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英丨乡村建设青年与大陆当代青年理想主义

本文缘起作者在“90年代以来的青年理想主义经验分享会”（2021年7月25-26日）上的发言。艺英在大学期间深度参与“三农社团”，现就职高校，关注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行动。起源于20世纪末“三农”问题严峻形势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以农民组织建设和学生社团支农下乡为主要实践内容，目的之一是青年人的培养和成长，希望他们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能产生思想碰撞与自我反思，并对身处在其中的社会有所审视与改善。正因如此，作为“大陆当代理想主义青年”一部分的乡村建设青年的成长状态就尤其值得学界关注。文章通过对二十年来乡村建设青年状态演变过程的分析，指出目前乡村建设青年通过“下乡”而获得精神成长资源的途径已不再那么有效时，所遭遇的个人成长与改造社会的双重精神困境。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贺照田对于大陆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者的研究，试图找到一条可供乡建青年参考的有效实践路径。本文缩减版发表于《汉语言文学研究杂志》2021年第4期；全文收入《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台社，2022）。

▲行走在田间地头的大学生支农队。自2000年以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指导培训过的社团总数超过300家，涉及高校达200所，带动十多万名大学生参与下乡支农支教

在今年7月25-26日由孟登迎老师组织、贺照田等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老师协助的“90年代以来的青年理想主义工作坊”线上讨论中，几位老师特别关注乡村建设青年的成长历程，邀请了十几位曾经或者一直参与乡村建设实践的老师们分享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作为一位在大学期间深度参与“三农社团”[1]并现在就职高校仍然关注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行动[2]的人来说，对这项运动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这也是本文的重要缘起。

据我所知，孟老师从2000年以来，就通过参与环保、乡村建设等社会实践和志愿公益服务中，与青年一代有更多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链接；而贺老师则一直关注大陆当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对——九十年代起步的、不同于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大陆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实践与思考极为关注。正因二位老师对青年与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关怀与关注，才使他们不约而同的注意到参与当代大陆乡村建设运动的青年们。贺老师更直接将这场运动“在相当意义上理解为青年理想主义者关怀社会的运动”，并在这一判定基础上，希望通过自己的思想努力推进关于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如何有效介入今天的社会的思考。[3]

贺老师因更加注重参与这场运动中的青年成长而非运动本身，他所提出的问题相比那些主要聚焦运动的思考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虽然这场社会运动的青年参与者大多并没有自我确认为“理想主义者”，但毫无疑问，这些常到乡村社会开展社会实践、参与乡村建设的青年们的确比其他一般青年更加关怀社会，关注社会平等与正义，善于发现社会问题，聚焦弱势群体权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就是“理想主义者”。

那么，二十余年来，属于大陆当代青年理想主义一部分的乡村建设青年们，他们的精神意识和主体状态如何？又随着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介入社会的方式与个人生命的成长之间面临着什么样的张力？当然，厘清这些问题并非易事，不过因为这些问题的厘清，应该有助于今天更多关怀社会的青年汲取有效的经验，更好的参与社会建设与个人成长，是以本文尝试分析不同阶段中的乡村建设青年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变化给当代乡村建设人才培养所带来的挑战，并思考如何结合贺老师对青年人的研究找到更合适的改进方向。

一

毫无疑问，当代乡村建设运动起源于“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2000年，由于农民负担过重，基层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当时已经长期参与农村改革的温铁军从农业部调到国务院体改办，负责《中国改革》这个杂志平台，并吸引了各地对乡村建设感兴趣的年轻人建立了一个支农调研的小组织，这个组织里就包括后来成为乡村建设运动骨干的刘老石和邱建生。从2001到2004年，他们利用这个杂志社的资源在各地培育出一大片学生社团，还组织了几十个农民合作社。[4]因此可以说，最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来源于现实问题的促发，当时农民维权的信件像雪花片一样飞进杂志社的情形即为明证，政策界、知识界和大学生自发结合，希望推动乡村社会诸多问题的改善。

▲2004年4月18日—5月2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举办的第一期全国农民合作组织培训班

