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宋念申丨《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

本书聚焦沈阳市中心的西塔街区，以细腻的笔触铺陈其自1644年迄今近四百年的演变史。作为清入关前修建的藏传佛教寺院，西塔曾是连接汉、满、蒙、藏的宗教与政治枢纽，见证了多民族国家的早期融合。近代以来，随着中东铁路与“满铁”的修筑，西塔因毗邻奉天驿而成为东北亚地缘政治与经济博弈的交汇点，汇聚了来自朝鲜半岛等地的移民，形成了独特的跨国文化与市井生态。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经历了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与重塑。

作者基于多语种档案与扎实的田野调查，透过皇帝、僧侣、商贾、移民、工人与普通市民的命运沉浮，书写了一部充满烟火气的微观史。它摒弃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转而从街道与居民的视角出发，生动揭示了全球化力量如何在日常空间中落地生根，为我们理解中国从传统帝制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样本。这不仅是西塔的故事，更是沈阳、东北乃至中国近代沧桑巨变的缩影。

本书写的是一处微小社会空间将近四个世纪的变迁。西塔，是沈阳市和平区的一个小街区。需要首先声明，这地方并不怎么出名。沈阳之外，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它。所谓西塔，原指这里矗立的一座藏传佛教喇嘛塔。原先的塔和寺庙早已不存，原址上现重修了复制品。和沈阳其他旅游景点相比，复建的塔和寺无甚新奇，吸引不了多少游客。即使对本地人来说，多数时候，“西塔”这个名字所指代的，也不是什么历史遗迹。在不同人的回答中，“西塔”可以指一家当地著名的朝鲜冷面馆，一家以此为品牌的连锁烤肉店，一条靓丽的商业街，一座“韩国城”，甚至可以是当年人人都知道的红灯区。

这地方也没有多么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意义，因为它实在太小了，难以当作一个独立的分析单元——至少对历史学来说是这样。就地理规模而言，它在沈阳这座东北最大城市占据小小一隅，由主干道和几条支路构成，总面积大约1.24平方公里。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这里总人口是3.66万。¹主干道“西塔街”长约700米，商店鳞次栉比，从南端步行到北端，用不了10分钟。主干道和支路，串联起周围高楼组成的居民区，和所有中国城市中普普通通的街区无甚两样。

以行政区划而言，西塔在2020年以前是个“街道”。其服务机构——街道办事处，是中国城市中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在市政府与街道办之间，还有一层“区”级行政机构。西塔曾是沈阳市和平区的17个街道之一，而和平区则是沈阳十个城区之一。²在2024年的时候，沈阳城区一共下辖112个街道。³2019年12月，就在我开始动笔写作本书之时，西塔街道被撤销，并入了邻近的北市场街道。不过这一变动似乎并未带来什么不便。我沈阳的朋友们没人注意到这个变动，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所以，本书将西塔及其周边视为一个模糊而流动的邻里社区，其范围并不严格拘泥于行政区划所规定的边界之内。

如果西塔自身并无特别之处，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西塔的空间意义，是在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串联起的政治和社会网络。它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成为这种种不同的空间网络中的节点，因而也成为一个透镜，可以用来考察宏观空间的政治和社会构成。这些相互纠缠的多层的空间网络，恰好和东亚和中国过去380年现代转型的一些宏大主题相关，比如清朝对东亚和内亚地区的跨边疆治理；清代宗教、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塑成；发生于20世纪东北的铁路资本主义竞争；日本在东亚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近现代朝鲜人的离散与定居；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建设与工业化；以及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个人与社会复杂的际遇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塔的数次空间变形绵长而又相互影响，本书力图展现这几次变形，以及那些曾经创造、改造、定居、访问、逗留、告别此地，以及仍然生活于此的多样的人群。

西塔的历史始自1643年，那时，清朝第一个皇帝皇太极下令在此处建造一座藏式尊胜塔。这个地点，位于由城垣围起的沈阳（盛京）老城的西郊。翌年塔成之时，清军攻陷北京，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中国——以及亚洲大陆——徐徐展开。在清代，西塔是一处代表了满洲人、蒙古和西藏政治—信仰联盟的地标，也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兴衰。在20世纪早期，俄罗斯和日本等列强在东北（西语称为Manchuria，满洲）修筑铁路系统，刺激了中国政府与地方军阀也修筑铁路以抗衡，竞争性的铁道干线交汇于西塔，把这里变成了新的城市中心。西塔折射着激烈的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争夺。20世纪30和40年代，日本全面侵占东北，佛塔成了日本“泛亚帝国”的象征符号，是旅游观光网络的一部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掠夺也迫使大量的朝鲜人移民沈阳，导致在西塔地区形成了朝鲜人聚居区。而从日本占领时期到改革开放前，朝鲜人的日常生活勾画了现代中国朝鲜族身份的形成过程，也折射了现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侧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作为社会主义重工业之都的沈阳，经历了痛苦的转轨改制，一度衰落为“铁锈之城”。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与“锈城”铁西区仅隔一条铁路的西塔社区，却在此时繁盛起来。这一阶段中国所开展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将位于一座去工业化的都市之中的小小社区，转变为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娱乐街区。当然，地方社会为这种转变也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

