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承认，宽容——“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精神——并不是所有人长期的品质和理想。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宽容显而易见，人们就把它和极少数精英分子令人愉快的通情达理联系在一起，或者更经常把它和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怀疑或疑虑联系在一起。在后面的实例中，群体可能对他们已经失去兴趣的东西宽容，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因此一般而言在原则问题上变得宽容；同时他们可能在那些他们已经有了重大利益的事情上极不宽容。源自冷漠的宽容是一种特殊的宽容，它和由理性信念而产生的普遍宽容只有遥远而微弱的关系。
人们常说，宽容——普遍的而有原则的宽容——是“进步的快速冰溃”的组成部分，而“人类事务的平底雪橇”越来越快地——在我们的时代则格外快——从上面滑过，滑向完美的健康、快乐和理智的目标。相信这个说法当然令人欣慰。但是，只要一点点反思，只要我们自己有一点点理性思考，我们就会对接受这样一个信念十分谨慎，不管它看上去多么令人欣慰。对于人类来说，完美的健康、快乐和理智无疑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目标——它们一直是迷人的——但我们是不是能够肯定：我们比古希腊人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些？难道这些目标不总是带有一点乌托邦的色彩吗？如果是这样，“进步的平底雪橇”难道不是仅仅为华丽的修辞？无论如何，我们在断言真正的宽容取得了稳定进步之前，不妨停下来，提出诚实的怀疑。
流行观念认为，今天的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宽容了。这个观念是事实与想象混合的结果。事实是：对宽容——正如对每件事情一样——抱持乐观态度是现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但是，在我们看来，认为所有这样的乐观都不无道理则纯属幻想。还有一点大概也是事实：在改进施加给不宽容受害者的惩罚和刑罚上，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某些特定的不宽容明显减少了。异教徒不再把基督徒扔给狮子，并以此为乐了。天主教徒不再在火刑柱上烧死异端分子了。新教徒不再在绞刑架上吊死天主教徒或把他们血污的头颅悬挂在城门旗杆上了。但有一个假设纯属幻想：对异教徒或基督徒、新教徒或天主教徒已经变得更宽容的人，对其他事情也变得宽容了，尤其是对于那些如今对他们来说在利益和感情上都攸关重大的事情。不宽容的对象变了，但不宽容本身依旧存在；结果，尽管基督徒和异教徒像这样在宽容上取得了一些真正的进步，但无数其他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和异教徒——在不属于基督教或异教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很少，甚或根本没有。
（《血域：宗教与暴力史》）
Karen Armstrong，New York：Anchor，2015
凯伦·阿姆斯特朗 (Karen Armstrong)，英国最负盛名的宗教评论家、作家。在这个地缘政治混乱加剧的时代，对文化间相互理解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宗教差异被看作是暴力和战争的燃爆剂。宗教在其早期就赋予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意义，而战争则与宗教的活动紧密相连。现代性迎来了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尽管正如阿姆斯特朗所展示的，其中很少有可以直接归因于宗教。然而，她向我们展示了宗教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了现代的好战性。
民族主义如今是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之所在；它是一种富有感情色彩和令人感动的利益。它在学校里被讲授，通过军事训练来灌输，被媒体和讲坛所鼓吹，体现在民族国家中，被国旗所象征，触及了现代人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它是人民大众所相信的一种信条，是人民大众所践行的一种崇拜。它是人类理想主义的一个新奇表达。它激励着高尚的行为和英勇的牺牲。有时候它被证明不容怀疑，不容异议，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
我们已经看到，民族主义产生了许许多多战争——民族自决战争、领土收复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它促进了一种新的、特别持久的军国主义。如今，民族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战争本身与不宽容密切相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不宽容所导致的；随着这些过程和结果，它们通常巩固和强化了国际间的不宽容。总而言之，它们显示了一个人类群体消灭另一个人类群体的欲望和冲动；无论这种欲望多么合理，这种冲动多么理想，它们都预示了一种当代的、大众化的不宽容，本质上与亨利八世时代、托尔克马达时代或尼禄时代的不宽容并无不同。毫无疑问，现代的国际不宽容，记在它们账上（欠账或被欠账）的受害人，已经远远多于古代或中世纪宗教间的不宽容。异教徒或基督教徒（或穆斯林）的不宽容可能已经走到或正在走向及时的、无人惋惜的终结，但国际不宽容的终结还看不到端倪，而且， 如果终结的话，民族主义者多半会感到惋惜。
