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丨《川端康成传：双面之人》

对我而言，撰写川端康成的传记，与我过去撰写谷崎润一郎（1886—1965）、里见弴（1888—1983）、久米正雄（1891—1952）等三位作家的传记具有不同意义。

首先，川端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上高一那年，我读到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从此“发现了文学世界”，开始集中精力一部部地阅读日本近代作家的作品。大江之后是太宰治，升入高二的1979年，我阅读了二叶亭四迷、岛崎藤村等人的作品。读完藤村的《春》，我再也无法忍受在那之后接触到无聊的作品。从那年秋天起，我将目光转向了外国文学，开始阅读莎士比亚。初次读到川端的作品是在那年的12月，我读了新潮文库出版的《睡美人》。阅读该作品的契机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因为当时我对“幻想文学”产生了兴趣，购买了《国文学　解释与鉴赏》9月刊以“幻想、特质——近代中的幻想时空”为题的幻想文学特集，从而知道了《睡美人》这部作品。该杂志上撰文介绍川端的人是河村政敏。

杂志上还登载了短篇小说《片腕》，我读了一遍之后不由得为之惊叹，真是了不起的杰作。恰好我家里有一部《雪国》。于是，等到夜深人静，我翻开作品，却完全看不懂。我竟然如此无法读懂令人深受感动的作者的代表作，我甚至感到恐惧，害怕自己不懂文学。

因此，下一次阅读川端的作品，是在升入高三后的1980年5月，是由讲谈社文库出版的《伊豆的舞女、十六岁的日记和其他三篇》。我在上初中时，的确在国语的教科书上读到过川端在夏威夷大学举行的演讲《美的存在与发现》的开头部分。这篇以“我住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开头的文章，当我读到“我发现角落的一张长条桌上，整齐排列着许多玻璃杯，晨光洒落在玻璃杯上，美丽极了”这一内容的时候，觉得无聊透顶。《十六岁的日记》也是在我上高一时从高中《现代国语》的课本上读到的，我不理解写出如此凄惨的故事究竟有何意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日本的国语教科书会让学生对文学产生误解，这一点从未有所改变。当然，作为读者而言，阅读《十六岁的日记》这种作品，我过于年轻了。我之所以选择讲谈社文库，是因为那上面有作者年谱。自从读完讲谈社文库的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之后，我在阅读某位作家之前，都会依据作家年谱制作该作家的作品年谱。新潮文库基本没有作家年谱，所以我当时的阅读，通常是从有年谱的角川、讲谈社、旺文社等文库本入门的。

这部短篇集还收录了《油》《篝火》《致父母的信》等作品。《油》和《篝火》是私小说，因此这部小说其实集中收录的基本都是私小说作品。和当时社会上人们的看法一样，我也认为私小说是不好的作品，可是，我却觉得《伊豆的舞女》是一部好作品。我为自己和周围产生的分歧而痛苦，因此非常理解主人公被舞女安慰时的心情。不过，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品《致父母的信》。

当然，我不是孤儿，也不存在复杂的家庭环境。只是上高二时，我痴迷于高畑勋的动画《红发少女安妮》和NHK播放的人偶剧《布丁布丁物语》，还有民营电视台重播的《小甜甜》，这些作品都是以少女为主角的孤儿故事。作为一个高中生，我大概过于与众不同了。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我的内心对川端存在某种共鸣。马特·罗伯特（Marthe Robert）在《起源的小说和小说的起源》（*Romandesoriginesetoriginesduroman*）中谈到孤儿故事与小说的深厚联系。如此抒情到撩人心弦的美感，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不过，那个时期我已经放弃了连续阅读一位作家作品的做法，等到下次阅读川端的作品时已经是高三的暑假了。我读了旺文社文库版的短篇小说集《抒情歌·玉响》，同时将“掌篇小说”放在案头，学习疲惫时便一篇篇地阅读，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了。川端用一气呵成的写作手法所呈现的抒情的、感伤的和富有青春气息的鲜明特征，令我感到：“这不就是天才吗？”

