冲破牢笼的呐喊。他之所以迫不及待地用日文发表诗歌，就是因为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以为日文发表可以不受限制。他在《我要歌唱》中说：

像野兽囚禁在栅栏，

一天天“崩崩”地碰撞，

也许这就是我的诗篇，

也许这就是我的歌唱

……（略一节）

说不尽的讥骂，逼迫哟，

来吧，来把我的旧世界埋葬，

我要躇入勇敢的生活，

我要开始新鲜的歌唱。

他在诗《希望的一日》中说：

也许我成了个干枯的火山，

只除下喷火口呆望着天？

我已耐受了许多许多，

我要锻炼出钢条般的生活

这首写于1936年的诗《我要歌唱》，被译成日文《俺的歌》在1937年出版的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中发表。1939年1月被捕后，日本警视厅外事科亚细亚系的警察对他进行审讯，这一首诗让警方怀疑他加入了共产党（相关情况在“第三节 《新鲜的感情》：用日语写下的抵抗文学”中）。

3，驱逐出境后：用诗记录被捕事件

王度受4个月审讯后，于1939年5月回到故乡吉林市，1939年9月进入满日文化协会工作，负责翻译建国大学教授大森的《日本历史》。1939年12月19日《大同报》上出现署名“王度”的组诗《樱园集》，这是他获释后第一次发表作品。这一次，“樱园”指的是日本。《樱园集》组诗中的《台风之夜》，表面写台风，实际写的是那场被捕风暴。对于这次身心创伤，在与《樱园集》同样写于“1939年冬”的散文《闪电和鲜花》中，王度说：“五月，我从零乱的樱花里归来，疲倦得像一匹衰弱的老马。”⁶²

台风之夜（王度）

虽然铁笔压住了两手，

但是，幸而还能够呼吸，

世界在跳脚怒吼，

一切都似乎空虚。

台风延着海岸疾走，

窗外下着大雨。

逐出亲爱的乡里，

远远被朋友离弃。

腮旁响着的魔手，

永久，永久地刻彫在心头。

父亲想着我底赤颜，

母亲哭着我底热泪。

默然，伸出寂寞的舌尖，

啜饮高贵的咖啡。

徘徊在黑暗的小巷的时

晨想起黑暗里的友人。

他们已经忍耐数月了，

躺在潮湿的地面。

不久，运命底魔手，

就抓要到我底手腕。

但是约，运命，

正在溶合着北欧底暴风

我压住心底的欢䟾，

醉倒在疯狂的音乐。

啊，我正在看着——

几面双泥鞋，

为着要生要活，

踢响着雨水的地面，消失去了。

相信当时的绝大多数读者和编辑都无法知道诗中真正所指，以为那真的是一场岛国的台风，其实那是一场刮过王度身体和心灵的风暴。如果我们将这首诗与王度在53年后（1992年）撰写的《文学风云录》相对照，就会发现其中大有奥妙。

《台风》（诗）与《文学风云录》相互映证的内容

《樱园集》中《台风》原文

《文学风云录》原文

虽然铁笔压住了两手，

但是，幸而还能够呼吸

鸟出牢笼，虎口余生。

逐出亲爱的乡里，

远远被朋友离弃。

（1938年）我，成了当局的监视对象。朋友们不敢互相来往，亲近的人也不愿和我接触，我成了日本法西斯海洋中的一个孤独的飘游者。

同乡的共事者、日本和朝鲜的同学、友人，包括有爱情关系和没有爱情关系的日本女友，都不约而同地断了来往，甚至音信皆无。

腮旁响着的魔手，

永久，永久地刻彫在心头。

1，（审讯中）我随即顺口反驳说：

“那是偶然——”

偶然两个字尚未完全落音，突然一阵冷风，一个硬梆梆的大巴掌叭喳一声抽在我的右脸上，又热又痛。原来是山田从我身后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拷问的第一次打击。

2，我沉默不语。说时迟、那时快，我身旁身后的山田和齐藤，陡然对我来一顿嘴巴，边喊着：“快说，快说！”

3，我刚一说“可是”（意思是，可是我没进一步考虑共产党问题），火野立即煽了我一个嘴巴，十分响亮。

父亲想着我底赤颜，

母亲哭着我底热泪。

我被推入单身监房后，心情暗淡，彻夜无眠。黎明时分朦胧中忽然看见父亲和母亲对我凝视，我心酸流泪，缀泣不止，

徘徊在黑暗的小巷的时

晨想起黑暗里的友人。

他们已经忍耐数月了，

躺在潮湿的地面。

在政治嫌疑犯中，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哈尔滨来的中国学生郑某。（略）记得有一天晚间他被提审，直到夜里九时就寝之际才被放回。他蹒跚着，吃力地爬进监室。那哆哆嗦嗦的样子，显然是受了重刑。第二天我找个机会用手势问他时，他用手指着大腿，现出痛苦的神情。果然是挨了暴打。也许是他不怎么会说日语（我没听过或看过他同那个人交谈），所以整天只是闷闷地坐在地板上，往往使人忘掉其存在。

不久，运命底魔手，

就抓要到我底手腕。

一九三九年一月初某天早晨五点钟左右，四个日本便衣警特，从两面挟持着我，走在寒冷而行人稀少的马路上。其中的两个人拎着我家的手提箱，里面满盛着搜来的“战利品”——除了书籍便是文稿之类。

但是约，运命，

正在溶合着北欧底暴风

我压住心底的欢䟾，

醉倒在疯狂的音乐。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如同连珠炮一样，落在我头上。我的答复稍一迟疑，立即遭到前后左右的痛打猛踢。而我跪坐的姿势却不许变动，刚一摇动，马上又是一阵急风暴雨似的打骂。

啊，我正在看着——

几面双泥鞋，

为着要生要活，

踢响着雨水的地面，

消失去了。

仲夏的热风开始袭来之际，我忽然收到了“起诉犹豫”（暂缓起诉）的裁决书。内容大意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违反日本精神某某条，但情节轻微，暂缓起诉，驱逐出境。就这样，未经二审，检察局就把我推出了鬼门关。

王度在50多年后撰写的回忆录《文学风云录》中提到自己遭遇暴力的记录有9处，记录别的政治犯挨打有2处。他在审讯中多次被打耳光、拽脖领推搡，警察“脚踏踩我跪在席上的腿面”“警察除了用拳掌扑打之外，还用带有铁钉的皮鞋猛踢我腿部迎面骨，并经常以竹剑劈打”。他还因为与狱友说话被狱监“以锁头为武器的痛击，当当当当，猛打头颅，令人痛入骨髓。”这首诗里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被捕事件给王度带来很大创伤。1939年冬，他在纪念姐姐的散文《闪电和鲜花》中记叙自己刚从日本归来时的情景：“母亲的热泪，使我山一样沉默着。”“奔忙的父亲，痛哭的妈妈，瘦病的姐姐，倦归的孩子，屋里的空气，是阴沉沉的，窒息的……。”在这些真实记录后面，他写道：“我虽稍有不幸，我可仍得活下”。

4，怀念日本时期的感情生活

对于日本，王度也有很多美好回忆。“砧村”是他留学初期住过的地方，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小田急线“成城学园前站”附近，这个地点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砧村是留学生宿舍区，有成城补习学校，王度1935年10月到达东京后先在这里上日语学校。1935年11月，他写下《雨里的冬天》，落款是“十一月（砧村）”，这是收入《樱园》诗集中“康德二年——去国后在东京”的第一首诗。在这首诗里，王度表现了一种欣喜：“假若仍是蛰居在沙漠上的家，/那便不会听到可爱的雨声，/因为这里分客岁的大雪早又来到，/一切都在那白色的掩埋下战慄。”