2021年7月，作为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引领者和长期志愿者之一的戴锦华教授在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南南论坛”上提到，“新乡村建设运动，是我作为志愿者长期参与的社会实验，是去寻找现代主义文明的另类可能性的一个努力……我们要学会的是降低我们的欲望，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接受我们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减少和反省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主义、历史目的论这种扩张，而更多的经由自然回到我们自身”。[5]

从温老师的“下乡组织农民、改善农民处境”的“乡村建设”到戴老师的“回到我们自身、反省发展主义”的“乡村建设”，应该说都是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之间看似是乡村建设主体的变化，实际上还包含着这些年内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最初的 “理想主义色彩”的弱化。虽然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最重要意义之一——始终是青年人的培养和成长，希望他们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能产生不断的思想碰撞与自我反思，能对身处在其中的社会有所审视与改善。从2000年到2006年完全取消农业税费，这一时期的青年人显然怀抱着明确的社会目标——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目标也在屡次下乡中农民把他们视为“救命稻草”一样团团围住中获得加强，在当时基层政府与农民关系紧张的状况下，他们扮演了一个缓冲带的角色，这一切无疑加强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并进一步巩固了他们改善社会的理想。

然而2006年后，由于农业税费的取消，农村激烈的社会矛盾普遍缓解，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无论是长期参与社会实践的乡村建设青年还是下乡的学生，他们的心态在乡村不再那么需要他们的环境下也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2007-2008年河南大学三农社团骨干的一场持续至少两年的争论中明显看出。当时社团的骨干们围绕社团宗旨首要应是“锻炼自身才干”还是“促进三农发展”争论不休，最终还是将“锻炼自身才干”作为社团的首要目标。这场争论的背后隐含的是“乡村不再那么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获得个人成长”。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00-2006年之间，全国有那么多大学生或直接休学或毕业后即投入到乡村建设工作，而2006年之后，大多数青年学生在彷徨着不能为农村做什么而感到理想渐为无力之时，开始转向“考研”深造，以探求更深入的认识乡村以及提高自我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几乎同时，温老师开始建议各个全职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队从社会组织转向社会企业维持生存，也使得很多长期以志愿服务形式开展农村工作的青年人不适应甚至抵触。这场转型催生了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以及后来孵化的“分享收获”农场等社会企业，但相当一部分人仍没能从以往的“宏大理想”中走出来。这使得很多人可能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没法过好，也许作为乡村建设者之一的丽丽的感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联想到2013年我回到老家后做大学生队伍，到县和乡镇开展支农对接、参与地方合作社发展、对接乡建和农禾之家活动和培训时……（就有很多的困惑）成家之后挣扎了5年之后，面临孩子的教养问题及自己的成长困惑，发现竟然无法适应于家庭，无法把基本的生活过好，虽然也不间断地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乡建的活动，（感觉）非常的吃力。[6]

2006年之后整个环境给予青年在乡村从事社会运动的空间逐渐狭窄，如果说2010年前后很多青年学生还能勉强继承2006年之前的那种帮助农民、农村的美好理想，那么再之后的青年人则陷入更加焦虑的状态，一方面怀抱有改变社会的愿望，要去追求不一样的生活，另一方面被高攀不起的房价、低就业率“吊打”，不仅是青年学生就是以往的老骨干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热情均持续低落。有些指导老师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固有特点”来批评这些参与者的拖家带口和激情不再，但正如作为受乡村建设思想影响很大的张振一样，这些年轻人显然也觉得委屈：

对于那些特别诚恳的青年实践者而言，越是感到这些现实问题给自己的压力，越是不顺，就越是归咎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特点，就越是自我否弃，但这种自我否定无益于捋顺问题，反而让自己更加郁结。