当时，他是日本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不就是天才吗”的感悟着实可笑，但是当时对川端的赞誉声少得可怜。之后的暑假，我迷上了三木卓。我之所以没有坚持阅读川端的作品，也有一下子读完太可惜的念头在起作用。因此，到了翌年1月，我读了岩波文库的《伊豆的舞女·温泉旅馆》。经历一次高考失败后，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4月，我读了角川文库的《伊豆的舞女·禽兽》。这种读法有些奇怪，大概是出自应该读一些川端早期短篇的想法。回顾整个大学时代，我好像是在阅读川端的作品中度过的。那一时期，包括中公文库的作品在内，我几乎读完了文库版的全部作品。

当时，穿过池袋的大十字路口，在通往立教大学的途中有一家专营文库本的书店。书店里有个脱销书专用货架。我在那个货架上买到了新潮文库的《东京人》，这是1985年4月的事了。读完之后，我又去书店买了第二卷，当时是1986年10月。读完两卷后，我彻底爱上了女主人公“弓子”。但第三卷，恐怕在我购买第二卷时就已经告罄了。之后，每当我逛旧书店时，总是不忘寻觅《东京人》的第三卷，但是没有找到。图书馆里当然有，可是我想自己拥有并读完它。此时我才了解到角川文库也出版了《东京人》的三卷本，但我同样没有找到。最终，我在旧书店买到了收录在全集中的两卷本中的下卷，读完《东京人》已经是1989年3月的事了。

恰好从我开始喜爱上川端的1980年2月起，新潮社开始出版完整版《川端康成全集》，共三十五卷加两卷增补卷，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我在书店购买了介绍全集内容的样本书。当然，那时我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全集，因此在阅读文库本的同时，用荧光笔在样本书罗列的作品名上做记号。这样坚持了五年，样本书变得破烂不堪，我让川端全集的内容样本书变成了能表现韦编三绝之物。

1981年，对于川端而言是不幸之年。4月前后公布了川端康成文学奖获奖的两部作品，其中一部是深泽七郎（1914—1987）的《陆奥偶人》，但授奖却遭到了深泽本人的拒绝。他说接受奖项便是排挤他人，违背佛教的教义。然而，同年8月，他接受了谷崎润一郎奖，获奖的是同名短篇小说集。该事件引起全社会哗然。据说深泽声称自己讨厌川端，喜欢谷崎。同年6月，巴黎发生了日本留学生佐川一政杀害荷兰女性并食其肉的事件。佐川是川端康成研究者，因此有人评论此事件非常符合川端研究者的行事风格。在1981年《国文学　解释与鉴赏》刊物的4月刊曾登载佐川与武田胜彦、海梅·费尔南德斯（Jaime Fernández）等人座谈的内容。

当我了解到佐川也研究莎士比亚时，内心还是受到了些许冲击。因为当时我喜欢的文学家是莎士比亚和川端。不仅如此，该事件的前一年，大久保康雄翻译的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Lolita*）由新潮文库出版，“洛丽控”一词流传开来。不过，当时该词语还不带有现在这样的贬义，这是宫崎勤事件发生后才出现的情况。然而，社会上或多或少存在着不敢对川端这样一位有着洛丽塔情结且多愁善感，进而自杀的作家宣称喜爱的氛围。

1981年夏天，电视台开始放映根据长篇小说《山之音》改编拍摄的午间电视剧《爱的阳炎》，该电视剧与原著差别很大，改成了现代剧。尽管并不精彩，但是在补习学校放暑假期间，我一集不落地看完了整部电视剧。我至今对那首不知所云的主题歌记忆犹新：“烟头上冒起的袅袅青烟/诉说着心中的迷茫/打住吧/眼泪是年少轻狂的原罪。”

