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北亚的形成与俄罗斯边疆——1920年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和萨哈林州的保障占领​

东北亚民众在近代史中都经历了“亡国”“被占领”“革命”的历程。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尼港事件）和对萨哈林州的保障占领正是以东北亚“俄罗斯地区”为舞台展示这种经历的象征性事件，这一事件也是东北亚近现代史的缩影，呈现了萨哈林州独有的帝国空间存在方式和军国主义本质，以及近代民族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扩大化。尼古拉耶夫斯克代表帝国时代“加害者”的日军及“原统治阶级”的俄罗斯人，第一次成为“赤化”了的俄罗斯人、华人和朝鲜人等“底层社会成员”的“牺牲”品，导致日本帝国对苏联、中国和朝鲜解放运动提出了严厉的清算要求。梦想着民族解放的朝鲜人及华人与不少“过激派”俄罗斯人一起在这场屠杀中玷污了双手，现代东北亚史上的这一负面插曲应被记忆和反思。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学界对这部分日俄关系史关注相对薄弱，而既有日、俄学界争讼不休的研究中，现代性剧烈挤压下该地区原住民的声音却鲜有彰显。本文“根据俄罗斯人的经历与记忆，分析了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以及因而发生的萨哈林州保障占领一事”，然而该区域内原住民“俄罗斯人”的视角却仍付阙如。

献给已故友人、萨哈林研究者

Sergei Pervukhin（1961-2020）

近代东北亚的形成与俄罗斯边疆

——1920年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和萨哈林州的保障占领¹

Edrard Baryshev 作 王莞晗 译

“地域”（region）概念的认识建立于特定的内在及外在关系性（relationship）之上，其独特的整体性可能会受到来自各种原因的制约。受政治、经济、民族、文化以及宗教上的规范之例或许最易理解，但是在具有“相互依存”特征的当今社会，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活动之百态、以及“地域”构成单位之间的“力量关系的枢轴”等因素均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

把整个东北亚作为一个地域来看时，有必要特别关注该地域内的历史关系和相互依存性。可以说，正是由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地域、经济文化圈之间持续生成的，从对立到协作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东北亚的现状。在这个新空间的形成过程中，笔者认为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方是帝国体制与殖民地主义，另一方是民族解放运动与革命因素。这是因为，当今东北亚各国几乎所有政权的正统性都是建立在展开独立运动的“被占领时代”的。因此这种“苦难史”的记忆成为了国家认同中不可欠缺的一部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вьёв，1809~81），俄罗斯帝国军人、探险家、殖民者。1847年被任命为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总督。在此期间不顾俄国外交部的反对在黑龙江流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1858年乘清政府陷入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无暇北顾签订《瑷珲条约》，使俄罗斯打开通往太平洋的通道。为表彰穆拉维约夫“功绩”，亚历山大二世封其为“阿穆尔斯基伯爵”。

本文将焦点对准通常容易被忽略的、位于东北亚北部边缘地区的俄罗斯边疆，以1920年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和日本占领萨哈林州为主题，从东北亚的历史形成的问题意识出发来考察同时代的地区、居民以及与其具有紧密关系的东北亚人们的经验与记忆。萨哈林岛和阿穆尔河（黑龙江——译者注）下游流域在当今的日本和俄罗斯常被作为地方史的研究对象，但是放在东北亚历史这一广阔的视野中，笔者确信，其重要性依旧不可低估²。

一、 萨哈林州与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1914年2月，滨海州的乌德郡被合并到俄国国内被戏称为“萨哈林半岛”的北萨哈林后，萨哈林州的面积与人口增为原有的4.5倍（面积由39,832平方公里扩大到186,870平方公里，人口由9,300人增长到43,300人），州的经济、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对岸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经过这种合并，与流放地时代的萨哈林岛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空间³诞生了。

该地曾先后被渤海、辽、金、元、明、清等王朝统治，元明两朝称奴儿干城，是元征东元帅府、明奴儿干都司治所所在地。明廷曾在此建有永宁寺，并立有永宁寺碑。清代称庙街（亦作“庙屯”），属吉林将军辖区。1850年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涅韦利斯科伊（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вельскoй）船长在庙街上空升起俄国国旗并以当时在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设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在当地开设驿站，为沙俄至当地的俄国居民提供邮政服务。其后，俄国在当地大幅殖民，兴建教堂、警察局、赌场、金库等各种基础建设。因1858年签订的《瑷珲条约》及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正式割予俄国。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12-13.

《职贡图》，法国国家图书馆

《职贡图》中的恰喀喇人（乌德盖，Удэгейцы）与费雅喀人（尼夫赫，Нивхи）。恰喀拉为女真后裔，清王朝失去黑龙江流域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后恰喀拉人主体部分随土地被割予沙俄，中国境内恰喀拉人成为满族、赫哲族支系，俄国境内恰喀拉人被定名为乌德盖，2002年全俄人口普查人数为1700；费雅喀人金代称“吉里迷”，明代称“乞烈迷”，俄国人称其为“吉里亚克”，散居在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即今尼夫赫人。

尼古拉耶夫斯克市位于距离阿穆尔河入海口45公里处，作为进入阿穆尔河流域地区的门户具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同时也是以阿穆尔河口海湾为中心的俄罗斯远东渔业的重要基地。在最兴盛的时期，州都尼古拉耶夫斯克的人口达到15,000人（1915年1月），每年的捕鱼量高达5万吨，聚集了34,000多名外来劳工。外来劳工的一半以上来自日本，由于捕获的水产品大部分供应日本市场的关系，以岛田元太郎（1870-1945）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商业资本家把这里作为他们的重要根据点。由于良好的渔业发展，尼古拉耶夫斯克市亦成为北部滨海州的国际性多民族商业中心而日益兴盛，很多犹太裔俄罗斯人及华侨也以此地为据点来扩大他们的贸易活动⁴。

1919年发行的岛田商社版的卢布。它被称为“尼古拉耶维奇钞票”，因为它的意思是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钞票，但由于它印刷错误，它被称为“皮科拉耶维奇纸币”

