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原繁丨和平还是战争：日本重建的精神混乱

《文化与国家》是南原繁出任东京大学校长期间所做各类演说、报告的结集，这些演说、报告或针对大学师生，或面对国会议员，影响广泛而深远。其主要思想包括：第一，和平的“文化国家”建设中，民主政治的确立最为重要，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人之革命”建立新的国民精神，以实现尊重人之自由的人性理念的确立，此乃日本民族通过反思侵略战争而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第二，战后和平宪法放弃战争与追求永久和平的崇高理念，不仅应该是战败后日本民族的坚定誓言，也应该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人类目标，而对占领后期美国改变对日民主化、非军事化政策和日本之重启军备，作者深表忧虑，称其为战后民主革命向反动保守的倒退。

一般认为，书中以上思想主张，包括把握世界的方法论、人性观念和“文化国家”的理念等，已成为战后日本的精神基石，对了解战后日本思想的“起源”及其文化观念的发展十分重要。作者所坚持的理念，不仅反映了被占领时期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而且深刻影响了战后进步思想的发展方向与日本大学文科教育的人文主义传统，因而，本书所收的内容有着无可置疑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各位新一届毕业生！诸君在过去三年间，虽然在物质上、精神上都面临着极为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但通过各自的努力钻研，终于在今天迎来了光荣的毕业典礼。我谨代表全体同僚，向你们以及参加典礼的各位家属表示由衷的祝贺。

大战结束已经五年半，在盟军占领下，我们为了重建祖国而默默地执行各自的任务，如今，国民长期以来翘首以盼的讲和条约，终于将在本年内以某种形式缔结。但与此同时，大战后世界各地仍未实现和平，特别是去年六月突然爆发的、震惊全世界的朝鲜事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并且随着中国军队的介入，事态变得更加复杂严峻，以致有可能威胁到我国的存在，甚至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危机。针对这一状况，美利坚合众国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与西欧各自由主义国家相联合，正在强化战时体制。

和平国民大会聚集约5万人，主张全面讲和、坚持中立、反对再军备等，要求全面讲和的运动在此次大会后达到高潮。

可以说，无论东方西方，整个世界都处于五年来前所未有的战争危机的顶点。在这种时代动向中，我们将年轻的诸君送上社会，在喜悦的同时也怀着很深的感慨。不管诸君今后身处何地，身在何种位置，你们共同关心的最大问题，一定是迫在眉睫的世界危机，以及在这种危机中，与讲和问题紧密相关的日本的未来吧。

今天诸君就要离开学校，借这个最后的机会，我想特别就上述问题与你们一起沉下心来思考，述说我自己的意见和希望，作为临别赠言。

一

最近，与对日讲和问题相关，一件重大事项逐渐明朗化，这就是我国再军备的问题。今年二月访日的美国特使杜勒斯，向我国政府和国民提示的也正是这一问题。特使先生说，任何国家都拥有自卫权，日本恢复主权后也有保卫自己、维持安全的责任。他指出国家有义务抵御“间接侵略”，换言之即便没有发生公然的武力入侵，国家也需要在国内出现制造混乱、破坏秩序的犯罪者时保卫自己。进一步说，对于来自外部的武力攻击——亦即“直接侵略”，如果日本有守卫自己的意志，愿意履行这一义务，那么美国和其他友好国家准备让日本加入其集团安全保障体系。此外，基于这一计划，作为日美两国联合的证明，美方正积极考虑在日本及其周边保持驻军。

像这样，围绕着日本恢复主权后的防卫与安全保障，我国再军备的问题虽然在形式上与讲和条约本身是分开的，但实质上是表里一体的关系，前者反而构成后者的核心。而且，虽说再军备不是强制的决定，而是作为对日本的“邀请”，留给我国自由选择的一个选项，但事实上影响这种选择的各项条件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于是，这一问题成为投降以来我国最大的问题，眼下社会各界围绕它的争议甚嚣尘上。

本来，在我国制定新宪法时，这一问题就曾经被提起过。也就是说，宪法作出的放弃战争的和平主义宣言，虽然清算了旧日本的超国家主义和侵略政策，高举新日本的理想，大体上代表了国民的总体意志，但问题在于放弃一切武力与自卫权之间的关系。新宪法是否对我国将来作为独立国家行使自卫权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武力也予以禁止呢？特别是，在恢复和平之后，我国也将参加联合国，那么是否有必要考虑作为加盟国应该承担的义务呢？这些就是问题所在。

《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是1947年日本施行的宪法文件，确立了日本政府的议会制及保障了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根据宪法，天皇是国家的象征，但只能扮演“纯粹仪式上的角色”。这套宪法较为著名的地方是其第9条“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

当时贵族院和众议院在这一点上有过议论，我也是提出质疑的人之一。而当局主要以吉田首相和币原国务大臣为代表，他们的答复是：一方面，在过去的历史中自卫权屡屡被滥用，很多侵略战争是在自卫权的名义下发生的，另一方面，在今后核时代的战争中，仅靠少量兵力来保卫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国这样的国家最好的选择就是废弃一切武力，倚赖国际防卫力量；至于日本与联合国的关系，这是将来的问题，要等到日本准备加入联合国时再重新考虑。

日本第45任、第48任、第49任、第50任、第51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任期2616天，二战后的第一任首相，也是最后一位由天皇所谓大命降下形式任命的首相。吉田茂亲自参与并见证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对日本战后复兴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诸如和平宪法的制定、对日媾和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署等。

日本第44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任期226天 。曾任外务书记官，驻荷公使，驻美大使馆参事官。1915年起任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寺内正毅内阁、原敬内阁的外务次官，其间曾任驻美大使、华盛顿会议日方全权代表。1924年起任加藤高明、若槻礼次郎、浜口雄幸等内阁的外相，历经五次内阁变更、故有“币原时代”之称。在中国问题上推行与英美协调、对华不直接干涉的外交政策，受军部和右翼势力责难，一度退出政界。战后1945年10月继东久迩宫内阁之后组阁，参与起草天皇的《人间宣言》和修改宪法。1946年5月任第一届吉田茂内阁国务大臣。

