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京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特征

日本学者河野六郎1963年提出“汉字文化圈”概念，包含中、朝、日、越等国家和地区。旅日韩国学者金文京指出东亚文化圈历史上即隐含矛盾，虽曾共享以汉字为代表的同一文化，却无统一宗教或世界观的共识，因此其内涵是多样甚至分裂的。“汉字文化圈”概念背后隐藏着汉字不是东亚唯一的文字、越南朝鲜已废除汉字、日本视汉字为中日共有文化遗产因此不认可中国对汉字的文化宗主权，及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在“汉字文化圈”内读音、读法差异悬殊等重重问题。

上述问题的讨论对破除文化本质主义幻象，从语言、文字、文学、认同四者间浮动与参差的关系出发就作为现代性装置的（东亚诸）“民族国家”进行主体间的“互看”与反思不无裨益。而东亚共识必然也只能在尊重这种主体差异的“间性”中展开与铸就。

东亚文化圈之所以被称为“汉字文化圈”，首倡者乃日本学者河野六郎，河野先生于1963年提出这一称呼，之后在日本广为普及，最近在中国也逐渐被接受。汉字文化圈所包含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朝鲜半岛（韩国、朝鲜）、日本和越南。另外，契丹人（辽朝）、女真人（金朝）、党项人（西夏）、回鹘人等也用过汉字。至于蒙古以及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各国，虽然历史上与中国本土有密切关系，也曾接触过汉字，可使用汉字的范围极其有限，并没有被包括在汉字文化圈里面。当初河野先生何以把这些地域叫成“汉字文化圈”已不得其详。总之，此一称呼所隐含的问题颇多。

河野六郎（1912~98），语言学家。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专攻朝、汉语文研究。1986年日本学士院会员。全集共3卷，分别为《朝鲜语言学论文集》《中国音韵学论文集》《文字論・杂纂》。

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元年（1224）立于金代都城南京（今开封）官立学府“汴学”，以女真大字书写。碑阳文字23行，每行字数不等。碑的下半部已漫漶损毁，文字剥落残蚀严重。

现在很多人都说，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听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词。说到全球化，又谈何容易呢？我们现在的世界，各地民族之间、宗教之间、体制之间，仍然纷争不休。看来，到目前为止，全球化还是个遥远的目标，路程困难重重。相对而言，现在比较可行的路是地域统合，就是地理接近，历史上共享同样的文化、宗教，以至互有共识的国家形成一个共同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欧盟。欧盟虽然目前同样也面临艰难、前途难卜，可仍不失为当今人类最有意义、最具挑战性的尝试，筚路蓝缕，拭目可待。

在东亚地区，近年来很多人提倡学习欧盟，要成立东亚共同体，相关议论颇为热烈。可是，看最近中日韩朝四国之间的政治矛盾，要形成东亚共同体前途惟艰，恐怕一时无法实现。

伊斯兰合作组织（منظمة التعاون الإسلامي，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前身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是一个成立于1969年的伊斯兰世界的政府间组织，由57个成员国组成，其中48个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圭亚那、苏里南、莫桑比克、喀麦隆、乌干达、加蓬、多哥等成员国中穆斯林则是极少数。成员国的总人口超过16亿。中国于2012年向该组织申请观察员地位。

欧拉图显示了该组织内各国间的关系（叙利亚因内战中侵犯人权于2012年被暂停会籍）。

东亚文化圈可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中亚伊斯兰教文化圈鼎峙于世界，它拥有悠久的历史，自古至今，域内各国之间保持密切交流，却何以出现当今的严重矛盾？有人说是二战结束后的冷战体制作祟；也有人说近代以后日本对韩中两国的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殖民地政策是原因；甚至有人认为近代以前各国关系是友好的，将日本的遣唐使、朝鲜的通信使分别视为中日、朝日友好交流的象征。依笔者所见，这些看法难免以偏概全，有商榷余地。东亚文化圈自从其伊始，就隐含着矛盾。因此，我们现在似有必要重新探讨东亚文化圈的特征。

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虽然宗派之间的歧见严重，却总可以一种宗教来代表地域文化及精神生活。反观东亚，却不存在代表性的宗教。曾经有人提倡过儒家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可是都不恰当，没能得到广泛认同。因为在此地域除了儒家、佛教之外，还有道教、日本的神道等诸多宗教，互相抗衡、共存以至融合，任何一种宗教都配不上代表整个东亚文化圈。

于焉乃有汉字文化圈之说。汉字虽然是中国的文字，长期以来，近邻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都使用汉字，以至汉字的典籍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不管是儒家还是佛教，早已成为地域的共识，汉文也一直是地域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汉字文化圈的论据。虽然如此，汉字文化圈这个称呼里面却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以外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都从各自不同的时代以后，兼用韩文、假名、字喃等固有文字；中国的辽、金、西夏等也曾创制固有文字，即契丹字、女真字、西夏字，并不是专用汉字。因此不能说汉字是东亚唯一的文字。

第二，现在越南和朝鲜都废汉字不用。韩国则有韩文专用派和汉字混用派一直争论不休，而一般社会上已经很少用汉字了。所以，目前使用汉字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日本而已。汉字文化圈显然已不能称为文化圈，形同无有，或只有一半。