在砧村，他爱上在咖啡馆工作的日本姑娘芳子。但他没能和这位姑娘结婚。据李民（王度）说，女孩哥哥不同意，对王度说：“你们中国人都早婚，你肯定在国内已经有妻子”。

从收入《樱园》“康德五年”的《给做了母亲的人》可以知道：1938年5月⁶³，王度再回砧村，见到已做了母亲的芳子。此时王度受到警察监视，搬到高田马场一个住户之家。芳子“左手提着包袱，/右手抱着婴儿，/憔悴着，谁会说你是当年的芳子？/只有你那淡泊的瞳子中，还没有逝尽青色的深情！”芳子对他如同姐姐般地叮嘱：“请转告他，不要喝酒，要努力用功！”他在诗中说：“芳子哟，你不是也成长了吗？/我感佩了你的金言，你说, /‘现实不是美丽的空想，现实是艰难的生活’！”

王度何时搬离砧村，不得而知。但他1936年4月入日本大学艺术学园创作系，日本大学艺术学园位于东京都练马区，距离砧村约16公里。1937年5月他回过砧村，并用日文写下《忆砧村》，此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很大变化，诗中说：“我品味过去，如品尝冷水一样”。

三，永远“提了一只冷讽的笔”

1，“幸福的猫”

1940年，王度的诗《幸福的猫》发表在文丛派出版的刊物《诗季》上，被当时知名作家李季疯评价为“提了一支‘冷讽的笔’写出了人间的滑稽的悲剧你看”。《幸福的猫》是这样写着：

“猫儿！

当你爬上楼窗，

打一声哈欠去晒阳光

你那里知道，

那滔天的大水，

冲走了

雪白的麦粉，

火红的高梁，

你何尝知道，

你昔日的主人，

他们，憩坐在地平线上望一望——

既没有绿水冲一冲自己的眼泪，

更没有青山比一比自己的哀伤！

啊，可爱的猫儿约，

你，你是一堆幸福的垃圾。”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来，王度虽因左翼文学受牢狱之灾，但思想始终未变，仍然用一双阶级分析的眼睛，透视剥削问题、透视殖民侵略问题。“滔天的大水，冲走了雪白的麦粉，火红的高梁”，直接暴露了殖民侵略的掠夺性。他又以猫做比喻，嘲讽那些不流“眼泪”、不“哀伤”的 “昔日的主人”，把富庶国土葬送了也无动于衷。

2，“北京人”

1939年9月1日，他以“王度”本名在日本出版的《华文大阪每日》上发表散文《北京人》。这是他经历被捕事件后第一次发表文章。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王度此时并没有去过北京。他第一次去北京是1941年电影《龙争虎斗》上映后随制作部牧野部长公出。他接受中国电影资料馆张锦研究员访谈时（2009年）也提到这一点：“有一天找我，说是牧野部长要公出，到北京去参加学习，只让你去。我很高兴，北京我没去过，大邦之地，想看看去。”⁶⁴然而，没有去过北京的王度，却将北京的悠闲生活如遛鸟、洗澡、听戏等娓娓道来，描绘出一幅平静和谐的民国时期北平生活图景。他为什么要写北京人生活呢？笔者心存疑问，直到看见结尾，才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然而，这都是几年前的话了，在几年后的今日，那般北京人看了这篇，也许会烦燥而否认呢！⁶⁵

“几年前”指什么？显然是指七七事变。王度想说的是，曾经宁静而充满中国传统文化趣味的生活，都是过去的事了，已经被侵略战争毁坏。失去本民族文化的人们会处于“烦燥”之中。

3，“横行的螃蟹”

1940年7月——在《幸福的猫》发表后一个月，“杜白雨”在《华文大阪每日》上发表《欢迎你》⁶⁶，他用“螃蟹”影射那些横行霸道的殖民者：

灯红酒绿的夜，

我们欢迎你来，

而你只不过，

是一匹横行的螃蟹。

你也不知所以，

瞽目踮足走到这里；

你望一望民众，

依然是吃着饭穿着衣。

而你，哪里知道，

几十万幽灵，沉潜

在忧郁的林里。

一群花枝招展的女郎，

一队眉清目秀的男子，

他们，只晓得春天到了，

应该猫儿似地，

前窜后跳，交配一起。

至于灵魂，至于生命，

在他们的字典里，

永远是陌生的名词。

我们也随他们歌唱，

我们也歌唱太平盛世。

我们也鞠躬，

我们更施礼。

但，我们的心底，

却早已有了变质的默契。

让我们飞，让我们跳，

我们压不住腑内的忧郁！

一九四〇、六、四夜，于哈尔滨

这首诗中的抵抗意味非常明显。“几十万幽灵，沉潜，在忧郁的林里”，而“我们压不住腑内的忧郁”。所以表面上，“我们也随他们歌唱，我们也歌唱太平盛世，我们也鞠躬，我们更施礼”。但是，“我们的心底，却早已有了变质的默契”。

如果说《一只幸福的猫》还可以对审查官解释为对于奢侈生活的批判，而《欢迎你》就没办法解释，因为诗人对于横行霸道的“螃蟹”表现出表面热情欢迎、实质深深憎恶的态度，这种是比较直白的。所以，这首诗是不可能通过伪满洲国新闻出版检查的。王度又一次选择日本作为诗的发表地。

第三节  《新鲜的感情》：用日语写下的抵抗文学想象

《新鲜的感情》（新しき感情）是王度于1937年7月在东京出版的日语诗集。这也是他在东京被捕的重要原因。诗集中的一些诗被日本警视厅视为左翼思想的证明，而这本诗集受到朝鲜左翼人士的帮助而出版，更让警方认定王度的左翼身份。

这本诗集共111页，27首诗。诗集封面是红色的，字体奔放，仿佛奔跑的红马，又像是燃烧的火焰。署名为“林时民”，这个笔名是他自1933年开始使用的。笔者曾问他为什么叫“林时民”，他说：“临时用的名字，‘林时民’呗！”在封面上，“林时民诗集”5个字是反写的，带有一种反叛之意。扉页有2页，第一页印着“林时民著/诗集刊行会版/一九三七的夏”（日文），第二页印着“致故乡人民”（日文），下面印有一句日文诗句“探寻现实的苦痛，又在苦痛中生活——莱蒙托夫”（大意）。在我看到的这本诗集的扉页第二页上签着日文的“献给姊姊 林时民”，王度说这是当时从日本寄给姐姐的。姐姐和他在1935年都是“生气勃勃的文学青年”，经常共读文学书籍、共同唱合诗文。⁶⁷这本诗集的出版日期是“1937年7月8日”，这个日期颇具意味，因为它是七七事变第二天。王度在这里悄悄地埋下一个关于中日战争的时间标签。《新鲜的感情》的发行所是“诗歌刊行会”，印刷兼发行人是金浩永，印刷所为东京朝鲜新报社。发行所、印刷兼发行人、印刷所等的地址均为“东京市神田区小川町3-10”负责印刷的。王度当时与朝鲜人关系甚密，因为感觉同病怜。

