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笔者关心的主要是两个领域，其一是以1950年代为中心重审战后日本思想与文学批评，从而将“后68年”的学术视野相对化；其二则是当下的媒介理论与大众文化研究，这些问题虽然比较“新”，但其实也连通着一些更早的、看起来较为质朴的思想水脉，比如50年代花田清辉、鹤见俊辅等知识人的思考与实践。关于这些问题，有太多的功课要补，但回首过去一年，真正沉下心来细读一本书的时候寥寥无几，实在惭愧。这里仅从个人极为有限的视野和兴趣出发，推荐几本今年读过的印象较深的著作。
从1980年代开始，“语言学转向”后的欧陆后现代哲学以“现代思想”之名在日本知识界广为传播，并且下沉到文化商品市场，极大改变了当代日本思想文化的地形图。本书正是对这一思想脉络的批判性审视，而这种宏观的把握与批判有着两个支点：其一是战后日本的政治思想或者知识人精神史，其二则是“东亚”汉字圈的文脉。该著的结构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将丸山真男所代表的“战后思想”作为参照系，聚焦日本后现代思想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之间的连续与断裂，从而重新议论“现代思想”之功过；第二部分一面追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对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的影响，一面又审视了黑格尔—科耶夫—福山的历史观念如何内化于日本的后现代文化意识中；第三部分以柄谷行人的世界史论为中心，考察了这位日本“现代思想”的引领者向历史性回归的轨迹，并在东亚的“礼”与“文”的脉络中重新评价之，结合人类学中的“赠与”问题，探索从全球资本主义和后冷战结构中突围的思想资源。本书著者不仅在日本思想史和批判理论方面有着广博的视野，近年更深耕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近代东亚“文”之传统中，这种跨领域的关怀在本作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现。书中对“历史性”的持续关注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一种知识或者理论无论在形式上多么先锋和激进，都需要在与历史的伦理性关系中“落地”，唯有如此才能判定其真正价值。
在20世纪后半期日本的话语空间中，对“战后”的告别一再反复，然而“战后”的问题又总是一次次归来。“战后文学”同样如此，作为文学史现象或阶段的“战后文学”在1970年代就被一些论者宣告寿终正寝，然而作为思想资源的“战后文学”似乎至今仍为知识界输送着活力。《“战后文学”的现在形》一书很适合作为了解日本当下战后文学研究动态的入门索引，该书并非专著，而是对1945年至2020年的六十部/篇代表性文学作品的介绍与解说，由众多学者共同执笔，反映了研究者们共有的某些问题意识。
该书将日本战后以来的文学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1945—1970）以典型的“战后文学”为主流，这一时期的作家们有着直接的战争经验，将自身的战争记忆、对政治与文学等宏大命题的思考结晶于写作当中；第二个时期（1971—1989）是“后战后”时代，与日本泡沫经济的鼎盛期与“现代思想”的流行期相重合，欲望与消费、对既有价值的解构凸显为文学的主题；第三个阶段则是1990年代以降，由于历史紧张感的回归与对历史的否定同时并存，文学也成为了围绕记忆的斗争的场域。
虽然本书所选的作品篇目未必全面，但对于希望拓展视野、发现新的研究兴趣点的读者来说或许十分便利。在作品解说之外，书中所设的十几个主题性“专栏”也很有帮助，例如鸟羽耕史执笔的“文化集体运动”（サークル運動）专栏、佐藤泉执笔的“评论”专栏，都反映着当下相关领域研究的前沿动向。
这本书不算新书了，推荐它主要是出于笔者个人最近的研究兴趣。本书主要讨论日本50年代思想史中出现的四个“不良青年”（中年？）——鹤见俊辅、花田清辉、山田吉彦（きだみのる）与安部公房。但一翻开书就会发现，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写着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名字……事实上，该著的基本方法正是对20世纪法国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平行比较，作者认为，德勒兹、加塔利、巴塔耶、布朗肖等法国思想家在日本往往作为“后现代”的一部分被接受，但这种理解是去语境化的，其实这些看起来“时髦”的知识与日本战后的一些思想实践有着共通性，它们都生成于50到60年代的冷战语境下，并且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在1930年代与超现实主义、文化人类学及民族志资源的相遇。