像这样，放弃战争和撤除军备的现行宪法，在议会几乎全体一致的承认下成立了。因此，当下议论纷纷的再军备问题，从宪法的解释上说，即便再军备是为了行使自卫权，也不得不认为它是违宪的。

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果然也极为慎重，官方解释同样倾向于认为再军备违宪，这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吧。吉田首相还特别从经济上说明了再军备不可能立即实现的理由。战败后日本财政、经济的重建，还需要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巨大的军事支出有可能从根本上倾覆我国的复兴事业。最可虑的是由此导致国民生活水平的降低，结果进一步加剧激进主义在我国的蔓延吧。

不过，如果这单纯只是经济、财政上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视其规模及计划而定，甚至可以期待外国的协力援助。但在我们看来，现在日本的再军备并不只是经济问题，而必须作为更根本的问题——植根于国民精神生活的问题来思考。

二

五年前，从废墟中站起来的我国国民的悲壮心愿，就是坚决要把新日本变成自由与和平的国家。这必须以彻底清除过去的军国主义精神为前提。波茨坦公告中写着要“摧毁日本进行战争的能力”，日本之所以放弃一切军备，包括行使自卫权所需的武力，也正是为了忠实执行这一要求。

发表于1945年7月26日，全称《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或《波茨坦宣言》。这篇公告的主要内容是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等对战后日本的处理方式的决定 。波茨坦公告共13条，主要内容有：盟国将予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停止抵抗；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投降后，其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军队完全解除武装；战犯交付审判；日本政府必须尊重人权，保障宗教、言论和思想自由；不得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但容许保持其经济所需和能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准其获得原料和资源，参加国际贸易；在上述目的达到、成立和平责任政府后，盟国占领军立即撤退。

这是战败和无条件投降的结果，虽说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道路，但我们恰恰应该从中发现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我们民族新的使命。也就是说，这一方面是国民对于我国在这次非法的战争中所犯过错的赎罪行为，而另一方面又表明了本民族决心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最高理想的信念。

体现了我们民族这种心愿和理想的，正是新宪法中宣布放弃战争的条文。我们视为新日本的衣装、互相勉励为之努力的标语，难道事实上只不过是空洞虚假的伪装，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吗？政府、国会和八千万国民总不会是被什么欺骗了，或者害怕什么，才盲目相信这一主张，宣传至今吧。

¹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²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这一条文不仅否定战争，而且还规定完全放弃武力，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因此当初国外也有人评论说这是一种空想（utopia）。但对我们日本国民而言，这不是廉价的浪漫空想，而是在战败带来的严酷命运中，日本国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条活路，是重建祖国的目标。

这不仅要求我国政治法律体制的改革，还要求从根本上进行我国国民的精神革命——教育及思想上的一大革新。四年来，从小学到大学，我国的教育确实以拥有这样的宪法为国民的骄傲，青年们从中得到希望和喜悦，一心期待自己成为和平和自由的国民，而我们也为了培育这样的国民努力至今。像这样，尽管世界上的黑暗愈发深重，但我们对自己施加的制约始终引导着日本国民的一切思想与行动。

那么，如果在仅仅数年之后，在这种事业的途中，不，应该说还在出发点上，我们忽然不得不对这部宪法加以修改，那么就算这并不直接意味着往昔的军国主义的复活，也将意味着放弃上面那种新的国民的和平理想，至少是动摇它吧。昨天我们才刚刚规定绝对禁止军备，今天却宣布不再有任何限制。这是重新走向战争的准备呢，还是对和平的捍卫呢？这不是日本重建过程中的精神混乱又是什么？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全国为数众多的纯真青年中发生的怀疑和动摇，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这一问题关涉到他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天野文部大臣表示，对于学生、儿童的这些怀疑和质问，教师最好不要介入太深，这才是明智的做法。但我们和在座诸君同为置身最高学府之人，恐怕无法如此敷衍了事吧。大学代表国家的理性与良心，决定国民的命运，如果在这种重大问题上都不能研究讨论，那就等同于自己拒绝了国民托付的任务。今天这是我担任校长以来主持的第六届毕业典礼。对我来说，这可能也是最后的毕业典礼了吧。战后以来，我每逢这一机会都会说的那些话，今年也还是必须对诸君再说一遍。

哲学家、教育家。1947年任教育刷新委员会委员、大日本育英会会长。1950年~1952年就任第三次吉田内阁的文部大臣，一方面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竭尽全力推进教员薪资半额国库负担的制度化、供餐制度。

三

当然，实现这样的理想，是至为困难的事业，这条道路上不知有多少危险，对此我们国家应该是从一开始就有所觉悟的。即便在当时，世界也绝非融为一体，而不幸的是，现在两个世界的对立越来越明显和严重，这一实际情况的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在我国近旁爆发的朝鲜事变。可以说，也正是去年夏天在亚洲一隅发生的这一事件，突然成为了我国的根本理想——非武装·中立思想——的转折点，引发了再军备的论调。

朝鲜战争指1950年6月爆发于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朝鲜战争原是朝鲜半岛上的北、南双方的民族内战，后因美国、中国、苏联等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而成为了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导致300多万名平民死亡，另有约300万人成为难民。

但是，我们有必要冷静地看清事态。这一事件真的意味着我国将遭到进攻，全世界将走向战争吗？某在野党的代表认为这已经是大战的序曲，高声鼓吹广范的再军备。而针对这种论点，政府的相关责任人则告诫国民不要将事态想象得过于夸张，不要被心理战欺骗。我认为后者的态度是妥当的，但此事确实是战后发生的与我国紧密相关的最大事件，也是我们所选择的新宪法面临的第一场试炼。

