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国男被誉为“日本民俗学之父”。他著作等身、涉猎广泛，为民俗学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故乡七十年：柳田国男自传》是晚年的柳田以故乡播州为原点，讲述自己童年成长、求学经历、家庭亲情、交游轶事、仕途波澜等人生体验的回忆录。他13岁离开故乡，至83岁重忆过往，从明治、大正到昭和，在风雨如晦的70年里，放弃了诗人梦与官僚梦，最终以“学问救世”为追求，步履不停，笔耕不辍。
节选的本篇表达的是柳田的语言观。柳田发现日本的选举语言晦涩难懂，严重脱离日常语言，然而听众并不敢对此表达意见。他担忧一种语言对所有其他语言的渗透控制，建议简化选举语言，以推进选举改革，增加平实易懂的语言，改善学校教育。他认为，方言更能清晰准确地表达人的感受和思想，相反，标准语/通用语的表现力不足，其词汇数量应该得到增强。
在平常使用的语言中，有口头语和书面语之分的国家非常多。大概40年前，我在日内瓦工作期间，法国等国古典教育的残余尚存。我感觉如果以古典语言从事学问，甚至可以不用接受通用语的教育。
口语本来的意思就是用嘴说出来的东西，但是在日本如果进行演说则往往又变成书面语（文语），实在搞不清楚这种混账逻辑。以前在宫崎县延冈调研时，一位售卖报纸的店主说“今天接下来要去町会”。我想了解他们町会的情况，便跟着去了。这位店主是町会的议员，进入会场之后他的语言表达方式就彻底换了个样。令我震惊的是，如此快速适应场景且丝毫没有不适应、难为情的样子。最近东京的政治家们的语言虽然说相对易懂了一些，但是一到乡下就使用更加难懂拗口的语言。故弄玄虚，不知所云。如果不使用普通人都能听懂的语言，那么听众势必要在脑海中进行一次翻译，可谓无中生有，画蛇添足。由于政治家们普遍喜欢用难懂的语言来演说，以至于听众无法分清演说者的出身究竟是自民党还是社会党。如果这一点得不到纠正，恐怕未来的选举也将发展成为有限制条件的选举，因为并不是所有选民都能听懂政治家的语言。
要避免这一事态的发生，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从小学教育阶段就要鼓励学生敢于说出“我不懂”这三个字。老师无论讲什么，学生在下面都默不作声，然后死记硬背，这种方式不可取、不足取。特别是在有人旁听的时候，学生们普遍羞于表达，不敢说“我不懂”，我觉得要抑制这种现象，首先要从教师做起。
还有一点，普通人也要跟学生一样，当听到演说中有非常难懂的语言时，要敢于说出“我不懂”。特别是句尾以口语体结束，但句中掺杂生僻汉字的场合，尤其令人愤慨。对这些糟糕的演说，有着明确判断的普通人，可能只有三成左右吧！所以政治家只要拉拢金主，在选举时为自己投入足够的竞选费用即可。语言如果无法简化，那么日本的选举无论何时都无法得到改善。因此有必要说大家都懂得的语言，为此我们要调查自己国语的历史，从普通人的立场出发，来对国语进行研究。
希特勒青年团来日的情景，除我之外如今能想起来的恐怕不多了吧！他们说过“为什么日本都说一样的套话呢”。这是因为他们在太多的场合听到了太多相同的套话，这句话无疑戳到了日本人的痛处。
《国际新闻写真》1938.9.5
《日德防共协定》签订一年半之后，希特勒青年团访日，在日本期间获得了日本天皇裕仁的接见。
增加平实易懂的语言
我们小时候，在“ハト · ハタ · タコ · コマ · マリ”的教科书尚未普及之前，小学读本第一卷中有“アジア人種 · ヨーロッパ人種……”（亚洲人种、欧洲人种），第二章则有“钓鱼是在雨天合适，还是在多云无风的暖日更好”之类直接翻译自威尔逊的文章。后面虽然稍微简单了一些，但是进入高年级则越来越难，开始出现两个汉字重叠的词汇，诸如“欣々”“喧々”等表述。如果不使用这种强调语气的汉语，则文章往往会被认为没有力度。当然，这种现象主要受到新闻报纸的影响。
至于经书，则有像“千部经”这种一口气读完千部则功德无量的说法。如果这样，即使再虔诚的信者，也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奥义，头脑里能记住的恐怕只是读经的调子。不解其意的纯朗读，其实也是相同的效果。我到现在还记得四书中《大学》以及《中庸》的大概，但是“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具体是什么意思却完全不懂。拗音、拨音等但凡使用了我们平素不怎么使用的语言，则往往被认为是先觉或领导人。不同于只有书面语的蒙古语，日本在进入明治时期之后，如果不使用汉文反而会让对方瞧不起。人们往往背地里说“陈纷汉”（chinbunkan），即便他们知道它是嘲笑不懂装懂的人时使用的词语，但是对其内涵却未必知晓。
伊藤仁斋先生由于长期住在大杂院中，坊间还流传有他到隔壁邻居家疏浚水井的故事。先生在跟大杂院中的邻居交流时，恐怕使用的是大杂院的通俗语言吧！而非常庄严正式地使用“如您所知”（ご承知の通り）、“众所周知”（皆さんすでに知っておられるように）这种带有汉语的句式是进入明治时代之后的事情。所以在批判明治文化时，我认为必须首先从这一点出发。
如今的世道哪种载体使用最简单易懂的语言呢？报纸虽然也在尝试，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小说。相比其他而言，小说的功能不多，但是仅就这点而言，可能是自我有记忆以来变化最大的。
如果购买方能够自由选择，那么媒体会积极向着简易的方向发展，虽然报纸也有类似的尝试，但是效果乏善可陈。例如，报纸会认为“上吊”（首くくり, kubikukuri）这个词过于庸俗，反而使用“缢死”。然而，“缢”字作为生僻字（制限活字）却又不得不以假名“い”代替，最后变成了“い死”。
杉村楚人冠曾说过，“只改变文字是没有用的，毕竟文字后面还有语言”。我经常用这句话告诫年轻的新闻记者，毕竟从口中说出来的话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如今我们却不得不思考口语中所遇到的困难。
进入明治时期以后，其实很多汉语词汇听多了之后就自然记住了，在有些人看来确实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对于这些汉语词汇，我们不应该抛弃，而是应将其作为口语使用，以此来丰富日语的词汇。
日本的语汇因政治家而贫瘠，却因小说家而丰富。但小说家考虑的是，只要都市中产以上的人们能够产生共鸣，就可以提高小说的销量，因此有一种轻视农民阶层的倾向。受此影响，农村出身的人们讨厌被笑话，反而更不愿意在人前开口说话。这样最终造成一半人闭口不谈，而另一半人信口雌黄的窘境。