来源：尼港事件とピコラエヴィッチ紙幣 https://tanken.com/nikou.html

顺带提一下，乌达郡内包含沿海矿山区，矿山区的管理者及矿山警察的办公地也设置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在当时的远东矿山业中，由于中国劳工的比率高达75%，生活在乌达郡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中国人总数超过了4,500人。其中占约三成的1,500人居住在州都，约一半的2,400人是矿山区内阿姆贡河流域的金矿矿工。当地的中国人口中男性占比为99%，当地的中国人社会呈现着相当活跃的景象。上述金矿中开采出的黄金被大量偷运到中国，作为交易，中国的蒸馏酒源源不断地流入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此外，州内大陆地区的朝鲜人总数也达到了2,294人（包括三成左右获得俄籍的市民），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以种植蔬菜为生，但还是有接近一半的人属于矿工或建筑工人。毫无疑问，俄国远东各地区的朝鲜人人口是与朝鲜解放运动的开展成正比持续增长的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俄国与西欧的经济交流中断后，尼古拉耶夫斯克港这个太平洋海岸港口的重要性急剧上升。萨哈林州的天然资源与水产品也备受青睐，所以俄国本土的资本逐步为打开萨哈林州天然资源开辟了道路。当时最令人瞩目的是商工无限公司伊万‧斯塔赫耶夫（以下称为斯塔赫耶夫商会）的活动，是由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犹太裔二等商人、渔业家麦耶尔‧卢利（1881-1954）、艾布拉姆‧卢利（？-1920）兄弟合作，试图将北萨哈林地区的煤田、油田据为己有⁶。

日本海军和与此相勾结的资本，从1916年左右起积极地开展了赢取当地利权运动，并将1918年8月起出兵西伯利亚作为在东北亚地区扩大利益的绝好机会。结果，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要地被日军占领，尼古拉耶夫斯克也被安排了守卫队。虽然没有向北萨哈林派遣部队，但是以北辰会为代表的日本海军借口与斯塔赫耶夫商会的合作关系，在鄂木斯克政权难以实际控制的离岛上几乎是随心所欲地进行了天然资源相关的调查活动。当俄罗斯的资本依旧试图致力于“半岛”的煤田开发时，日本人则已经对俄罗斯领萨哈林丰富的油田产生了极大兴趣⁷。

『救露討獨遠征軍画報』1919.2.1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Крейсер  Аврора）原属沙俄波罗的海舰队，十月革命中奉命由涅瓦河畔开炮发出进攻冬宫信号而成为这次革命象征。曾参与日俄战争及二战。“阿芙乐尔”意为“黎明”或“曙光”，古罗马神话中司晨女神。

1920年1月鄂木斯克政权倒台后，俄罗斯远东各地成立了各种社会主义政权，游击队运动波及到西伯利亚的边境地区。在尚有联合军驻留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组成了滨海州地方自治参事会临时政府，在北萨哈林地区也由临时革命委员会和地方自治会的社会主义分子组建了临时联立执行委员会。在2月上旬的严寒中，雅科夫‧特里亚皮琴（1897-1920）率领的游击分队（约2000人）包围了由日本的守卫队和白卫军的残存分队、以及日俄自卫团（共约800至900人）保卫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日本陆军当局开始策划从内地派遣救援队，将北萨哈林作为“尼港（即尼古拉耶夫斯克——译者注）派遣队”据点的设想最初很有力，但是通过海军侦察后发现救援队在此地无法登陆。2月下旬，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日本守卫队遵照陆军当局的命令，接受游击队的提议，开始了有关停战的协定，于同月28日与游击队签署了休战协定。当地的左派各势力开始对游击队占领尼古拉耶夫斯克市表示欢迎，但是在占领后，萨哈林州原副州长弗里德里希‧冯‧本格（1860-1920）为首的反对派阵营400余人就身陷囹圄，游击队开始对具有“可恶的旧统治阶级”身份的居民实施暴行、掠夺及屠杀的“红色恐怖”。3月11日，特里亚皮琴要求日本部队解除武装来换取人身安全，但是在本应召开萨哈林州劳农兵议员大会的第二天的清晨，日本守卫队在居民自卫队的援助下袭击了游击队，结果反而被扩大到约4,300人的游击队包围，普通的日本居民和已被逮捕的“反过激派”市民一同遭到无情的杀害，并有约130多日本人成为“俘虏”。推算在3月12日至14日的三天内，不分男女老少，约有1,200到1,400多人（包括俄罗斯人600-800人以及日本人600人）遭到游击队的残忍的杀害⁸。

出身农民家庭，曾沙俄参加一战并凭借优异表现获得两次圣乔治勋章。十月革命后加入红军，在内战中被派往西伯利亚，指导当地红军发动对白军和美国及日本的游击战。1919年，特里亚皮琴和上级游击队指挥发生了矛盾，不满上级要求停止作战的命令，独立带领35人脱离了游击。其领导的游击队擅自行动和日本人的先发制人共同酿成了“尼港事件”这场暴行的发生。事件令日本举国震动，极右翼势力趁机挑拨民心，借此强迫远东共和国割让库页岛北部并继续保持自己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对新生的远东共和国而言，特里亚皮琴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显然是一颗定时炸弹，在红军的部署下，契卡人员逮捕了特里亚皮琴，并在法庭上判处他死刑。

特里亚皮琴（中间穿白衣的侧躺者，同年3月，日本军队在夜晚使用燃烧火箭袭击军队总部，给其造成腿部中伤，参谋长瑙莫夫·吉洪·伊凡诺维奇阵亡）带领的游击队，左二是其妻子也是游击队参谋长妮娜·列别杰娃（Nina Rebejewa）。摄于游击队仍在庙街期间，众人身后为日式屏风。