虽然是用日文写、在日本出版的诗集，但它在东北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原为盖县小学教师的田贲（花喜露）1942年9月在《盛京时报》发表评论《向何处去》，其中提到这本诗集：“前曾出版《新鲜的感情》的某作者，曾被某日本作家指问，‘为什么要用日文写诗’，我想这指问是正当的。⁶⁸”虽然田贲置疑诗集作者的日语写作，但也说明这本在日本出版的诗集并非默默无闻。一共有3位重要的作家和研究者提到或评价过诗集《新鲜的感情》。第一位是古丁，评论《评<新鲜的感情>》（收入《一知半解集》）写于1937年9月13日。他应该是很快就拿到了诗集，写作日期距离诗集出版仅2个月⁶⁹。古丁热情地为这本诗集写评论，并将其中几首诗翻译成中文。第二位是大内隆雄，他在《满洲文学二十年》中写道：“这段时间（注：指1937年），林时民在东京出版了日语诗集《新的感情》，引起了广泛关注。⁷⁰”第三位是半个多世纪以后，日本的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者冈田英树教授，他认为：“虽然他（王度）被日本的宪兵逮捕了，但作为伪满洲国抵抗文学，他却留下了一本用日语写成的诗集。”⁷¹

一，为什么用日语写诗

为什么要用日语写诗呢？正如田贲以及某位日本作家所质疑的，王度用日语写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大体可以知道：王度误以为日语出版可以享受“言论自由”，便急切地在日文诗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将诗结集出版了。他以为用日语写作、在日本出版就可以绕过伪满洲国的出版检查，可以把反殖民侵略、反阶级压迫的诗发表出来。实际上这是个误会，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出版后，他很快遭到警察的跟踪调查和牢狱之灾。

王度在1998年写给冈田英树教授的信中说：

（注：当时的日本）和伪满警察的统治相比，言论是相当自由的（明治宪法的基本精神还未动摇）。我的诗，如果用中国语来写，就不能完整地发表，即使发表一部分，也是很危险的。日语适合于吐露不满的情绪，所以我用日语出版了诗集。⁷²

事与愿违，诗集《新鲜的感情》发表后，王度成为日本警察的侦察对象。被警察跟踪1年多以后，1939年1月，他在东京被逮捕。可见日语世界里，并没有王度想象中的言论自由。那么王度为何会产生这么大的误解呢？因为王度不了解日本出版管理制度，以为不经审查地出版就意味着言论自由。国际通行的出版审查制度分为预审制和追惩制两种，伪满洲国实行预审制（同时也对违反出版法者追惩）即事先检查制度，日本实行追惩制即事后审查和惩罚。

日本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在1875年发生过重要变化，即将原来的出版物许可证制度改为出版单位登记制度。“这一改动使日本出版制度出现了今天依然存在的两大特征：一是事后追惩制。出版单位登记制度要求出版社必须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送交样书以进行出版后的审查。如果发现其中有出现违法的内容，便追究出版者的责任，这就是事后追惩制。”“二是门槛低，限制严。登记制的诞生，使进入出版业的门槛大大降低，注册出版企业只需要符合法律上的最低资产等相关要求并在成立后向税务部门纳税即可，而无须再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⁷³在出版《新鲜的感情》时，王度得到日本和朝鲜朋友的支持，十分顺利。1937年冬天，他又在日本申请创办《影艺之友》杂志社，手续办得很容易，登记后就获得出版资格。这些都使他误以为在日本可以享有“言论自由”。实际上，追惩制审查在诗集出版后马上开始，日本警方于1937年底对他立案侦察，日本警视厅外事课亚细亚系的便衣山田经常跟踪尾随他。到1939年1月被捕前，王度已经离群索居，被折磨得失眠、没有食欲。

王度被捕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1935年日本右翼势力提出“改造日本”，1936年发生“二二六”兵变，日本进入全面法西斯化。1938年11月29日，左翼杂志《唯物论研究》的重要成员冈邦雄、户坂润、永田广志、古在由重等一起被检举逮捕[74]，罪名是“违反治安维持法”，是为“唯物论事件”。

王度在诗集出版前，曾去拜访日本著名作家秋田雨雀。秋田雨雀建议他一年以后再出版，但心急气盛的王度还是执意马上出版。1944年1月，已化名“王介人”的王度发表《日本与我》，这是按华北作家协会要求撰写回顾1943年8月去日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1937年见过秋田雨雀的事情⁷⁵。秋田雨雀也是一位有左翼标签的文人，他曾在1927年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庆祝活动，回国后被传讯。

王度到底用日文说了哪些无法用中文公开的诗句？对照1937年出版的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和1944年出版的中文诗集《樱园》，会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答案就在这里。这两本诗集的出版时间相差7年，但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前言中包含相同的话——“青年时代，谁都是诗人！”；有3首诗是重合的——《生日》《狂风》《俺的歌》。但是二者也有很大不同，比如同样一句话，都在前言中引用，但作者心态和话语用意已完全不同。同一首诗，内容也有些差别，用日文诗中的尖锐的左翼、反抗的诗句，1944年编入中文诗集时删减了，因为那样明显通不过伪满出版审查。另外，1937年日文诗集中的绝大部分诗（24首）没有收入1944年出版的中文诗集，也就是说这24首诗如果译成中文放到伪满洲国就如同炸弹，根本无法通过伪满洲国出版审查。这些没有收入1944年诗集的日文诗，是左翼思想和抵抗意识最强烈的诗。当然也有一些诗，在1939年已经受到日警审问，但事隔5年，王度痴心不改，仍然将其编入在伪满洲国发行的诗集《樱园》中，如《我要歌唱》（日文《俺的歌》）。这种坚持出版意味着诗人的不屈服。

二，从内容重叠看不改初衷

在日文诗集《新鲜和感情》（1937）和中文诗集《樱园》（1944）中，有一些重叠的内容，如前言中部分语句和3首诗。相同内容，重复出现，意味着王度对一些东西不改初衷、始终坚持。但即使是同一句话、同一首诗，在这两部诗集中，情感态度、词汇字眼又不尽相同，其中差别耐人寻味。

在这两部诗集的前言中，王度都引用了“青年时代，谁都是诗人”。1937年《新鲜的感情》的《前言》豪气冲天、十分自信：“‘青年时代，谁都是诗人！’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但不能因此而认为诗短小易写，如有人这样想，那他一篇‘真正’的诗也没写过。”⁷⁶到了1944年，在《樱园》的《楔》中，诗人的语调变得低沉了：“前辈们曾在书里告诉过我，他们说：年青的时候，谁都是诗人，可是一入中年，就要没有诗了。当时，我很盛气，我不服这话，我自觉素质很高，可以做一辈子诗人的；可是如今怎样，我还没有入中年，就已经没有诗了，十年前飘飘欲仙的情致，不知何时，已经变成无穷的烦恼了。”⁷⁷

有3首诗同时在两部诗集中出现，它们是：《生日》、《风》（中文《狂风》）、《俺的歌》（中文《我要歌唱》）。这3首诗，中日文版的题目基本相同，内容大部分重合，但还是有一些差别。具体如下表：

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与中文诗集《樱园》相同内容的差异

日文（《新鲜的感情》）

中文（《樱园》）

前言

“青年时代，谁都是诗人！”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但不能因此而认为诗短小易写，如有人这样想，那他一篇“真正”的诗也没写过。

前辈们曾在书里告诉过我，他们说：年青的时候，谁都是诗人，可是一入中年，就要没有诗了。当时，我很盛气，我不服这话，我自觉素质很高，可以做一辈子诗人的；可是如今怎样，我还没有入中年，就已经没有诗了，十年前飘飘欲仙的情致，不知何时，已经变成无穷的烦恼了。