书中从鹤见、花田、安部等知识人的写作中归纳出两条与同时代法国思想具有互文性的线索，其一是对非人称的、超越个体的共同主体性的探索，其二是对精神分裂的关心，由此演化出了哲学与文学写作中的“面孔”“动物”“变身”等诸多主题或意象，这些“异形”的思考在根柢上都关联着超越“近代”（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尝试。虽然该书的论述方式很难摆脱理论写作常见的抽象与缠绕，在“历史化”“语境化”方面也并不见得特别深入，尤其是尚未正面触及同时期来自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资源，但是这种大胆的、发散式的探索仍然颇具启发性，其独特的视点总能从思想史中找出一些奇妙的联系，比如1980年代加塔利对下北泽地下电台的访问、与安部公房的对谈，又如越战时期的鹤见俊辅在加里·斯奈德的指点下尝试LSD，以及这种幻觉体验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关联，等等……
对于关心日本“现代思想”当下进展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或许会是一部有趣的读物。该书著者千叶雅也于2013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动不欲多：吉尔·德勒兹与生产变化的哲学》（『動きすぎてはいけない: ジル・ドゥルーズと生成変化の哲学』）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却成了现象级的畅销书，这一事实正反映着日本“现代思想”与消费文化的内在联系。近年来，著者作为马勒布（Catherine Malabou）、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和哈曼（Graham Harman）等学者的介绍者，进一步推动了新兴的“思辨实在论”在日本的传播。由于这种潮流对中国学界也已发生影响，了解一下日本的接受状况或许能提供有益的参照。
千叶雅也的德勒兹研究区分了德勒兹思想中的两个方向：“柏格森的方向”与“休谟的方向”，也可以说是连续性和不连续的两个侧面。如果说前一方向在学界阐释传统中更占主流位置，并连通着当下的“情动理论”，那么后一方向则在“断裂”“有限性”等问题上更多地联系着“思辨实在论”的脉络。不过，对于并非专事理论研究的读者，也许从这部对谈集中反倒能获得更多直观的、具体的印象，因为“对谈”的形式有助于检验思想在与具体社会语境相遇时的效果。
从书中可以发现，作为一种网络时代兴起的新理论，“思辨实在论”潮流本身就包含某些“形而下”的层面，例如其中的激进偶然论与本世纪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动荡有关，对“物”的强调也与环保主义、数字生命等当代议题相通；而千叶雅也“切断过剩的情动”这一观点被许多一般读者理解为“戒掉Twitter的哲学”，这正反映出当代互联网用户开始厌倦于与他者的“过度链接”。不过，回到东亚的语境中，如果说90年代高桥哲哉等日本学者引入列维纳斯、后期德里达的“他者”“回应的责任”等理论话语有着鲜明的伦理意义，那么千叶所说的放弃“对他者的无限责任”以重建能动主体，是否也带有某种症候性呢？这些问题值得继续关注。
本书著者托马斯·拉马尔（1959- ）是北美的区域研究和媒介研究学者，曾执教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2013年出版的《动画机器》一书在英语圈和日本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试图从本体论层面探讨动画（尤其是日式动画）的当代研究者来说，该书已成为难以绕过的存在。《动画机器》目前已有中文译本，而《动画生态学》则是拉马尔关于动画理论的第二部著作，英文原版出版于2018年，最近刚刚出版日译本，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也会对日本相关研究产生持续影响。
与前作一样，《动画生态学》立足于西方后结构主义左翼哲学传统，尤其是以西蒙东、德勒兹、加塔利为代表的法国技术哲学的脉络。《动画机器》从摄影台这一装置入手，在层与层的关系之中思考动画的本质，而本作则进一步聚焦于电视这一媒介与其周围的流通与分配的庞大网络。尽管近年来新媒体的兴盛带来了“电视已死”的印象，但拉马尔却指出电视的媒介特性和权力结构实则内嵌于新媒介之中。围绕着电视屏幕的本体论问题，著者借鉴了巴赞、德里达等诸多思想家的媒介思考，认为电视的电磁信号与电影的（胶片意义上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并非截然断裂，毋宁说电视动画始终在透明的“准社会性效果”和不透明的“电磁现实主义”之间来回跳跃；而在流通与分配的问题上，著者不断与威廉斯的电视研究、福柯的权力观念以及当下的情动转向进行对话，在对日本电视产业发展史的追溯中分析媒介内容与媒介环境的循环互动，进而指出电视始终是传统家长式权力、社会规训与生命政治之间的中继器，是收编与抵抗互相交织的场所。
或许由于著者出身加拿大法语区，其语言表述也沾染了法国理论中常见的缠绕抽象的色彩，这种语言上的晦涩在《动画生态学》中进一步放大，导致该作成为了一块极为难啃的硬骨头。然后由于该书所处理的问题之丰富和重要，它对于相关领域研究者仍然是一座值得花力气攀登的巨岩。而即使是对理论无意深究的读者，或许也会从本书对《蜡笔小新》《名侦探柯南》《女神异闻录》等诸多作品的解读中获得一些新鲜的思想刺激：比如小新摇动的屁股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