当然，北萨哈林的俄罗斯市民也无法自外于这样的政治、社会局势，有人积极加入在阿穆尔河下游流域地区活跃的游击队势力。1920年2月，萨哈林岛的临时联立执委会与特里亚皮琴分队取得联系，将同为萨哈林岛的苏维埃代表V.E.德博夫（于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中阵亡）率领的支援队派往尼古拉耶夫斯克，输送了步枪和弹药。同时，由A.M.弗明（于1921年阵亡）率领的10多人组成的特里亚皮琴游击队分队也到达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大屠杀发生前夜的3月9日，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市举办北萨哈林劳农兵议员大会，选出代表特里亚皮琴的、库里布林为首的大会执委会，同时选出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无线电信局长亚历山大‧察普科（1884-1920）为财政经济部长。随后，大会执委会宣布工人阶级专政的萨哈林当地苏维埃政权成立。同样在尼古拉耶夫斯克，3月12日至15日的巷战中镇压了日本守卫队的抵抗。俄罗斯“反过激派”被摧毁后，虽然终于举办了萨哈林州劳农兵议员大会，但是在会议中，与有多名社会革命党员及社会民主党右派参加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地方自治参事会临时政府的合作路线，以及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建立缓冲国家的方针都遭到否决，特里亚皮琴等人确定了以尼古拉耶夫斯克和萨哈林州为据点建立“远东苏维埃共和国”的方案⁹。

同年3月30日，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逐步增强的滨海州地方自治参事会临时政府宣布，将滨海州、阿穆尔州、萨哈林州以及勘察加州的所有范围收到其管辖之内，自称远东临时政府。这样的举动虽然威胁了远东地区日本国际政治状况，但以“尼港事件”而闻名的上述悲剧，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成为日本的有利借口。在3月31日提出宣言后，日本政府以与西伯利亚有着特殊关系为由，公然宣称为了使与日本“接壤地区政情安定，消除对鲜满地区的威胁”以及为了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稳定”，继续驻军西伯利亚。这实际上成为“第二次向西伯利亚出兵”的序幕¹⁰。

『救露討獨遠征軍画報』1919.2.1

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Благовещенск），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图画左侧文字“我军刚勇无比、以电光火石之势在七日间穿过西伯利亚的艰难道路一百六十里的九州兵团，勇状果敢、从齐齐哈尔出发沿黑河方向猛进的北海师团，共同进入海兰泡，占领阿列克谢夫斯克。我飞行队十七日以来搭载大量日本政府布告文，威吓敌军并撒播传单，取得伟大成效”。

4月4日至5日，日本派遣军解除了滨海州俄罗斯部队的武装，以武力牵制了“过激派”的进一步进军。6日，远东共和国在上乌金斯克宣布建国后，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上乌金斯克需要调节地区政权间的关系，日本当局对合并滨海、阿穆尔、外贝加尔等远东三州的政权抱有很大期待，以屯扎着日军的外贝加尔地区及滨海州的“亲日势力”为杠杆，开始摸索与新成立的缓冲国建立友好关系。作为其中的一环，同月29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玫瑰色政权”与日本派遣军之间签署了保障日方优势状况的日俄协定¹¹。

Ivan Sablin.*The Rise and Fall of Russia's Far Eastern Republic, 1905–1922: Nationalisms, Imperialisms, and Regionalisms in and after the Russian Empire*London: Routledge, 2018.

远东共和国（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苏俄政府在远东和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的一个被苏俄控制的共和国。其领土西自色格楞格及贝加尔湖，东至太平洋岸边的所有前沙俄土地，包括贝加尔沿岸省、外贝加尔省、阿穆尔省、阿穆尔河沿岸省、滨海省、堪察加省、萨哈林岛北部等地，总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地域大致为现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州、堪察加边疆区、马加丹州和楚科奇自治区。

远东共和国于1920年4月6日成立，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主要是苏俄控制，目的是在苏俄和被日本占领的滨海地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是为避免与日本直接交涉而采取的暂时的权宜之计。苏俄以远东共和国的形式在远东发展壮大苏维埃力量，利用各种形式打击日军。日本从海参崴撤退后，1922年11月5日远东共和国撤消合并到苏俄，成立远东州（不包括原远东共和国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1926年1月4日，远东州改为远东边疆区。此后，该地区历经多次区划调整。

在民众忧虑阿穆尔河入海口地区发生的革命主义恐怖活动不断扩大的时候，在日本陆海军当局的授意下，4月19日，多门大佐率领的“尼港派遣队”乘军舰“三笠”（日本海海战时为联合舰队之旗舰）从小樽出发，前往北萨哈林。同月21日晨，先行的碎冰舰“见岛”（原为俄罗斯海军的海防军舰“Admiral Seniavin”号）到达了目的地，对登陆地及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革命势力的规模、市民的警戒程度进行了侦察，在彻底地收集了相关情报的基础上，将居住在当地的约30名日本侨民以看剧为借口，引导至军舰上避难。第二天早晨，搭乘“三笠”的2,000人的分队根据事前制定的计划登陆后，占领了邮局、电信局及官署等要地，解除了武装。分队登陆之前，为了“防止民心的动摇”，在从水上飞机发散的“投降劝告宣言”中说明了登陆目的：“我分队收到同胞被杀戮的报告，为了确认当地所处状况而在此登陆，我分队不会危害俄国人的生命财产”（从尊重日文原文的俄语译文翻译——笔者注）¹²。

来源：Eugene S. Politovsky.FROM LIBAU TO TSUSHIMA，https://dracobooks.com/From-Libau-to-Tsushima-by-Eugene-Politovsky.html