在超过380年的曲折历史中，西塔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城市化过程。不过，一个空间绝不是单纯自上而下地创制的。参与了这个城市空间塑造、并留下各自痕迹的，包括众多的族群：藏人、满人、蒙古人、汉人、俄罗斯人、日本人以及朝鲜人；也包括跨越社会阶层的各类人物：皇帝、喇嘛、学者、建筑师、军阀、商贩、游人、基督徒、妓女、工人、家庭妇女等等。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给这个小社区带来了丰富而多样的物质遗产及文化意义，统一的官方叙事无法滤掉这些微观的意义。本书将西塔看作是一个多层时间与象征交叠压缩的空间。通过撰写这个社区的历史，我力图展现国家、人群与城市空间在帝国、殖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情境下的多层次纠缠。

可能有读者会问：这个社区有那么独特吗？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不用说，世界上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几乎都经历了我们称之为“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转型。但就多元程度而言，西塔是个特别的个案，不论在前现代还是现代时期，均凸显了宏观大势与微观个性。它的历史独特性在于其微妙的地理空间角色，即：在多重地理范围上，它和它所处的地域，既是核心也是边缘，两种性格同时存在。

首先，当代西塔社区位于三个市区（和平区、皇姑区和铁西区）的交叉地带，这是20世纪早期沈阳新城市建设所带来的遗产。当时日本扩张势力和中国地方政府展开城建竞争，由于西塔恰好位于这两种势力的交界，它成了在急速现代化的城市中心一块相对边缘的区域，一块被忽视的角落。

而谈到城市，沈阳（或是盛京、奉天）也展示了中心与边缘的双重特征。从清代到今天，沈阳是中国东北最大最繁华的都市，20世纪以来也是中国最发达的工业中心之一。但是，沈阳毕竟是一座边疆城市，它地处辽河平原，被西边和北边的蒙古游牧区、东边的吉林高山密林、南边的渤海湾夹在中间。至少就贸易昌盛程度而言，在1900年之前，沈阳（盛京）无法同长城以内的同级别城市相比。但因为它处于多重生态系统的交叉点，历史上的沈阳不断吸收着农耕、海洋、游牧和集采等相互交叠的生态文化的影响。

在更大的地区层次，被西文统称为“满洲”的清代东北边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地区）是清朝统治精英们构想的故土⁴，但以中原视角观之，又总是一块荒野之地和战争前线。这块地域远大于今日语境中的“东北”（特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而包含了从东部蒙古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域。故本书有时也借用“满洲”这样一个词汇来泛指此区域。罗芙芸（RuthRogaski）在其近作中，准确描述了这块辽阔边地的内在复杂性。⁵她指出，从环境、文化及精神层面而言，满洲“不是单一地方，而是许多地方”。我本人则更强调其外在地缘的复杂性：东北地处内亚与东亚、游牧与草原、大陆与海洋等多重影响相互交叠的中间地带，在中国所有边疆中，这种同时糅合了农、牧和海洋特质的复杂性和交叉性可谓绝无仅有。这是一块“多边”的边疆，不但吸纳了中原、蒙古、俄罗斯、朝鲜及日本的直接影响，到了近代也受到欧美国家的间接影响。也正是因为其“多边边疆”与“联合边缘”的地缘政治身份，20世纪的东北成了欧亚大陆上国际竞争的角斗场以及工业建设的中心。战争不停地吞噬着这片资源密集的边地。在很大程度上，东北牵动着东亚地区大国政治的重心，深刻影响着清王朝、中华民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运。但是在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早期，作为中国工业基地的东北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遭受重创，又退回沃勒斯坦所谓的“世界体系”中的一块边缘区。⁶可以说，就是这种多层次的“既核心又边缘”特性，西塔空间有了一种特别吸引人的历史魅力。

