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4日，“越境的东亚”系列学术讲座第三期在线上举办。本次讲座由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毕雪飞教授主持，以“变异与新生：《山海经》图像在东亚的流播与再造”为主题，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刘雪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郭锐两位学者分别主讲中日与朝鲜半岛的传播脉络。讲座系统梳理了“山海经图”在中国本土的源流，及其在朝鲜半岛、日本两地的差异化接受与本土化再造，探讨了东亚不同文化语境下图像演变的机制与动因。讲座通过多平台同步直播，吸引了高校师生与文化研究者广泛参与。
一、本土篇：从“流观山海”谈起
刘雪瑽从大众对《山海经》的普遍印象切入，区分了典籍层面的文本《山海经》与受众认知中不断衍生的活态“山海经”，指出“山海经图”的传播与演变同样是民众参与共创的过程。她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中国部分的梳理：古图是否存在、古图的性质、后世图像的流变情况。
刘雪瑽提到，东晋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与郭璞《山海经图赞》可相互印证，说明东晋时期民间已流行“山海经图”。但这一版本并非先秦古图，从典籍成书到东晋间隔数百年，古图直接传世的可能性很低，大概率是时人根据文字重绘的作品。
关于古图的性质，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清代毕沅提出禹鼎说，认为古图是青铜鼎上的图像；蒙文通先生持地图说，认为古图是大幅的地理图；日本学者小川琢治提出壁画说，认为图像源于岩壁壁画；马昌仪、刘宗迪等学者主张巫图说，认为古图是巫术仪式所用的图像。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壁画说与巫图说的可能性相对更高。此外，《山海经》文本中存在大量静态描绘性表述，如“方捕鱼”“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等，更接近对图像的解说文字，这也让学者普遍认为海经与荒经部分存在“据图而文”的情况。
后世“山海经”图像的版本演化已有丰富的研究积累，刘雪瑽重点补充了两条较少被讨论的脉络。
第一条是世界地图系统。从宋代石刻《华夷图》开始，传统世界地图就长期嵌入《山海经》远国异人元素。这类地图以中国为中心，将真实国度与想象中的远国交错分布在海上，延续了源自《山海经》的宇宙想象。到明代《古今形胜之图》、清代《乾隆天下舆地图》，这一传统始终未断，甚至在西方地理知识传入后，还出现了经纬线与传统想象地理叠加的形态，呈现出中西知识碰撞的过渡特征。
第二条是神怪图系统，以明代建阳刊刻的日用类书为代表。这类类书的“诸夷门”分上下两层，上层收录山海异物，下层收录外夷形象，这种编排方式对后来日本的神怪图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东渡篇：“山海经图”在朝鲜半岛
郭锐介绍“山海经图”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再造。她指出，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朝鲜半岛的“山海经图”创作数量较少，主要围绕典籍文本、“天下图”与《松南杂志》展开，呈现出鲜明的理性化、致用化取向。
《山海经》传入朝鲜半岛的具体时间尚无定论，但与《山海经》关联密切的西王母神话，10世纪前已见于贵族墓葬壁画。高丽王朝时期，文人李奎报的文集中已出现《〈山海经〉诘疑》相关篇目。朝鲜王朝时期，文人对《山海经》的提及更为多见，但整体呈现褒贬不一的评价。
受朱子学独尊的思想背景影响，朝鲜士人对《山海经》中的神怪内容多持审慎态度。代表人物如李源祚，认为《山海经》历载虚诞，不符合朱子学格物穷理的精神，不应过度沉迷。与此同时，《山海经》中的地理记载、名物考证价值与文学价值仍得到肯定，申维翰等人就曾肯定其作为“纪物之文”的文学意义。此外，《山海经》中关于朝鲜的记载，也长期受到当地文人的关注。
朝鲜后期出现的“天下图”是“山海经图”在当地代表性的衍生形态，属于广义上的“山海经”。这类地图现存版本众多，普遍采用海洋与陆地相间的四重圈层结构，中央为中国，朝鲜半岛位于其侧，向外依次是内海、外圈大陆、外海。
郭锐统计，现存最早的康熙版《天下总图》共收录143个地名，其中103个源自《山海经》，且多集中于《海外经》《大荒经》中难以对应现实地理的篇目。绘图者还参考了《山海经》的篇目方位设定，将山经与海内经地名置于中央大陆，海外经地名对应内海区域，大荒经地名对应外圈大陆，形成了与文本篇目对应的空间结构。
后世“天下图”衍生出多个版本，有的增补西域地名，有的加绘经纬线与南北极，还有彩绘版、屏风版等不同形态，反映出西方地理知识传入后的调适过程。