或许从上文至少可以看到自2000年以来乡村建设的三个阶段中不同状态的青年人：第一个阶段中的青年人更富有理想主义、奉献社会、锐意进取的精神，而乡村对他们的需要巩固了他们自身的理想价值，因此对改善社会的目标更为坚定；第二个阶段的青年人仍然关注社会，但一定程度的受挫后，已经开始通过将自己的核心目标调整为“下乡”有助于增强自身才干等，来维持自己的精神热情；第三个阶段的年轻人虽然也试图关怀社会，但受到的社会压力更大，导致内在的焦虑感与郁结感更强，而以往主要通过“下乡”而获得精神成长资源的途径已不再那么有效，甚至有一些乡村也并不再欢迎这些青年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青年人心态变化的同时，其实农民和农村也在变化。自上世纪80年代农民形象被负面化以来，农村集体组织迅速解体，小农进一步原子化、分散化，随着90年代税费负担逐渐加重，“三农”问题进一步凸显后，农民才作为一个被同情的对象广泛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而随着农业税费取消，国家不断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2015年脱贫攻坚的大力推进，整个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用“小有产者”形容现在的农民，也有学者形容他们为“机会主义者”，该如何认识在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在历史巨变过程中的“农民”的特点，似乎也已经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了。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2015年后这些参与乡村建设的青年们开始寻求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与开展乡建事业相结合的方式。以梁少雄等2015年扎根到山西蒲韩乡村社区的乡村建设青年们为例，梁提到：

如果说来到蒲韩后，我们提出“不是逃避，也没有光环，而是以生活的心态为理想奋斗”是一种理念和原则的鞭策的话，那当下我们的踏实与自信则是呈现了一种理想主义事业和生活的真实存在。[7]

转向以“自我生活”改造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运动并非只体现在像梁少雄他们从城市扎根到农村这样一种形式上，同时也有一些青年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到高校深造、在各行各业踏实工作等形式。也许上文提到的丽丽的实践可以给我们某些启发，她在上文提到陷入困境之后自身的改变：

2年前（2018年）开始从幼儿教育、自己的成长一点点扎扎实实地去学习并践行的时候，并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融入当地的圈层环境里，到现在心态平和了很多，反而能够随时切入社区联合当地的家庭教育深入家庭，做一些家庭成长服务的小事了，也稍微能理解一点并能跟得上乡建的一些新思路了……我们乡建的思想认知与社会大众水平比还是有很大不同，格局与大爱的方面，在落实到个人成长和家庭的时候还是很容易打开的。

这段总结曾引发了不少乡村建设参与者的共鸣，假如将关于乡村建设的宏大理论和大爱落实到个人成长和家庭的时候，很容易打开个人，进而帮助他们改善、创造不同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这个路径或许对很多正在踌躇满志的青年人有所启发。如果空怀抱有理想而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有效联结的时候，则难免会出现“悬空”的危险，一旦理想和生活都“悬空”的时候，就难以避免我们曾目睹的许多比较激进青年的“不顺利”而导致的悲剧。

二

以上关于当代乡村建设青年主体状态的总结可能并不完整，仅仅是一个粗略的趋势，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无论是乡村建设内部的讨论还是思想界的知识生产，都没有能对这个实际已经长期存在并且数量不少的青年人群体的实践探索进行有力的回应和指导。这导致大量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的青年人在摸索人生的道路时缺乏国家和知识界的有效支撑，而只能凭借个人的思考与经验。据我观察，这些深受当代乡村建设思潮影响的青年人选择的人生路径大概有以下四种：第一，认同乡村建设的宏观理念，并持续在乡村建设领域做实践和科研活动的，但很多人仍在摸索合适的道路；第二，受过一段时间的影响，而后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用充满良知和希望的状态工作生活的；第三，感到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根本无能为力解决现实问题，最终仍然按照一般的市场和消费主义逻辑生活和工作的；第四，较为激进的、反抗的左翼青年，认为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太过改良，转而寻求其他更为激进的思想资源，其中有一部分人因过于注重“社会革命”理论而一度陷入精神问题或个人困境的。

我们以自21岁就开始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人才计划二期学员刘良为例，看看他是如何在实践的摸打滚爬中逐渐认识社会和个人的。出生于1985年的刘良大学毕业时便在是考公务员还是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农村人才培养计划”中选择了后者。2006年下半年，经过半年的培训后便开始在山东微山一个村里驻点工作，这次工作对刘良印象最深刻和印象最深远的是“与村干部和地方精英的两次冲突，以及冲突过后两次心情和境遇不同的哭泣”。第一次哭，刘良经历了分配50万扶贫款的艰难，村民代表拍桌子为自己村组争夺资金的对骂场面，而这场对骂最后竟全部对准自己，最终不得不听任他们将项目规划改得面目全非，他总结道：“这一次，他们原谅了我的毛躁，我接受了他们的‘自私’；这一次，我吞下了委屈，他们获得了现实的利益……让我明白在现实的利益中，不能再抱有浪漫的幻想”；第二次哭，是因为项目剩余资金的分配，刘良说：“真正体会了理想在利益面前被碾压的绝望和说不出委屈的伤心”，“这次的哭，是委屈，但更多的是绝望，是理想坍塌的绝望，在利益面前，我所追求的理想，我要追求的公平，并不是他们需要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收到的却是恶语相向，甚至威胁或者滚蛋”。