《生日》

在铁弹般的冰雹下面，

扔掉你的遮阳伞吧！

热血的青年人。

无此段

《风》（中文《狂风》）

吹得人忘掉时代的悲哀与空想。

小布尔乔亚味道的幸福幻觉，

被吹得粉碎，只觉得

被那雄壮的洪水般的势力，

推动前进，不得不前进，

而必将被吹倒，毫无疑问。

吹散了我的忧愁，

吹散了幸福底幻梦，

只感到一种狂力，

洪水般在背后推拥

《俺的歌》（中文《我要歌唱》）

说不尽的悲痛、讥骂、压迫哟，

快快前来，

促使我把这腐朽的世界埋藏！

啊，我要唱出新的诗歌，

我要投入勇敢的生活。

说不尽的讥骂，逼迫哟，

来吧，来把我的旧世界埋葬，

我要躇入勇敢的生活，

我要开始新鲜的歌唱

（注：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的译稿，是由王度本人2008年为本文作者翻译的，为手写稿。）

这些被删掉的，正是有明显左翼倾向的字句。《风》中提到的“布尔乔亚”就是“资产阶级”的意思。《俺的歌》中说要“把腐朽的世界埋葬”，也表现出阶级意识。日文《俺的歌》与中文《我要歌唱》之间存在这样的差别——“压迫”改成“逼迫”，也就是说：“压迫”才是诗人本来要表达的。

另外，《俺的歌》在1939年已经被日本警察认定为左翼诗歌，1944年出版中文诗集时，王度仍旧将其选入，即中文《我要歌唱》。可以看出王度不改初衷的态度。在《文学风云录》中，王度记录了日本警察围绕《俺的歌》对他的审讯：

诗集中有两首诗犯了大忌：一首是《俺的歌》，一首是《献给战争明星》。

第一首诗里，有这样的话：

“我焦燥、愤闷、疯狂，我不能歌唱，象笼中的困兽一样。……

说不尽的悲痛、讥骂、压迫哟，快快来吧，我要有新的歌唱，我要勇敢地投入生活，为了把我的腐朽世界埋葬！”

这些诗句，以其鲜明性触动了特高警官的中枢神经。他们要我说明其内涵的意义及其他相关的疑问。

山田眨着眼，突然问：

“你在笼中不能歌唱是指什么说的？你是不是过去住过监狱？”

我笑笑说：“那是比喻！”

齐藤插言：“比喻什么？是不是比喻你的环境？”

我答说：“是。”

火野接着追问：“腐朽世界是指什么说的？”

我说：“指我的环境。”

他再问：“你的环境从属于什么？”

我说：“从属于我的生活。”

这句遁词激怒了火野，他立即吼叫：“胡说！”然后又用脚猛踩我的腿面，发出沉闷的震动声。直到我说出“我的环境从属于社会”时，火野的脚方才收回。

“像笼中困兽”“腐朽的世界”等，都是引起警察注意的敏感词。1944年出版中文诗集时，作者倔强地将这首诗以中文形式发表，个别词句有所改动，但整体没变。

三，左翼色彩词汇分析

《新鲜的感情》收入27首诗，其中2/3写于1937年的日本，可见1937年是王度思想变化很大的一年，是他诗歌创作的高峰。1937年5月，他写了11首诗。根据每首诗后面标注的写作日期，王度在1937年5月里有15天在专心写诗。

这27首诗中，3首诗编入中文诗集《樱园》中，这3首诗都通过了伪满出版检查，而另外24首则完全无法用中文发表，因为那是用日语写成的抵抗诗，每首都有明显的左翼或民族主义或二者兼而有之的主题倾向。

《新鲜的感情》与《樱园》诗稿内容对照

《新鲜的感情》1937

《樱园》1944

主题倾向

写作时间地点

《生日》

《生日》

左翼

1934.10.11故里

《昨日与今日》

无

左翼

1935秋

《风》

《狂风》

左翼

1936.12.26市外砧村

《娼妓感化所》

无

左翼、民族主义

1936.5.28

《鱼》

无

左翼、民族主义

1936.7雨中的下北泽

《俺的歌》

《我要歌唱》

左翼

1936.9东京新宿

《致某人》

无

左翼、民族主义

1936.10.16

《流浪汉就是流浪汉》

无

左翼

1936.10.27

《生活苦的战斗》

无

左翼、个人情感

1937.1.19

《除夕》

无

左翼

1937.2.10满洲旅行中

《新的出发》

无

左翼

1937.3.25

《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

无

左翼

1937.4.2

《致敌人》

无

左翼

1937.4.5

《夜间观光》

无

左翼、民族主义

1937.4.17

《不知不觉高涨起来》

无

左翼

1937.5.2

《春之音》

无

民族主义

1937.5.5

《空想》

无

左翼

1937.5.19

《天下名胜日光》

无

左翼、民族主义

1937.5.11

《父》

无

民族主义，左翼

1937.5.12

《赏花》

无

左翼

1937.5.14

《新志》

无

左翼

1937.6.15

《无聊的人》

无

左翼

1937.5.18

《可怜的侮辱》

无

左翼

1937.5.18-21

《雨天感想》

无

民族主义

1937.5.21-22

《街头风景》

无

左翼

未标时间

《砧村的回忆》

无

左翼

1937.5.18-23

《青年留学生》

无

左翼

1937.5.26-28

一些有左翼色彩的词汇在诗中多次出现：“敌人”“战斗”“世界”“前进”“大众”“斗争”“故乡”“民众”“勇敢”“人民”等。这些语汇体现出革命斗争意识，也涉及阶级意识，是体现左翼文学标志的符号。

表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中左翼色彩词汇

词汇

频次

相关诗篇

敌人

12

《前言》《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致敌人》《父亲》《忆砧村》（5篇）

战斗

9

《前言》《娼妓感化院》《生活苦的战斗》《新的出发》《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春之音》（6篇）

世界

9

《前言》《鱼》《俺的歌》《致某人》《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空想》《可怜的侮辱》（7篇）

前进

9

《风》《鱼》《新的出发》《新志》（4篇）

大众

6

《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夜间观光》《空想》（4篇）

斗争

6

《致某人》《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春之音》《父亲》《雨天感想》《忆砧村》（6篇）

故乡

6

《前言》《鱼》《致敌人》《春之音》《父亲》《雨天感想》（6篇）

民众

4

《不知不觉高涨起来》《父亲》《忆砧村》（3篇）

勇敢

4

《俺的歌》《春之音》《父亲》《新志》（4篇）

人民

3

《新的出发》《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夜间观光》（3篇）

锁/枷锁/锁链

4

《娼妓感化院》《生活苦的战斗》《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可怜的侮辱》（4篇）

阶级

2

《娼妓感化院》《风》（2篇）

从这些词汇可以看出，诗人眼中的“敌人”是谁？是西班牙内战中的法西斯：“敌人使用现代武器/开始大屠杀，连续地轰炸，掠夺……”⁷⁸，是对平民和大众进行大屠杀的战争机器。是竖着“狡猾的耳朵”、“手里握有所有权力”、“践踏无数的初春的青草”⁷⁹的殖民者。诗人认为敌人是“愚蠢的”，有“骗子的面庞”。⁸⁰

诗人眼中的“战斗”又是什么样的？战斗是为了生，当“战斗之音冷却”，“那里已失去生命”。⁸¹“人类历史交替”需要“战斗”⁸²。支持西班牙内战左翼势力“人民阵线”的美国女明星带领“马德里的大众”“血染大地，战斗到底”。⁸³而“我”，不屈服地与“阴郁、阴暗、惨酷、丑恶……/我将与这一切邪恶战斗！”⁸⁴哪怕敌人凶残，“不管它如何怒吼，如何号叫、威吓：/“你不降伏就杀掉你！”，我的“耳边”仍然“是战斗的声音”。⁸⁵