那么，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国国民难道不是更应该直面这场试炼，以几倍于战时的勇气与努力，为了民族与世界的和平，捍卫我们高举的理想吗？倘若我们一次都没有将这部描绘着理想的宪法运用在现实当中，就以客观情势的变化为理由，立即修改它，让日本与分裂的世界的其中一方为伍，加入到战争中去，那么不得不说，这将意味着我们自行毁弃了日本赌上国家名誉向国内外作出的誓约。我们日本国民，将来无论如何都要做拥有信义和忠诚的“认真”（earnst）的国民。

就算这次事变真的发展为两个世界间的大战，原本已向双方——联合国全体——投降的日本，也没有参加战争的资格和能力。两个阵营难道没有义务理解和尊重日本的这一立场吗？作为占领军最高司令官，以卓识与同情指导了日本的重建的麦克阿瑟元帅，曾鼓励我们成为“太平洋上的瑞士”，这一目标不也正是在眼下这样两大阵营互相对峙的紧迫事态面前，才真正具有了意义吗？

美国陆军五星上将，著名军事将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麦克阿瑟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负责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的重建工作。二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长官、远东军司令等职，对日本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6月27日杜鲁门下令美军支援南朝鲜的作战，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借联合国名义组建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出兵朝鲜干涉朝鲜内战，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当然，我国如果要彻底坚守这种态度，就必须有再度穿越铁与火的觉悟。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活命，而是要为我们标举的自由与和平的主义主张而活。这不仅仅是我们民族再生的道路，也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信奉的人类最高的理念，我们正是要为此而努力。

对这样的主义与理想的坚持，才是国家自卫的道德、精神上的支柱。而一旦失去这种精神支柱，其损失是无论依靠怎样的军事力量都难以弥补的。这恰恰是美国国民应该充分理解和重视的，而对于当下的日本，这是一种多么具有决定性的要因，我们自己也非常清楚。我们建设和平日本的事业刚刚启程，在这种时候如果进行再军备，有可能将尚未普遍养成民主主义精神的国民再次引向极权主义与权力国家。其最后的结果，恐怕是比从前更加恶劣的状态的出现吧。

我们尤其担忧的，是这将造成年轻一代道德和知性的动摇与崩坏。我作为一个教育者，特别想强调这一点。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日本的青年学生特有的竞技，如柔道、剑道乃至弓术都遭到了禁止。假如这样彻底的非武装和平主义的指导与政策，才不到三四年就被抛弃，人们再次要求学生拿起武器，而且还将此与道德责任结合起来的话，年轻人们恐怕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吧。

在同样围绕着再军备问题出现了许多反对声音的西德，危机神学的研究者巴特¹这样说道：“五年来我们为了根绝德国人心中的军国主义采取了各种措施，如今却突然转变，想要让国民相信只有再军备能拯救我们，为此掀起各种政治上的议论，甚至搬出基督教的教义，这从道德上说是决不能允许的事。”而在我国，这一问题就更加重大，因为我们的宪法不是西德那样占领下的临时宪法，而是真正作为新日本的不朽之大典被确定下来的，事关国民永远的理想。

新教神学家，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基督新教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其代表著作《教会教义学》影响深远，其后的神学家无论派别，在研究神学之初都不得不与之对话。

日本国民在战后极短的时间内习得了善的事物，而现在如果我们又不得不迅速忘记这一切，那么就必然在国内外都引起一种不幸的印象与非难，即我们的所作所为全部都是出于一种“机会主义”（opportunism）。这对于日本和世界的真正的安全保障，也终将造成巨大的损害。眼下，在联合国里就有不少国家的国民对日本怀有不安和疑惑，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四

目前，我国最重要的事，就是毫不动摇地坚守宪法中写下的自由与和平之理想。因为这种理想、目标才是每个国民新的生活信条，同时也是新日本所发现的民族的世界史使命。我们必须对自己标举的理想与信条保持忠诚。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被给定的恶劣条件下，想方设法捍卫它们、实践它们。

为此，首要的一点就是至少在这种理想和目标上，国内的全体国民必须坚定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所提倡的和平，并不是以和平本身为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获得权力而服务的手段，尤其不能是为外国军队的入侵扫清道路的“虚假和平”。我们呼唤的自由，既不是蹂躏他人的自由和破坏国家秩序的自由，也决不是将自己与他人的人格交出去、重新变成阶级组织和独裁机构之一环的奴隶的自由。

在此意义上，我国当下问题的紧迫性，与其说在于外部，毋宁说更在于内部吧。杜勒斯特使说的，其实也正是要抵御激进势力对国内的这种间接侵略。这不限于激进势力，但凡是此类破坏行为，都应该作为国家治安问题予以充分考虑。对于激进势力的真正的防御，应当诉诸自由与和平精神的纯粹化——由此以确立真正的自由与和平理念，从根本上说，这必须以国民的教育和教化为基础。进一步说，防止这种危险蔓延的有效方法，是消除国民中间的不公与贫困，为此必须广范地实现政治与社会层面的正义。

像这样，当我国国民、至少是大多数人为了共同理想与目标团结在一起时，外敌就不容易侵犯了吧。这种理想本身是超越军备的精神，假如真的遭遇外敌进犯，它一定会把国民团结起来，体现为消极乃至积极的抵抗吧。在那种情况下，日本身为与大陆隔绝的岛国这一点，对于我国国土的防御来说也是天赐的优势条件吧。

