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该书译者王升远曾在译后记中开宗明义地抛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今年因为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中日两国从援助箱包上印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到‘青山一道，同担风雨’，似乎联结成了同病相怜的命运共同体，而这种连带感在近代以降的东亚史上却并不多见。问题是，疫情过后这种命运连带感还能维系多久？” 并呼吁“知识界需要的恐怕不仅仅是稳健、深邃的历史分析，更需要‘在场’的言论家们带着温度、知性和批判性写作的形势论、状况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局中人、见证者。”
在日本的知识界，观察并积极介入中国的这种连带感，现在依然在延续。石井知章老师，在谈到当代中国之时，曾送给笔者一句中江丑吉的话：“人倫に耐えられない歴史が長続きすることはない。*（经不住人伦考验的历史不会长久）*”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相信“非日常”的岁月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同时，谓无名也希望提供一个学术平台，通过这种文章互评的方式来增强国内外的“连带感”，使得中外学者们能够在这里“敞开聊”、“接着聊”、“组团聊”，一起将对时代与各种具体问题的讨论不断地深入下去。
福柯（1926-1984）认为人总是沉溺于那些“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设想各种目的论和不断借用生命的隐喻等做法”，却对于“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和扩散，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就好像我们害怕我们自己的思想时代中思考他人”。思想家子安宣邦（1933~ ）正是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之下，展开了对日本的一系列反思。他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中开宗明义地道出自己一直以来的心结，“中国问题即是昭和日本的问题，它最终决定了昭和日本的国家命运。……我们与怎样的中国、如何相处才能确保亚洲和平，这自然是与当代日本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本质性问题”，即日本与中国至今还未能建立起本质性的邻里关系，从昭和、平成到令和，两国经济关系再紧密，本质上还是疏远的。日本何以跟中国走到如此地步，这与日本如何看待中国有着密切关系。本书中，子安通过重读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在亚洲主义、中国主义的思想系谱之下来思考同为当代知识人，该如何找到中国的观察之法、相处之道。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著有《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哈贝马斯称其为20世纪下半叶时代精神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子安宣邦大学期间为法国文学专业，据说当时法语系的学生仅次于中文系，都有着一颗躁动的心。赫鲁晓夫机密报告在日本曝光之后，时为左翼青年的子安深受打击，无心读书，便离开校园。之后又重读了伦理学，正式踏入思想史研究领域。本书出版后有人曾问到，主攻江户思想史的他，为何要“越界”言说中国？他回答：“如果我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这本书就写不出来了！”正是出于他这种“外部视角”，才能站在与传统汉学家不同的位置，看到日本中国学研究中出现的弊病和问题。而这些弊病，又隐藏着导致一系列问题联动产生的可能，这也正是《近代日本的中国观》撰写目的之所在。
日本思想史大家，大阪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子安宣邦以一系列著作，对江户时期以来的日本思想界重要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的研究。
本书并非对所谓中国观的简单罗列，亦非概括提炼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其实子安本身对“形象”这种说法就极为抵触，他认为那些所谓的“××像”都是人为塑造出来的。相比起“言论”的具体内容，他更注重“言说”的目的和方法。书中主要内容不是对日本“中国观”的具体解释，而是这些中国观是如何形成，以及从中能看到什么。作者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辛辣笔触和对那些被称为“中国通”汉学大家的质疑，反映出子安书写时的真实心情。本书依然延续着其惯有的书写风格，撷取每个人物的重要言说于各章篇首，使读者能够快速进入言说的问题意识，身临其境地去观察每个中国观在特定时期的具体形成过程，再按照子安的逻辑对这些观点进行解构并重新加以理解，旨在提示出一种新的解读可能。
该书选择了北一辉、内藤湖南、橘朴、尾崎秀实、森谷克己、平野义太郎、石川达三、火野苇平、竹内好、加加美光行和沟口雄三这11位代表性人物。时间纵穿百年，身份横跨亚洲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汉学家、记者、史学家、法学家、作家和政治思想研究家等，对不同视角、不同领域的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进行评价与论述。当然，这种论述并非学术式的平铺直叙，而是类似于闯关游戏一样，凭借作者的思考和问题意识，与这些人物一对一地进行正面决斗，原生态地呈现出这些言说的真实面貌，将其精华和弊端同时展示给读者。
子安书中大加赏识的几位近代知识人，其中国观并不相同，如北一辉和尾崎秀实等甚至立场相悖。但子安最看重的不是其中国观的内容，而是生成机制。他认为对中国的观察态度必须“纯粹”“自发”，深度介入中国现场，唯有在此动机和方法下得出的观点才可能是具有洞见和智慧的。小林秀雄（1902-1983）认为，真正有生命的文化，并不存在于“明摆着的思想、观念之中”，而存在于农夫和木匠等生活者的“真实的人生”、手艺人继承传统的技术等中。子安也一直自称是一个言说者，为言说这个行为赋予了事件性的属性。而所谓的事件性，就是用发自小人物之口的声音，去纠正那些大的人物。在此，笔者套用中文版译者王升远提出的“鱼缸文学史”“江湖文学史”之概念，子安心中理想的中国观，其实也可称之为一种 “江湖中国观”，即有丰富的中国生活体验，从精英到农民，深入接触过不同阶层后得出的一种真知灼见，而非看几本中国经典、赴华游山玩水，亦或是受命于人的短期皮相观察。概括起来，子安主要从四个维度对这些中国观进行评价和判断，一来看其观察的方法，是僵化静止的还是实时动态的；二来看其观察的深度，是浅尝辄止还是登堂入室；三来看其观察的视野，是眼中只有精英权贵还是社会各个阶层；四来看其观察的姿态，是自负或谄媚的还是纯粹且自发的。这也正是判断“鱼缸中国观”“江湖中国观”的基准，只有满足这四个维度的中国观才具有洞察力和远见，真正能够作为方法论为今人所用。