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在1483至1498年间共判决烧死了10220名“异端”，另有6860名在逃或已死者则被缺席判处火刑（焚烧模拟像），被判穿圣宾尼陀服、抄家与终身囚禁的则有近10万之众。其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纯洁”，不如说是国王及权贵的世俗权欲与利欲。它惩罚的也未必是信仰上的“异端”，而是触犯了权贵们的一切不幸者和权势倾轧中的失利者。大批受害的“无不同信仰者”纷纷向罗马教廷诉冤，“但专制暴君已把宗教法庭当作手中非常有用的工具，并强迫好几届教皇都认可了它造成的既成事实。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系统性地、大规模地消灭外国人是如此光荣而有益，以至于国际不宽容的这一最高形式的任何减少，必定会引发最伤心的惋惜。正如一位有点阴郁却非常雄辩的民族主义教授所言：“战争和战争权是人类的一件财产，应当把它的价值看得高于宗教，高于工业，高于社会福祉；战争中有一种人类看重的力量，把生命提升得超越于生命之上，为人的精神所掌握，去追求理想……国家间的友谊是一个空洞的名字；和平充其量不过是时间战场上的休战而已。”或者，正如另一位同样有才华的哲学家和教授所证明的那样：“一场胜利的战争可以让一个国家彻底重生——道德活力被唤醒，罪恶被抑制，生命得到保护，教育兴盛，卫生普及，国家以科学重建，繁荣不断增长，节制和律己盛行，家庭生活在新的富足中不断扩大。”为了维护这两位教授从国际战争中采摘的幸运果实，一位十足是民族主义权威的马汉将军留给我们一篇严重警告——几乎是作为他最后的文学遗产— 他警告我们不要让民族间的不宽容有任何减少。“至关重要的是”，他写道，“欧洲各国必须充分保留民族自主权——民族群体的情感‘民族主义’是它的精神，军事武装是它的化身；惟有如此，惟有借助各国力量的激烈竞争，欧洲的整体力量才能依靠其自身而得以维护，并最终因吸收外部的反对力量而削弱。”
美国军事理论家。1890~1905年间相继完成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被后人称为马汉“海权论”三部曲。其有关“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更是盛行世界百余年而长久不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乃至当今的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力量都是以海权为基础的。
所以，如果我们听从那些最有能力的人代表民族主义提出的告诫，我们就应该不断增强我们的民族军国主义，不断发动民族主义战争，并必然变得对外国人越来越不宽容。几乎不可能沿着这个方向铺就人类进步之路，让进步的雪橇滑向完美的健康、快乐和理智的目标。不过，如果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就不会以沾沾自喜于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宽容来取悦自己。
然而，与国际战争和民族军国主义相伴随的不宽容，只是民族主义不宽容的一个方面，尽管或许是其最重要的方面。另外一些方面看来与每个民族国家的内部关切有关。如果说，在国际关系紧张时期，民族主义鼓励整个民族群体或一个民族国家的全体公民组成统一战线，对某个外族或外国展示集体的不宽容，那么，在所有时期，民族主义始终会驱使一个民族群体内部的某些个人或群体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就是标准，是本民族百分之百的爱国者，并采取适当程度针对性的不宽容，对付那些天资稍逊的本国同胞。民族主义这种专门的对内不宽容，实际上可能不像集体对外不宽容那么要命，但它们有着各种不同的重大意义，其比例也不断增长，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的审视。讨论民族主义在国内事务上的这种不宽容趋势时，方便的做法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它们进行区分：（1）国际性宗教的虔诚信徒；（2）源于外国的社会和经济运动的追随者；（3）外国或“劣等”种族的成员；（4）本国少数持异议者。
2
一点也不奇怪，民族主义与“世界性”宗教之间存在冲突。每种伟大的国际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宣扬人类的平等和友爱，而不管他们的民族身份；相反，民族主义总是在一个特定民族中反复灌输本民族的优越感。而且，世界性宗教划定了宽阔的文化区域的边界，比如西方、近东、中东和远东，在每个这样的文化区域，风俗习惯的共同体与民族边界部分重叠；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试图为每个民族群体提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并把它提升到高于更宽阔的宗教区域的文化之上。
（《今天的民族主义：世界各地的极端政治运动》）
M. Burnett，Santa Barbara:ABC-CLIO，2020
本书是为寻求了解全球各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学生和教师提供的权威性指南。这部两卷本的作品以描述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文章开头：极端主义、修正主义和分离主义。接下来的条目按国家排列，提供了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地理、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这些条目提供了对具体运动的专家分析，并为比较当今世界上许多不同类型的极端政治运动奠定了基础。