在占领当时，北萨哈林的人口约为8,000人，其中俄罗斯人有5,000人，原住民有2,300人，中国人和朝鲜人合起来大概有800多人。而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人口不足2,000人，其中俄罗斯人为1,300至1,400人左右¹³。据说当初特里亚皮琴等人提出一旦日本部队登陆俄领萨哈林，马上将矿山、栈桥及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大型建筑物全部炸毁，杀害监狱中的所有囚犯，要求当地的执行委员会将侨居当地的日本人家属作为人质，退到森林地区开展游击战。但是游击队干部判断，约150人的义勇军以及刚刚征集到的300至400名壮丁的实力无法对抗日本派遣部队，在日本派遣部队即将上岸之前就后退到了岛的深处。同时，稳健左派的联立执委会从监狱中释放了鄂木斯克政权期的活动家。就这样，“过激派”的当地政权瓦解了，新的统治制度的建立成了燃眉之急的课题。而登陆的日本部队最初在战术上是支持市民建立自治体制的活动的。作为临时行政组织，例如实业家伊万‧彼得罗夫斯基（1887-1935年以后）等有产阶级代表在内的市委员会建立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市会议员选举的准备工作开始了¹⁴。

日军参谋本部以上述动态为伪装，推进了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作为当地政治领导的候选人，与日本部队一同到达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原萨哈林州州长、一直流亡于日本的德米特里‧格里高里耶夫（1866-1932）突然间现身。可是当地的有力市民表示不愿意接受以日本的武力和财力为后援的格里戈里耶夫作为领导人，选择构建协商制的自治体制。“尼港派遣队”本就对参谋本部的这个操作带有怀疑，在发现格里高里耶夫作为与英国和比利时具有资本合作关系的俄罗斯远东工业株式会社的代理人，有着打算排除斯塔赫耶夫商会以及日本资本的想法后，日本海军决定坚决阻止参谋本部的这个计划¹⁵。总而言之，在占领不久后的一段时间里，日军表面上不干涉内政，通过保留当地的俄罗斯行政组织，谋取到尽可能多的利益与权力。直到5月中旬为止，斯塔赫耶夫商会所有的洛加塔海角煤矿不但被立即占领，通过北辰会调查团团员的积极工作，在商会干部不知情的状况下，矿山区监督批准了斯塔赫耶夫商会对油田矿区（共535个）的试钻¹⁶。

来源：РОСФОТО Хабаровск: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и интервенции. 1918–1922，https://rosphoto.org/visit-online/virtual-exhibitions/habarovsk/

让北萨哈林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化的，是将北萨哈林包含到自身版图之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地方自治政权的动向。5月4日，萨哈林州行政长官库拉金率领的4名地方自治政权活动家到达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企望免遭革命迫害的俄属萨哈林的稳健派虽然多少对这些“不速之客”带有戒心，但同时也考虑到需要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政权构筑和谐关系。而另一方面，日本陆军当初一直坚持欲将北萨哈林从俄罗斯本土分离，建立“独立政府”的方针¹⁷。

日本陆海军当局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作为“尼港派遣队”的临时前线基地，从逮捕的原执行委员、以及逮捕后投降的游击队员处彻底地进行情报收集后，拟定对萨哈林对岸的占领作战计划。5月上旬，日方新编制了包括“尼港派遣队”在内的北部滨海州派遣队，津野陆军中将被任命为司令官。5月11日，以浦盐派遣军司令官的名义发布的宣言再次主张日本没有侵害俄罗斯领土的意图，但是保留性地解释道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需要单独得到解决。同月13日，日本救援队的先遣部队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出发，开始向德卡斯特里湾移动¹⁸。

5月中旬，日本陆军放弃了拥立格里高里耶夫的运动，着手于市会议员选举的幕后准备工作。同月17日，为了对革命势力的抬头防患于未然，逮捕了原苏维埃政权下的执行委员察普科等人（察普科被视为重要情报源，随后被带到日本军舰后失踪）。通过日方的活动，在同月20日进行的选举中稳健派势力占据了大多数，左派势力的影响被中立化。第二天，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地方自治政权代表们在未能登陆的情况下只好踏上归途，格力高里耶夫也于22日离开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¹⁹。

(《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反革命斗争》)

出版地：赤塔（Чита），时间: 1922

当然，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革命军密切关注着日本尼港派遣队的行动，并把握了部队登陆北萨哈林的事实。登陆后不久，多门分队长等人试图通过无线电和被捕的游击队员确认尼古拉耶夫斯克日本居民的安危，据说收到了来自特里亚皮琴“所有人皆存命”的回覆。此外，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后退下来的200多名游击队员虽然大部分离开了分队，但司令官弗明率领的数十人踏过鞑靼海峡的冰层安全达到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就这样，特里亚皮琴方面收到的“日本人马上就要攻过来”的情报，导致游击队的过激行动进一步升级。据说这是因为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登陆的日军在与当地的一般市民谈话时，提到过收到“消灭尼古拉耶夫斯克”命令的消息²⁰。

北部滨海州派遣队的主干部队从德卡斯特里湾上岸后，远东共和国为了避免与日军的冲突，命令特里亚皮琴从当地撤退，特里亚皮琴于是开始了“准备撤离工作”。燃烧着革命仇恨的游击队残杀了反布尔什维克政权者和被视为日本协助者的2,000多名一般市民以及已被扣留的日本人，将当地及周围的渔场、渔村毁为废墟，用船舶堵住了阿穆尔河港湾的水路后，撤退到了大陆后方²¹。6月3日，日军进入燃烧中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在占领当地的同时以北部滨海州派遣部队司令官的名义散发了宣言书的传单。传单中明确表示：“我们来航的目的只有调查我同胞在此牺牲的实情和保护侨居市民”，表明“对不干扰帝国军队行动的俄罗斯普通市民及其他居民，不会采取敌对行为”（从俄文翻译——笔者注）²²。

1918年，生活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有12,200人，但经历了1920年代前半期的战争和恐怖事件后，有4,000多名市民惨遭杀害，生存下来的只有三分之二。还有加入游击队的、被游击队带走的、得到游击队允许后去避难的、以及从游击队逃离出来人们，但是在6月初左右，当地市内几乎看不到人影²³。日军入侵后，隐身在周围森林中的人们逐步回到市里，对此，在免遭破坏的阿穆尔汽船商业公司里开设了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相同的外国人办事处（Канцелярия для иностранцев），对回归的市民进行了身份调查。在自己的故乡遭到外国人般待遇的当地市民定是感到相当的不满。直到6月中旬，能够回来的人们大多回来后，“大致已得到住所”的2,600多人接受了调查²⁴。