更重要的是，当公然的直接侵略，亦即来自外部的有组织武力攻击发生时，面对当代这样动用近代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并且广范动员整个国家的总力战，恐怕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吧。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的集体安全保障之所以进一步发展出普遍的组织，通过联合国来保证各国的安全，也是基于上述理由。因为战败而失去防卫力量的日本，原本就是基于对这种世界各国的信义与公平的信赖，为了将自己建设为和平国家而重新出发的。然而本来应该是一体的世界却分裂成了两个，并互相对立，这就是现在日本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世界的悲剧。

因此，当今世界的当务之急，莫过于尽可能地缓和这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之间的紧张，尝试实现二者的融合吧。必须由此尽可能地推迟战争的危机，最终将其消解。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至少日本绝不能激化这一对立，或者自己为战争制造出契机和口实。在此意义上，日本的讲和问题必须得到极为慎重的考量。

在这一点上，我一直认为可以效仿西德的先例，作为实现我国的全面讲和过程中的具体措施，至少在现在这一阶段，比起片面讲和，不如寻求“终结战争状态”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终止军事占领，尽可能仿照缔结讲和条约之后的状态，在内政、外交和通商等方面恢复事实上的自主权。对于这种要求，苏联应该没有正当理由来反对，同时可以设想的是印度、缅甸等亚洲各国也会参加。终将恢复的世界和平是一体的，因此日本的讲和条约等到和德国一起签订也不算晚吧。重要的是，到那时之前，我们不能对两大阵营中的一方关闭门户，必须留有余地。

五

我们这样做，是希望给世界带来一种整体上的和平。从今年开始，人类步入了二十世纪的后半期，而这个时代世界的政治课题，就是要确立新的世界秩序，取代迄今为止国家间那种几乎等同于无政府状态的自然状态。我们必须由此确立国际上各民族的权利和自由，正如一国之内人的自由与权利得到保障一样。对于侵害各国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必须通过国际共同的保障加以应对。

现在的联合国，正是作为这样一种世界的普遍组织而存在并发展起来的，那么将来日本如果获准加入联合国，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呢？关于这一世界组织框架内所承认的日本的自卫行为，我们自己所负的最低限度的义务是什么，履行它的方式和范围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到日本特殊的立场，并伴随国内民主化的进展，在将来作出决定。

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澄清。无论是好是坏，过去日本确实对于东亚的安定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假如我们想要再次用日本的兵力，来填充我国的败北所造成的的真空状态，那就必然犯下极大的错误，酿成巨大的危险。日本绝不能再做的，就是向大陆出兵。我们作为亚洲的一个民族，新的任务首先就是为了与亚洲各国国民共同保障真正的自由和独立而发挥作用，同时也必须以自身的技术和产业，为各国的开发与繁荣提供帮助。

杜勒斯特使鼓励我们日本国民说：“日本人一直是怀有远大志向的民族。……过去他们只是在错误的领导下，试图凭力量强行实现这种志向。但这并不是说远大志向本身是错的。”诚然如此。如今我们正要为民族的新的理想与志向而生活。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再试图以强力达成它们了吧。在我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我们为了战争而忍受苦难与牺牲，今后我们则将把它们献给和平。

政治家，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勒斯担任出席凡尔赛和会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后在战后赔款委员会工作，对于恢复德国军事潜力和重新武装德国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他协助起草联合国宪章，后任联合国大会代表（1946～1949）。1950~1952年任美国国务卿的顾问。他在韩半岛上视察三八线时留下的眺望照片相当有名，就此有说法称他是“不祥之鸟”、“走到哪里就会发生战争和动乱”。

1951年1月25日~2月10日，杜勒斯以和约使节团长兼大使身份访日，此行旨在与吉田茂首相磋商《讲和条约》草案以及《美日安保条约》。

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十分明白，这是一条多么困难的荆棘之路。但是，不屈与进取，也是我们民族的特质。我们民族如果能承受住这些苦难，勇敢完成这种使命，那么就可以说是作为自由世界的光荣一员，获得了与列国为伍的资格吧。以美国为首，世界各国对于日本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要求。

毕业生诸君！让我们向着民族的伟大理想，为了捍卫真正的自由与和平，发挥耐力与勇气吧。我衷心希望，无论将来日本与联合国达成怎样的协定，都是真正以世界的整体和平为目的，而不是通向战争的阶梯，同时也期望日本为了重建自身和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而在宪法中标举的根本理念，不要从我们手中丢弃。

再见了，祝你们拥有光明的前途！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译后记

读南原繁《文化与国家》

谈起20世纪日本的政治学史或者大学教育史，南原繁（1889—1974）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出生于四国岛香川县乡下的一个商人家庭，1910年从第一高等学校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政治学专业，在校期间受到著名宗教思想家内村鉴三的感化，从此终身信仰无教会派基督教。毕业后，南原一度在内务省工作，1921年辞去官职回到东京大学执教，至1945年3月成为法学部长。他的许多学生成为了后来政治学研究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丸山真男。

政治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曾任东京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的总长（校长）。在日本战后提出了放弃战争、“全面讲和”、不搞再军备、与世界“和平共存”、保持中立、构建“人类世界共同体”的和平构想。

1917

南原繁在第一高等学校求学期间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并认识了日本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在内村鉴三的熏陶下，南原繁在大学期间成了一名基督徒。图为白雨会送别会合影，前排正中为内村鉴三，内村鉴三的右手边是南原繁。

南原繁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学科史内部。日本战败后不久，他被选为东大校长，在1945至1951年的三年任职期间，他不仅主导了东大向新制大学转型的过程，而且作为1946成立的“教育革新委员会”²的委员长，在日本全国的教育制度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身为国会贵族院议员，他在教育领域以外的公共问题上也有许多重要发言，尤其有名的是1946年第90届议会上的演说：在质询发言中，南原就新宪法制定的问题对政府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以致于被质问得十分狼狈的首相吉田茂事后骂他是“曲学阿世之徒”。《文化与国家》一书收录的正是南原繁担任要职期间发表的各种演讲，它们均发表于战后初期（1945-1952）这一决定日本未来走向的重要阶段，为南原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一份生动的纪录。