《松南杂志》是朝鲜后期文人赵在三于1855年撰写的类书，其中“外国类”部分罕见地对“天下图”的图像信息进行了文本复述，大量国名与方位都与天下图高度吻合，甚至保留了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在此基础上，赵在三还结合《山海经》文本、中国史籍与朝鲜本土知识，对天下图中的远国进行了本土化阐释与知识扩充，形成了“从文字到图像，再从图像回归文字”的知识链条。
郭锐指出，这一过程与西学东渐的背景直接相关。面对西方地理学的冲击，朝鲜士人并未直接放弃传统认知，而是借助《山海经》等传统文献构建域外想象，维护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传统世界图景，整体呈现出致用、理性的知识取向。
三、东渡篇：“山海经图”在日本
刘雪瑽接着梳理“山海经图”在日本的流播与变异，围绕传入时间、平安时代形态、江户时代演变三个问题展开。
关于山海经图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的文献记载出自891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提到，“土地类”典籍中已收录《山海经》21卷，包括郭璞注本、《山海经图赞》等相关文献，说明至迟在平安时代初期，山海经的文本与图像相关典籍已传入日本。
现存最早的山海经图像遗存，是京都御所天皇寝殿中的“荒海障子”，创作于9至10世纪。这幅障壁画描绘了长脚人背着长臂人入海捕鱼的场景，对应《山海经》中长臂国、长股国的记载。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曾在奈良时代的下之溪遗址发掘出一幅绘有被缚人物的绘图，有学者推测其表现的是《山海经》中“贰负之臣杀窫窳”的场景。但刘雪瑽认为，该图像与文本的对应缺乏其他旁证，属于孤证，无法确认为最早的山海经图，因此“荒海障子”仍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山海经》图像。
关于这幅图为何被放置在天皇寝殿的东北角，刘雪瑽结合日本传统信仰做了解释。平安时代宫廷流行源自中国的阴阳道方位观，认为东北角是“鬼门”，是邪祟最容易进入建筑的方位，邪祟会沿直线穿行至西南角的“里鬼门”。在天皇的寝殿清凉殿中，西南里鬼门位置的南墙上绘有白泽王斩鬼图，负责斩杀闯入的邪祟，而东北角鬼门位置的“荒海障子”，则承担着门户守护的功能。
这一功能的形成，与日本神道教信仰直接相关。日本神道教中供奉的手名椎、足名椎两位神祇，是记纪神话中记载的天神宫殿守护者，形象分别对应手长、足长的特征。而天皇被视为“现人神”，是天神在人间的血脉传承，其宫殿规制对应天神宫殿。山海经中的长臂国、长股国形象，恰好与手名椎、足名椎的形象特征吻合，因此被纳入宫廷守护体系，赋予了外来图像本土的宗教功能。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也记载，清凉殿东北角的障子上绘有可怕的荒海生物，女官们开门望见时常会感到惊惧，也从侧面印证了这幅图像的守护属性与恐怖意象。
江户时代是日本“山海经图”发展的繁盛时期，刘雪瑽将其分为三类展开介绍。
第一类是中国诸夷门系统的衍生。日本画师基于明代日用类书的内容，创作了《怪奇鸟兽图卷》《山海异形》等精美绘卷。这类作品保留了山海异物与远国夷人的分类框架，同时在细节上进行了本土化重绘，部分作品还附上了日文注解。
第二类是远国异人形象的重组与世俗化应用。《山海经》中的远国异人形象脱离了原有的文本语境，被融入各类世俗场景中。比如“双六”棋类游戏将远国地名作为棋盘关卡，相扑绘卷让异国人参与比赛，还有各类滑稽场景的创作，都体现出妖怪与远国形象从恐惧对象向娱乐元素的转变。
第三类是托名《山海经》的“和制山海经”。江户时代民间出现了大量假托《山海经》名义的本土创作，如《诸国妖怪绘卷》《姬国山海录》等，将日本本土妖怪文化融入其中，形成了新的视觉表达。这类作品与《山海经》原典的关联已经较弱，更多是借用其名号进行的本土创作。
[origin:https://img.weiwuming.cn/weiwuming/d70c66085d775954.png|“和制山海经”之《姬国山海录》|刘雪瑽老师演讲ppt]｜四、现场问答精要
互动环节，线上听众围绕图像传播、文化比较、当代衍生等问题提问，两位老师逐一回应。
毕雪飞：日本《百鬼夜行》中的妖怪有没有吸收《山海经》的元素？
刘雪瑽：**江户时代鸟山石燕创作的《百鬼夜行》，参考了《山海经》、《三才图会》及日用类书中的诸多形象。据学者统计，书中约七成妖怪与中国文化相关，其中不乏《山海经》明确记载的形象。比如烛龙传入日本后称为“烛阴”，形象出现女性化演变；九尾狐演变为玉藻前，形成了魅惑天皇的本土传说，相关遗迹与叙事流传至今。
毕雪飞：白泽图在朝鲜半岛有没有流播？
郭锐：**整体上白泽图在朝鲜半岛留存较少，但也可见于仪仗旗帜与官服纹样。西王母图像出现较早，10世纪前的贵族墓葬壁画中已有相关形象，但这类形象更多属于广义的西王母信仰体系，未必能直接对应《山海经》文本源头。
毕雪飞：白泽图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如何？
