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君。承蒙你在我出征期间屡次寄来书信，万分感谢。我平安无恙，已经回到了令人怀恋的日本。我望着湿气氤氲的秋树，盘腿坐于坐垫之上，静静地切身感受着榻榻米与纸拉门那暧昧的况味。我的周遭尽是说着日语、怀揣日本人情感、眼眸因同胞之爱而湿润的日本人。再也见不到那些满怀敌意、察言观色、暗自讥讽、将绝望化作冷笑的人们的身影。我从未像如今这般，想要真切地凝望这可爱的日本。不只是我，士兵们全都用黄浊的目光，凝望着祖国的模样。这并非因为两年的岁月让国土发生了改变，我想试着确认，会不会是士兵自身的内心已然发生了改变。千千万万的士兵就此归来，连带着烙印于心底的那连做梦都未曾见过的大陆风景。他们学会了中国语，吃过中国料理，也泡过中国的浴池。他们历经枪林弹雨，熬过艰苦的生活，如同战国时代的武士一般，褪去一切虚饰，如同赤子一般归来了。最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双眼亲眼见识了“中国”。M君，这正是我想要对你说的。你我二人，虽力量微薄，但作为一直坚持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人，想必能对这件事的分量感同身受。千万人在亲眼目睹过“中国”后回来了！这一事实对日本文化的历史，具有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这绝非是能不能在北京或南京建起一两所大学这种细碎的问题。大批士兵在中国生活之后归来，这一事实，说实话，既不是学者老师的学问问题，也不是酒保商人的利益问题，而是生活的问题，换言之，我认为这就是文化的问题。
这些士兵，并不像外务省、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那样，被分配课题，拿着研究费而远赴异乡的。他们奉天皇陛下的御命，只身前往的。士兵原本就没什么研究课题。对士兵而言，日常生活本身，就是珍贵的中国研究。想必他们也料理过长着黑毛的中国猪，加入岩盐炖煮；也曾驾过中国的木船，拿过中国的锄锹修筑军用通路。想必也和农民交谈、一同劳作，体悟到那数千年来，身为被征服者所练就的虚实交织的理性。士兵们并不知晓东亚协同体论，也没有读过装裱在各大杂志卷首的、有关东亚的长篇大论，恐怕连所谓中国研究者的名字都未曾听说。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他们实实在在地在“中国”生活了两年，而后归来。士兵并非为了发表论文、出版著作而去做研究。但为了日本军队，为了其目的，他们必须去了解中国人。必须了解中国的房屋、中国的河川、中国的田地、中国的动物、中国的绘画。
诚然，这并不像东亚文化协议会召集日中两国的大学者开展各类活动那般光鲜热闹。可在当下的状态中，那些光鲜浮华之物，甚至可以说尽是空洞，不是吗？回到日本之后，令我大为吃惊的是，市面上有关中国的出版一派繁荣。可如今，我又不得不为其背后的空洞而惊叹。所有日中亲善机构、中国研究的著作，这些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总觉得缺乏实感。我们在战地所见的中国土民的脸，显现着泥土般坚韧的智慧，镌刻着传统情感的阴影，深深布满着未曾诉诸言语的哲学皱纹。那张面孔鲜活地烙印在我们的眼底，反倒让印成铅字的中国评论显得黯然失色。我们见到的中国人，是活生生行动着的人。发自肺腑，我不得不说出这一点。我绝不是以嘲讽而是以真心说着这一事实。活生生地行动着的中国人形成了中国。所谓中国，便是如此。它既不是谜团也不是怪物，更不是狮子，而是一个人情与爱意皆可相通的社会。倘若忘记对方是活生生的，就既无法战斗角逐，也无从共舞共鸣。