占领后不久，尼古拉耶夫斯克成立了由康斯坦丁‧叶梅利亚诺夫率领的市委员会，但是，占领军不支持市民的建立自治体制的活动。对占领军而言，市委员会的存在对顺利进行现状调查和与接邻地区自治团体及游击队联络交涉是有必要的。原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地区法官叶梅利亚诺夫被征召到革命军后，从3月20日开始在特里亚皮琴的分队参谋部担任书记助理，4月16日被关进监狱约三周后获得释放，并在发生大屠杀期间的5月24日同妻子一同逃到针叶森林地区，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他所留下的有关证言成为阿纳托利‧古特曼（1889-1950）对事件做出详细记述的《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灭亡》（柏林，1924年）的重要参考，之后又以《地狱中的人们》（上海，1940年）为名单独出版²⁵。

虽然自企划部队派遣初起，就认识到有必要对被视为日本臣民的当地朝鲜人进行“亲日式的指导”“规诫其狂暴的态度”，但是，与占领尼古拉耶夫斯克同时开始的调查活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事实，让日本感到忧虑。首先调查结果表明，许多朝鲜人和中国人直接参与了针对日本人和俄罗斯市民的屠杀。攻击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游击部队中原来就有不少中国劳工身份的佣兵，包围战过程中，中国士兵的数量越发增多。其次，游击队占领该市后，特里亚皮琴等人与当地的朝鲜独立运动家组织正式建立了“同盟关系”，新组建了以朴秉吉（朴‧瓦西里）为司令官的380多人的朝鲜人部队。这导致在3月12日超过4,300人的“红军部队”中，中国人组成的工兵队有1,000多人，朝鲜志愿兵有500多人，游击部队中三人里就有一人是属于所谓国际联盟的士兵。此后，随着对市民的横行屠杀，游击队内部出现了对指挥部的不满，但是此时由中国人和朝鲜人组成的国际部队担任着特里亚皮琴的“近卫队”。据悉进入5月后，监狱里的警卫和实行死刑的大多数是朝鲜人和中国人。不难想象，作为游击队的协助者而被日军逮捕的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命运是悲惨的。例如，在占领军进行了“深入调查”的地区之一、坐落于该市以北一里距离的洛加村（Nakka），就有曾经加入游击队的朝鲜人“闭口装作良民”地生活在那里²⁶。此外，日本陆军当局在调查后发现，中国商人曾为游击队提供物资，其中包括了中国的炮舰，中国领事馆对游击队也表现了极为合作的态度。中国炮舰的问题成为影响1920年日中关系的重要案件，朝鲜人的参与问题也使朝鲜独立运动受到更强烈的镇压²⁷。

尼港事件中，游击队包围日本领事馆，从北洋政府海军处借来利绥号向日军兵营炮击，摧毁了兵营。该舰原为德国海军东亚分舰队浅水炮舰祖国号（德语：SMS Vaterland），一战中为中国俘获，以“利绥”之名加入中国海军，曾一度被苏军空袭击沉，复打捞修复继续使用。日本建立"满洲国"后，捕获本舰转交“满洲国”，最终被苏军捕获。照片为利绥号服役中国时所摄。

很显然，特里亚皮琴将尼古拉耶夫斯克和周围的渔村化为废墟的作法，无非是为了不留给占领军可以依靠的居民和具有利用价值的设备及资源的焦土政策²⁸。但是，在几日之间完全摧毁这座城市终究还是不可能的。意味深长的是，正如特里亚皮琴预想的那样，入侵的日军立刻设置了缴收物整理委员，开始收集可继续利用的器材、设备、材料和资源等²⁹。结果，港口的设备与工具、船支及货船、钢铁材料以及残留在仓库中的粮食等都被日军收缴³⁰。令存活下来的俄罗斯市民们没有料到的是，日方根本没有打算致力于被烧毁城市的重建，对建立市民救助体制也极为消极。在这种状况下，奇迹般存活下来而回到市内的大半俄罗斯避难民众，几乎看不到重建生活的希望，只好背井离乡。直到6月底为止，大约有1,150名俄罗斯市民大致被分为两半分别被“送回”哈巴洛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其中的多数人转向了哈尔滨。到9月末止，总共有6,000多名俄罗斯市民、中国人和朝鲜人被送回“本土”。对于留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俄罗斯市民提出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要求及人权问题，占领军采取了完全无视的态度³¹。

6月底，派遣队决定暂时撤离，将对岸的北萨哈林作为1920年的冬季营地，同时，确定了对萨哈林州的保障占领方针³²。在7月3日最终发表的宣言中对有关“占领萨哈嗹州”有如下说明：“今年3月12日以来至5月末，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港口，帝国守卫队、领事馆馆员以及侨居臣民等共约700余名，不论男女老幼，遭到过激派的残杀。帝国政府面临这种惨状，为了保持国家威信，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然而眼下没有能够进行实际交涉的政府，依此不得已状况，在建立了正当政府，使本事件得到满意的解决之前，必须占领萨哈嗹州内的必要地点”³³。毫无疑问，且不论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日军对萨哈林州的占领在远东俄罗斯引起了众多反感，使反布尔什维克各势力内“亲日派”的立场变得更加困难。

饱受革命与内战的动荡和经济问题所困扰的萨哈林州稳健派居民最初视日军为解放者，表示了合作的态度，但仅仅救援队的登陆并没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大多数市民反而直接受到“出兵萨哈林州”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4月下旬以后的作战中，由于通往“俄罗斯本土”的交通和联络方式被打断，生活必需品无法运送到北萨哈林，导致物价的急剧高涨，居民陷入饥荒³⁴。并且，日本派遣部队所发布的宣言与现实也日益背离。进入6月后，占领统治进一步加强，左派活动家受到镇压，电信与无线电信被禁止使用，物资被收缴，岛内移动受到了限制（通行证制），电话线被禁止利用，各种审查、对形迹可疑者的监视及对市民的暴力和掠夺行为接连发生。被选为市长的彼得罗夫斯基和市会等团体中的“亲日派”被迫成为占领军的掩护，不得不仰仗占领军的鼻息。于同月底到达当地的《桦太日日新闻》特派员也曾报告称，市中笼罩着的“不自然的宁静”，是由日本守卫队靠刺刀维护着的³⁵。