《文化与国家》一书分为五辑，大体上按时间顺序排列，但正如南原在各辑的前言中所说，每组演讲都有相对集中的主题。第一辑“振兴祖国之人”的主题，是在日本刚刚战败的背景下，呼吁全校师生树立新的志向，确立理想主义的文化理念，建设“民主与和平的日本”。第二辑“人之革命”进一步强调新的人性理想，主张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必须伴之以“人”本身的革命，要恢复近代以来异化、失落的人性，重建完善的人格。第三辑“真理之斗争”中的演讲发表于冷战格局形成之际，面对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大开倒车、左翼运动则不断激化的状况，南原认为仅靠政治或法律手段不足以克服国内的混乱，必须以“真理”性价值凝聚人心，走出危机。第四辑“和平之宣言”则以50年代初的“讲和”问题与朝鲜战争为背景，面对冷战局势的严峻化，南原呼吁日本实现把中苏等国家也包括在内的“全面讲和”，高举新宪法中的和平理念，克服新的战争危机。第五辑“大学之自由”收录了南原在东大校长任上最后一年的发言，他认为旧金山和约虽然结束了日本的被占领状态，却推动了日本的再武装化，违背了战后日本的和平民主道路，在这种环境下他尤其重视言论自由与学术独立，把教育视为超越困境的根本出路。

《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简称《旧金山和约》，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48个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于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所签订的片面和约。该和约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的领土及国际地位问题。《旧金山和约》是二战之后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的情况下，对日单独媾和而发表的非法、无效的文件，文件违反1942年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规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对台湾主权归属等任何涉及中国作为非缔约国的领土和主权权利的处置也都是非法、无效的。 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蒙古国、越南等国家也拒绝承认该文件效力。

在翻译这部演讲集的过程，译者获得的第一印象，便是南原繁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和理想主义态度。他从不怀疑世上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人的存在的本质意义，也只能来自追求和践行“真理”的精神生活；他认为所有一切问题都要归结于“人”的问题，近代日本的错误道路和悲惨结局本质上是“立人”的失败，所以战后必须发起新一轮“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重塑国民的人性；他坚信世界史是有目的的，人类各民族终将走向“永久和平”，而日本也要在这一道路上完成其世界史使命。

这样的理想主义态度，显然与南原本人的信仰有关，也是对其师内村鉴三的宗教思想与民族使命观的继承。他的发言有着鲜明的“理想vs现实”的二元逻辑，坚定的信仰赋予他一种超越性视角，让他始终能够批判地看待现实，并努力改造现实以不断趋近至高的理想。从战前到战后，南原繁这种姿态可谓一以贯之。根据丸山真男的回忆，1936年南原繁曾在东大课堂上提到当时陆军青年将校发动的“二·二六”政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南原繁私下对丸山感慨，倘若轴心国取胜，世界文化就完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冲击，促使南原繁深化对宗教与国家的思考，他试图建构区别于非理性“国体”论的民族共同体理论，其成果汇集于《国家与宗教》（1942）一书中。

明治、大正时期的基督教宗教教育家，无教会主义的倡导者。幼年受武士道和儒学思想熏陶，札幌农业学校读书期间受洗礼。1897年入《万朝报》为记者，翌年创刊《东京独立》杂志。1900年创刊《圣书之研究》月刊，尔后又与同志集会，通过讲圣书等提倡无教会主义的基督教。1901年与幸德秋水等人组织理想团，积极提倡社会改良。1903年即日俄战争前夜，从基督教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提出反战论。他抨击既存教会的繁文缛礼，主张开展以研究圣经为中心的无教会运动，并进行独立的传教活动。其宗教自由思想吸引并影响了一批青年，弟子有藤井武、冢本虎二 、矢内原忠雄等。著有《基督信徒的慰藉》、《求安录》、《我如何成为基督信徒》。

二·二六事件，又称“帝都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是指1936年2月26日发生于日本的一次失败兵变。日本帝国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政变遭到扑灭，直接参与者多被处以死刑，间接相关人物亦被调离中央职务，皇道派因此在军中影响力削减，而同时增加了日本帝国军队主流派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二·二六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行动，也是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

不过，战时的南原繁谨慎地将他对现实的批评藏在学术内部。他曾为营救大内兵卫等被当局压迫的同僚而奔走，但自己尽量避免发表政治言论，因而获得了“洞窟之哲人”的称号。南原繁真正得以把理想付诸实践，是在战争结束后。在战后文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枢要位置上，他的信仰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动力，而在批判当局的悖谬时，他的理想主义逻辑也发挥了巨大的效力。例如在关于宪法修订问题的质询发言中，面对政府被动追随占领军方针而又不愿承认事实的态度，他强调，既然日本接受的波茨坦公告中规定日本的政治形态最终取决于国民的自由意志，那就必须从这一原则出发，而不能以外部“形势”为由含糊其辞。又如，在天皇退位的问题上，他认为既然天皇是统合国民精神与道义的象征，便负有道德责任，在面临国家重大问题时，出于自我反省而退位也是负责的表现，言下之意其实是希望昭和天皇引咎退位。南原繁很清楚，这种学者式的理想主义态度，在许多政客眼中只是“空论”，但他恰恰要用康德的实践理性来要求现实，强调“你应做，故你能做到”（“Du kannst, denn du sollst.”）。他总是以根本的“道理”“原则”来衡量现实，这种论述正因其逻辑的简单，反而让当权者的种种借口显得苍白狼狈，通过发言者本人的信念而发挥了强大的感染力。