其次，国际性宗教也有某个中心权威，对它们各自的信徒拥有或大或小的实际权力，并通常在任何特定民族群体的外部行使权力，而民族主义则警惕地守护着每个独立民族国家绝对的和最终的主权，提防它受到任何真实的或幻想的侵犯。就国际性宗教的情形而言，中心权威可能是一本书（《圣经》或《古兰经》）的权威，也可能是一个人（教皇、大主教、达赖喇嘛或哈里发）的权威。一种国际性宗教的首脑人物，很少有能力或愿望把自己的宗教职能和精神服务与世俗关切分离开来；这样一种宗教中最神圣的经书并不只是包含宗教规诫，而且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甚至经济的指导，它们可能违背一个民族国家的原则和法规。对世界性宗教的虔诚信徒来说，宗教权威所认可的良心命令必须遵循，不管它们是不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不管它们是不是遵循了神圣经文的规诫，是不是符合一个神圣之人的告诫。
民族主义者不喜欢本国公民三心二意的忠诚——他们时而服从于国家，时而服从于一个外国教会；每当协调这两者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都保留个人判断的权利。因此，满腔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总是努力让教会服从于国家，尽可能多地把前者的职能转移给后者。在每一个被灌输了民族主义的国家，都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本国政府从国际性宗教的本地机构手里接管人口统计重要资料的保管、家庭关系的调整以及公共慈善与公共教育的管理，而且，在某些实例中，还拒绝给予这些机构以组织和宣传的充分自由，并监督——即便不是切断——他们与本国宗教狂热分子的交往，甚至还有他们与其他国家宗教首领的交往。这个过程被委婉地称作“去宗教化”，或曰“世俗化”；直白地说，它就是“民族主义化”。尤其是围绕教育，过去一百年里民族主义者与国际宗教信徒之间爆发了冲突。教育究竟是应该继续留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活动范围之内并受它的控制，还是应该被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化并受国家的主宰？争论双方都知道，其信仰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年轻人的恰当教导。
“L’enlevement de cadavres dans les rues de Galata” 《（伊斯坦布尔）加拉塔区街头聚集的尸体》 *Le Petit Parisien*. September 13, 1896.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亚美尼亚大屠杀，Armenian Genocide）指奥斯曼帝国对境内亚美尼亚人基督徒进行的种族灭绝性质的大屠杀，从1894延续至1920年，受害者数量达100~150万。土耳其政府至今仍拒绝承认这是一起官方发起的有预谋的屠杀行为。1896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是这场系列暴行的一部分。
190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II.AbdülHamid）被青年土耳其党（Youth Turkish）推翻，计划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化”的青年土耳其党继续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屠杀，1908~15年间，执行了一项消灭基督教亚美尼亚人的政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成为青年土耳其党永远消灭亚美尼亚人口的绝佳机会。1915年4月24日是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纪念日，数百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政治人物、社区和宗教领袖被捕并在该夜被暗杀。内政部长塔拉特帕夏（Talaat Pasha）下达了这样做的命令。一旦共同体精英被处决，普通亚美尼亚人就被强行带离家园送往叙利亚沙漠进行残酷的死亡流放。在“土耳其化”过程中，亚美尼亚妇女和儿童被强奸、绑架并皈依伊斯兰教，他们还被送往土耳其家庭并被迫成为奴隶。亚美尼亚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及财产被土耳其政府侵占和破坏。穆斯林人口定居在以前由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DistributionOfArmeniansInTheCaucasus.png 最后一系列大屠杀发生在 1920 年初奥斯曼帝国崩溃期间。到1922年，亚美尼亚人被从他们历史悠久的家园中消灭。亚美尼亚民族的圣山亚拉拉特山（Mount Ararat，Արարատ լեռ）也由此成为土耳其领土而不在今日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境内。亚美尼亚大屠杀和犹太人大屠杀、卢旺达事件合称为20世纪人类三大屠杀事件。