在战斗中，如何前进？诗人说自己“被那雄壮的洪水般的势力，推动前进，不得不前进”，像雷车“隆隆地前进”⁸⁶。他有时“顺势前进！前进，前进，流血前进，勇气倍增”⁸⁷，有时“迈着勇敢的步伐，大踏步前进”⁸⁸。他“举起火热的拳头，高喊：‘向暴风雨前进！’”⁸⁹

世界，在他的诗中，是“可憎的⁹⁰”“腐朽的⁹¹”“充满惨害、丑恶和欺诈⁹²”“悲惨的⁹³”，但“这个世界，到处有无数追求自由的人”⁹⁴。在《前言》的结尾，诗人表示：“在此仅致世界的敬礼”。这种国际主义意识代表着左翼世界主义。王度在日本留学期间除学习日语、英语、法语，还学习世界语。⁹⁵他所写下的“致世界的敬礼”，与美国现代诗歌之父惠特曼写于1856年的长诗《向世界致敬》一样，具有国际主义精神。

他在诗中3次描写到工人：“铁路工人挥动如同臂膀的铁鎚⁹⁶”“我亲爱的工人⁹⁷”“那些印制的工人，大约和我一样，从充血的眼睛里流出感动的眼泪吧！”在《父亲》中，他说自己将要成为“民众诗人”，劝父亲“舍弃亚洲精神的狭窄家庭”，这都带有左翼色彩。

他的诗中大声地喊出口号，如在《鱼》结尾处：

不知不觉地，我向那冷酷的黑暗

举起火热的拳头，高喊：

“向暴风雨前进！”

在《新的出发》中他大喊：“不要后退”“前进，前进，流血前进”：

但是，我决不是尚未看透这个时代，

我的粮食就是人民所持有的熊一样的力量，

——吃这个粮食我才好容易活下来。

但我的精神仍感到十分饥饿。

啊，不要后退，

吸收养分，顺势前进！前进，前进，流血前进，勇气倍增！

四，反法西斯主题与民族主义主题

王度的诗中体现出阵营性。西班牙内战是两个阵营的对决，王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明确地支持左翼革命者。此外他还对日本战争准备做出批判。

1，“反法西斯、反战：《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敌人》《夜间观光》”

（1）赞美西班牙内战中左翼战士

王度在《文学风云录》中回忆那场审讯：

战斗的高潮在第二首诗上。这首诗以明白无误的语言颂扬了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军队为正义事业战斗牺牲的美国电影女星戴阿斯。其中有云：

“你的死激起了我们的悲痛，

悲痛变成热烈的愤怒，

我们将以海啸般的气势，

加强共同的意志，

向前猛进！”

这伙政治警察，早已对这首诗的内容做了充分探索。火野指着诗集，提出一连串的质问：

“西班牙内战是谁和谁斗？”

“戴阿斯为什么参加政府军？美国人到外国打仗，为谁牺牲？”

“你歌颂她是为了什么？”

“你向前猛进，要走向何处？要干什么？”

如此等等，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如同连珠炮一样，落在我头上。我的答复稍一迟疑，立即遭到前后左右的痛打猛踢。而我跪坐的姿势却不许变动，刚一摇动，马上又是一阵急风暴雨似的打骂。当时，我虽然情不自禁地试图掩盖、躲避问题的实质，但诗的内容如此明显，火野们的追问又如此尖锐，在暴力的逼迫下，我只好承认这首诗的写作意图是反法西斯。承认的瞬间，我以为审讯大约可以告一段落了，事实并非如此。火野毫不放松，紧紧追逼，问我为什么要反法西斯，问我西班牙政府军是什么性质的，和苏联有什么关系，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等等，纠缠不休，吼叫不停，使人头痛不已，比挨打还要难受。

当我辩解说，我只是主张民主而反对法西斯时，这段话当中有一个“可是”。我刚一说“可是”（意思是，可是我没进一步考虑共产党问题），火野立即煽了我一个嘴巴，十分响亮。这时一直坐在审讯圈外观战的头头，忽然插言，说：“不要那个‘可是’！”全场立即鸦雀无声，似乎等待“首长”继续讲话，但他见好就收，不再参与。而往下的审讯问答中，每逢我想辩解而说“可是”时，总是来一阵暴打。在日本，首长的意图简直等于圣旨。

就这样，这场思想审讯就在我被迫承认“拥共反法西斯”后，“胜利”结束。结束时，我已被蹂躏得如同一堆乱泥，不能挺身危坐了。

这首诗《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鲜明地亮出了他反法西斯的态度：

你怀着饱满的热情，用热情

来保卫和平的祖国和大众。

大众觉悟奋起，燃起斗争的火焰：

“宁肯死也绝不带上锁链”

于是，敌人使用现代武器

开始大屠杀，连续地轰炸，掠夺……

他们想要不停顿地威吓西班牙人民。

但是，大众并不恐惧，并不慌张，

他们的葡萄酒般的鲜血，

染红敌人的炮弹。

罗吉它·德阿斯哟，

伟大的你，

尽心尽力，进行战斗，

马德里的大众伴随你，血染大地，战斗到底。

身在日本的王度，为什么如此关心西班牙内战？为什么赞美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女明星，在日本警察眼中是一种罪？这首诗写于1937年4月2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这个月里王度连续创作3首诗《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敌人》《夜间观光》，以反对德意法西斯、反对日本为扩大侵略战争做军事准备为主题。

这里需要引入事件背景：西班牙内战发生于1936年7月至1939年3月。1936年2月，西班牙左翼党派联盟“人民阵线”以微弱优势在竞选中获胜，西班牙国民军担心共产主义以“人民阵线”形式夺取政权，发动军事进攻，引发内战。“西班牙内战通常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内战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相当突出。”⁹⁸在这场战争中，“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是划分立场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苏联派出空军参战，来自法、德、波兰、意大利、英、美等国的4万余名共产方义者组成“第五纵队”参加战斗，支持西班牙“人民阵线”。而另一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弗朗哥为代表的国民军，派出坦克部队。“德国与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共同支援极大地促进了其联盟关系的发展。因此，截至1936年底，墨索里尼已开始谈及罗马-柏林轴心国了。”⁹⁹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使日本警方对这首诗十分警觉，问他“为什么要反法西斯”“西班牙政府军是什么性质的，和苏联有什么关系，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王度被视为共产党分子。

如果联系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会对王度的态度有更深理解。日本学者山口守在巴金研究中，这样描述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的爆发（1936年7月）被目为反法西斯的斗争而成为世界性的新闻，在正进行抗日斗争的中国也多方报道，赢得广泛的关注。即以曾在西班牙为人民阵线而战，后来转移至中国的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为例，便可勾勒出一幅西班牙与中国同时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时代战线的图示来。¹⁰⁰

在对中国实施殖民统治的日本，在已于1936年11月缔结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颁布《不稳文书取缔法》的法西斯化的日本，王度公开赞美参战的美国女明星，表明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立场，这就是抵抗文学。

（2）蔑视强权，视笔墨如枪

在赞美西班牙战争中战死的女明星后3天，王度又创作了《致敌人》，他蔑视强权，说道：

敌人哟，你以为手里紧握所有的权力么？

你以庞大的躯体，吼叫着，

践踏着无数的初春的青草。

他表示不能屈服，宁可离开故乡、到异乡战斗：

我们虽然被你吸血食肉，

骨瘦如柴，被逐向坟墓，

但在丑恶的热汤中煮也煮不烂的，

乃是我们振奋有为的精神。

不久，我们将离开亲爱的故乡，

辞别亲爱的人们，忧心忡忡地接受异乡的饥饿的亲吻。

他要以诗为枪、为剑：

我将永远用墨水写诗，

用它来刺破你们的眼睛，不停歇也不妥协。

（3）反感日本军国主义备战

1937年4月17日，他写下《夜间观光》。这首诗写的不是夜景，而是关于日本“神风”号飞航成功事件。诗的开头就写到“紫色的传单”，传单上写着“禁止反对国体的示威”，这其实就是日本实施言论管控、全面进入法西斯化的标志。1936年2月二二六兵变之后，日本确立军部法西斯政权。这个晚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庆祝“神风”号飞航成功，诗人王度记录那个晚上的庆祝活动：