梁启超曾于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一份期刊，也名为《新小说》。是近现代中国第一份专门以登载小说为主的杂志。或许梁氏灵感即来源于日本杂志《新小说》。
《金色夜叉》是尾崎红叶未完成的遗作，虽然从总体上把握有不少难点，但是使用的文体雅俗共赏，很受时人欢迎。
为此我呼吁教师们，当孩子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时，一定要教导他们勇于说出“不知道”三个字，即便仅仅是脸上做出不懂的表情也可以，只有这样才可能让说话的一方改变方式，从而寻求对方的理解。我想这才是最合理、最自然的顺序。
方言及其他
印象中在广岛或山口，曾听当地人说起过“疼痛”一词在方言中竟然有5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肚子疼的时候说“nigaru”（ニガル），牙疼的时候说“hashiru”（ハシル）等，这在当地成为炫耀的谈资。如果这些“疼痛”统一用东京所使用的“itai”（痛い）的话，那么很难表达出疼痛的点在哪里，最后只有通过表情或者用手按抚疼痛的部位来处理。日本是一个方言多样的国家。越过县境，其方言必然不同，即便是播州境内东西两边也有明显的不同。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是因为民众非常希望用不同的方言清晰地表达他们的想法。但是语言学家却往往无视这一点，仅仅强调语言的表现形式，我希望语言学家能够对方言的来龙去脉多一些了解。
方言从古至今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变化，我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不会有变化了吧。过往曾有藩主转封的制度，受此影响带动了方言之间的交流，从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这是具有积极作用的现象，但事实也未必总是如此。因为这种交流往往会导致“言语岛”现象的形成，未必能够对周边方言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藩主转封之后所带来的结果往往导致方言的来源地发生混乱。例如，田山花袋等人的“语言”中，有些是仅仅限定于文学领域所使用的“方言”。田山是上州馆林人，藩主秋元家是从山形转封过来的，同时田山的母亲成长于山形。如此一来，田山就时不时使用馆林周边并不通用的方言。例如，东京一带的“打盹儿”是“inemuri”（居眠り），但是到了东北就变成了“nemukkake”（ネムッカケ）。尽管关东地区不使用这个说法，田山君在自己家里却使用它，不经意间也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对此现象稍加关注，还可以发现更多。无意识中使用的方言，好坏皆有，不一而足。
与方言这一表述相对应的是“标准语”，虽然我不常使用这样的表述。如今似乎又改称“通用语”了，总之，必须要增加通用语的数量。当然，美其名曰“通用语”，个中仍有不够格或者说被降了级别的通用语。
还有一个是声调的问题。在离开故土的70年间，我一直使用上方一带的音调。所以直到最近才明白，“月落乌啼”（月落ち烏啼いて）中的“karasu”（からす）跟伊势的“香良州”、九州的“唐津”声调完全相同。不过我小时候养成的发音习惯，恐怕这辈子也没法改变了。但是，没有声调的地方广泛分布在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所以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任何声调。日语未来是否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呢？我深刻地感觉到上方的方言已经渗透进关东地区。
原文选自《故乡七十年：柳田国男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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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柳田国男（1875—1962），日本民俗学家、诗人、思想家。1875年生于兵库县松冈家族，祖上世代从医，家境清贫。1900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入赘柳田家族。他将民俗学视为发现日本国民性的重要途径，1951年荣获日本文化勋章，被誉为“日本民俗学之父”。主要著作有《远野物语》《桃太郎的诞生》《民间承传论》《国史与民俗学》《关于先祖》等。
译者简介
王广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爱知大学博士后。2018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20年获得宋庆龄基金会孙平化日本研究学术奖励基金二等奖。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中日关系，东亚国际关系。出版专著2部，译著5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科学》《日本学刊》《现代国际关系》等中日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在《光明日报》《环球时报》《第一财经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媒体发表评论百余篇，目前在研项目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和上海市哲社规划青年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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