总的来说，民族主义者在他们努力减少世界性宗教威胁的斗争中取得了显著进步。民族国家的强制性对教会的自愿性的优势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今天的人民并没有被迫属于一个教会或缴纳养活教会的什一税；如果他们被强迫这样做的话，民族主义者肯定会愤怒地抱怨宗教的不宽容。但人民必须属于国家，必须缴纳维持国家的税赋；他们必须服从法律，否则的话就会被判处罚金、监禁，甚或被处死；对此，民族主义者丝毫不觉得有任何不宽容。此外，民族主义者所赢得的每一次胜利都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当一项接一项世俗职能从教会转移给国家时，平民大众开始一步一步地把国家而不是教会看作家庭的守护者、慈善的分配者，以及教育和文化的促进者。最终，随着实际上的渐进过程——扩大国家职能和建立法国人所说的*étatisme*（法语：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持久而高效的宣传得以完成：把它宣传为一种情感力量，一种精神“使命”，一种其他宗教的替代品——即便不是宗教本身。结果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能够从他们呼吸的空气中吸收民族主义，一种国际性宗教名义上的信徒实际上成了民族主义的忠实追随者。这一发展极大地减轻了那些自称坚定民族主义者的劳动，他们反反复复地从他们的“敌人”那里得到帮助和安慰。
我们完全可以详细地描述民族主义与佛教之间或者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性质，并具体地说明日本和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那些碰巧是佛教或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信徒的本国公民的不宽容。然而，为了简明扼要起见，更可取的做法似乎是：在这里，我们仅仅局限于简短描述和扼要说明欧美民族主义者的不宽容——这种不宽容首先影响到基督徒，其次影响到犹太人。
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生于意大利洛卡塞卡堡，巴黎大学神学教授。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 “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死后也被封为天使博士（天使圣师）。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
基督教一直纠缠于耶稣的精神和教义。所有种族、所有民族群体和所有人的平等和友爱，对所有人公平和仁慈，与尘世间一切善良的人们和平相处，谦卑、自我牺牲、温顺和长期受苦受难——这些概念和规诫，作为一个恒久不变的中心主题，反复出现在四福音书中，出现在圣保罗的《使徒书》中，出现在神父们的护教辩护词中，出现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出现在圣方济各的诗歌中。说到这些观念如何直接地与极端民族主义——靠剑为生的民族主义——的精神针锋相对，从19世纪一位极有才华的作家的下面这段话中可以管窥一二：“你在旧时代听到有人说，温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继承土地；但我要对你说，勇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让这土地作他们的王座。你曾听人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但我要对你说，心灵伟大、精神自由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进入忠烈祠。你曾听人说，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但我要对你说，制造战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被奥丁神的孩子们——即便不是耶和华的孩子们——所召唤，奥丁神比耶和华更伟大。”尼采本人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有一些温和而仁爱的民族主义者也否认他对力量和勇敢的大声赞美。另一方面，很多名义上的基督徒的行为却仿佛他们同意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法，而不是“登山宝训”。然而，极端而严格的基督教与极端而严格的民族主义之间，不可能有妥协。一方的忠实信徒不可能与另一方的忠实信徒谈判。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这样一场战斗必定涉及迫害和不宽容。
本书中尼采借扎拉图斯特拉之口首先提出和诠释了超人（overman）和永恒复归（eternal recurrence）的主题。上帝已死，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人是应该被超越的东西，而其结果就是overman。这也是权力意志的表现，表现为馈赠的道德和重估价值。在卷1中，扎拉图斯特拉30岁隐修，40岁出山教导超人即大地的意义的教义。提出了从骆驼（负重者）到狮子（反抗的自由者）到小孩（价值的创造者）的精神变化。攻击了彼岸信仰，推崇了肉体。在卷2中，扎拉图斯特拉预感到自己的教导被扭曲，再度下山，攻击了教士和道德毒蜘蛛等扭曲者，但发现现代人与自己形同陌路。
基督教不像儒教那样纯粹是一套道德说教。它过去是、而且一直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有主教、牧师和助祭，有使命去教导所有民族遵守其创立者的任何命令，尤其是有一项特殊的命令：让恺撒的东西归恺撒，让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在区分什么是上帝的东西、什么是恺撒的东西时，在履行它自己的使命时，以及在确保它自己的这个有形社会的统一和独立时，基督教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与现代民族主义发生冲突。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基督教承认民族群体的原则，并经常对它作出一些不大重要的让步。