周围的大地发出音响，

“神风”号飞航成功的号外，

在夜风中飘散到城市的远郊。

成功是重大事件，

大家都在跳跃欢呼，

于是穿上华美的礼服，

前往庆祝

可是俯视自己破烂的裤子，我想：

——今天推了一天手推车，又累又苦，

——在欢送会上肚子空空的只有空气，

精神消失了，

心脏疼痛难忍，

满口里只有唾液，

发出怪声，三呼万岁，

如同发射空枪。啊，这就是我欢喜的一切么？

这就是我拼命劳动的成果么？

不，我绝对不信！

“神风”号飞翔成功事件，确实发生在1937年4月。“1937年4月6日，由东京立川机场起飞的朝日新闻社的高速联络机‘神风’号，用94小时17分56秒，飞行了15357公里，到达伦敦，这是日本首次完成世界性记录飞行。”¹⁰¹这是为庆贺英国国王加冕，由朝日新闻社策划的飞行。¹⁰²由于这次飞行纪录超过了当时的航空强国——法国，“神风”号飞航成功引起日本举国欢庆。这架“神风号”日本产螺旋桨飞机，标志日本飞机发动机已达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水平，而“从日本当时整个航空界来看，重点放在制造军用飞机上”。¹⁰³二战期间日本进行自杀式攻击的飞机，就与这架飞机同名。对于这场日本举国欢呼的庆祝，王度是极为反感的。他把自己想像成受压迫的工人，“心脏疼痛难忍，/满口里只有唾液，/发出怪声，三呼万岁”。

在《日光先生》中，他塑造了一个受军国主义之苦的日本小姑娘的形象，日光先生影射的是日本。这个小女孩用“啜泣的语言”说：“父亲战死，/母亲有病，/弟弟还幼小，/过惯苦日，我只有十四岁。”日光先生虽然“确实美丽”，“而对于贫弱的少女，/你是个无用的废品。”

（4）嘲笑转向的社会大众党

在一首没有标注写作时间的诗《街头风景》中，诗人王度嘲笑了社会大众党。他在诗中写道：

街头贴着大标语，

不知何故，歪歪斜斜，

黑色的字模模糊糊：

“社会大众党某某讲演会”

看样子，它也疲劳过分而睡在那里，

它背靠粗大的电线杆，

勉勉强强地站在那里。

也同它主人的面容一样，

现出日照不足的惨白色——

这里描绘“社会大众党某某讲演会”的标语“同它主人的面容一样，现出日照不足的惨白色”。“社会大众党”，曾在1935年至1936年间就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的近代史学家王信中教授认为“ 社会大众党本是独立一帜的社会主义政党，战后（注：指1937年七七事变）也变而投降军部，声明放弃阶级利益主张，转变为国家主义政党。一度曾计划与法西斯走狗中野正刚所领守的东方会合并。”¹⁰⁴对于这个转向的政党，王度充满了鄙夷和嘲讽。

1，反殖民、反侵略主题：《娼妓感化院》《春之音》《鱼》《夜间观光》

（1）揭露欺骗

与《献给身为战士的明星》同样刺激的诗是《娼妓感化院》。实际上整首诗都在讥讽社会和国家如同一所妓院，统治者“合理地强奸”，还装模作样地进行“感化”。受奴役的人们像娼妓一样“每日每日，她们不得不走向感化院，/接受宝贵的感化，/然后，再回到阴沉沉的人肉市场，/接受合理的强奸，/听相反的淫秽的语言。”因为这种“感化”，“失去生命与自由”的人们“从今后，/不得不身披两重矛盾的枷锁。”他揭露了殖民者对于民众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奴役。

在《春之音》中，他大胆地咒骂侵略者的欺骗。他认为，殖民者如同“巡视天下的黑手”，“握着法律和基督的训谕，张开双臂，装作救世主，进行欺骗。”所谓“基督的训谕”就是对人们进行精神掌控，在奴役和压迫的同时，还要让人们认为自己有罪。他大胆地写到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家乡：“血尸山积的我的故乡，田地被蹂躏，森林被毁坏，溪水变得红彤彤”，但人们还在进行不屈服的“勇敢的斗争”。

春之音（节选）

那些巡视天下的黑手，

仍旧握着法律和基督的训谕，

张开双臂，装作救世主，进行欺骗。

啊，在血尸山积的我的故乡，

田地被蹂躏，森林被毁坏，

溪水变得红彤彤，

期间还有那么勇敢的斗争。

任何时候都在响着：

巴拉巴拉咚咚

（2）抗争失去自由的命运

在《鱼》中他毫不掩饰地、直白地将“鱼”比作“与它同命运的人们”即失去自由的人，并且直接提到自己的故乡——被日本占领的地方，已不能享受晴空丽日、自由钓鱼的生活，不再有“月照大江，有鱼有酒的夜游”。

鱼（节选）

我呆呆地望着眼前草莓色的金鱼，

打了一个寒战——

我想到与它同样命运的人们。

天空平静，如同太平洋，

这可是钓鱼的好时机。

可是，我的故乡啊！

还能钓鱼么？

那个如同原始的音乐

月照大江，有鱼有酒的夜游

今天还有么？

恐怕我的大江已经变样：充满了热血，红鲜鲜地沸腾。

他用“鱼”的处境，讲述失去自由的命运是“连热爱生命的哭声都没有”“连逃遁的地方也不会有”：

噢，鱼儿哟，

你想逃往何处？

是想逃往离开这可憎的世界之处吧！

或者是，进入鱼笼里，

连热爱生命的哭声都没有，

就在那种场所消逝。

是的，没有自由的东西，连逃遁的地方也不会有啊！

最后他得出结论——必须抗争，在诗的结尾发出直接了当的大声呐喊：

啊，是的！

不反抗就只有死亡，

我们含着眼泪守卫自己，

维持健康的生活。

不知不觉地，我向那冷酷的黑暗

举起火热的拳头，高喊：“向暴风雨前进！”

诗人此时已全然忘记危险，不顾一切地把心底的想法用诗喊出来。

五，受奴役者的自画像

王度在诗中写入了自己：一个来自于被占领区的受奴役者。

1，受奴役的故乡图景

自己来自于“故乡”。他在诗中6次提到故乡。那是一个怎样的故乡啊？

故乡，是为了抗争被奴役的命运不得不离开的地方。在《致敌人》中，他说：“不过我们承认你有稳当的手段时，/也告诉你，你没有麻痹我们下一代人神经的权力。”他坚强地表示，“我们虽然被你吸血食肉，/骨瘦如柴，被逐向坟墓，/但在丑恶的热汤中煮也煮不烂的，/乃是我们振奋有为的精神。”为了抗争，“不久，我们将离开亲爱的故乡，/辞别亲爱的人们，/忧心忡忡地接受异乡的饥饿的亲吻。”