自派遣部队登陆之日起，由于施政方针的原则是“否定并排除占领地区内的其他权力势力”，因此必须打断北萨哈林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特别是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远东临时政府的联系。已被解除武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政权敦促远东人民大会议员早日举行选举，在7月3日萨哈林州保障占领的相关宣言发布前夕，5名北萨哈林的代表欲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却遭到日方阻止。另外同月5日，符拉迪沃斯托克临时政府的两名代表到达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但在上岸数小时后就被轮船送返符拉迪沃斯托克。另外，关于保障占领宣言，其内容主要是面向国际社会的文字，在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向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市民公开³⁶。

四、军政的导入和当地俄罗斯人社会

7月14日，萨哈林州的市民得到了日本军政将从同月25日开始介入州政府的通知，居住在官营、公营设施的人们被要求搬出居住地，占领地范围内的公有财产被收缴。作为统治占领地的行政机关，在派遣军司令部下设置了军政部。自同月21日起，未经宪兵当局许可，不允许登载广告、召开会议、举行演讲会及公开演出等活动。25日，官方以适用于宿营的官营建筑物数量不足为由，宣布临时征收一部分市民所有的住宅，并呼吁市民不要离开萨哈林³⁷。

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аде́ев，1901~56）长篇小说《毁灭》描绘了1919年滨海边疆区苏昌地区一支游击队的战斗生活。俄文版1925年于杂志连载，1927年出版单行本。

萨哈林州的土地和财产被日本人占领，开始出现废止俄罗斯行政制度的动向后，拥有北萨哈林利权的俄罗斯资本家为了牵制日方的“侵略性行动”，试图将北萨哈林的煤炭开采事业国际化。7月中旬，地方自治政权为了尝试通过拍卖把封锁地带的煤田让渡给英美商人，决定组建专门审议此问题的特别委员会。这是由布纳瑞商会的所有人、经营着北萨哈林皮里沃煤矿的工商大臣矿山工程师鲍里斯‧布纳瑞（1889-1948）推进的，并获得斯塔赫耶夫商会支持。

曾在斯塔赫耶夫商会负责北萨哈林地下资源的引航员、原俄罗斯工商部地质学委员会的矿山工程师彼得‧鲍立维（1873-1938），将“英国人在为获得让渡而尽力”的消息传达给久原公司驻符拉迪沃斯托克代表小西增太郎（1862-1940）。在北萨哈林被占领时，在北萨哈林为斯塔赫耶夫商会和北辰会进行地质学调查的鲍立维同家人一起生活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他在同年5月还在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议员选举做准备，6月上旬为了与地方自治政权沟通意见，经由日本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久原公司十分重要的情报来源。由于鲍立维同家人一起居住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住宅也被占领军征收，于是他向久原公司求助，乘坐义勇舰队的船只匆忙回到了当地。而感受到威胁的小西等人向久原公司的干部和浦盐派遣军的干部做了工作，为了不让符拉迪沃斯托克政权“过问桦太”，要求迅速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的同时，请求放逐符拉迪沃斯托克政权的两个代表离开北萨哈林。从日本资本的角度来看，在北萨哈林的处分结束之前，不让第三者获得当地的利权确实是一个“良策”³⁸。延续这一动向，被任命为萨哈嗹州派遣军司令官的原朝鲜驻札宪兵队司令官兼朝鲜总督府警务总长儿岛惣次郎陆军中将于8月2日发布宣告，称上溯到7月3日以后，俄罗斯的行政权力已在萨哈林州内无效，有关天然资源调查的所有法令、指令也已失效，既得权需要通过新的调查后方被认可³⁹。

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再到现代俄罗斯，作家们是在为帝国歌功颂德吗？本书为我们理解俄国，尤其是俄国文学中的某些不为人知的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以后殖民主义的时代意识切入俄国文学与文学理论，并表明，在俄国文学中，政治与文学本文间的联系要比乍看起来更深刻、更微妙。

如上所述，直到8月上旬之前，由于引进了军政的统治，俄罗斯市民的整个生活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留在北萨哈林的俄罗斯市民陷入更大困境，在他们准备离开该岛的时候，多门大佐与彼得罗夫斯基市长于8月10日联名向市民呼吁，征收个人所有的建筑物是临时性的举措，并强调最晚将在第二年春天还给市民。文中还称俄罗斯市民不会受到来自日本人的任何压迫和损害，请求人们取消回到大陆的计划。这样一来，在未得到占领军许可的情况下前往大陆的行为实际上已不可能，留给市民们的只有在冰冻期通过鞑靼海峡的冰上逃亡的选择⁴⁰。

萨哈林州波罗奈斯克（Порона́йск）市位于波罗奈河入海口，南萨哈林斯克以北288公里处。市名源自阿伊努语”poro nay“，意为宽大的河。日治时期名为”敷香“。

当然，对尼古拉耶夫斯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渔业的问题。7月24日，刚刚从特里亚皮琴分队手中解放出来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在俄罗斯渔业家们事实上无法参加的情况下，举行了1920年度的阿穆尔河河口流域与该海湾渔区的竞卖活动。结果，以往由俄罗斯人掌控的42个渔区全部被19日乘坐日本军舰到达当地的渔业家获得，还违反日俄渔业协定有关条款，以前由当地的俄罗斯农民和先住民利用的、位于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周围的阿穆尔河下游流域的渔区和保护地区，以及被规定为保护区域的海湾水域（伍德和利雅格的两个岛屿）也都被分给了日本的渔业家⁴¹。就这样，日本渔业家虽然在1920年的夏天已经获得对“尼港事件”的相应补偿，但得知陆海军将在冰冻期前夕撤退的决定后又感到十分愤慨⁴²。

