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阅读重点，除了一直持续关心的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之外，开始涉及东南亚文学与相关议题作品。会出现如此阅读领域的扩展，一方面，与近年反复引发舆论热潮的缅北新闻，乃至东南亚主题的影视作品引起热议有关；另一方面，更与伴随着这些媒体舆论与互联网效应所“生产”出的东南亚猎奇形象，以及单一负面的讨论逻辑有关。在人们普遍对东南亚的印象为诈骗、绑架、走私、贩毒、暴力、性产业等，甚至因此影响到双边交流时，到底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样的舆论取向与以偏见制造出的东南亚形象？此外，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因素让东南亚陷于这种“被制造的”处境，甚至某些区域还成为骇人听闻的无法地带？
惭愧的是，别说知识，我连一点足以用来思考这些问题的常识都不具备。如此结果，首先当然来自于我个人的知识储备之不足与局限。然而若扩大来看，这其实也与东亚研究习惯性的遗忘东南亚有关，明明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是东亚研究者们应该主动去提起与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在万隆会议70周年这样别具纪念性意义的2025年，我们亟需重省这个问题。
第一位两度荣获东盟文学奖的泰国女性作家。1962年出生，成长于曼谷，曾短暂求学于墨尔本。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时尚杂志编辑，尔后陆续担任多家广告公司的文案撰稿人，一路升任至创意总监。后来离开广告行业，转行干了十多年珠宝设计，甚至创立过自己的品牌。代表作有《迷宫中的盲眼蚯蚓》《佛历西沉与黑玫瑰猫的记忆的记忆》等。
泰国作家薇拉蓬‧尼迪巴帕（Veeraporn Nitiprapha）在2013年推出长篇小说《迷宫中的盲眼蚯蚓》。就故事情节来看，这无疑是一部爱情小说，因为内容讲述了一对姐妹与一个男孩、姐妹的父亲与情人、姐妹的父亲与母亲这三场难以完成的爱情。然而，薇拉蓬在小说的第一页却如此写道：“献给在暹罗冲突中消逝的人”，这提示了我们，在这些无法完成的爱情背后，实则呼应着泰国近代历史中迄今仍无法消弭的政治冲突与国族裂痕。换言之，爱情只是表述政治冲突与国族裂痕的载体。
关于创作原委，薇拉蓬曾表示，之所以动念撰写这部小说，主要是在目睹了2010年红黄衫军的政治冲突后，她想跟儿子解释泰国发生了什么事，却又不想直接描写政治斗争，最后她决定以爱情来包裹她对政治斗争的思考与对泰国的关怀。藉由三场难以完成的爱情及其所导致的悲剧，薇拉蓬提出了几个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即为什么一个人会对持相异观念与立场的人怀有深仇大恨？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又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人会因为爱而觉得自己支持的人做什么都是正确的，从不质疑？
不过，以爱情来讲述政治这种书写策略所具有的隐晦性，也让对泰国政治与历史不具知识储备的读者，无法较为完整地理解与分析这部作品。即便如此，以《迷宫中的盲眼蚯蚓》作为认识泰国乃至泰国文学的起点，无疑是不错的选择。这不仅在于薇拉蓬是泰国重要的女作家之一，五年内两度斩获东南亚国协文学奖（S.E.A. Write Award），也在于从薇拉蓬的小说创作机理中，不难发现她对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借鉴痕迹，试问谁能不被马尔克斯式的政治与爱情故事所吸引呢？
前进越南。越南作家保宁的《战争哀歌》先是在1987年连载于越南的《文学杂志》，后在1990年由越南作家文学协会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部长篇小说主要透过主人公“阿坚”的越战经历与战后因战争创伤症候群（PTSD）所导致的精神崩溃，来讲述战争带给个人与国家不可磨灭且难以痊愈的伤痕。小说主要由三条情节线组成：一是阿坚作为北越军人投身越战的战争经历，以及这份经历所导致的精神创伤；二是阿坚与阿芳难以完成的爱情；三是阿坚在越南即将再次卷入战争的前夕，决定以书写来履行他“幸存者的天命”，将包含个人史在内的战争“秘史”记录下来。
1954年，越南击败法国，结束了法国自19世纪中叶起对越南长达近八十年的殖民统治。而后根据《日内瓦协议》的决定，以北纬17°线将越南一分为二：南方是由美国在背后支持的越南共和国，北方则是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不过，法国撤出印支三国与南北分治，并未给越南带来和平，反而是随着冷战的加剧而冲突不断。从1961年美国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到1975年4月30日美军被迫撤离，西贡解放，越南长达二十年深陷战火之中。而这场历时长久的战争造成了越南三百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伤，三十万人失踪。不过，若考虑到前一阶段长达九年的法越战争，以及更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越南始终处在一种战争如影随形的特殊状态。
正是在这种特殊状态下，17岁的保宁在1969年作为北越军人投身战场，并在越战结束后退伍，开始创作之路。换言之，小说中的阿坚可视作保宁的化身，而阿坚强烈的写作欲望，以及欲以写作解剖自身、救赎自我的意志，也正是保宁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作之于保宁，是为了忘却与铭记，是为了救赎与拯救，更是一种信念与承担。
出于保宁的这种创作姿态与对战争创伤的描写，让《战争哀歌》充满了异质色彩。在越南，该作一改越南对越战的光荣、胜利式的主旋律叙事，成为不符合主流价值的异端，即便该作曾在1991年获颁越南最高文学奖——越南作协奖，还是难逃查禁的命运，至2005年方被解禁；而在越南以外的世界，作为越南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拥有多种外文译本的小说，《战争哀歌》在世界多数以美国透过好莱坞电影文化工业强势建构出的越战论述作为主流价值的情况下，发出了一股来自越南本土的声音。当然，我们其实还必须进一步讨论为什么欧美世界会“接纳”这部作品，毕竟越南文学里不乏描写越战的作品。