“满洲”不是天然、单一的地理实体，而是在不同时代被反复认识、命名和塑造的地方。作者追问“满洲”如何在不同时代的观察、命名与知识实践中成为多个地方。

本书：不是什么以及是什么

因此，本书不仅仅是一部讲述在互为对手的帝国和国家环绕下的、遥远边疆的最大都邑中，一处小小城市空间的地方传记。它也关照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个空间是如何被舞台上各种历史力量塑造、重塑、和记忆的。如地理学者约翰·阿兰（JohnAllen）所言：“任何地方或区域都是拖着长长的历史尾巴‘抵达’当下的……在任何时候，一个区域被塑造与阅读的复杂方式，都是其历史以及构成历史之（要素）的产物。”⁷基于这种理解，本书把西塔看作是众多时间层次与历史象征压缩而成的地方。探索这个社区，就是要剥开这些历史层次，考察这一时空的社会政治塑造。从方法论上说，本书中的西塔既是研究对象，也是一个工具，让我们从社区这个从微观视角，讲述东北、中国，乃至东亚未及充分展开的历史。

尽管西塔是在城市中的社区，但本书大概不能算是典型的城市研究，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在通常的城市研究中，一般会有一个持续性的研究主题：比如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社会网络、城市民族志等等之类。但为这个社区赋予丰富空间含义的那个漫长曲折的历史，很难用一个一以贯之的研究主题来串联。本书关注的焦点当然是空间，但此空间无法仅靠其物理关系或物质构成来解释，而且需要理解其在时间中的社会性构成。贯穿全书的，无非是在这个小型而静态的地方所发现的连续、流动、多主题的过去。历史是行动者和结构不断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特定的主题。西塔近4个世纪历史的展开过程中，新的行动者不断涌现，新的结构也不断形成，于是新的主题也是在持续建构。所以，书写西塔长时段的历史，就是力图刻画东亚近现代历史上一些宏大主题如何在一个微观空间中呈现。或者用相反的视角看，也是理解一个微观空间如何参与到制造宏大历史主题的过程中。

所以，《西塔》一书试图与中国史和跨国亚洲史的多个领域展开学术对话。在不同的章节中，我的叙事参与着中国研究与亚洲研究不同话题的讨论。比方说，无数清史学者谈论清帝国的内亚特性，这点又以清朝对藏传佛教的崇奉为主要特征。⁸不过，学界对于“施主—福田”关系是如何在清朝早期起始、搭建并管理的，则较少涉及。本书介入讨论的方式，是考察盛京最初的敕建寺庙。而将盛京寺庙放在扩及清朝全域的藏传佛教网络中观察，我尤其关注国家、喇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强调喇嘛体系在国家管理下的官僚特征，一方面又指出它和国家的区别。同理，通过揭示西塔从晚清到伪满时期的人口变迁、空间建构和城市地景的新象征意义，本研究参与有关东北边疆转型的众多讨论，包括地缘政治斗争、殖民现代性、国家建设、工业化，以及移民问题等。⁹最后，本书记录了西塔居民生命史，回应着学界方兴未艾的共和国史研究，包括民族构建、宗教生活、日常经验、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遗产、去工业化，以及市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兴起等等。¹⁰简言之，本书对西塔的分析糅合了多样的历史主题，考察一个微观空间中，权力、象征与记忆的相互缠绕。本书强调：在地之人是主要的历史行为者，由此本研究拒绝将中国历史作单一层面的解读（不论该层面是国家、族群、宗教还是特定行为者），也反思一种常见的、将国家与社会视作一对对立关系的僵化理解。

要写好一个小空间跨越数个世纪的历史，不是件容易事。好在过去几十年中，微观史和城市研究这两个领域的进展为我提供了灵感与激励。严格说，微观史是一种观察方法而非学术领域。如果一个13世纪法国南部的村社，一位16世纪比利牛斯地区的冒名顶替者，或是一名16世纪意大利村庄里“自学成才”的磨坊主，都能丰富我们关于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的理解，¹¹那么东北一处小小的城市角落，同样能丰富我们对于中国和亚洲的认知。我甚至觉得，有些人类实践和经验，只能通过微观视角才能观察。微观史不一定是宏大叙事的补充或者反对，而是宏大叙事的某种地方性展现。¹²本研究也受惠于无数先行的中国城市研究，从上海到北京，扬州到天津，武汉到成都，哈尔滨到大连。¹³尽管这些作品并没有集中展现一个小社区，但它们无不传达出一个道理：任何时代的城市格局都是在另个时代的废墟上创造的。就好像大卫·哈维笔下的巴黎一样，将城市景观作革命性改造的那种现代性，都可概括为“创造性毁灭”¹⁴。或者如董玥在其关于民国时代北京的书中所说，现代是“用过去的碎片来创造的”¹⁵。当我们把时间线从几十年的维度，拉长延伸到几个世纪，我们就能看到，所谓的创造和毁灭是在多个层面相互纠结的。就像是岩石中看到的多个地层一样，每一层都包含了特定时代的地质信息，而所有地层又都积累挤压在一起。它们之间当然是有缝隙的，也有很多主题贯穿始终。