刘雪瑽：**日本流传的白泽图数量不少，形象多为驱邪避疫的瑞兽形象，常被张贴于门口或雕刻于神社建筑上，承担辟邪功能，与白泽“识百鬼、御邪祟”的传统内涵一脉相承。
线上听众：郭老师面对新领域时，如何在短期内梳理可用史料？
郭锐：**首先可以从自身熟悉的研究领域寻找结合点，借助已有的知识背景切入新话题。其次要大量阅读原典，在原始文献中发掘关联材料。同时也可以关注以往研究中较少被注意的边缘文献，比如这次研究中用到的《松南杂志》，就是在访学过程中发现的新史料，能够拓展既有的研究视野。
线上听众：《山海经》对浮世绘有影响吗？
刘雪瑽：**《山海经》对浮世绘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对版画、奈良绘卷及民间日用类书的影响更为明显。比如《和汉三才图绘》作为中国《三才图会》的翻刻版，就收录了大量《山海经》相关内容，并翻译成日文在民间传播。
线上听众：妖怪观念的地域差异，是否和不同地域受众的知识阶层筛选标准有关？
刘雪瑽：**阶层差异确实存在。平安时代的“山海经图”像基本只流通于贵族上层，体现贵族审美。江户时代则出现分层，定制的精美绘卷面向大名等富裕阶层，而黑白印刷的小册子、通俗类书则面向普通民众，不同阶层的接受形态各有侧重。
线上听众：不同版本的天下图，内部国家位置有没有变化？
郭锐：**天下图的国家标注并非完全照搬《山海经》的方位划分，存在个别篇目错位、地名位移的情况。这类变动多源于翻刻传抄的讹误，或是绘图者技艺限制导致的空间调整，并未出现整体方位倒置的情况。
线上听众：日本对《山海经》形象的重组，是否蕴含着对世界交流的主动性？
刘雪瑽：**江户时代日本长期闭关锁国，民众对海外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山海经》中的远国异人形象，恰好为民众提供了想象海外的资源。当时不仅有相关的游戏、绘画，还有模拟海外旅行的“见世物小屋”等娱乐形式，都体现出民间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欲，《山海经》的形象再造正是这种需求的体现。
郑博宇：从高丽李奎报到朝鲜后期天下图，朝鲜半岛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理性考证脉络？朝鲜作为传播中介是否对内容有所筛选，为何日本平安时代就出现了妖怪化转向？
郭锐：**朝鲜半岛的理性取向主线是存在的。朱子学格物思想贯穿始终，士人多以审慎态度对待神怪内容，更多将《山海经》用于地理考证、名物训诂与文学范本，整体脉络一致。
刘雪瑽：**文献传播并非单一路径，不一定完全经过朝鲜半岛的过滤再传入日本。可能存在多条传播线路并行，既有经由朝鲜的中转，也有直接从中国传入的文本与图像，不同路径各自独立，因此日本的接受取向并未完全受朝鲜的影响。
郑博宇：当代韩国有没有《山海经》的改编创作，是否延续了地理取向的特征？
郭锐：**当代韩国对《山海经》的改编创作，整体影响力不如中日两国。历史上形成的天下图等传统想象，在当代大众认知中的普及度有限，相关改编更多散见于漫画、现代艺术等领域，可能并未形成延续性的改编潮流。
毕雪飞教授最后总结，本次讲座以丰富的图像史料与细致的文本考证，呈现了“山海经图”在东亚三地不同的演化路径。同样的文化母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思想语境中，生发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也正是跨文化研究的魅力所在。整场讲座历时两个小时，在热烈的学术交流中落下帷幕。（文/郑博宇）
主讲人
刘雪瑽，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曾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博雅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神话学、民间文学与妖怪研究。出版有专著《日本〈山海经〉接受研究》，并于《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民俗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国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等。
郭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外文学》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韩国古典文学与中韩比较文学。在《外国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与多项国家级重大项目。
主持人
毕雪飞，文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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