我在战地的时候，听说赛珍珠的《大地》被翻译过来后在日本大受欢迎。我在内地的时候，读过《大地》的汉译。那时我并不觉得，它比众多中国作家写下的农民小说要格外出色。一部美国人写的《大地》，竟在内地得到如此广泛阅读，这令我十分意外。与其说意外，不如说这实在是日本的憾事。为什么日本的读者，非要读美国人写的《大地》不可呢？日本本就是中国的邻国啊。为什么我们读不到日本人写的《大地》呢？一想到这里，我便心绪难平。只因原本便不存在日本人写的《大地》。自那以后，我从内地送来的各类杂志里，睁大眼睛搜寻着写中国人的日本作家的小说。上田广的《黄尘》、小田岳夫的《漂泊的鲁迅》，只要书中写到中国人，我便会如入迷般地读下去。我读这些文章，并非想要寻找什么猎奇新奇的内容。我只是想知道，以中国人作为书写对象时，日本人的智慧与情感，究竟会以何种样貌、发挥到何种程度。书写中国人，既不是一桩简单的事，也不是浅薄的事，更不是风光的事。但时至今日，书写中国人，恐怕已成为世界各个民族共同的课题。一个国家如何书写中国人，会映照出这个国家的文化面貌，体现这个国家知性的成长。因此，书写中国人，是一件具备决定性力量的事。既然如此，为何日本人却只能读美国人的作品聊以慰藉呢？在东京，泰斗们还在给学生讲授古代中国人所书记录的注释。可我想问，在东京，究竟去哪一家书店，才能够买到日本人创作的、书写中国人的小说呢？我并非要强行诘问小说家们。或许是日本文学这份谦逊自省的特质，使得内地的日本人，尤其是作家，通过审视自身来进行书写。作家们细腻冷峻的精神，全都倾注在日本人的生活、日本人的性格，以及自我之上。我丝毫不认为，那些值得敬重的作家是疏于去书写中国人。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
在小说等方面，本有着谦逊自省传统的日本人，针对中国的评论研究，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倾向。当下问世的诸多中国相关评论研究，看不到作家身上那种冷峻的精神。其中混杂着陈旧无用之物、杂乱未经梳理之物、沉溺情绪忘却理性之物，还有只知空谈议论、毫无责任感的内容。不少论述，全然忘记了中国人是活生生、在现实中行动的人。
有些文章，哪怕先读读《大地》，再重新动笔也会更好。对于面向各国、尤其是面向中国推行的文化政策而言，与其写下一百篇空洞乏味的议论，一篇书写中国人的优秀小说会更有价值。这便是我的想法。想来，这也是许多亲眼见过支那的士兵所感受的。
好了，M君。至此我所叙述的内容，概括来说便是——士兵们亲眼见到了活生生的中国人；与之相反，内地的研究者们反倒不曾亲眼见到活生生的中国人，这是我心中的疑问；还有就是，我希望能有人就书写中国人这件事的重要性写些什么。那么M君，你大概会反问我：身为一名中国文化研究者，你自己归来之后，又是怀着怎样的感想呢。这正是我想梳理自己混乱的思绪，尽可能讲给你的东西。这涉及战争与文化这一艰深的问题，同时也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根本性问题。我归国至今不过两月，还无法把它讲述得透彻明白。但我想趁着战壕留在身上的热度尚未完全冷却，把浮现在自己意识中的战地想法记录下来。
M君。你我二人，曾厌倦了旧式支那学的讲学，阅读上海出版的新书刊物，与留学中国人交谈，努力想要去了解活生生的中国。你曾在北京留过学，而我一次也没去过支那，即便如此，我也翻译过中国小说。但不可思议的是，我应征入伍，竟踏上了这已化为战场的中国土地。我驻守上海时，得知我身在华中的你寄来书信，信里面写道：“很多人去了华北，但去到华中的只你一人，请务必好好研究扬子江文化。”我十分感谢你的忠告。可我只是初上战场的一名普通士兵，根本没有余裕去研究什么扬子江文化。我被卷入狂暴汹涌的情绪漩涡之中。支配这里的不是生活方式，而是战场的规矩。日军纵然施以宽厚的处置，也收效甚微，只剩焚烧殆尽后遭毁坏的残垣断壁。我第一眼见到的中国房屋，是被炮弹蹂躏得满目疮痍的墙壁；我第一眼见到的中国人，是已然腐败、再不能言语的死尸。学校里翻倒的课桌上，散落着沾满泥土的教材；图书馆里，成套的《新青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被雨水淋打。那光景，看上去如同一场凄楚而倏忽的文化破灭。我在愉快的战地生活中，只能茫然眺望中国的风景。我拿起昔日尚在本土时，特地从上海、北京寄来的辞典、全集与单行本，怀着异样的心情读起上面的铅字。我们曾热忱钻研的古典，如今却如同一文不值的物品般被肆意丢弃。就连东洋文库的书库中都没有的明刊本，也被堆积在马粪之下。文化，竟是这等无力之物。彼时我仰望的天空有数万只野鸭成群飞过，俯瞰的江水永远浑浊奔流、默然不语，我不由得一声叹息。我们倾注心血、满怀热爱的中国文化，难道就这样无力地惨遭破坏、走向消亡吗？我望着脚下堆积如山的砖瓦，陷入思索。所谓文化，难道就仅仅是这些如同砖瓦般杂乱的堆积吗？毫无意义地层层垒起，又就此崩塌零落吗？被战争的亢奋夺去思考能力的我，一度沉溺在这般消极的心境中。但是，和坚韧的战友们一同度过的健全的战地生活，一点点将我拉起，使我重新成为坚韧的、健全的知识人。