哈巴洛夫斯克地区阿列克谢·科赫涅夫（Алексея Кочнева）支队游击队员。 Фотосалон «Идеал»,1920.3*©*КГБНУК г. Хабаровск «ХКМ имени Н. И. Гродекова»

来源：РОСФОТО Хабаровск: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и интервенции. 1918–1922，https://rosphoto.org/visit-online/virtual-exhibitions/habarovsk/

毋庸置疑，对幸存下来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民来讲，也难以接受日军的撤退。这是因为，此政策是在阿穆尔河下游流域的自治体制还没有得到重建的时候实施的。也就是说，要重建被破坏了的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自治体制，首先必须确保财源，而日本当局在这方面却采取了完全不合作的态度。以自治体制的复兴为目标的萨哈林州议员大会虽然在派遣军的许可下，于1920年8月15日至23日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得以召开，但是日军麻痺了大会进程，无视了大会有关渔业的意见和要求。尼古拉耶夫斯克所有得以保存下来的可利用资源都被日军带走，他们不但将这些资源作为战利品带回，俄方还不被允许行使课税的权限。这样的行为在一部分俄罗斯市民眼中看来无异于掠夺，是特里亚皮琴毁灭该市后的又一个“灾难”。1920年9月10日，当地俄罗斯市民将忧虑的状况写成书信，以萨哈林州议员大会代表叶梅利亚诺夫的名义送到派遣军外事部长处。书信以外交式的口吻警告道：如果日本不向市民提供相应的支援，说明俄罗斯市民在占领体制下所拥有的权利，并对收缴国家、公共及私有财产的理由做出解释，那么反日的气势将会进一步扩大⁴³。导入军政被人民革命法院认定有罪，但那是在7月9日对特里亚皮琴执行死刑之后做出的判决，所以对俄罗斯市民而言，其正当性变得更加令人怀疑。

来源：地球知识局

8月20日，到达萨哈林的儿岛司令官宣告了军政的开始。在发表的告示中强调，设置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萨哈嗹州派遣军司令部的目的在于“统一民政，保持民众生活的安宁，推进民众的福祉”，同时“尽量尊重以往的法规和习惯”。同月25日，以彼得罗夫斯基市长为首的当地俄罗斯统治机关的各长官被传唤到军政部，被迫在宣布占领宣言发布后俄罗斯行政权失效的文件上签了名。但是，由于前往大陆的道路被阻断，在没有工资支付的状况下，他们还不得不继续着管理文件等业务。此外，同月26日，根据军政长官刚刚任命的同军参谋长津岛陆军少将的第1号公告，在7月3日占领宣言公布以后，宣告俄罗斯官吏的行政权被废止，由俄罗斯行政部门所下达的处分失效，即使从俄罗斯的官宪获得了某种权利，也有必要在7天之内向军政部申告，此外也禁止通过买卖来转移权利⁴⁴。日方担心的是，从4月末到8月中旬，经济方面的一部分利权是否已转让给外国人。

军政体制下的法律基础制度自8月底得到了积极整备，军政当局开始着手法律条规的编制，在同年10月末之前共发布了28件派遣军令及9件军政部令。8月30日颁布了适用于日本臣民以外人民的军律（萨军令第4号）和刑事令（同前第5号），规定了认为对派遣军有害的所有罪行之范围，以及处以军罚的种类（死刑、监禁、罚款、开除、没收）等。此外，根据同日发出的派遣军令第7号，废止了以前的俄罗斯司法制度，决定基于日本法律的民事刑事审判由派遣军法律部所属的军事法官一个人进行判决，并且不允许提出不服。同日还发布了判处30日以下监禁到50日元以下罚款以及处以没收等军令违反罪，不用通过正式的审判，由宪兵机关的各长官当即决定即可的“刑事即决令”（第8号）。此外，根据侨居者管理规则（第15号），开始对“有可能破坏公安风俗”的俄罗斯市民适用1年以上3年以下禁止居住的规定，又根据派遣军令第16号，所有有意进入“民政地区”的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外国人必须出示具有日本外交机关发行签证的护照。此外，由于北萨哈林地下资源丰富，第二天31日公布了第19号矿业管理令，此令决定（1）停止办理探矿许可、矿区许可等的申请手续；（2）禁止既得矿业权利的委让和转让；（3）拥有既得权者必须在10月31日前向日本当局报告；（4）只有已经取得采矿权者且还在经营中的企业家才可以继续经营活动；（5）军政部长在需要时可以限制、禁止既得矿业权⁴⁵。

如上所述，这种军事法制完全无视了俄罗斯市民的人权、市民权、经济权，9月以后，上述法律决议再次延长、扩大，市民原本能够自由参加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各种活动全部被禁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同月12日派遣军发布的与当地团体规则相关的第13号军令中将“民政地域”的定位为“日本”。同月17日发布的犯罪管理规则（第24号）禁止了所有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不仅是肇事者和同谋，包括具有犯罪意识的全部市民都将被视为处罚的对象。此外，根据25日发布的派遣军令第25号，与自治制度相关的旧俄罗斯法令被完全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在所有市町村设置“长老”（总代相谈役）这个无酬的名誉官职，负责向居民传递军政部的指令等，执行军政部和宪兵机关的委托事宜。另外，在军政部指定的市町村中，在长老之下设置协议会。生活于同时代的日本人也承认，基于此类法规的军政呈现出“纯粹的日本殖民地统治之观”⁴⁶。有俄罗斯评论家对此谴责道，在不存在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制定“视为流放地的制度”，轻视了人们的私有权，否定了经济活动、移动和集会的自由，酷似苏俄的政治体制⁴⁷。