在某些情况下，基督教的仪式用民族语言来主持；一个民族群体比另外一个民族群体更尊敬某些基督教圣徒；每个基督教民族通常都有它自己的下级教会组织，有本民族的大主教和本民族的主教，以及本民族的宗教会议。有时候，统一的基督教所拒绝承认的东西——为了民族群体的利益——则通过反叛教会权威、以牺牲基督教的连续统一和完全独立为代价而获得。以这种方式，早在现代民族主义出现之前，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当中就已经出现了本民族的基督教会。也是以这种方式，在现代之初，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当中就出现了本民族的基督教会，甚至在基督教普世教会的残余领地之内，对几个民族群体给予了额外的让步——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等等。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组织化基督教的这种渐进民族主义化，不管是通过东欧的正教分裂，北欧的新教反叛，还是通过南欧的天主教改革，对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素。本国教会对民族群体的原则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反过来，本民族的爱国者也颂扬它们——与他们对外国教会或普世教会的态度截然不同——并越来越多地利用它们，充当民族主义的传播媒介。
毫无疑问，一切民族教会，无论是正教还是新教，如今在解释基督教福音时，往往都会抵制极端民族主义，并在用基督教解释民族主义这个方向上，对它们的信众发挥一定的影响。因此，它们很容易招致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不快或激起他们的敌意——这些人致力于傲慢、自私而好斗地吹捧他们各自的民族群体或民族国家。例如，像新教中的贵格会和正教中的杜霍波尔派，是如此不容置疑地致力于和平、友爱和宽恕的基督教理想，以至于拒绝拿起武器，拒绝参与战争；贵格会教徒和杜霍波尔派教徒都受到了民族主义同胞的公开谴责和残酷迫害。特别是杜霍波尔派教徒，遭受的苦难尤其惨烈。沙皇尼古拉二世治下的俄国民族主义者以数不清的方式处罚他们，很多人移民加拿大，不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激发了来自加拿大民族主义者的怀疑、厌恶和迫害。然而，尽管有这些例外，还是可以断言，一些主要的新教和正教教会与现代民族主义并没有发生非常严重的冲突。这些教会的起源，在公众的头脑里，也和民族主义的发轫紧密相关；它们的组织主要是民族的；它们的宗教信仰与民族主义的宗教信仰的融合，有可能更进一步。不管是新教，还是东正教，在普通的民族主义者看来似乎都不是什么危险。
贵格会（Quaker），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创始人为乔治·福克斯，因为他号诫“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而得名“贵格”，中文意译为“震颤者”。该教会坚决反对奴隶制，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废奴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贵格会在历史上提出过一些很进步的思想，其中一部分现在得到广泛接受。贵格会的信徒曾经受到英国国教迫害，与清教徒一起移民到美洲，但随后又受到清教徒的迫害，大批的贵格会教徒逃离马萨诸塞州而定居在罗得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地。由于宾西法尼亚州有大量贵格会教徒聚居，习惯上以“Quaker City”作为费城的别名，因而费城人也被称为“Quaker”，位于费城属于常春藤联盟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其运动校队也被命名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贵格队。
格鲁吉亚南部的戈雷洛夫卡村，H. F.B. Lynch摄，1893
杜霍波尔派（Doukhobors，духоборы / духоборцы）产生于18世纪的俄国。名字的含义是“精神角斗士”。这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称谓是东正教教堂给他们起的。杜霍波尔派教徒拒绝东正教，以及各种形式的现实政府。除了上帝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权威。杜霍波尔派的独立就像卡在沙皇喉咙上的一根刺，俄国政府愿意让他们迁移到加拿大。
3
民族主义的不宽容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和程度。在爆发国际大战的时期，在现代民族主义圣战的时期，作为整体，一个交战国的平民百姓与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众竞相不宽容。在“和平”时期，各个民族国家的教育过程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给整个民族灌输一种至少是潜在的敌意，敌视“外国的”或“异族的”一切。