当时，我也时常被人称作洛丽控，自己也觉得自己喜欢少女。川端作品中父亲带年少的女儿去跳芭蕾的情节让我十分好奇，我也梦想将来生一个女儿。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文弱书生都会有的梦想。在少女形象的塑造上，与川端创作风格类似的是电影导演大林宣彦。另外，宫原昭夫的早期作品刻画的战后风格的少女形象则更具有鲜明特征，但是评委川端并没有对他的芥川奖候选作品《石头的精灵们》表达特别感想。宫原的另一部风格迥异的作品《麻风病疗养所》获芥川奖是在川端自杀前不久，川端缺席了评审会并表示弃权。

和上述作家相比，我对谷崎润一郎并不是很早就产生兴趣的。大学时代，我读了他的《细雪》后颇为感动，但并不觉得《痴人之爱》有多好。进入研究生阶段，我读了收入文库本的几乎所有的谷崎的作品，觉得《吉野葛》《芦刈》非常出色，但是《疯癫老人日记》远不足以与《睡美人》相提并论。

读研究生时，我喜欢的女生写了有关谷崎的论文，我问她：“你认为川端怎么样？”她只说了两个字：“异常。”川端有一些让女性讨厌的作品，如《湖》，我能感觉到川端不受女性欢迎。她说川端异常，这让我也怀疑自己的内心是否也有这种异常倾向。在见到鹤田欣也老师时，我说自己喜欢川端，但女生说了令人难受的话。“不就是女生说了几句令人难受的话吗？”他说，“川端确实有被女性这么说的理由。”

鹤田欣也老师是我的恩师，于1999年去世。他堪称北美川端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不过，他的研究方法是新批评派的，几乎不搞传记类的研究。我在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有一次研究《万叶集》的学者中西进前来演讲。当时鹤田老师的主持发言非常精彩。正如纪实文学作家工藤美代子以近似离家出走的方式追随已有妻室的鹤田老师，并最终成为他夫人的这一事实所表明的那样，颇有女人缘的鹤田老师在温哥华拥有大量日本女性拥趸，会场上来了众多中年女性。鹤田老师说：“我和中西先生是关系很好的‘闺密’，我们互相称呼‘小欣’‘小进’……大家称他‘中西万叶学’……我虽然研究川端，但没人称我‘鹤田川端’……我上面光光的下面软软的……”他的话使会场气氛变得十分活跃。

我听鹤田老师说过他自己的过去。他从上智大学英文科毕业后赴美留学，留学第一年就接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当时没法坐飞机回家，在悲伤中度过了漫漫长夜。他想留在美国，害怕留学生签证过期，甚至梦见移民局的人找到自己。他还告诉我，当时他觉得研究日本文学能在美国找到工作，所以开始研究日本文学。但是，他当时为什么不回日本这件事一直是个谜。

1998年秋天，我决定辞去大阪大学的工作，于是请鹤田老师为我写了应聘东京大学公开招聘的推荐书。当我去信向他汇报应聘未成功一事时，在收到的回信中得知他得了癌症并已到了晚期。之后，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鹤田老师便回了温哥华，这竟成了最后一别。后来我从鹤田老师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越境者读过的近代日本文学》（新曜社）中了解到，鹤田老师2岁时母亲去世，他由继母抚养长大。我理解了，当时他是因此才不想回日本啊。我想，作为一直以来都在以《雪国》为素材讲述“另一个世界”故事的老师，他一定思考过“死亡”和“死后的世界”吧。

川端身上还贴着“温和保守派”的标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在东京都知事选举中支持自民党候选人秦野章（1911—2002）对抗美浓部亮吉（1904—1984），当时被人说成“脑子出问题了”。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纪念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序言》，也被认为是在表达文化民族主义。

