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于我来说颇为丰富，也颇为杂乱。前面数月仍在访学之中，回国后又忙于琐事，中间夹杂多次参会，所见之人，所感之事颇丰，而本就不读书但求甚解的我，这一年读书自然更少更杂。当被问及书单之时，多年来内心对不读书的隐隐愧疚，这次不得不直面了。也借此机会，做一番自省吧。年初所读，已忘却大半，只好姑且将年末匆匆翻阅之书也拿来抵数。需要说明的是，读书不认真在我，而这里所列的书，则无一不是作者译者耗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功的心血之作，值得认真品读。
乔治·弗雷德里克·瓦兹（George Frederic Watts，1817~1904），油画，142.2cn×111.8cm，1886
泰特不列颠（Tate Britain）所藏
李乐乐的《周氏兄弟文章观的生成与嬗变》是2023年9月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年末才拿到书，尚未读毕。好在其中部分篇目曾单独发表或即将发表，之前已有所了解。因各种原因而读不到这本新书的读者，也可找来文章一窥究竟。书中所论二周的文章观问题，所涉颇广，自晚清留日时翻译东南欧弱小民族文学，至大革命屡遭屠戮之际再译《小约翰》并写《朝花夕拾》与《野草》时以个体心灵呈现的“民族的文学”，以至针对“左联”而大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的“言志”与“载道”，二周于“文”之理解，较之乃师章太炎，除域外视野之外，还更多了二十世纪中国许多现实因素的痕迹，且彼此互通而又不可简单化约。李乐乐此书尚未写完，却以其执着来应对如此庞杂的材料，独辟蹊径地从精神世界进入文本，从“东西欧脱间”到《成均图》，在复杂的谱系中遇见了那个有意将英国画家瓦兹的《希望》用作《新生》封面的青年鲁迅。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此画与此书所透露出来的悲悯与温柔，不正是画中那个怀抱希腊七弦琴却只剩一根琴弦的盲乐人，给这个世界最温暖的礼物吗？
此外，李丽的《旗人作家穆儒丐研究》，是2021年12月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的书，而李丽关于穆儒丐最新的研究，则见于2023年8月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史料与阐释》第九辑中《穆儒丐著述年表》一文，文章对书中未尽之处做了更多补充和完善，是目前学界对这位满族作家的最新研究。儒丐乃是穆笃哩的笔名，自张菊玲至关纪新，学界前辈多对《盛京时报》副刊上这位高产的作家有所关注，并对其遗民心态和旗人意识颇为留意。而儒丐早年更曾负笈东瀛，以旗人贵族之立场提出独特的立宪构想，其文学活动也不限于《盛京时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呈现了以往较少被关注的一面。尤其是儒丐“九·一八”前后的活动，更是目前为止最新的发现。而《北京梦华录》与《福昭创业纪》不同于《北京》之处，或许也正在于从“大同”到“康德”改元之际与“七七事变”后这两个独特的发表时间所昭示的深层含义。儒丐研究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而李丽此书无疑是后续研究所无法绕开的。
除了学术书，还应顾及文学作品。李锐的《囚徒——天母河传说之二》是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3月的，而这本书的故事又连着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的《张马丁的第八天》一书。李锐时隔十年之后，拖着病体，再次回到那个历史与现实交汇之处的天母河，只因这里正是他念兹在兹的中国。两本小说写了庚子国乱之际中西不同的观念。在传教士眼中那些整日不离怪力乱神的娘娘庙男女信徒，似乎并无真正的信仰。然而正是那位在丈夫被冤杀后精神错乱自以为女娲娘娘附体而与率领众寡妇与洋人生下金发碧眼婴儿的中国女子，在暴雨中仅凭对方一句“哈利路亚”就开门接纳嬷嬷们躲避洪水，进而率众向女娲娘娘祈祷“哈利路亚”。接纳“仇人”为丈夫，并以对方的方式来祈求退却洪水，在这愚昧的崇拜与混乱的精神下，难以掩藏的是真挚的善良。小说情节自有其精彩之处，不必多做透露。十年后病中的李锐或许难再重现《张马丁的第八天》那样的掌控能力，但在亲身经历巨变之后再次反思庚子国难，《囚徒》中李锐的笔触只显示了更深沉的情感，怎可不读。