尽管一个民族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管他们的政治、经济、种族和宗教如何——都很爱国，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好公民”，表示愿意为捍卫他们的国家而流尽最后一滴血，有时候会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公民表现出一种集体不宽容，但是，有一定数量的精英公民，普遍宣称他们自己抱持的是更高级的爱国主义，是至高无上的民族主义。这些公民并不满 足于战争时期国民行动的统一，他们必须确保和平时期国民言论、思想和习惯的统一，而他们所瞄准的这种统一，当然涉及所有公民同胞都采用特殊而独有的民族主义商标。如果这种采用不是自愿的，那么就必定是强制的，因为，对这些“百分之百”爱国者的头脑来说，不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任何语言、宗教、种族或历史传统的选择余地；一切都必须统一，仿佛他们就是一个人。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不宽容，集现代其他所有不宽容于一身，并激发了国内的纷争和冲突。依靠民族主义不宽容，真实的爱国主义——正如平常所定义的爱国主义——所向披靡。
例如，在德国，有一些公民群体，不仅相信高地德语是本民族的语言，德意志帝国是本民族的国家，而且还相信，北欧人种是本民族的人种，新教是本民族的宗教，个人主义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他们搞不懂，一个圆颅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犹太人或一个社会主义者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和一个爱国同胞。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犹太人、德国天主教徒和德国“阿尔卑斯山人”是不是热爱他们的故土家园，是不是对祖国宣布他们的爱国主义，是不是在德国的战斗中战斗并死去，这些一点都不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鲁登道夫将军便成了德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教派的代言人，不仅猛烈抨击所有法国人和所有波兰人，而且还抨击那些在头型、教条神学或政治经济学上与自己稍有不同的德国人。
二战爆发前一年，汉堡一艘轮船的下水典礼上，纳粹高官出现在典礼现场时所有人举起右手行纳粹礼。事后人们发现茫茫敬礼人海中一人双手交叉而立，脸上充满不屑的冷笑。1991年人们得知，此人是August Landmesser。1935年希特勒政府通过《纽伦堡法案》，规定凡有一个犹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国人都会被视为“犹太人”。该法案还剥夺了犹太人作为德国国民的基本权利。接着政府规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间禁止发生关系，同样也就不允许通婚，否则将被视为犯罪。August Landmesser妻子是犹太人，并有了一个不到一岁大的女儿。为此Landmesser蹲了半年监狱并丢掉了工作，只能在造船厂干繁重的苦活。
（https://new.qq.com/rain/a/20200425A0Q5WT00）
一个类似的民族主义教派在美国兴盛一时。其成员在不宽容上并不专门针对谁；他们广泛而全面地对所有在经济学、神学、传统和种族上与他们相左的美国同胞不宽容。这些美国宗派主义者都是——或者自认为是——北欧白人种族、英国血统、福音新教、普利茅斯岩石、独立宣言、个人自由、公立教育、“昭昭天命”的独特传统的独家继承人以及神圣的指定监护人。他们始终是口炮党，偶尔诉诸暴力。他们从布道坛和演讲台上发言。他们出版数不清的小册子和杂志。他们组成秘密社团。他们渗透美国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他们侵入政治、军队和教育等领域。他们决心要让美国成为一个白人国家，一个北欧种族的国家，一个说英语的国家， 一个新教国家。他们连续不断地、不加区别地猛烈抨击黑人、天主教徒、犹太人、社会主义者、意大利人、斯拉夫人、日本人、中国人，以及他们认为在任何方面不同于他们自己、因此敌视美国民族主义观念的其他任何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
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失控和不宽容，在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都可以援引令人反感的例证。对我们来说，一个例证就完全足够了。那是美国广泛发行的一期半月刊，除了很多类似性质的其他内容之外，它包含了下面这几段话：
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今天的理想和制度本质上源于北欧人，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千年的发现者莱夫·埃里克松，1620 年的朝圣者先驱，1776 年的殖民地建国先贤，都是北欧人；拉丁主义、天主教、哥伦布主义都是敌对的外来入侵者。
日本人并不属于这里，不可能影响我们的法律，绝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必须完全拒绝他们进入，并把那些已经在这里的人驱逐出去。
我们以基督的名义宣布，根据我们美国的法律，罗马天主教徒在美国不能担任公职，也不能行使美国公民的权利，因为他们与外国君主——罗马教皇——结盟。因为美国如今是惟一真正的基督教国家——它的国旗终将统治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国——因为真正的美国人都渴望正义，因为美国是通过基督重临来实现预言的地方——因为这些理由，犹太人…… 和罗马天主教徒……都再也不能留在这里。美国的捍卫者们都知道， 这是基督的土地，而且他通过他的人民，将把所有外族人从我们的海岸赶走。