然而，我攻读的东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虽然在别人眼里有着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但几乎没有人研究川端。平川祐弘老师（1931—）和鹤田老师召开了研究《山之音》的学会，也出版了著作，但主要由于他和鹤田老师交往甚密，我从未听过平川老师主动谈论川端。不仅如此，鹤田老师来日本出席东京大学比较文学学会刊物《比较文学研究》的联合评议会时，小堀桂一郎教授（1933—）在和大家进行了一番交谈后，突然开始攻击道：“是要打造伟大的作家吧？川端康成这种人，就是个模仿者，有人要打造他吗？”

因为这番话太令人惊愕了，大家面面相觑。他的枪口无疑对准了当时在场的鹤田老师，甚至也攻击了平川老师。我不清楚他说的“模仿者”是什么意思，事后我试着问了一下鹤田老师，鹤田老师只是愁眉苦脸地回答：“关系错综复杂啊。”说到关系错综复杂，后来弥涅尔瓦书房（ミネルヴァ書房）出版的“日本评传选”丛书中《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一书的作者大久保乔树（1946—），也是东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毕业的。大久保在尚未毕业的学生时代以评论家的身份登上文坛，受到江藤淳（1932—1999）极力推崇。小堀和江藤是政治上的盟友。川端的女婿川端香男里（1933—2021）是与小堀同龄的东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不过小堀的入学年份比川端香男里（当时姓山本）晚三年。香男里是文学部俄文科的教授，不参加比较文学专业的聚会。鹤田老师也谈起过大久保没有成为比较文学研究后继者的缘由。对于大久保，我也只见过其一面而已。

江藤淳非常厌恶川端。对川端充满恶意的川岛至（1935—2001），因针对川端写过既像评论又像攻击的文章，被清除出文坛。据说由于江藤的斡旋，川岛去了东京工业大学任职（井口时男《危险与斗争》）。川端自杀后不久，大久保撰写了大篇幅评论川端的文章，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在东京工业大学的江藤手下当助手，之后去了东京女子大学。关于川端研究，“在野”的长谷川泉（1918—2004）可谓是位于研究的最前列，早稻田大学研究英国文学的武田胜彦、国文学者羽鸟彻哉（本名一英，1936—2011）等人则是主流学者。

1994年3月，小堀教授退休，在涩谷举办纪念晚会，从文学部退休的川端香男里也现身了，于是此晚会变成了两个人的退休纪念晚会。我毕业于文学部英文科，当时或许还是第一次见到香男里先生。那次晚会上，发生了平川老师在发言中攻击晚会主角小堀老师的事件。这一事件我在别处写过文章，在此不做赘述。当时恰逢我动身前往大阪工作的前夕，我也就此事与大家寒暄了几句。此时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对以语言教师的身份赴任一事心存芥蒂，因此狂妄地说道：“若要问我为什么研究文学，那是因为西方人在研究，所以我要研究。”对此，站在墙边上的香男里先生频频点着头。

后来我在大阪生活了五年，而川端正出生于大阪。可能会有人问，五年时间你能搞清楚什么？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比从来没有在大阪生活过要强。

自杀还是事故？

臼井吉见（1905—1987）将引发川端自杀的导火索——少女女佣的故事写成了小说《事故的原委》，发表于1977年，当时我正在上中学三年级。川端家人对此提出抗议，最后闹上了法庭，臼井和出版社筑摩书房败诉，此书不再发行。考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在旧书店买了这本书，读完之后感觉书中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事实。为此，我在2010年出版的《现代文学论争》（筑摩书房）一书中，通过当时的文献进行了精心考证（只是女佣的名字有错）。

目前，川端的传记共有三部：川端在世时由古谷纲武（1908—1984）撰写的《川端康成评传》（1968），曾任川端编辑的进藤纯孝（1922—1999）执笔的《川端康成传记》（1976），以及大久保执笔、弥涅尔瓦书房出版的“日本评传选”丛书中的《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其中最正式的传记当数进藤的那部著作，不过那也是写在包括书信在内众多未发表资料得以公开的三十五卷（增补两卷）本全集出版之前。大久保的评传没有任何新发现，只是简单叙述了川端的生平。