经过两年多的锻炼，等项目结束后，刘良一度想要离开乡村建设领域的工作，但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广州工作机会少，而经朋友推荐去了国际扶贫机构行动援助，此时的刘良，在驻乡工作中也已经慢慢有所调整，开始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非过客的心态。三年后，随着国际援助资金的减少，刘良离开广西，又相继到过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在江苏的项目点以及本部工作过几年，虽然诸多冲突与不顺利，但最终他总结道，“不论事情大小，都去做一做，希望能在平静和细微中，慢慢磨练自己的心性，毕竟任何宏大理想，都必须建于细小的一砖一瓦之中”。[8]

刘良的个案似乎与上文中的丽丽一样，都经过了艰苦的个人探索，付出的时间是20-30岁的十年代价，他们也和正在山西永济苦苦探索出路的梁少雄们一样，那么如何认识他们在农村的实际探索过程，以及有没有更好的思想与实践指导能使他们的个人成长与社会参与都能更加顺畅发展呢？正是这些理想青年在乡村建设工作中的道路不太顺畅，才导致目前国家战略下的乡村建设行动本身如火如荼，但是乡村建设的青年培养工作却呈现出不太理想的状态，反倒不如21世纪初的几年。

我想这种状况之所以普遍存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宏观指导思想与微观实践之间的缝隙未能很好弥合，同时在思想理论上也没有对其进行及时、准确、有效的梳理和总结。在乡村建设的宏观指导思想上，首先应该明了，在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视野下，从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乡村的“三农”问题到发达国家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不平等体系”，这些认识非常重要，却都不能实际指导一名青年人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工作；其次在社会改良的历史资源中，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存在很多尚未厘清的问题，这些深受不同“启蒙”观影响的知识分子，虽然很有社会责任感，但他们大多时候形成的社会感和社会意识却不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

如果像张振所说，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指导思想内核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与实践，那么同样的是，社会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与挫折在思想理论界尚未进行充足的整理前，如何将其思想内核有效的运用到实践中，显然更成问题。在当代乡村建设的实践中，确实能看到“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纪律八大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等形式，但很多参与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形式的背景与脉络，而仅仅是在形式上继承了我们党曾经成功开展工作的优良传统。关于为什么这些宏观理论不能有效的转化成乡村建设青年的思想资源，更为助力他们的事业发展与个人成长，我以为跟贺老师这些年处理的问题相关，例如处理社会革命的经验与挫折，以及建筑其上的青年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问题。

知识理论界未能准确把握这二十年内青年和农民二者发生的变化、以及促使该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也没有很好的总结我们党过去在“三农”领域和青年领域开展工作的有效经验，这是导致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中宏观理论与微观实践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大多数缺乏历史感和社会感的青年人因未能找到如何激发具有向善向好的“农民主体性”的方法，而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也逐渐感觉寻找不到出路进而失落低沉的原因。正因如此，或许挖掘在此过程已经探索出来的但没有被有效归纳的社会经验就尤其重要。而如何去挖掘，贺照田老师在《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2018，《文艺理论与批评》，以下简称“欢欢”文）一文中提供了重要的、可供参考的方法论。

“欢欢”一文不仅描述了一个受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影响的农村媳妇如何“突破既有观念规定而焕发出强烈“精神能量”，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成长为一个“新人”的故事”[9]，而且内含了当代知识分子（包括何慧丽老师所带领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实践中如何处理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显然，欢欢人生变化的关键契机来源于何老师到罗家村（也是她自己的家乡）开展乡村建设工作。我个人其实非常期待“欢欢”一文的下篇，即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等与欢欢发生变化之间的关系。假如“欢欢”一文的下篇完成的话，我们可能将会看到乡村建设的两大主体——外来的乡村建设者（尤其是乡建青年）与本地的农民——到底该如何结合，才能互相激发出潜藏的“精神能量”，并最终共同促进充实、饱满的个人成长进而达到改善社会结构的目的，这显然也是当代乡村振兴战略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