《终战诏书》指日本昭和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签署表示接受美、英、中、苏四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同意无条件投降的诏书。诏书在1945年8月14日由昭和天皇亲自宣读并录音，次日通过NHK电台广播，被称为“玉音放送”。为了争取免除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以及保护日本天皇制，也包括试图减少国内强硬派引发危机的可能。诏书在措辞上采取了诸多手段，诸如模糊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实质；规避日本对亚洲诸国的战争责任，只将对象限制在美、英两国；且将裕仁作为日本军队最高统帅的责任转嫁给日本政府。

《人间宣言》是1946年1月1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的自我否定神格的诏书之略称。昭和天皇被迫颁布《人间宣言》，使得天皇走下神坛，仅作为日本的象征而存在。

日本战败后，根据美国盖洛普公司1945年6月实施的调查，77%的美国民众支持惩办天皇，24%支持流放天皇。在此背景下，出于道德立场或现实利益考虑，要求天皇承担责任而退位的“天皇退位论”一时兴起，皇室成员和天皇亲信们也参加到劝说天皇退位的行列中。但是，美国政府尤其是GHQ总司令麦克阿瑟认定，战后日本的统治少不了昭和天皇的协助，因此让天皇承担战争责任一事就变得难以实现，“天皇退位论”也渐渐平息。

但是，平心而论，本书中的发言固然坚定有力，有时却也带有某种说教气味，并体现出稳健的保守性。比如，南原繁在演讲中经常强调战败后国民的精神混乱、茫然与虚脱，呼吁东大学子们要以文化理念、真理价值去振作人们的精神，但当时日本的老百姓是否真像他说的那样迷惘，等待着精英们的指导呢？在同时期的战后文学中，市井中的混乱乃至某种“堕落”，毋宁说体现了普通人从战时的集体主义、精神主义中解放之后的勃勃生机，而这种视角在东大校长的理想主义言论中是缺席的。

又如，面对冷战格局在日本的内化，南原繁体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认为激进的左翼和复活的右翼都是对民主自由的威胁。他指责左翼“以目的将手段神圣化”，以专断的意识形态和暴力革命践踏其他人的自由，这种现状批评未必没有道理，但他并未提到的是，日本左翼从拥护占领军改革走向过激的斗争，首要的原因便是美国为实施冷战策略而镇压日本社会主义者。在此背景下，将过激的革命策略简单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否也是一种偏见？当然，南原繁的言论不能脱离他当时的身份与职务来看待。作为全国教育界的首脑人物，他的稳健立场无可厚非；作为东大校长，他对校内学生政治活动的劝诫也带有保护的性质。不管怎样，南原繁对待学生的态度是堂堂正正、值得尊重的，有时甚至令人感动，例如在一次罢课风潮结束后他向全校学生说道：“如果诸君中的多数人要再次发起同样的行动，就请说服学部长、校长，如果说服失败，就先驱逐我这个校长，然后再向校外前进吧。毋宁说我更愿意你们这样做。”考虑到《文化与国家》单行本出版于1968年，当时的学生会怎样看待十多年前东大老校长的这些发言，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

总地说来，无论是肯定南原繁这些演讲的实践性和感染力，还是质疑其观念的先验性，所有问题都要回溯到《文化与国家》的根本思路上：正如书名所示，这是一种以国家为文化主体的“文化国家”论，在其中，现实与理想、特殊与普遍、个人与世界，都要经由国家-民族共同体这一中介而获得辩证统一，形成完美的逻辑闭环。南原繁批判缺乏主体性的政府，却也指责左翼造成的国家分裂；他希望昭和天皇退位，却拥护象征天皇制本身。这些现实发言的根基，都是一种观念论哲学中生发出来的民族共同体认识：“祖国并不只是由于地理上、人种上的偶然，或者因为历史传统这一外在权威而结成的集合体，它是上帝将此世间的人类按民族划分出来的人的友爱的协同体。在我们成为人类之前，是祖国保障我们的人性并使其发展，可以说它是既定的永恒秩序。”共同体是南原繁思想的关键词，在他看来，人的精神革命必须通过民族这一共同体来实现，而大学校园也应该成为一种“人格共同体”。他的言论的力量与现实性，以及其中潜藏的盲点，都与这一问题相关。

在南原繁的政治哲学研究中，超越近代个人主义的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是他探索的课题。在早期的论文《自由主义的批判性考察》中，他便批评近代自由主义让国家变成“利益社会”而非“共同社会”，这样国家不具有理念价值，社会只是由原子化的个人机械地构成，于是无从发现高于个人的普遍价值标准。在《现代的政治理想与日本精神》等论文中，他肯定社会主义者建立“社会共同体”的尝试，但认为这主要还是一种经济上的共同体，对内面的精神价值不够重视，而且仍然是个人的总和，缺乏民族的维度。基于这样的立场，南原繁强调柏拉图——宗教改革——德国观念论哲学的谱系，因为它们为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赋予内在价值。在1942年出版的代表作《国家与宗教》中，他围绕国家的问题，梳理了从柏拉图到康德的欧洲精神史，特别强调宗教理想对国家观念的意义，认为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塑造了道德自律的人格理念，也承认了个人之上的尘世国家的价值，把国家生活升华到价值层面，而康德则将路德的新教精神进一步道德化、理性化，这样一种德国传统形成了区别于英法启蒙主义、个人主义的国家观。但他也批评说，康德的国家观还是“抽象的、形式的”，“不理解作为民族个性的政治表现的国家”，而黑格尔又把国家完全理性化，等同于现实的政治组织，而失落了“上帝之国”——“爱的共同体”的性质。

哲学家、作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他调和了勒内·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康德明确声称，他所考察的政治不是现实的政治制度，所考察的国家不是现实历史中特定的、具体的国家，而是某种与法的纯粹原则相符合的理想国家，因而所探讨的政治原则也是一种法的纯粹原则。