我们不妨马上承认，这样的宣传在美国或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和见闻广博的人当中没有什么市场。但事实依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在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大量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学会了阅读，却没有学会思考，从而成为任何宣传的潜在受骗者，尤其是打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名号的宣传。从不思考的平民大众只被告知了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美好事物，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好事物懵然无知，他们很可能自豪和自夸——还有不宽容——就像他们的无知一样。影响这些不宽容、自夸和无知的人，让他们支持那些自称“百分之百”的爱国者所鼓吹和宣传的极端民族主义，相对比较容易。
在每个民族国家的内部，这样的宣传一般而言都是自夸、不宽容的民族主义的自然结果，但它经常有一个稀奇古怪的后果：让它自己的目标化为泡影。它并没有把对民族生活和民族抱负中一切美好的、有成效的特征的普遍尊重灌输给一个特定国家的所有公民，而是夸大了差异，不仅在最初的攻击者当中，而且也在与之相对的被攻击者当中，导致了特定的群体忠诚让人害怕的惊人发展。例如在美国，倡导“白人的、非犹太人的、新教徒的”美国主义的群体，正在引发另外几种美国主义——黑人美国主义，犹太人美国主义，天主教美国主义，意大利人美国主义，爱尔兰人美国主义，等等。不断增长的对黑人的不宽容，对于近来激发某种类似于黑人民族主义的东西贡献甚大。越来越多的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以及对少数民族的不宽容，有希望加强——而不是削弱——每个这样的群体的抱团排外。美国每个这样的群体正在变得越来越坚持认为，自己代表了最纯、最好的美国主义。任何一个了解美国中小学体系的人都知道，每个宗教群体、每个种族群体和每个亚民族群体是怎样固执地竞相争取官方承认他们作为“美国人”的与众不同的身份。通过极端民族主义者干劲十足的煽动，美国这个大熔炉成为一口不能熔化的狂暴民族主义的沸腾大锅的日子有可能到来。
导演：Ryan Coogler，编剧：Ryan Coogler/Joe Robert Cole/Stan Lee/Jack Kirby
上映：2018.1.30，片长: 134分钟
电影中非洲某地成了世界科技的核心，瓦坎达人则成了维护世界的义警。他们口口声声“期盼真正消除歧视的种族大平等”，但真正表现出的却是一副“黑人至上”的姿态。
如果民族主义继续不受遏制、自豪而不宽容，它就注定要产生更加凶险的国内冲突。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在每一个助长民族主义的国家，源自谦恭礼让和通情达理的个人自由和宽容正在迅速衰落。
注释
- 1这两个短语是 H.G.威尔斯的，它们出现的那部作品（《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第二卷，第 391 页）整体上至少在一个读者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怀疑：威尔斯先生究竟是把他的“平底雪橇”指向千禧年的目标，还是向后滑向他所害怕的穴居人及其“猩红眼睛”（第一卷第 377 页）的方向。
- 2应当记住，这几位先生——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可能证明自己的不宽容是有道理的，让他们自己满意，让他们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满意。
- 3J.A. 克拉姆：《德国与英国》（*Germany and England*，1914），第 67、147 页。
- 4雨果·闵斯特伯格：《战争与美国》（*The War and America*，1914），第 195 页。
- 5A.T.马汉：《军备与仲裁》（*Armaments and Arbitration*，1912），第 9～10 页。
- 6参见 F.W.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和《反基督》（*Der Antichrist*）。J.A. 克拉姆教授的意译见《德国与英国》，第130页。
- 7《美国标准》（*The American Standard*），第一卷，第8号，1924年4月15日。
・本文节选自《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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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1882~1964），美国新史学派代表学者之一，“新史学派”一代宗师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嫡传弟子，也是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黻和唐德刚的老师。192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1945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他的著作在1949年以前译为中文者为数众多，与在美国一样，大多是作为大学和中学的历史课本使用。
译者简介
秦传安，江西九江人，1982年大学毕业，曾任中学教师、高级软件工程师等，在《上海文学》《北方文学》《青年作家》等杂志发表多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现专事翻译，译有卡尔顿·海斯《世界历史的教训》、保罗·约翰逊《摩登时代》、卡尔·B.博耶《数学史》、奥克肖特《政治思想史》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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