2023年9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张泉主编的《梅娘文集》，收录小说、散文、书信、剧本等各文体作品及译文九卷，附录一册，含诸多研究资料。在梅娘逝世十周年之际，这套文集的出版，尽可能丰富地呈现原始文献材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套由全集删减而来的文集，仍留下诸多遗憾。尽管如此，文集还是所录颇多，不仅包括梅娘前半生在不同统治区域的不同创作，也包括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诸多不为人所注意的文学活动结晶。梅娘的一生，经历几朝，跨越诸国，丈夫柳龙光的故事更是在太平轮事件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有太多故事。这让我想起梅娘女儿柳青的《静安别墅》，仅仅是一篇追述母亲一家二十世纪诸多磨难的文字，就已将个体经验与家国历史之间彼此互渗的关系写得如此动人心魄，九卷文集又将展现一个怎样的二十世纪中国，值得细细体味。
一个人的一生可以从侧面纵向地记录一个世纪，一座城又何尝不能横向地提供历史的切面。提到历史文化名城，国人总是想起北京、南京、西安、洛阳等古都，却忘了近代史同样是历史，没有哪座城市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比上海这座城市更为密切。关于上海这座城市，尤其是城中建筑所凝结的近代历史文化遗迹，著述何其多。而记者徐锦江编著的《愚园路：百年纪念版》（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虽是旧书新编，却属上海城市史当中最新的一种写法：以一条马路来记录历史。若非瞿秋白曾在愚园路庆云里内嵌的连生里茅盾寓所避难，我又怎会留意到如今静安高和大厦坐落之处，曾是两人用小说记录中国的那座石库门小楼所在，如何晓得圣约翰、圣玛丽与百乐门所在的这条越界筑路之路，也曾坐落着《布尔塞维克》的编辑部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租界曾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有限的庇护，读一读《愚园路》，会对“上海摩登”有不一样的认识。
提到旧书新编，不得不提2023年4月九州出版社由夏应元编选并监译的《中国史通论》上中下三册。内藤湖南著述多年来在中日学界影响甚广，不必重复介绍。尽管学界早已在其“唐宋变革论”基础上迈向更深入更精准的研究，但其中诸多问题仍有待厘清。译者夏应元更正了此前译本的诸多问题，并对部分译文加以修订。或许借此再次编译之机，可以重新审视书中论述的洞见与不查，甚至厘清其与日本东亚论述之间隐秘的联系。
这一年间，读书与思考都太过杂乱。除了少数新书，往往大多时间在反复读一些旧书。当我读到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中山英文著作*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时，对这部中文名为《实业计划》的书中填塞黄浦江而在浦东重新挖运河另建新港的计划感到颇为震惊。当1919年护法运动受挫而暂居上海之际，有意转向国家统制经济的孙中山，无法直接收回上海租界及其港口，便想到如此计划，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提到旧书，还有二十多年前像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这样的老书。关于新清史的争论不必重述，而重读欧立德于2001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这本至今未见中译本的书，则有意重新思考所谓内亚视角的问题。内亚视角自拉铁摩尔以来不断成为一种异于传统视角的思考维度，其中也不乏有意拆解中华论述者。而内亚视角之于东亚视角的意义，却很少被注意到。当东亚视角过多地被强调，成为一种有意与西方视角相对抗的历史叙事维度时，东亚视角内部隐含的日本帝国因素及其他帝国因素，则往往在不经意间被遮蔽了。内亚视角固然常常在解构意义上使用，有意去中心化，但这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对东亚视角内部隐秘的帝国逻辑的警惕。
以上阅读视野的狭窄实际上也昭示着自己思考的有限，聊作记录，供日后反思。
作者简介
妥佳宁，四川大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剑桥大学访问学者，著有《殖民与专制之间：日据时期蒙疆政权华语民族主义文学》及合著《牯岭的矛盾：茅盾研究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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