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伊瑟姆的《在帝国和近代泰国之间的清迈：一座殖民地边缘的城市》是一部讨论清迈城市史的力作。今天泰国北部的城市清迈在历史上是兰纳国（1292-1902）的首都。现代泰国是以暹罗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传统的泰国史叙事也总是以暹罗为中心，兰纳等地的历史长期被忽视。兰纳国自13世纪建立以来一直是一个独立的政权，16世纪时被缅甸吞并，直到18世纪后期才被暹罗纳为属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暹罗通过省制改革将兰纳国吞并，这个过程是现代泰国形成的重要步骤。西方殖民势力的威胁是刺激暹罗吞并兰纳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英国在兰纳国的扩张活动。不过伊瑟姆和许多学者们相信，对于兰纳而言，暹罗对兰纳的吞并活动也是一种变相的殖民（或称之为“内部殖民主义”）。尽管泰国的民族主义史学总以殖民扩张受害者来描述暹罗的历史，但实际上暹罗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和西方殖民者一起殖民了兰纳。这一点是全书展开的逻辑基础。
关于暹罗吞并兰纳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少，但伊瑟姆此书的贡献在于从城市史的角度揭示了这个过程。在第4章中作者提出了“微观殖民主义（micro-colonialism）”这个概念来描述殖民主义如何在微观层面上重构了清迈的城市空间。这一章在我看来也是全书最精华的一章。本章的核心观点论点是清迈是一座殖民城市。在以往的研究中，殖民城市的概念总是让人想起东南亚那些著名的口岸城市，如巴达维亚（Batavia，今印尼雅加达）和仰光（Yangon，今缅甸仰光）。首先，这些城市处在殖民地当中；其次这些城市又有浓重的殖民色彩，如种族区隔和掠夺性的经济形态等等。伊瑟姆认为暹罗和兰纳当然也是殖民地，只不过英法等国在这里推行的殖民主义比较隐蔽（“Crypto-Colonialism隐蔽殖民主义”），而且兰纳还同时是欧美殖民者和暹罗的殖民地。并且清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双核心的城市结构。城墙之内的旧城保留了兰纳国王和贵族们的宫殿以及他们庇护和赞助的寺庙等。东门外的屏河两岸则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城市中心，这里集中了暹罗专员的公署、邮电局、华人市场（由暹罗来的华人主导）、英国的副领事馆和美国长老会的教堂等富有殖民色彩的机构。这种双核心的空间结构也是殖民地城市的重要特征。总体上这本书解答了我许多关于清迈历史的疑问，读罢之后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Wales, H. G. Quaritch，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934
本书的作者霍勒斯·杰弗里·夸里奇·威尔士（Horace Geoffrey Quaritch Wales，1900-1981）是一位德裔英国人。他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地理系，1926年到暹罗（泰国）做科学教师。在暹罗的几年中他广泛地游历了暹罗各地，对暹罗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暹罗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的东方学家赛代斯（George Cœdès，1886-1969），并接受了他提出的“印度化国家”的概念。回到英国之后，夸里奇•威尔士开始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暹罗历史作为自己的方向。1931年，他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在自家经营的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暹罗的国家仪式》（Siamese State Ceremonies）。1934年，他又出版了《古代暹罗的政府和和行政》（Ancient Siames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1949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新设了东南亚史的讲席，他也提出了申请，但败给了研究缅甸史的霍尔（Daniel George Edward Hall，1891–1979，后来《剑桥东南亚史》的编撰者）。
夸里奇·威尔士的这本书是泰国政治史研究开创性的著作。他所运用的材料主要是泰国的各种编年史史料以及《三印法》中的各种法律条文。泰国的《三印法》（*Kotmai Tra Sam Duang*，Three Seals Law）编定于1805年，其中系统搜集了泰国历史上的各种法律条文以及国王的口谕。除了导言和结论，夸里奇·威尔士的书共计9章，分别以王室、人民的阶层、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军队、立法、司法行政、财政收支和佛教僧团为主题，全面的介绍了古代暹罗的各项制度。比如，书中介绍暹罗官员的官爵有四部分组成：1、职田（*Sakdina*）；2、爵位（*Yot*）、3、御名（*Ratchathinnanam*）；4、官阶（*Tamnaeng*）。再比如，书中指出暹罗最早的、关于任命僧王的明确记载是在1569年。这种看似简单的说明在当时确实开创性的。因此，这本书也经常出现在后来的各种泰国史研究著作的注释中。因为“印度化国家”的概念，作者将许多泰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都归结为印度起源，然而这个概念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比如，作者介绍了古印度思想家考底利耶（Kautiliya，375BC？-283BC？）的政治思想，用以解释古暹罗的政治，但其实很难说这位思想家的著作真的在暹罗广泛流传过。