进入21世纪，美国内部出现了挑战“美国制造”的主流越战论述的“杂音”。越南裔美籍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在2015年发表的《同情者》（*The Sympathizer*）就是这样一部充满“杂音”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阮清越以此作在2016年获得第100届普利策文学奖（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更在于他在小说中提出了一个表述越南战争的新视角：two-faced（双面人）。
《同情者》以潜伏在南越将军身边的北越间谍“我”作为主人公，以再教育营检讨书的形式，描绘出“我”的“双面”人生。在西贡陷落前，“我”奉命前往美国留学，以作为北越认识美国的窗口，毕业后回到越南，以行政官的身份潜伏在南越将军身边，以提供北越南越的动态；在西贡陷落后，“我”奉北越之命以难民身份，跟随南越将军流亡美国。而后在经过两场谋杀、改变“美国制造”的好莱坞越战论述失败，以及南越将军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光复运动，逐渐承受不了“双面人”的精神煎熬的“我”作为反攻越南的突击队员，试图取道泰国返回越南以确认自己的认同。没想到返回越南后，“我”却因为法越混血的身份与美国经验，被送入再教育营，受到“无脸人”政委（实为其结拜兄弟“敏”，其顶头领导）无情的审讯折磨，最终几近精神崩溃。最终，“我”只能在业已看清所谓“革命”的真相的“敏”的协助下，与另一结拜兄弟“邦”再次流亡，成为不知能在哪里靠岸的船民。
小说中，阮清越以主人公“我”的法越混血的身份与美越的双重文化经历，来象征越南被法美两国殖民入侵的百年历史；以“我”潜伏南越的北越间谍这一双面身份，来象征世界冷战格局在越南形成的左右之争。阮清越透过“我”穿梭在多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思维逻辑的过程，及其每个阶段的流离与逃亡，乃至“我”最后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双面人”处境，来显示“我”在东西方、南北越、间谍与难民等身分之间拉扯与矛盾，而这种拉扯与矛盾让“我”成为飘荡在两个世界中不属于任何一边的游魂，一个能以两个立场、两套思想看待事物的“双面人”。
也由于这种“双面人”视角，让阮清越不只将矛头对准帝国强权与殖民主义，亦将矛头对准越南与革命，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强力叩问，这体现在主人公“我”最后在再教育营逼近精神临界点的最终审讯时所顿悟的“空”——“为独立、自由发动的革命到头来竟可使独立、自由变成一场空的笑话”。透过“我”的这一顿悟，阮清越抛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与永恒性的尖锐问题：“吁求独立、自由的人为什么褫夺他人的独立与自由？”换言之，即革命者何以从改变政治的排头兵变成集权聚势的保守者这一革命核心问题。
有意思的是，阮清越的名字译名也凸显出了这种two-faced的情况。他出生时，姓名在越南登记为Nguyen ThanhViet；作为难民到美国后，却被登记为Viet Thanh Nguyen。基于此，繁体中文译本按美国姓名登记把他的名字翻译成“阮越清”。而这个不太美丽的误会，却再一次地把越南∕越南裔在美国的“双面”处境给表露了出来。
在《同情者》誉满寰中的2016年，阮清越以他的“学者人格”（南加州大学教授）推出了《一切未曾逝去：越南与战争记忆》（*Nothing Ever Dies：Vietnam andtheMemory of War*）。正如副标题，这是一本讨论越南与战争记忆的学术专著。在带有序论性质的《公正的记忆》一文中，第一句他便如此写道：“所有战争都会打两次，一次在战场上，一次在记忆里”，也因此，他试图藉由涉及“那场战争”（the war）的艺术作品来探究在记忆里开打的记忆伦理之战。
阮清越认为，在权力的斗争中，记忆是重大的战略资源。以战争来说，在战争结束后，记忆更是权力斗争的主战场，强势方培养记忆也培养遗忘，甚至还可能独占双方，反过来说，弱势方亦是如此。同时，要清理过去，记忆己方的伦理与记忆他者的伦理两者都是需要的，且还需要有如何看待遗忘的伦理，毕竟没有一个人在遗忘之事上可说全然无辜。基于此，他提出“公正的记忆”之说，表示只有战争记忆不是在记忆己方的伦理或记忆他者的伦理之间游移，而是转向一种肯认的伦理，如此才能看见并记住人类身上所具有的非人性，看见战争像鬼魅一般的纠缠着我们。此外，他还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去重新思考你我是如何记忆某个事件、某场战争、某种暴力，以及到底是谁控制了记忆工业、制造记忆，甚至是滥用记忆。
通过阮清越提出的“公正的记忆”及其在反复思辩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追问，我不敢说能够让我们与战争和暴力冲突所带来的创伤、遗留问题，乃至于后遗症，达成和解或取得原谅，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这类议题时，不至流于情绪，单一片面地简化问题，而是可以看到深藏在这些议题内部的复杂难解的权力机制，以及“主流∕强势方”与“边缘∕弱势方”之间不对等的角力关系。如此，即便我们无法拍胸脯保证说，这样可以完全消弭战争与暴力冲突（毕竟这不现实），但我们需要将此作为一个目标，并以批判力与想象力去想象我们该交付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下一代，否则我们不可能取得现实的社会进步。
作者简介
蔡钰淩，台北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北京）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曾于日本菲利斯女学院大学、岩手大学交换留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东亚大众文化。近期出版有《林京子的上海书写》（光启书局，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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