萨哈林州原本的中心尼古拉耶夫斯克所处的状况稍有不同。9月末，日方为保护主要建筑物而选定了当地代表者、完成了谍报人员配置、处理掉捕获的轮船、处分了自卫队的领导和犯人后，将部队撤出了当地。同月28日举办了市民代表选举后，成立了由曾任尼古拉耶夫斯克市民渔业组合副会长保罗‧埃波夫（1884-1935）牵头的协议会，并与日军缔结契约，规定协议会负责保存市内的兵营等建筑物和港口内轮船，为了维持治安，日军承担必要的经费，从缴收的武器中提供若干步枪和弹药（共65支），对其工作进行全面协助。协议会须向驻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司令官至少每个月上交一次报告书，并不得不将逮捕、监禁的犯人转交给日军。若协议会任务完成得好，日军约定在第二年支付报酬。9月29日，以阿尔卡迪‧马克耶夫为首、对日本派遣军而言“不得不需要的”共33名俄罗斯人协助者乘坐陆军货船被送往亚历山德罗夫斯克⁴⁸。他们背后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当时只剩下700多名居民，其中大约一半是中国人和朝鲜人⁴⁹。

结论

本论文根据俄罗斯人的经历与记忆，分析了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以及因而发生的萨哈林州保障占领一事。这段历史给东北亚各国的人们带来许多启示。东北亚的人们在其近代史中，都经历了“亡国”“被占领”和“革命”。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和对萨哈林州的保障占领正是以东北亚的“俄罗斯地区”为舞台的这种经历的象征性事件，同时，通过它们还能看到东北亚近现代史的缩影。

契诃夫曾于1890年居住在萨哈林。当时他以《新时报》记者的身份，途径西伯利亚，远赴萨哈林岛（即库页岛）旅行考察，写下沿途随笔和札记。他用统计数字记录了萨哈林的人口结构、天气情况、农业生产、苦役犯管理等，反映了俄国流放场地的恶劣环境和政府的不良治理，亦可看到十九世纪俄国在远东殖民的面貌。

形成当今世界地图中东北亚地区轮廓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后大日本帝国的毁灭。从这一观点出发，上述事件明示了该地区独有的帝国空间之存在方式和军国主义本质，以及近代民族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扩大。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代表帝国时代“加害者”的日军以及“原统治阶级”的俄罗斯人，第一次成为“赤化”了的俄罗斯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等“底层社会成员”的“牺牲”品，导致日本帝国对苏联、中国和朝鲜解放运动提出了严厉的清算要求。首先作为对俄的报复，日本完全解除了滨海州俄罗斯部队的武装，又以尼古拉耶夫斯克属于萨哈林州为由，占领了阿穆尔河下游流域和北萨哈林。其次，日本通过强硬的外交手段，令中国的北京政府谢罪，处罚责任者，并支付赔偿。第三，日本强化了对朝鲜人独立运动的镇压，同年出兵间岛。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导致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僵化，成为日本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可以说当时未得到解决的诸多问题一直持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并不断重演。在这个过程里，日本国民从邻国各国人民所憎恨的政治体制里虽然受到了不少恩惠，同时却也成为这个体制的牺牲品和“人质”。

从1920年4月开始进行的日本“第二次对俄干涉”，一方面是对要统合俄属远东地区的俄罗斯政府要求补偿，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为了提早同布尔什维克政权进行外交谈判的手段。这个行为完全无视了不接受革命专政统治的“反革命派”等俄罗斯国民的立场，只会助长俄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促进远东地区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结果，导致长期期待日本帝国人道支援的多数俄罗斯亲日派和知日派不得不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⁵⁰。特里亚皮琴的恐怖活动使阿穆尔河下游流域近乎全灭，使居住在那里的普通俄罗斯市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而北萨哈林地区的市民也不得不生活在占领体制下。除此之外，州内一部分思想稳健的市民被残酷的革命主义恐怖活动和日本的利己式军国主义夹在中间，不得不选择与日方合作。那里呈现的，是梦想着与革命专政不同的俄罗斯未来的“流亡俄罗斯人”的悲剧。

许多中国人和朝鲜人支援特里亚皮琴建立的短命的无政府主义独裁政权，参与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大屠杀的事实，无疑是此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俄罗斯革命受到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将“被剥削”的各民族和各阶级的不满及破坏性能量转向俄罗斯人的“大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中国人和朝鲜人加入游击队也是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的诱因之一，中国人和朝鲜人所怀的对日负面情感，使得对“帝国主义日本”的革命憎恶倍增。对俄罗斯革命运动中，中国人和朝鲜人扮演的角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梦想着民族解放的朝鲜人及中国人与不少“过激派”俄罗斯人一起在这场革命大屠杀中玷污了双手的事实，也是我们应该记住的现代东北亚史上的一个负面插曲。

第二部　對「近代」的接受、重組與再詮釋 第九章 對馬與外國船隻──到港與出港／石田徹 第十章 俄清外交交涉中的溝通隔閡──以18世紀初及19世紀中葉的兩個事例為考察對象／柳澤明 第十一章 中國式秩序的理念──其特徵及在近現代的問題化／茂木敏夫 第十二章 扎木察拉諾描繪的蒙古近代空間／井上治 第十三章 辭彙、戰爭與東亞的國族邊界：「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變遷／黃克武 第十四章 俞吉濬的文明社會構想與蘇格蘭啟蒙思想──東亞接受近代思想及其變化的一個形態／張寅性 第十五章 近代中國對法理學的接受與展開──梁啟超對中國「自然法」的「發現」／李曉東 第十六章 朝鮮的「無政府主義式近代」：20世紀初東亞克魯泡特金主義的擴散和《朝鮮革命宣言》／山本健三 第十七章 朝鮮末期的近代空間：民主主義土壤的培育／李正吉 第三部　接觸（contact）的「光」與「影」

研究歷程／李正吉

Baryshev Eduard(バールィシェフ エドワルド)，筑波大学图书馆情报媒介系助教。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比较社会史、档案学。主要成果有『日露同盟の時代1914~1917』（花書院，2007）、『日露皇室外交――1916年の大公訪日』（群像社2016）等。

王莞晗，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广岛大学文学硕士。综合研究大学院博士课程满期退学后，现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事务辅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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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编辑

Jak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