故乡图景，本应是一幅画，在诗中却变得血腥可怕。他在《春之音》中毫不隐讳地描写被蹂躏的山河已成为尸山血海：“啊，在血尸山积的我的故乡，/田地被蹂躏，森林被毁坏，/溪水变得红彤彤，/期间还有那么勇敢的斗争。”在《鱼》中他写道：“可是，我的故乡啊！还能钓鱼么？”“恐怕我的大江已经变样：充满了热血，红鲜鲜地沸腾。”

在他看来，故乡有如“刑场”。在《雨天感想》中他写道：“从故乡出来，我，同亲人隔海居住”，虽然孤独，但这是“安全的孤独”，因为“暂时从刑场逃出”。故乡，等同于随时执行死刑的“刑场”。他在回忆录中说，1939年在日本被捕后，“最害怕的就是被押解出境移交给伪满的日本宪兵队或警署特务科，因为根据确凿无疑的事实，我深知如果落到那种下场，则不仅性命难保，而且将会遭受比上刀山、下油锅还要厉害的人间地狱之苦。”¹⁰⁵在关押受审期间，王度遇到日本大学生山田敦，“当我悄悄地告诉他，日军在伪满如何以“斩首”的残酷手段来镇压、威吓当地人民时，他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无语。看来，从小习于法治的他，根本想象不到自己的同胞会干出这种野蛮的勾当。”¹⁰⁶原诗（节选如下）：

从故乡出来，我，

同亲人隔海居住，

陷入无助的孤独，

孤独哟，可是安全的孤独。

暂时从刑场逃出，逃出，

——这里是理想的安全地带么？

啊，多么

卑怯的我！

——《雨天感想》

但是故乡有父亲——深爱他的父亲。他是一个“在异地彷徨，被时代苦所纠缠”的孩子，“也许是忘了乡愁，孤零零的”，他“在五月淫雨停歇的间隙，黯然想起故乡的父亲。——父亲的亲切，父亲的辛苦。”当他在日本被捕时，正是父亲带着律师来解救他。

2，受到奴役的“我”“你”“他”

在诗集《新鲜的感情》中，有220处写到“我”，148处写到“你”，37处写到“他”，这些人称代词常常用来描述自我——那个受奴役的人。

《致某人》中，王度描绘“一个面容灰白的歌者，/一颗心被苦闷的油所煎熬，/从大陆来到海边”。这就是他自己，从中国大陆来到日本海边，面容灰白，内心煎熬。王度又在诗中用“他”来指代自己：“因为他已陷入奴隶的底层。/作为奴隶，不会忘记/鲜血被榨取的痛苦。”他称赞自己：“歌者的胸膛充满热情，而那并不只是个人的爱情与热情，它具有全人类的广阔。”他对自己的期许是：“举起拳头击打天空，高喊：‘跳进开拓者的队伍，掀起潮水般的斗争吧！’”原诗（节选）如下：

虽然，兴奋的酒使他陶醉却难入梦境，

但歌者却并不期望那么平凡的爱，

因为他已陷入奴隶的底层。

作为奴隶，不会忘记

鲜血被榨取的痛苦。

（略）

他举起拳头击打天空，高喊：

“跳进开拓者的队伍，

掀起潮水般的斗争吧！”

——《致某人》

在《父亲》中，他描绘了一幅自我画像：“一个孩子在异地彷徨，/被时代苦所纠缠。/也许是忘了乡愁，孤零零的”，自己是“在十分阴惨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对父亲说：“原谅我，你的儿子不能成为金色的著名文士，却将成为曙光般耀眼的民众诗人。”他永不低头：“虽然他承受着时代的所有苦闷，/却仍然精神奕奕地躺在寂寥的海滩上，/以手指描画战歌。”他认为：“这才是我生活的进行曲”“我感到有价值的生活方式”。

在《俺的歌》中，他将自己比做抗争的野兽：“犹如囚禁在铁笼中的野兽，/咚咚地蹦跳，/——也许，这就是我的歌，/这就是我在不知不觉地歌唱”。

在《新的出发》中，他将自己定位于“行踪不定的流浪汉，一个到处游走的吹笛人。”

在《生活苦的战斗》中，他是一个“被囚禁于现实之笼内”的青年，被“套上环境的枷锁”，“在生活苦的底层喘息着，浸泡在生活苦浊流里”，但他是不屈服的，他“想要把它碎，必须要把它根基的现实生活打碎。”

他还从生命之初开始对自己审视。在《生日》中他想到了那十七年前的夜，思考自己“爬到这个空间来”，他不想平淡地度过一生，鼓励自己做“热血的青年人”。

六，诗集《新鲜的感情》受到的评价

1，王度是第一位被古丁赞颂的诗人

作家古丁1933年8月从北京逃回长春，年底就谋到伪满国务院统计厅的工作，1935年左右开始出现在伪满洲国文坛。1937年，他开始介入《明明》杂志，并逐渐聚集一批文友：辛嘉、小松、疑迟、爵青等，开始以一派文学者领袖的身份评价东北文坛。他以一种睥睨一切的态度评价“满洲文坛”的元老们，嘲笑获得盛京赏的老作家陶明浚，讽刺《盛京时报》副刊编辑、老前辈作家穆儒丐，被小松约稿时要求“不许再刺大主编之流”。就是这位目空一切的古丁，大声地赞扬林时民的日文诗集《新鲜的感情》。这其实源于左翼思想的共鸣。

古丁1937年9月写下《评新鲜的情感》¹⁰⁷，他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大声赞美这诗集：“我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鼓动着不可知的热情，读完了这本诗集：《新鲜的情感》。”他说：“自从我知道满洲文坛以来，便对于所谓诗整个地失望了”，“然而，我们有了诗人了，这就是时民君；然而，我们有了诗了，这就是《新鲜的情感》”。

关于这本诗集不用中文而用日文写成，古丁大声地为其辩护：“倘若还容认不在自国不用自国言语写的诗是根生在自国的‘我们的’诗的话。我们不要问时民君为何偏偏用日文写诗，我们毋宁要问自己为何偏偏要问时民君偏偏用日文写诗。”“他偏偏地用日文写了，但他并不寂寞。”“他偏偏要把他的用日文写的诗集赠给并不见得懂得日文的故乡的人们。我们为何偏偏不领受呢？”

古丁不仅读懂了日文的《新鲜的感情》，更读懂了诗人王度的左翼倾向和抵抗意识。作为参加过左翼文学活动的古丁，完全意会了诗中的一切。他挑选出来的金句，都是左翼倾向和抵抗意识明显的诗句。关于这些诗句只有躲在日文中才有出版的可能，这一点古丁也心领神会。

古丁非常认真地细读了这本诗集，翻译了其中大部分。他说：“要文中所引的诗名，原文当然是日文，改为汉文是擅出我手，只在传意，并未顾虑韵律”。古丁引用的诗有12首：《给某人》《生日》《昨日与今日》《父》《新的出发》《风》《砧村的回忆》《我的歌》《雨天感想》，此外还提到6首诗：《娼妓感化院》《沦沛还是沦沛》《除夕》《日光》《记事》《青年留学生》。这样，这本诗集中的诗有2/3被古丁写入评论。

通过读王度的日文诗，古丁描绘出诗人的画像：

他无异是一个书生，但他已非手摇小金扇的公子，也非手挥司提克的少年。他粗野，甚至于狂暴，他是“甚么地方都不喜爱的吹笛人。”然而，他毕竟是书生，他有过书生所有的陈腐的情感。

他爱他的过去，虽然他的过去只是：

“有镜子般的直线与平面”（《生日》）

“过去已经腐烂了”（《昨日与今日》）。

他爱他的故乡，虽然他怀疑他的故乡是否

“还能有月之河，鱼和酒的夜游”（《鱼》）。他怀疑自己“是否把乡愁忘得一干二净？”《父》他独自会忆起“故乡的父亲”，虽然他告诉他的父亲把那“沐浴东洋精神的家庭弃掉。”《父》