本书探讨的贯通性的主题之一，是国家与人们的日常实践在型塑空间意义方面的作用。国家的重要性在此处需要特别提及。在一些城市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中（比如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研究），国家的影响要么是间接的，要么关系不大。在另外一些城市史作品中，国家被视为是（自然发展出的）地方社会的侵入者和压迫者。但西塔不同，在这个城市社区，国家以各种方式展现自己的存在：建筑、基础设施、有组织的团体、官方记录，以及公共记忆等。可以说，西塔历史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各种形态的国家（帝国的、民族的、殖民的、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等等）无处不在。学者们都很熟悉“空间是由社会关系所创建”这样的论断，在西塔，所谓社会关系首先是和国家的关系。但另一方面，这个空间的实际意义又不是单靠国家打造的。个人、家庭、社会群体……无不和国家一道，自下而上地塑造了空间意义。跨越各种边界、身处不同阶层的人群在此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们有时抵抗国家自上而下的力量，有时又与国家合作。通常情况下，日常生活内化了国家政治。正如亨利·列斐伏尔所言：“空间由历史与自然元素包装与型塑，但（这种包装与型塑）是以政治性方式完成的。”¹⁶本书认为，国家与日常生活共同构筑了西塔社区的空间意义。而反过来，西塔的空间政治也回应着国家、人群和区域在过去四个世纪中的现代转型。

西塔的故事当然是跨国、跨区域的，不过叙事的核心是中国令人惊叹的近现代蜕变：从欧亚大陆上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到一个后工业消费盛行的社会（并且仍然在进行中）。我认为，从城市社区的视角观察，则“中国”这个概念本身都值得更为深入的探究。本书将“中国”视为一个不能够被传统的族群、文化、国族或国家边界所定义的实体，它超越了这些边界。

章节概要

为了对以上论点作一说明，我简要介绍一下本书各章的内容。我的叙事按照较为松散的时间线索排列，其中每一章处理空间政治中的某一个历史主题。

第一章讲述盛京（沈阳）如何建成为清代藏传佛教中心，以及满蒙藏联盟的历史。众所周知，满人皇帝尊崇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巩固自己对内亚边疆地区的统治。盛京敕建寺庙就是这一政策的最初体现。但这些敕建寺庙缘何而建？由谁设计？象征着什么？它们是如何纳入官僚机制，又是如何被神话化的？清朝政府怎么资助并管理这些寺庙？本章借讨论寺庙的建造细节，查考其建筑形制、文化含义及政治符号，并且分析寺庙碑刻的多语种文本，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满洲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崇奉，比通常认为的要更依时依事而动、开放灵活，也更实用为先。盛京寺庙由萨迦派藏人喇嘛设计，结合了汉藏两种风格，创造出中国城市规划史上一个独特的案例。当清朝对藏传佛教的态度逐渐从供奉者转为管理者，盛京敕建寺庙网络也随之官僚化，嵌入了整个清帝国急剧扩张的、联结起北京与内亚边疆的喇嘛机构网络之中。

盛京寺庙中的喇嘛，主体是蒙古人。第二章利用前人少有使用的档案资料，讲述当地喇嘛的种种故事。喇嘛与国家的关系如何？他们的职业路径是怎样的？喇嘛与当地人如何互动？他们的内部关系又是什么样？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关系是如何在历史中演化的，特别是在清朝灭亡之后，又遇到怎样的问题？盛京喇嘛和蒙古、藏区的喇嘛很不同，他们由政府供养、也仅对朝廷负责。这些喇嘛更类似官僚，享受着特殊的职业保护和经济特权，这种待遇也无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和裙带主义。犯罪和内部倾轧的现象并不少见。当清王朝在1911年垮台，盛京寺庙在内部和外部都遭遇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虽然喇嘛们用了各种技巧，与国家讨价还价，力图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但由于缺乏来自地方社会的有机的支撑，盛京/沈阳的藏传佛教体系很快衰落了。西塔寺在俄国占领及日俄战争期间遭到破坏洗劫，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寺中几乎已经没有喇嘛了。