我调查后吃惊地发现，眼下没有一部关于川端研究的英文版著作。或许可以做这么一个类比：文库本《睡美人》的解说中，三岛由纪夫将川端比喻为法国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但是日本没有一部关于梅里美的著作。然而，自己国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即将迎来他的四十周年忌辰，是时候对进藤传记之后的资料进行全面查证，并出版一部至少两卷本的传记了。川端的传记性研究成果中有：羽鸟彻哉著《作家川端的根基》（《作家川端の基底》），该著作对川端家族进行了研究；秀子夫人著《和川端康成在一起的日子》（《川端康成とともに》），详细叙述了川端的前半生；佐藤碧子（1912—2008）著《瀑布之声：怀旧的川端康成》（《瀧の音　懐旧の川端康成》），这部传记与秀子夫人的著作相得益彰，描写了川端生平中不为人知的部分，同时也是佐藤的自传。另外，还有川端学会年报每年发行一部的《川端文学的视野》（《川端文学への視界》），挖掘未收录于全集中的文章和书信，大森郁之助和深泽晴美等人对少女小说、海外儿童文学的代笔作品的研究也十分深入。然而，最为可惜的是，《事故的原委》停止发行事件令川端的传记研究遇冷。

过去我写过三位文学家的传记。我总有一种感觉，读者追求的是“伟人传”。在川端身上，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孤儿历经千辛万苦考入东京大学，以作家身份成名，最终成为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他将日本之美传遍世界。在这一点上，进藤执笔的传记以冷静的笔触，对战后川端量产“通俗小说”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令人深感意外。当然，我会写川端好的地方，也会写他不好的地方，重要的是，我要尽最大努力接近事实。还有一点，尽管是“传记”，还是有很多读者期待写成“作品论”。文学家的传记，往往会变成一部作品论的大拼盘。我想将作品的论述限定在最小范围，这也是因为我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用“文学理论”进行“作品分析”的做法深恶痛绝。我觉得名作家的作品，甚至“骨头”都已经被舔干净了，想要出现惊世骇俗的新解释只能是个笑话。这些是我想声明在前的。

加藤周一的《羊之歌》（岩波新书）中描写了东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加藤去好友中村真一所在的法文科听铃木信太郎教授讲授马拉美的情形。铃木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讲马拉美借房子花了多少钱。加藤对中村感叹道：“我太吃惊了。”中村说：“今年讲到马拉美了，已经不错啦。之前有一年的时间都在讲马拉美出生前的事啊。”不用说，这是在讽刺传记研究有多么可笑，年轻时的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现在还是要用这种实证性的方法来写传记。当然，我不会写完一卷后才写到川端出生。事实上，川端是北条泰时的后代，想要费一卷笔墨来写并非不可能。俗话说“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在传记写作上很少有人这么主张。在西方社会，细节上经过充分调查的传记文学受到推崇，但日本人好像依然偏爱如“悼词”般为对象唱赞歌的传记。

而且，出于上述理由，对死者家属的采访十分困难，且多数写作者也不想进行采访。之所以不想采访，是因为死者家属往往要求作者写成赞美式传记，并且会对完成后的作品表示不满。死者家属即便对采访者透露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也会说：“请不要把这件事写进去。”我时常听说因撰写名人传记而和家属之间发生矛盾的事，这些事往往让采访者不知所措。也许是因为我自身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和名人家属之间的矛盾），所以我甚至会在听说有人卷入这种纠葛时深感不快。就川端的问题而言，香男里先生的行为有些令人费解：他同意在三十五卷（增补两卷）本全集中收录证明川端请人代笔的书信。我推测《事故的原委》停止发行事件，是由于川端的遗孀秀子的强硬态度才走到了这一步的。香男里先生可能觉得应该保持沉默吧。