随着作战从上海推进到南京、徐州、汉口，战线持续扩大，接触各类土地上的中国人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话虽突兀，但在此我想和你讲讲我所见的一处公园。昭和十四年正月，我在汉口那边生活。我们时常去汉口的中山公园游玩。公园里没有嬉戏游玩的孩童；附属动物园里，动物也早已不见了踪影。池塘里漂浮的游船无人乘坐；漆成红色的八角亭中，也不见谈笑说情的男女人影。唯有枯木之间，石桥上横卧的混凝土盘龙，泛着惨白凄冷的光泽。铺石与假山皆完好如故，可整片空间却为一种死寂的无意义所支配。我像一个被遗忘的孩童一般，呆立在小型高尔夫球场那座小埃菲尔铁塔旁边。我眼前所见的，是一座杳无人迹的公园的光景。我独自思索，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吗？这诚然是“堆积的文化”，是被建造出来，而后遭到遗忘的文化。可这真的就是文化本身吗？后来，在安徽庐州的一处公园，我对文化又生出了另一番感悟。那是一个秋日，我正为登陆满一周年举杯，醉意沉沉。这座公园似乎是私人别墅，里面留存着带厨房与书斋的建筑。我在临着豆叶池的小楼上点燃篝火。用来引火的，是装帧考究的木刻古籍，我把五色花瓶放入火中。《朱子全书》、《宋史》以及各类拓本熊熊化为灰烬，精美的五彩花瓶也被高温灼裂，如花瓣般碎散开来。我把陶器碎片与古籍的灰烬，一同沉入秋日的池水中。难道是我亲手将文化烧成灰烬与碎片，埋葬进水里的吗？我站在那里，仿佛奢靡的王侯，内心却惶惶不安。我走下楼，步入林中，遇见了一个贫苦的少年。少年正把枯叶捡拾起来，装进大大的笼里。我带着醉意，随意地上前帮他捡拾枯叶，还帮他运回了他家。少年很欢喜，我的内心也感到莫大的满足。回去后，我躺在竹制床榻上，思绪翻涌。
二十四史又算得了什么？北京图书馆又算得了什么？纵使万卷典籍化为飞灰消散，只要自己这张傻脸还留存下来就够了。就算世间万物尽数焚毁，只要自己这副怀揣着属于自身“文化”的躯体留存下来，不就足矣了吗？连可以紧紧抱住的物都不复存在，所谓文化，竟是如此轻浮。我再也不愿见到那种把玩、摆弄支那文化的令人厌恶的姿态了。没有爱，只知一味利用的“研究”，究竟又算得了什么？没有对文学的热忱的文学史，又算得了什么？空无一人的公园，又算得了什么？我或许是在土墙的寒气中被噩梦所纠缠了吧。但我并不憎恶那个仅仅因为帮少年捡枯叶就感到满足的、喝醉的自己。即便那日夜里的梦中，凄清的公园里长出了茂盛的嫩草，出现了孩童欢叫奔跑的身影，也终究不过是大梦一场罢了。梦见杳无人迹的公园重新有了嬉戏的人影，这不正代表着对文化的一种意志吗？甚至可以说，文化本就是意志的梦。但无论如何，比起条条框框的道理，或许梦要更好吧。因为道理会让文化化为堆积。这些堆积物自有其分量，正方便一众拿着各式各样标尺的研究者围拢过来，去估量评判，看上去似乎十分妥当。
前些日子，东京某位先生所写的支那文学史方法论，遭到了京都一位先生的批评。我们研究会三年前也曾出过方法论特刊。可在如今的我看来，所谓方法论，不过是站在一片遗迹焦土之上，目睹一场远比始皇焚书波及更广的文化破灭时，个人的感触罢了。如今我才真切体会到，想要潜心地去读懂一本书，是何等困难的事。祈愿你身体康健，希望你能够继续坚持翻译，哪怕只产出一行优秀译文也好。
作者簡介
武田泰淳（1912年～1976年），日本小说家、批评家、中国文学研究者、净土宗僧人、大正大学教授。幼名大岛觉。作为第一次战后派代表作家，战前时期脱离左翼运动后，改名为泰淳，并出家。之后征兵前往中国。退伍后，完成评传《司马迁》，与竹内好《鲁迅》作为一系列丛书出版，后转向小说创作，凭《蝮蛇的后裔》得到认可。与竹内好为毕生好友，共同创办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后成为《近代文学》同人，与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等人亦相识。著有『司馬遷史記の世界』『風媒花』『才子佳人』『秋風秋雨人を愁殺す秋瑾女士伝』『富士』『快楽』『上海の螢』等。
譯者簡介
付石（2006～ ），南开大学日语系专业本科生，研究兴趣为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与后殖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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