贺老师在“欢欢”一文中细致的展现了欢欢的个人主体成长过程，并深入个人经验层面分析了欢欢作为个人问题背后所包含的历史、社会和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其个人问题所指向的就是社会问题。事实上，贺老师在提醒我们，知识分子如何从“被帮助对象”自身的具体情况出发，形成正确的对历史、社会和他人的认识，对于开展社会工作尤其重要。欢欢在偶然被激发出“主体力量”后，反而没有停留在她的家庭，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参与村里的乡村建设工作，不期然的达到了社会结构改善的结果。[10]我想这才是贺老师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观点，如何经由主体生命状态的改变而达到对不理想的社会结构的改变，让每个人的生命能尽可能舒展地参与到社会结构改良的大洪流中。

毫无疑问，这与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回到本文的主题就是如何有效激发具有理想主义的乡村建设青年的“主体力量”，使他们在身心舒畅的状态下，对工作对象——农民的“主体力量”进行建设性的激发，从而在二者都能获得自我培力的条件下达到对社会结构的改善。贺老师虽然很多文章在处理历史与社会中的个人，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对社会结构的反思，正如宋少鹏老师所说，欢欢的故事恰好是“朝向结构”、“超越结构”、个人主体成长与社会结构改善相结合的一种可能性探索。我想，这是“欢欢”一文所提供给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开展青年人才培养和农民主体性培养的重要方法论。乡建实践者如果能依据在地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脉络，从青年和农民自身的需求出发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开展乡村建设行动的更顺畅的道路。

据此，也许我们就能对上文所举的梁少雄们、丽丽们、刘良们最终所探索的生活道路做出一点评价：即便从立志改变“三农”问题到转头回归生活的青年们的状态变化有历史原因，但也不应该停留在主体身心的疗愈与安宁，或者个人德性的培育成长层面。正如宋少鹏老师所指出的，“欢欢认为她的孝亲行动与齐家行为可以影响到其他家庭，并从而改造所在乡村，甚至影响到乡村之外更大的世界”。[11]尤其是，目前城市就业困难，乡村必须振兴，那么如果将青年与农民这两个群体的社会出路以及他们可能的结合方式处理好，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作用。

更为紧急的是，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觉醒，他们转而关注国家未来、社会和乡村发展，并呈现“左翼化”倾向。今天很多青年人都在寻求一种理想的社会发展道路，他们急需新理想的指引。除了一些在校的学生具有青年人热衷于理想社会图景的想象外，其实有更多毕业的学生在社会经历高房价、低就业机会、高彩礼的社会锤炼后，也在愤怒和激进之余面临思想的重新转型。如果他们的身心不能有效安放，那么社会的稳定性和发展就可能面临较大的潜在危机。也许在城市就业越来越难的背景下，这些渐趋激进的青年人可以在乡村社会获得广泛的创业和就业机会。

因此，如何在新的情势下重构当代乡村建设青年的社会理想，使他们在国家战略的乡村振兴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似乎也是一个急迫的问题了。在引导这些具有理想主义的青年参与乡村建设或者其他社会实践之时，首要的问题当然是重构他们的理想主义以及揭示他们通向该理想主义的有效路径。正如贺老师在研究1980年代初陈映真的思想历程时提到，“这新的困难是，如果有关新世界的思想原理、组织原理尚未被揭示出来，也就是新世界能否存在、如何存在便是个问题，那，以过去陈映真自以为存在的新世界为理由和目标的致力，就不管是革命式致力还是改良式的致力，其实都是虚妄。”[12]如果没有对未来世界的合理想象，那对于青年人的奋斗来说就是虚妄的。当然，在宏大的目标和微观的实践之间仍有很多鸿沟，而这些鸿沟使得很多人在努力的过程中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导致很多人比较失望地放弃自己的理想，而重新融入既有的并不理想的世界中。因此，思想理论界也亟需创新知识引领青年人形成正确的理想主义，帮助他们探寻可能的实践路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青年人社会理想的实现显然也需要国家和社会在制度层面的有效支撑。以参与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青年为例，他们也遭遇很多无法解决的比如就业与买房等结构性问题，使得很多逐渐步入家庭生活的年轻人开始重新艰难融入以往自己所舍弃的社会标准，并付出巨大代价，甚至是被社会抛出的代价。这种被社会“教育”的经历，使曾经怀抱有一定理想主义的当代乡村建设青年不得不暂时放弃其改造自我和社会的理想。当然，这也许并不能归罪于社会运动的几个组织者或者倡导者，而也有整个国家和社会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资源支持的原因。