社交之人

结束了川端传记的前期调研，我想先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发现——川端是一位极具社交性的作家。坊间流传着有关川端的传说：他很孤独、有社交恐惧症、难以接近、沉默寡言，还会用可怕的眼神凝视来访的女编辑并吓哭对方。

川端也在文章中写过自己不善社交，因此才有了他获诺奖后性格变得怪异、十分厌世等议论。与川端有直接来往的人也在文章中写道：“川端厌恶社交，有社交恐惧症。”另一方面，据川端的家人说，川端非常照顾北条民雄（1914—1937）等后辈，从不拒绝帮助人，十分古道热肠。

然而，从青年时期到去世前，川端其实是一位让人瞠目的社交家。即便主观上不喜欢社交，他却担任日本笔会会长一职长达十七年。从客观上而言，不断与人打交道的川端是个极具社交性的人物。我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只是因为他在战后成了大作家，担任镰仓文库的要职以及日本笔会会长，还与政坛、财政界的大人物有着频繁交往。而且，在《文艺时代》创刊之际，川端将许多同人召集在一起，居住在汤岛、轻井泽时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等事实，我不得不说，他始终是一位社交家。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他表面上擅长社交而内心十分孤独。但是，这也是社交家通常都有的特征，并不限于川端。从我这种货真价实的属于非社交性群体之人的角度来看，川端能与为数如此众多的人心平气和地交往，确实令人诧异。

如果从善意的角度来解释，他是个温和的、有人情味的人；从恶意的角度来解释，也可以骂他为“政治家”“文坛总理大臣”。川端本人说自己幼年就成了孤儿，形成了不擅长与人争辩的性格，这一点应该是事实。自从他结束了从青年时代起写了很长时间的文艺评论之后，包括芥川奖的评审在内，他甚至没有批评过别人的作品。

另外，1957年，为了准备东京国际笔会，川端赴欧访问。从那时起他经常出差海外，社交活动频繁。有人说这令他疲惫不堪，睡觉全靠安眠药，变得十分厌世。他还两次声称想辞去日本笔会会长的职务。不过，即使是因为有人竭力挽留，川端才继续留任，那还是证明他的确是一个社交型人物。从我这个与诸如谷崎润一郎这样和文坛上的人际关系保持距离的作家有着强烈共鸣的人的角度来看，会长一职，即便是众望所归，只要去意已决，没有辞不掉的理由。事实上，有人推举里见弴担任镰仓文库的社长职务时，被他断然拒绝。另一方面，川端身上还有一些令人难以捉摸的疑问，例如他和夫人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夫人在《和川端康成在一起的日子》中所披露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人们所说的少女控等情况。

对我而言，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社交性，以及程度堪称异常的旅行兴趣。川端疯狂旅行，究竟出于什么心态？谷崎住在关西时，也时常往返于其位于热海的别墅，对于川端，我可以理解战前无法在家里工作而入住旅馆，但令人费解的是，他战后频繁前往京都。我不认为这出自他对古都的热爱。

于是，我将这部传记的副标题定为“双面之人”，意指川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孤独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又是热衷旅行的社交家。

还有一个是我很久以来十分关注的问题，即川端与谷崎润一郎的关系。在昭和时期的日本，这两位作家以十分相似的耽美风格并称双璧，其中谷崎比川端年长13岁，但二人的关系却并不融洽。三岛由纪夫等人都师从过这两位作家，今东光既是川端的好友，也是谷崎的弟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川端对志贺直哉、岛崎藤村、正宗白鸟、永井荷风等文坛前辈们礼仪周全，唯独对谷崎颇有戒心。他与除了担任艺术院院士之外从心底里对作家团体活动深感厌恶的谷崎，站在截然相反的立场上。一头是对自己所厌恶的事情坚决说不的谷崎，一头是对任何人都十分随和的川端。还有一位川端从未对其打开心扉的人物，那就是身居镰仓的里见弴。这位年长川端11岁的镰仓文士中的前辈，在川端去世时曾被请求担任治丧委员会的委员长，结果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谷崎和里见有着亲近感的我，非常明白他们从与世无争的川端身上感受到的违和感。