第三章以1928年刺杀张作霖开篇。著名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在距离喇嘛塔仅700米左右的地方，那里是张作霖控制的京奉铁路与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控制的南满铁路的交汇点。东北铁路的故事，要从俄国人讲起。1900年，沙俄修筑了连接辽东半岛与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道系统，并且把沈阳的第一个火车站设立在西塔附近。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继承了俄国在南满的特权，改建了新火车站。一个新的城区——满铁附属地——围绕着火车站而出现，并且大量借鉴了欧洲城市规划。为了与日本的铁路殖民主义抗衡，张作霖拓展了中国的京奉铁路系统，把京奉线的沈阳站，也设在距离西塔不远的地方。相互竞争的铁路加快了沈阳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使之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枢纽。新的街道、公园、公共交通、商业区、工厂如雨后春笋。西塔坐落于两大势力相接的角落。激进的关东军军官视张作霖为巨大威胁，在1928年暗杀了他，此事件也预告了三年后日本对东北全境的占领。本章通过三重空间视角：火车站的建筑风格、新城市空间的规划，和跨区域铁路系统的扩张，讨论两种资本主义现代性（其一是殖民主义，其二是民族主义）在东北的争夺。通过这些讲述，本书试图再次强调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理解：现代的到来具有多重面向，它并非简单指向线性的“进步”，而往往伴随残酷的剥削、殖民性的掠夺和暴力性的破坏。日本在东北进行的“殖民现代性”扩张，尤其需要在这个语境下理解。

在日本全面侵占东北的1931年至1945年，沈阳（奉天）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最重要的重工业中心。城市的核心区，也逐渐从过去的老城转到了西郊。以此为背景，第四章探讨另一种殖民产业：旅游业。旅游业是日本帝国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作家、艺术家和学生穿越东北、朝鲜半岛和日本，留下大量的记录。其中很多是在日本政府或者满铁的资助和组织下，目的是以旅游鼓吹其殖民成就。奉天古塔的图像被大量复制、广为传播。很多人通过明信片、导游手册和旅行文学，知道了西塔。这些写作与图像，糅合进由现代交通系统串联的帝国都邑网络，凸显了对辉煌一时的古都的一种泛亚主义幽思，发明了一种新的空间意义。西塔街区尽管毗邻满铁附属地与商埠地，却依然是一处边缘空间。那里的住户主要是贫困的工人，鸦片瘾君子，小商贩和妓女。最兴盛的产业则是性产业。性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了在这个充满象征符号的旅游点，被都市现代性所遮蔽的另一面。

第五章通过档案记录以及几位老住户（特别是女性住户）的生命故事，讲述朝鲜族在西塔的经历体验。在20世纪初，铁路的修建让大量朝鲜人移居沈阳，其中不少人在西塔安顿下来，做起了小生意。逐渐，这里成为汇集朝鲜小商贩和独立运动人士的聚落。在颓败的佛塔对面，他们建成了一座高大漂亮的基督教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朝鲜族既享受了国家为少数民族提供的社会福利，也在激进年代遭遇了艰难困苦。建国初期，西塔教堂被没收，教会活动受到限制。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塔教会重开，恢复了宗教活动。西塔教会也成为中国声誉极高的教会之一。与此同时，小商品经济在西塔兴起。不信教的朝鲜族，也被西塔的民族学校、医院和商店所吸引。对于中国朝鲜族而言，西塔成为他们独特身份的象征符号。

第六章描述西塔最近的一次转型。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的改变，东北地区经历了巨大而痛苦的转型。国有工厂里的无数工人，从享受稳定优厚的“单位制”待遇到被迫下岗失业。当沈阳如美国中西部工业城市一样，成为一座“铁锈之城”，西塔街区却由于内外资本的注入（特别是韩国资本），奇迹般繁荣兴盛。资本重塑了西塔，使之成为商业娱乐区。朝鲜和韩国的店铺共处一地，世所罕见。地方政府甚至将西塔宣传为“模范社区”和“小首尔”，以凸显沈阳的民族团结和国际吸引力。新一代朝鲜族移民从农村地区涌入。但对老居民来说，西塔已不是他们熟悉的样子。1998年，市政府重建了“文革”时拆除的喇嘛塔。但全新的佛塔，被高耸的住宅楼、商业噪声以及酒吧、餐厅、夜总会、洗浴城悬挂的明丽的霓虹灯所包围，更像是附着在消费主义日盛的城市中，一个装饰性的文化点缀。

在简短的尾声和结论部分，本书继续追问时间、空间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在我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西塔社区仍然在不断改变和变形。今天，这里已经不完全是书中所描述的样态了。但一项研究必须有一个结束，我的叙事就结束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至少暂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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