哲学家，德国19世纪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许多人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标志着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格尔的国家观继承和发展了康德、费希特以来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他用哲学的思辨揭示国家的本质，反对17、18世纪的社会契约论从国家的外部特征解释国家的本质。他的国家概念指的不是现存的国家制度，而是精神的国家理念。现实的国家只是国家理念的表现。国家的本质在于它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

简言之，南原繁在近代欧洲精神史中看到两种对立的传统，一者是科学的、实证主义的启蒙理性，一者是宗教性的、理想主义的观念论；他认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前者未能看到民族国家的内在价值，而20世纪的世界大战，正是“政治真理的报复”，“国家理性的高扬”，其中“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本身作为一个伟大的个性，主张自己存在的权利和政治的、历史的现实价值”。不过，南原繁的国家观与浪漫主义的民族国家认同之间又有清晰的界限。事实上，《国家与宗教》着力批判的，正是战时德国与日本的“神政国家复兴”。书中指出，纳粹思想包含对抗近代科学主义的生命哲学，但其“血与土”的共同体不是通过真正的宗教精神来获得内面价值，而是依赖非理性的神话，陷入种族逻辑；同时，南原繁也批判当时的“日本主义”哲学，尤其将京都学派代表人物田边元作为靶子，认为他的“辩证法”为民族国家赋予神性的程度比纳粹更甚。在战后撰写的《费希特的政治哲学》中，他虽然肯定费希特对康德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其国家的文化使命观，但也批评费希特把国家直接当成实现地上神国的手段。

作家、哲学家、爱国主义者，古典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寻求对哲学思想，特别是康德唯心主义思想的统一；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试图唤醒德意志人民要求国家统一。费希特主张充分启发了人的道德心、伦理至善的社会形式体现为国家，国家的根本任务在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的文化和道德品质。先在本国之内实现最高尚的道德，同时推广到其他国家，这是整个人类由物欲、兽性的动物前进而成纯洁的高尚精神的唯一道路。

在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对欧洲近代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鲜见，而南原繁之所以没有像同时代的许多“近代的超克”论者那样，把国家绝对神圣化，或许正因为他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对他而言宗教不在世俗国家之外，但也不能完全实体化于国家之中，国家总是需要超越性的理念赋予其内在价值，它不能垄断信仰，而必须接受更高的理想的指引，向永远有待实现的目标不断前进。

总而言之，如果要在政治哲学内部给南原繁一个大致定位，或许可以说，他一方面借助康德哲学，批判了黑格尔以后的浪漫主义国家观，另一方面却又用后者来修正康德的普遍主义，将民族共同体作为走向康德的“永久和平”的必由之路。同时，从他对“利益社会”和“共同社会”的区分中也不难看出，他与不少同时代学者一样，受到了滕尼斯代表的德国社会学共同体理论的影响。这种对共同体“有机性”的强调，其实是试图弥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机性”（这体现为个人的孤立化、阶层分裂的激化、价值的真空化等等）。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南原繁思想的时代性、历史性。另外，从个人经历来看，南原繁对共同体的重视，与他旅欧期间所见的一战后德国的悲惨状况不无关系，同时也得益于他作为内务省官员、在富山县射水郡郡长任上兴办公共事业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战前后，像南原繁这样大学出身的内务省青年精英到地方任职是一个新现象，他们从地方改造国家的尝试有时也被称为“大正维新”（政治学研究者桥川文三在《昭和维新试论》一书中对此作过思想史研究）。这或许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南原繁在战后一次演讲中突然提到的“昭和维新”：它意味着基于近代批判的国家改造思想。南原繁在此强调，“真正的昭和维新”必须“为国民注入新的精神生命”，从而完成“重建祖国的事业”。

社会学家，德国的现代社会学的缔造者之一。他的社会学著作《共同体与社会》对社会学界产生深远影响。滕尼斯指出社会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公社”和“社会”：公社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有机人群组合，它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本质意志）；社会是靠人理性利益的权衡（选择意志）建立起的人群组合，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的观念组织起来的一种机械合成体。

这“新的精神生命”，与《文化与国家》中的“文化”可以视为同义词。它是一种将个人与共同体联结起来的纽带。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南原繁呼吁日本青年们以文化修养培育人格道德，克服唯科学论与功利主义，同时又强调个人的精神追求必须经由象征天皇制下的民族共同体，通过民族的“个性”来抵达面向世界的普遍性，为人类文化作贡献。这种伦理的文化共同体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同时代的其他老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等）共有的思路。此种文化观念兴起于大正时代，此时日本学院派哲学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强调区别自然科学与文化价值，“文化”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明治时代的进化论式种族文明观，成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中介，意味着个人、国家与世界的预定调和。美国学者哈如图涅（Harry D. Harootunian）指出，“文化国家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便在日本反复出现，直到70年代末大平正芳内阁时期仍有回响，它们背后是这样一种欲望：依靠“国家”来超克“近代”，用“文化”来超越不安定的现实政治，构造永久稳定的社会秩序（『日本はどこへ行くのか』講談社2010 年）。

Carol Gluck / 姜尚中 / Tessa Morris-Suzuki / 比屋根照夫 / 岩崎奈緒子 / タカシ·フジタニ / Harry Harootunian，東京：講談社，2003

对于战后的南原繁而言，“文化”是国家的使命，文化理想让国家真正成为共同体，而不只是机械的架构、个人的松散集合。但是，正如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南原繁批判近代国家的“非精神性”时的二元框架问，导致他似乎更多地把纳粹兴起的责任归咎于其对立面的启蒙理性，而对德国观念论传统本身的检讨不够充分。另外，南原繁或许也夸大了德国式理想主义的国家共同体论与英法的社会契约论式启蒙国家观的对立，后者未必不包含民族的维度，例如卢梭的思想便早已被学界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个原点。