代笔问题

1984年结集出版的三十五卷（增补两卷）本川端全集，是当下最具权威性的版本。但是，出版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九年，在那之后又发现了其他书信和新的资料，从这一角度来考虑，推出新的全集也未尝不可。之所以没有推出，大概是因为预计收支难以平衡吧。

全集的编委中有山本健吉、井上靖（1907—1991）、中村光夫（本名木庭一郎，1911—1988）等人，不过他们应该并没有实际参与编辑工作。每一卷的卷尾都有详细的内容介绍，有的还收录了相关文章，堪称是一套十分出色的全集。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作品被删除了。第一卷的卷末对此做了说明，如“一、经他人协助的著作”中提到了《小说的研究》和《小说的构成》。对于川端，至今还有些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对其“代笔”问题表示关注。《小说的研究》，前半部分是伊藤整（1906—1969）所写，后半部分来自川端撰写的文艺评论的精选。全集出版前的1977年，讲谈社学术文库将该著作作为川端的著作出版，虽然有一些人了解此事，但我不清楚这件事是什么时候浮出水面的。不过，从全集的书信中可以清楚了解到，《小说的研究》由伊藤整代笔，至于续篇《小说的构成》，川端也接受了约稿，只是因为工作过于繁忙，便转交伊藤整写作，而伊藤整委托给朋友濑沼茂树（1904—1988）操刀，这件事也可以从书信中获知。另外，从全集收录的书信中可以了解到，《少女的港口》和《花物语》也是中里恒子（1909—1987）代笔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都被收进了全集。其次，被删除的作品有“二、少年少女小说”中于战后即1945年（昭和二十年）以后发表的大量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歌剧学校》《万叶姊妹》《花与小铃》《亲友》《漫长的旅程》等，以及短篇小说数篇。

关于“二”中的作品，平山城儿（1931—）明确表示，自己母亲是《歌剧学校》的代笔者。据说《万叶姊妹》由佐藤碧子代笔，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作品也没有以“一”的理由被删除。1977年集英社文库“精灵”系列推出了《万叶姊妹》，所以我读了该作品。而且，全集中附有著作年谱，那上面也删除了“战后少年少女小说”，这种编辑方针有些让人费解。另外，《漫长的旅程》似乎也被搞错了，实际上应该是河内书房出版的“梦幻小说”《遥远的旅程》。川端战后出版的作品极多，还有不少是对海外儿童文学的再创作，也都从全集的著作一览表中删除了。深泽晴美撰写的论文中详细论述了川端的代笔问题，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少女小说方面，《校花》被改名为《阳炎之丘》，也成了短篇小说集的书名，这在全集中是看不出来的。因此，全集并非没有问题。但是，该全集公开了川端的来往书信以及日记，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研究者厘清了过去的研究中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还有秀子的《和川端康成在一起的日子》，也摘录了一部分未发表的日记，令我受益匪浅。不过，在经历了《事故的原委》事件之后再来看的话，川端的家人同意公开那些能清楚表明是代笔之作的信件实属难能可贵。在代笔问题上，曾根博义认为川端是“无赖中的无赖”，和曾根持相同立场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地指责请人代笔的行为，因为有的代笔者非常年轻，是尚未崭露头角的创作者，川端向他们支付稿费、提供援助，这方面的意味十分明显。战后，川端和野上彰（1909—1962）共同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野上因病生命垂危，川端要求将版税全部支付给野上，这件事成为当时的美谈。