Lysa, Hong，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4
吴汉泉（Sarasin Viraphol）在1977年出版了《朝贡与利润：1652-1853年的中暹贸易》一书，该书在海外学术界影响很大，王杨红老师也在2021年出色地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吴汉泉的书更多地从外部视角解释了暹罗的经济，这本书则更多地从内部视角解释了暹罗在19世纪的经济以及社会变化。在研究旨趣上，作者采取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视角，重点关注了财政税收以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等议题。泰国史研究中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流派，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挑战这个学派的观点。比如，作者认为古代暹罗的人力资源短缺限制了统治阶级的剥削。感兴趣这个论战的人可以找来这本书仔细阅读。
在具体内容上，作者关于包税制的观点值得介绍一下。所谓包税制（taxfarming system）就是政府通过投标的方式将特定的税种承包给包税商征收，包税商在向国家预先缴纳一定的数额之后就可以自己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向民众征收该税种。暹罗的包税制起源很早，但起初并不十分流行。华人一直是构成包税商的主要群体。传统上认为暹罗王室直接经营的贸易活动给王室和政府带来了大量的收益，但这一说法似乎无法解释拉玛三世（1824-1851）时期为何会大力推行包税制。作者提出，拉玛二世（1809-1824）时期大量华人涌入暹罗，并投入到中暹贸易中去，损害了王室的专营贸易。中暹贸易的繁荣并不一定等于暹罗王室和国家收入的增加。因此拉玛三世继位伊始就放弃了王室专营贸易，转而大力推行包税制。到拉玛四世（1851-1865）时期，包税制已经是暹罗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到了拉玛四世末期，主要的包税行业（酒税、赌税和鸦片税）都被华人秘密社会控制。因
为缺乏竞争，投标的价格不再能反映行业真正的增长，政府无法从这些产业的增长中获得相应增长的收入。《鲍林条约》（Bowring Treaty，1855）破坏了暹罗的关税自主，拉玛五世（1868-1910）时期推行的近代化事业也给暹罗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因为缺乏新的财源，暹罗政府一直无法摆脱对包税制的依赖。
读罢此书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是古代暹罗的各种制度一直都在变化当中，即便是作为国家根本的财政制度在19世纪也经历了多次变革。这在非常强调成例、成法的古代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Adams, Kathleen M，Ann Arbor, MI: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9
这本小书是我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洲研究年会时候的赠阅读物。注册在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the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有一系列这样的介绍性的小书。其题材包括：早期到现代的菲律宾、1945年后的日本、印度种姓制度等等。这样的小书非常适合各个领域的入门者。在这本书之前我对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了解基本为零，但是这本书至少让我脑袋里有了印尼历史的基本框架。全书总共有七章，依次为：1，“早期文化的根脉（150万年前-公元500年）：定居海岛”；2，“本地化的印度影响（公元1-1400年）”；3，“伊斯兰的影响：商业和新的精神世界”；4，“在印度群岛的中国人和欧洲人：从贸易区到殖民地”,5，“独立运动的兴起和荷兰帝国的衰落（1901-1945）”,6，“国族建构：苏加诺和苏哈托的年代”；7，“千禧年和其他：应对多样性和全球力量”。其实这样的书很适合做大学生的教材。
作者简介
张晨，澳门大学历史系博士，清迈大学、老挝国家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史、中外关系史和西南边疆史。他的工作语言包括：中文、英文、泰文和老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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