在1946年的议会演说中，南原繁明确表示“我自己是一贯倡导“民族共同体”或“国民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并认为新宪法“有必要明确宣布我国的政治权威来自这种民族共同体或者国民共同体”。不过，日本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个性”，为何一定要以天皇为表征呢？他在另一篇演讲中给出了解释：

作为日本国家权威的最高表现，作为国民统合的象征的天皇制将永远维持下去，也必须维持下去。因为它是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从根源上支撑着民族之结合的事物，超越了君主和人民各自的世代交替，超越了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的对立，是君民一体的日本民族共同体自身不变的本质。在外地其他种族已经脱离出去，我国重新成为纯粹日本的今天，如果失去了它，那么日本民族的历史个性和精神独立就会随之消失吧。

而且，天皇制不只是日本历史上过去的事实，对于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也将提供新的理念上的意义吧。为什么呢？因为如何让基于“个人”及其多数的民主主义不止步于个人的单纯集合，而是构成国民整体的观念，从何处探求国家统一的原理，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民主（democracy）在原理上正是这样一种整体与个人互相妥协的政治形态。因此，应该为我国历来拥有这样一种整体性存在的支点和永远的统一而感到高兴，我们必须将其作为固有的理念基础，创造出新的整体。

1946.11.3

问题的症结在这里清晰地浮现出来。战后日本以美国为师，再一次输入“民主”的理念，而南原繁这样的老一代自由派知识分子，正是在此过程中作为文化教育界的首脑人物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始终担忧，个人本位的民主制度会消解国家的凝聚力，让民族失去“历史个性”。于是，象征天皇制成为守卫日本民族性的一道防线，同时也是保障国民认同的历史延续性的桥梁，让日本帝国顺利转型为新生的“和平民主”国家。然而，这种逻辑中缺失的，是对“日本”本身的历史性的追问。

正如南原繁所明言的，战后的“纯粹日本”这个单一民族共同体，是“外地其他种族已经脱离出去”的结果。换言之，近代以来日本民族主义的道路恰恰与此相反，是不断将殖民地纳入自己内部，统合到天皇治下的“八纮一宇”的世界中来。那么，当战后的文化国家论者们坚持以天皇制维系民族认同时，声称它是日本共同体自古以来的本质时，他们也就跃过了近代亚洲被殖民地区的民众被迫成为“日本人”的历史。这反而暴露出“纯粹日本”自身的虚构性。

令人难以判断的是，作为学者的南原繁，是否真的相信日本历史上有过“君民一体”“君民同治”的民主时代？这类言说其实是以“应然”替换“实然”，用理想取代了历史。译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话语策略。南原繁的演讲虽然主要面向国内听众，但在根本上却仿佛是“对外”的：无论他如何强调战后日本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民族主体性，这些变革实质上都是在占领军推动下自上而下展开的，是在新一轮脱亚入欧（美）的过程中重新引入西方世界的“普遍性”。所谓“君民同治”的民族共同体传统，其实只是在重新追赶“普遍性”的过程中，用于维系自身“特殊性”的心理代偿，并无历史事实的支撑。于是，一种延续至今的悖论出现了：日本似乎越是西化，就越是不能没有天皇。

这种把天皇制变成“文化”的国家论，的确具有情感上的效力。成为“象征”的天皇，对内维系了过渡时期的社会稳定，对外又作为日本“民意”的某种体现，在日美关系中构成制衡要素。然而，这一符号虽是保障“纯粹日本”的民族认同的方便途径，却也容易沦为遮蔽和取消历史的装置，为历史修正主义留下了后门，也成为日本和亚洲邻国重启对话的障碍。

丸山真男曾在南原繁《费希特的政治哲学》的书评中写道：“如果说著者赋予意义的着力点，是从自由与个人转向了社会与民族……那么我恰好与此相反，是以政治的、集体的价值独立性为自明的出发点，一步一步向着自由的人格回溯。从思想接力的正常顺序来说，这是何等的倒错！注意到这一点时，我不得不再次想起日本精神史的坎坷命运。”（《丸山真男集》第八卷）这段话不仅体现了丸山对于老师的委婉批评，也提示我们，“个人与共同体”的问题谱系背后，凝缩着近代日本的历史难题。对于同样是亚洲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邻国思想史中的这种困境，也是我们今天谈论共同体问题时应当注意的。

政治思想史学者。1950年至1971年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分别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和名誉文学博士称号，1974年成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其重要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日本的思想》、《战中与战后之间》、《从后卫的位置出发》、《读（文明论概略）》，《忠诚与叛逆——转型期日本的精神状态》。丸山真男原本想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但在南原繁的影响和劝说下转向研究日本政治思想。

「古稀祝賀論文集」の執筆者とともに，1961

前排中间是南原繁夫妇。前排左一是丸山真男，后排右四(中间)是福田欢一。

南原繁（1889~1974），日本著名政治哲学家，长期担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教授，以研究欧洲精神史著称，代表作有《国家与宗教》（1942）、《现代的政治与思想》（1957）、《费希特政治哲学》（1959）等。一生笃信基督教，坚持和平正义的文化立场。“二战”前曾批判欧洲法西斯主义，认可文化社会主义，从思想上抵制日本天皇制国家主义的盛行。1945~1951年出任战后第一届东京大学校长，身处帝国灭亡和民族再生的时代，为反省侵略战争、重振民族精神，提出建设“新日本文化国家”的主张，积极推动战后体制的重建，直接参与新宪法的制定与讨论，并批判排除苏、中等国的《旧金山和约》，主张实现“全面讲和”。作为东京大学教授乃至校长，其言行影响了战后整整一代日本知识分子（丸山真男、福田欢一是其弟子中的佼佼者），其“新日本文化之创造”的理念成为日本战后思想的原点之一。

高华鑫（1990~），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文学关系、东亚思想史、文艺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成果见于《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读书》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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