青年是未来的希望，尤其是持有正确价值观和社会改良理想的青年。本文以当代参与乡村建设的青年为例，粗略呈现了他们的理想主义演进与个人曲折的成长经历，这里面的经验与教训仍然值得学界关注。在当今国际和国内都在发生百年之未有变局，青年人逐渐从“娱乐至死”的虚幻中走出来时，该如何重建他们的理想主义，同时让青年人不再羞于承认“理想主义”，我想这不仅是知识界而且是政策界应该急迫考虑的问题。“乡村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意涵可能只是当代青年理想主义的一部分，还有很多青年关注农民工、女性等弱势群体，对于他们而言，同样需要再次反省所怀抱的社会理想，以及寻找到既有利于个人成长又能有利于社会改善的合宜路径。

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如果把贺照田老师的欢欢文和陈映真文合读，会发现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在“欢欢”一文中，贺老师以“青年农民”为研究对象，所提供的方法论是沿着农民自身的心理和情感脉络出发，在深入把握历史内在演变机制和社会现实的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可以激发“主体力量”的实际经验；在“陈映真”一文中，贺老师从怀抱“社会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入手，通过对陈映真1980年代初理想主义挫折与重建历程的分析，对于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应怀抱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参与社会改良，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激发“工作对象”的“主体力量”等重要问题作出的思考。这些思考显然对于怀抱理想的乡村建设青年如何参与“乡村改造”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而如何给这些具有一定理想的青年提供一些平台和空间，营造一个适宜他们身心发展的环境，是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的。

总之，青年努力关怀社会、参与社会实践的探索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也必然是不断遭遇各种问题和挑战的过程，因此，需要建立更多的思考自觉。希望以上探讨，能够为目前正热情关注乡村、关注社会的朋友们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线索与帮助。

注释：

特别感谢贺照田老师、莫艾老师、张振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1]随着20世纪末“三农”问题的严峻，各个高校的青年学生相继成立涉农类的社团组织。以“青年人才培养”为主的涉农社团，主要开展乡村支教、支农和调研的实践活动，成为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部分。比如河南大学的“三农发展研究会”，成立于2002年，以“锻炼自身才干、促进三农发展、影响周边人群、弘扬社会责任”为宗旨。这些社团延续至今，应该有近百万的学生直接或间接参与过这项运动。

[2]本文所述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主要是指以亲身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激进现代化大潮引发的复杂变化的温铁军等知识分子发起，自2001年正式开启，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学生、知识分子、市民等社会多元参与，以包容性、可持续为目标，内在具有文化批判性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其两个重要抓手分别是农民组织建设和学生社团支农下乡。

[3]贺照田：《当代青年理想主义与我的陈映真研究》，《汉语言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37-44页。

[4]温铁军：《“一懂两爱”与“去精英化”的教育创新》，《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8-12页。

[5]戴锦华：《像培养土壤一样培育我们的社会》，2021年7月南南论坛发言，网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P4y1x7HE?from=search&seid=15549821940601935345&spm_id_from=333.337.0.0

[6]其本人于2021年7月22日在《新时代乡建二十年》的微信群发言。

[7]梁少雄：《“理想乡”蒲韩乡村建设纪实》，《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283页。

[8]刘良：《一位大学生的十年“下乡记”》，《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53-63页。

[9]刘雅静、宋少鹏、李静：《围绕贺照田<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一文的讨论》，微信公众号：《论文衡史》。

[10]贺照田：《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比否必要？如何可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第95-116页。

[11]刘雅静、宋少鹏、李静：《围绕贺照田<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一文的讨论》，微信公众号：《论文衡史》。

[12]贺照田：《当信仰遭遇危机——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二）》，《开放时代》，2020年第12期，第69-88页。

推荐阅读资料：

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