越南首份国语字报纸《嘉定报》于1865年4月15日发行，由法国籍通译员任首任发行人兼主编。1897年12月该报结束发行。

历史上中国曾在越南北部设郡县，长期以来越南也是中国藩属。1174年汉字已成为越南宫廷的官方文字，主要用于行政管理和文人大夫间，并一直发挥这一作用，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法国的教育系统改用音译的国语字推广教育。1919年越南废除科举考试，汉字和越南依汉字创制的本土文字喃字逐渐退出历史。

1945年越南独立，汉学修养极高的越南总理胡志明颁布废除汉字改推行以17世纪天主教会传教士发明、法国殖民政府推广罗马拼音为“国语字”的条例。1975年北越统一越南后坚持1945年的语言政策，在全国废除汉字教育推广国语字。这使越南在文盲占据绝大多数人口比例情况下迅速完成扫盲。

第三，虽然日本使用汉字，但他们不一定认同汉字是中国文字。汉字的来源是中国，但日本使用汉字已经一千多年，现在已成为中日共用的文字了。因此，日本人说汉字文化圈，并不等于承认中国的文化宗主权。而中国人说汉字文化圈，理所当然地认为汉字是中国的文字，近邻国家借用它，等于是受到中国文化的莫大影响。围绕汉字文化圈的诠释，中日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至于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人，很可能否定自己属于汉字文化圈。因为一旦承认“同文”，接下来就是“同轨”，对于朝鲜半岛和越南来说，跟中国“同轨”是个大忌。而日本就没有这个忌讳，才胆敢提出汉字文化圈这个概念。

1993.12.19

1990年代韩国报纸汉字已经很少，除标题中使用正文内容全部韩文化。

金日成于1945年开始发出指示要求朝鲜内部出版物不许夹用汉字，1949年彻底废除了汉字。1968年10月9日，在韩文诞生522周年纪念日上总统朴正熙宣布，韩国将从1970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韩文专用”。

首尔：光化门广场

李祹（이도，1397~1450），朝鲜世宗（조선 세종），李氏朝鲜第4代国王。在位期间发明“训民正音”（谚文），对韩国之后语言和文化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第四，汉字是表意文字，因此，在汉字文化圈各国之间，书写的文字一样，可是读音、读法都很悬殊*。

中国自由派和共产党知识分子发起过“汉字拉丁化运动”，提倡废除汉字代以拉丁字母（“行文不用汉字，全文用字母写出”），该运动属汉字文化圈里各国汉字改革尤其各国废除汉字论的组成部份。钱玄同、蔡元培、鲁迅、陶行知、瞿秋白、吴玉章、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均曾倡导或支持该运动。

抗战前全国出版拉丁汉字图书61种，报刊36种。抗战初期上海出版拉丁汉字图书有54种，报刊23种；陕甘宁边区出版有16种，报纸1种。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文字书刊销售量猛增，达130多万册。

1932年创刊的第一份东干文报纸《东火星儿》（后更名《苏联回族报》）。东干人是清代移居中亚的回族后裔。1932年苏联以东干甘肃话为标准音创制了拉丁化东干文，1953年东干文改用西里尔字母拼写，使得东干人成为“世界上唯一说中国话又完全用字母拼写中国话成功的人”。

由以上几点来看，所谓汉字文化圈显然是有点名不符实的称呼。那么，为什么用这个称呼呢？实在是不得已，没有一个更适合的涵盖整个地域的名称。笔者以前建议过，还不如用“筷子文化圈”，因为使用筷子的地域跟使用汉字的地域几乎完全一致，且大家至今仍用筷子。这当然是笑话。言归正传，以上所说的就意味着，东亚各国虽然历史上曾共享过以汉字为代表的同一文化，却没有统一的宗教或世界观的共识，所以其内涵是多样的，甚至分裂的。

*亦即“训读”。如“山”这个汉字，中国的发音是“shān”，而“山”日语叫 “yama”，将“山”字直接念作“yama”，就是日文训读。假设一个美国人学汉字，将“山”念做“mountain”，就是英文的训读。甚至，假设一个广东人把普通话里的“什么”两个字念作粤语的“乜嘢”，也算一种训读。因此，同样是汉字写的书，比如《论语》，日韩读者的发音、读法，都跟中国人不一样，不同的声音给大脑赋予的印象也大相径庭。也正由于这个原因，汉文无法成为一种用以沟通口头语言，来自汉字文化圈的各国人若要交流，只能使用书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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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尽管语言不同，东亚各国的商贾使节，一言不发，仅凭一纸一笔，亦可通过汉文“笔谈”，传情达意、隽语妙言。如此奇景，只因东亚各国曾在历史上共享过相似文化，而汉字恰是其中的精髓所在。尽管东亚世界看似“同文”，但是各国却有不同的精彩生发。因此，汉字文化圈背后的东亚世界实则各有千秋、复杂多元。以训读解汉字，以汉文喻东亚。精通中日韩三国语言的在日韩籍学者金文京，自古暨今，通过追溯汉文流变之历史、辨析各国汉文之异同，以训读为切入口，深度剖析了一个既密不可分又截然不同的东亚世界。

金文京，195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韩国籍。曾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现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小说。近年来也关心东亚汉字文化圈交流史。主要著作有《三国志演义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10）、《三国志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等。合编《邯郸梦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三国志演义古版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汉文与东亚世界》（岩波书店，2010）获得2011年角川财团学艺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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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