另一方面，我还认为，当代笔者以作家的身份在文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后，也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将代笔之事交代清楚。最让人不解的是中里恒子，最近《少女的港口》又在最初的出版社——实绩之日本社以复刻版和新版的豪华两卷本形式出版，进而又出了文库本。但是，这几个版本的作者署名依然是川端康成。当然，书中所附的解说中写到了此作品和中里的关系，然而说法是川端对中里所写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据我所知，川端只是修改了文字，故事是中里的创作。此外，版税是归了川端家，还是到了生活在美国的中里著作权继承人的手中，抑或是两者平分，实绩之日本社理应将相关情况公开。

关于川端的代笔问题，还有一部名为《空中的片假名》的作品，目前的研究中没有人触及这部作品。龙胆寺雄（1901—1992）在《致M.子的遗书》中指出该作品是内田宪太郎的代笔之作，川端对此予以否认。然而，这部刊登在《中央公论》上的佳作——《空中的片假名》，川端生前没有在任何出版社出过其单行本。全集第二十一卷至第二十三卷是“未出版作品”，收录了发表过但未出版单行本的作品，以及从未发表过的文稿。第二十一卷中以《千代·空中的片假名》为题收录了该作品。其他的未出版作品，大多是川端死后至全集出版这一期间内出版的作品，收入《天授之子》《海的火祭》《舞姬的日历》以及包括《千代》和《空中的片假名》等作品在内的短篇小说集《婚礼与葬礼》也位列其中。人们认为龙胆寺因这部作品指责菊池宽和川端而受到文坛封杀。事实上，龙胆寺之后以书面形式对两人表示了道歉，因此没有被封杀至战后。全集中，在川端的“反驳文”的解说文中全篇刊载了该道歉文，但完全没有涉及《空中的片假名》为何没有出版单行本的问题。另外，未出单行本的作品，大多是川端为赚些零花钱所写的读物。全集中还收录了名为内田宪太郎的人写给川端的信件，此人住在贫民街，立志于文学事业。目前尚未发现正面谈及《空中的片假名》的论文。

解说中还写到了当初师从川端却因怀才不遇而精神失常，并开始憎恶川端的耕治人（1906—1988），他和上文提及的内田沆瀣一气。该书信集，对川端的代笔作品态度暧昧，欲言又止，令人不可思议。

井伏鳟二的代表作《黑雨》抄袭了提供素材的重松静马的日记，直木奖获奖作品《约翰万次郎漂流记》盗用他人的素材，这些情况，十年前在读书界掀起轩然大波。事件的契机源于猪濑直树的《流浪汉　太宰治传》（2000）。猪濑在这之前写过一部川端和大宅壮一青年时代题材的小说《杂志青春谱》，并未涉及川端的代笔问题。后来他又创作了描写菊池宽的小说《心灵的王国》，该作品连载时受到质疑，被人认为他剽窃了代笔问题另一方当事人佐藤碧子的著作，实际上为了表明佐藤是创作协助者，双方在杂志上进行了对谈。

当然，我不是想写一部批评川端的著作，只是想写出一部没有任何禁忌的传记。

过去有一个时期，围绕“日本文学作品的特征是结局暧昧”的讨论十分流行。1990年出版的《结局的美学》（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编）等著作堪称典型代表，实际上阅读一下丸谷才一的随笔，他在1988年就这么写过。当时我也基本认同他的看法，后来经过认真考虑发现不妥——那只是美国等西方的日本文学学者单纯地将眼光放在《源氏物语》和《雪国》上而提出的观点，通览整个日本文学，有清晰结局的作品占压倒性多数。川端的作品，没有清晰结局的特征广为西方人所知，但仅以川端作品和《源氏物语》来谈论日本文学是非常错误的行为。这也是需要加以反省的问题。

关于年龄的计算方法，过去我在撰写传记作品时也为此煞费苦心。战前使用虚岁、战后使用实岁是通常的做法。使用虚岁没有什么问题，使用实岁则需要了解生日，当某个事件正好发生在传主生日之际，那就需要一一加以说明。因此，我只是单纯地采用“年龄”这一说法替代“实岁”，只要用某事件发生的年份减去出生年份，该年份中一定包含实岁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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