当笔者读到古丁这段文字时，突然意识到并非只有笔者和冈田英树教授在仔细地阅读这诗集中的每一个字，1937年9月的古丁也是这样专心细读的。古丁看到了诗人王度心灵深度的思想：

他不复逃避，空想，他甚至于耻笑他的过去，甚至于怒骂生的逃避者，因为他清晰地认识了：

“若不前进一定会被吹倒的”《风》

“没有自由的人们是连逃避的场所也没有的”《鱼》

“奴隶是不会忘掉被榨血的痛苦的”《给某人》“现实的弹片不飞扑的安乐乡是不会有的”《砧村的回忆》

古丁挑选出来的，正是诗集中抵抗意识强烈的句子，诗句中涉及“前进”“自由”“奴隶”“弹片”等词汇。古丁有惺惺相惜之感。他赞扬王度“是拿着笔杆的诗人，还是晃横着长枪的斗士”，“他的声音是清美的诗歌，还是粗厉的号令”。

由于细读，古丁还发现日文《我的歌》与发表在国内的中文诗《活跃与消沉》是同一首诗，他认为这是诗人王度的转形期作品。

2，冈田英树称之为日语写成的“抵抗文学”

冈田英树教授1994年8月到长春参加会议时收到王度所写的《文学风云录》手写稿，并与王度通信，将《新鲜的感情》出版印刷情况、《影艺之友》的出版情况、王度与左翼朝鲜人的关系等，一五一十地收集起来。

冈田英树教授发现这些诗“日语不熟练”“汉语也原封不动地在诗中出现”。但是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冈田教授看到王度试图“超越小资产阶级的烦恼，站在无产者的立场上与社会丑恶搏斗”¹⁰⁸，他在诗中“大胆地表明了阶级斗争的必然性”¹⁰⁹。

他认为王度是“用在‘故国’不被允许的表达方式，来揭露阶级社会的矛盾，呼吁故乡的人民进行不屈服于镇压的抵抗。”“作为伪满洲国抵抗文学，他却留下了一本日语写成的诗集。”¹¹⁰从《春之声》（注：王度自己译作《春之音》）中的诗句中，冈田教授看到：“就在那血染的故乡山河之中，追求自由的斗争在继续，这首诗是相当明确地表达了抗日的意志。”¹¹¹

冈田教授与古丁的看法一样，虽然这部诗集是用日文写的，但它却是属于伪满洲国文学的，而冈田教授评价它是“抵抗文学”。

第四节  从左翼青年到革命者

一，以剧本为谋生手段的“姜衍”

王度1939年12月到“满映”工作，以写剧本为谋生手段。他写电影剧本时使用笔名“姜衍”，他当时的同事、知名作家张我权（戈禾）曾经对他说：“姜衍姜衍，将就着敷衍，你这么着可有危险啊”。他以此笔名在“满映”创作了多部电影剧本，其中6部被搬上银幕。

2010年3月，笔者访问“满映”研究专家胡昶时谈到李民（王度）。胡昶说：“据你了解，李民创作的剧本在‘满映’被搬上银幕的有几部？”我说：“有五、六部吧”胡昶说：“那他是名符其实的大编剧啊！”但姜衍（王度）是被人遗忘的，很少有人提及他在“满映”编剧中的重要地位。

王度的第一部电影《龙争虎斗》拍摄于1941年，讲述的是穷秀才与富家小姐的爱情故事，分上下两集。这是“满映”拍摄的第一部古装片，据说发行拷贝突破了“满映”影片的最高纪录。《龙争虎斗》成功后，他又根据流传在东北民间的王母娘娘的故事撰写了《娘娘庙》（1942年），这成为“满映”第二部古装片，这部影片也获得了较好的上座率。此后他独辟蹊径，利用自身喜爱武术和喜读武侠小说的优势，走出一条“武侠”路线。自1939年底进入“满映”，直到1943年6月逃往北京，王度在“满映”工作4年。据他自己在1945年底在北京因“汉奸罪”被捕后交代：总共在满映创作了“七、八部”电影。目前找到署名“姜衍”的剧本有5部：《龙争虎斗》《娘娘庙》《镜花水月》《璎珞公主》《黑脸贼》。电影《银翼恋歌》原本由他担任导演，因他逃亡北京而由副导演大谷俊夫担任导演。进入华北后他化名“王介人”，又于1945年为华北电影公司创作了电影《混江龙李俊》。

“满映”前后有过数十位“脚本员”，其中中国人脚本员并不多，所写的电影剧本搬上银幕的更少。据笔者统计，只有张我权、周晓波有6部以上剧本搬上银幕，姜衍（王度）至少有5部被搬上银幕，而梁山丁、杨叶等当时知名的“满映”作家只有两三部剧本被拍成电影。王度在“满映”供职时还兼做许多事情：写诗歌、小说、评论，参与办杂志，甚至把工资全部拿去办剧团。写电影剧本对他来说是一种谋生手段。

二，参加地下工作的革命者

王度去北京后，离共产党梦想又近了一些。1944年底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发生联系，做过惊险的地下情报工作。

王度在北京的生活呈现“双面”：一面是继续做“文学人”，在《新少年》报担任编辑长，在报刊杂志上以“吕奇”笔名发表诗歌、评论；另一面则是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刘仁发生联系，为中共收集情报。当时他与中共地下组织之间有一个固定的联络员，叫马耕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为获取更多情报，到天津给已投降的日本驻屯军担任翻译。在那里，他获取了一些军用地图和许多与中共有关的重要信息，但还未来得及将情报完全送出，就被国民党当局以“担任伪职”的罪名逮捕了。他被关押在北京“炮局”监狱（即北平陆军监狱），当时川岛芳子也关押在此。经过不断申诉，他终于在1948年获得提前释放。释放后他又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继续收集情报。

让王度（李民）长时间背负“政治包袱”的，是曾卷入1948年“六一五”事件（即北平地下党被破坏的案件）。1948年6月15日，中共北平地下党骨干张友恒、刘致祥突然被捕。刘致祥则担负了护送电台、给中央最高领导送报纸等重要任务，张友恒是刘的上级。是谁出卖了张友恒和刘致祥，直到解放后，有关部门还在追查这个谜案。王度（李民）当时不仅与刘致祥认识，而且彼此知道对方的身份，因此一直受到怀疑。2009年夏天，笔者在北京访问了病榻上已口不能言的刘致祥，刘致祥用颤抖的手写了个“谢”。“谢”指谢文凯，伪满洲国外交部长谢介石之子，解放前逃到台湾，一般认为是他出卖了刘致祥。王度当时与谢文凯交情甚好，因此成为重要怀疑对象之一。解放后，刘致祥把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写成剧本拍成电影《地下尖兵》，而王度则受到长期调查，调查最终证明他是清白的。

小  结

王度的文学创作，表现出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的合流，其诗歌以语言的抽象性、象征性为掩护，表达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对民族独立、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向往。他的两本诗集，表达左翼立场和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意识，是伪满洲国抵抗文学的形式之一。1945年以后，他在个人政治道路上的选择，表明他受左翼思想支配，由左翼文学表达而变成社会实践。

蒋蕾，女，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暨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东北媒介史、文学史、口述史、影像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出版学术专著《精神抵抗：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对伪满〈大同报〉的历史考察》《伪满新闻统制研究》《岁月留痕——摄影家郎琦访谈录》《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的生成及属性研究——以长春抵抗作家群落为中心》和纪实文学《狂飙五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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