本书著者的本业是英语文学文化研究，但近年来在亚文化研究与影视评论方面著述颇丰，其代表作《战斗少女，劳动公主》的中译本已于今年出版，该书借鉴英语圈女性主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剥削的批判和关于劳动、护理等社会问题的研究，来考察英美与日本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表象，尤其是为理解日本动漫中的“战斗/劳动少女”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有别于既往的斋藤环等学者（将男性置于本体论优先地位的）精神分析视角。而这本《倾听新声的我们》恰好成为前一著作的姊妹篇，聚焦于夹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和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之间的“男性”问题。
近年来东亚地区普遍出现了具有症候性的“弱者男性论”现象，即许多男性感到源发西方的“政治正确”“多元主义”的泛滥正在造成逆向的不平等，性别对立话语不断分割着社会，乃至让一些普通男性陷入悲惨状态。而本书著者正致力于跨越这种对立和分裂，追求良性的沟通。该书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是，90年代以来北美与东亚影视作品中性别形象的变迁，关联着新自由主义对抵抗性文化的收编，新的文化霸权彻底否定福利国家时代的共同体纽带，排除主体间的相互依存性，以“独立”“解放”之名形塑着孤独的、无法团结的劳动者，无论何种性别都深陷这一机制中，而纠结于厌女症和男性自我厌恶之间的“弱者男性论”正是新自由主义境况下的情感错置。
本书以大量实例呈现了屏幕上的性别表象怎样成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场域，例如女性的“理性男性形象”的变迁反映着怎样的社会变动，而男观众对新中产阶级的“霸权性男性形象”的抵触具有何种政治意味；又如被否定的“丑陋男性身体”如何在文化作品中转换为重获自我认同的根基。此种阐释可以激活近年的诸多话题性作品（从李沧东电影里燃烧的塑料棚，到藤本树笔下的电锯人），虽然书中的个案评论未必面面俱到，但仍颇具启发。对于当下人文学科中的男性研究者，与女性主义对话的自我训练或许正日益变得不可或缺。
本书作者渡言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该作是一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英文专著，对1940至1970年代中国动画艺术展开了系统研究。作者认为，尽管中国动画在20世纪的世界动画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目前英语圈的研究中，相比于对美国、日本动画的研究，中国动画史研究是不充分和边缘化的，而且有一种常见的偏见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动画是一个缺少活力的封闭系统。该作致力于重新理解中国动画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指出中国动画从一开始便处于跨文化的世界媒介网络中，具有起源上的国际性与开放性，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美术片”创作固然是对“民族形式”的制度化探索，但也绝未对外封闭，而是在冷战时期展开了引人瞩目的越境旅行。一方面由于集体创作的机制和后顾无忧的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在创作体制和放映系统中相对边缘的位置，中国动画恰恰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该书第一章聚焦于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与日本早期动画之间的关系，第二章重点讨论以持永只仁（方明）为代表的满映留用人员在新中国动画发展史上的作用，第三章分析了水墨动画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张力，第四章考察了动物题材作品中的儿童、少数民族与反面人物等不同形象系列。这些研究有助于丰富对冷战时代动画中的政治与艺术、成人与儿童等多重问题结构的理解，也可以与苏联动画艺术的相关研究（如土居伸彰『個人的なハーモニー：ノルシュテインと現代アニメーション論』，フィルムアート社，2016）参照对读。同时，本书也触及了1980年代以后的状况：全球化进展造成中国动画创作界的认同焦虑，引发了对民族性的新一轮话语建构，但对本真的“中国动画”的规定是否也可能束缚跨文化、跨媒介的创作潜能？这些问题值得继续思考和关注。
作者简介
高华鑫，1990年出生于山东烟台。本科、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文艺批评与思想史、中日文学关系。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变形”的辩证法：花田清辉与日本左翼前卫艺术思想》（《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6期）；《谷川雁的诗与共同体思想》（《外国文学》2023年第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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