读书时我们会发现，本书虽然看上去是按照战前、战中和战后的纵向时间轴，依序介绍近代亚洲主义系谱中的11位知识人及他们的中国观，但其实还隐藏着一条暗线，即战前战中的北一辉、橘朴，及战后的竹内好、沟口雄三，此4人构成了作者问题意识的主线。其它人物则是为了凸显主线，按照其中国观内容的关联性和时代性，作为补充或参照物被承上启下地安插其间。这种虚实相间的明暗线搭配，也使整本书读起来格外跌宕起伏、与众不同。
书中最先介绍的人物是北一辉（1883-1937），早期亚洲主义的缩影与代表，作品选取的是战前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辛亥革命发生后，其实并未引起日本人的关注。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并不敏感，且盲目迷信于学者构建出来的“民族性”，嘲讽革命军，甚至认为革命本身是骗人的，就连大隈重信（1838-1922）都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新的文明要素。与同时代日本知识人不同，北一辉却在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洞察”之中，发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民族觉醒”和新的政治力量，对明治政府加以指责，在当时可谓极具远见。书中主要关注北一辉对孙文带给日本的幻影式理想主义的批判，及对当时民国灵魂人物宋教仁的贴身观察与现场介入，并要求日本从根本上纠正对华政策，由此摸索出日本与亚洲变革之间的联动，试图以中国革命来促进日本对中国认知之革命，可以说北一辉是近代最接近中国革命中心的日本人。并且在中国，虽然对北一辉的评价一向较为负面，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验证了北一辉当初的诸多判断与观点，不得不承认其中国观在那个时代是具有一定思想史意义的。
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哲学家、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提倡者、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创立者。早年参加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在上海炮制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设想。1919与大川周明成立法西斯团体犹存社。1936年与西田税策划二二六事件。
北一辉便是“江湖中国观”的典型人物，没有长期深入的中国现场体验，无法做出如此准确且具有前瞻性的判断。紧接其后介绍的，便是与北一辉截然相反的“鱼缸中国观”代表、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北一辉和内藤湖南虽然都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结构中“乡团组织”的存在，但内藤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意识到中国民族主义之重要，这也是导致其误判的根本原因。内藤湖南的“文化主义”中国观，乃是一种“博物馆化的僵死的中国文化之认识”，虚无而不切实际。《支那论》中那句冷漠的“替支那人为支那考虑”，俨然一副身为殖民地宗主国地位的口吻，冷漠地表示出对中国的蔑视和身为中国通的自负。据说在《支那论》初稿付梓之前，内藤本打算在卷首加入清代顾炎武、黄宗羲、曾国藩等人的墨迹。从此举中我们也可感受到对内藤而言，其中国观的本质不过乃这些精英阶层思想之延续，其眼中看到的，也只有在传统文化巨大惯性作用下的古老中国。而后那本《新支那论》一书，甚至是内藤躺在有马温泉的疗养榻上撰写而成。他当然看不到五四运动的声势浩大，也无法从书本中翻到学生运动之先例。他所看到的，只有那些从古至今持续存在的事物，对于新兴事物与内生动力则不屑一顾。内藤这种历史认识与中国观，导致他删除了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可能。而他本身对中国未来之存亡，也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
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后以“湖南”之号行于世，出生于陆奥国马毛内村（今秋田县鹿角市）。
子安在多部著作中，都曾对内藤湖南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内藤湖南的著作，子安最初仅仅是作为学术文本来加以阅读，后来之所以如此强烈地进行批判，其诱因之一是2001年京都大学谷川道雄等人发起的名为《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之共同研究。一群学者企图在21世纪复权内藤湖南思想，这件事引起了子安的警惕与反思，在他看来内藤思想之复兴，实为帝国日本之复兴。与同时代的政客或法西斯军人的“中国观”不同，汉学家内藤的“中国观”能够做到引经据典自成体系。例如他所鼓吹的日本对华“使命论”，是由国家年龄论、文化中心移动论、异族刺激论和殖民开发论等系列推导而成，极具说服力。这也正是“鱼缸中国观”的危险之所在，看起来理论性强，有迷惑性，但华而不实，认识问题固化机械，一旦鱼缸破裂，一切将不复存在。
接下来的橘朴（1881-1945）和尾崎秀实（1901-1944）二位都是子安认为在当时凭借现场第一手材料，能够认清中日局势，有长期中国体验的“江湖中国观”代表。他们捕捉到了中国问题中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也与日本变革密切相连。其中，橘朴更是全书唯一占了三章笔墨的人物，可见子安对其之偏爱。但是子安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能够做到在开战前便预言国民党会失掉东北，拿着战略地图就预测出中共即将获胜的日本人，其著作却着实难读。1906年来华，1945年病故沈阳，橘朴一生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中国度过。他发表过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各方面问题的大量文章，被认为在其“思想与行动的变迁中几乎浓缩了明治、大正、昭和时期中国问题的原貌”。就连鲁迅都由衷感叹，“（橘朴）那个人比我更了解中国的事情”。所以，真正谙熟中国的橘朴对“鱼缸中国观”的内藤也一直无法认同，尤其是冷漠清高的精英姿态，他表示绝不会用内藤那种“排除了与落后中国及其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之休戚与共关系的、先进日本以历史主义乃至文化主义为志向”的“支那学”权威的视线来观察中国社会。因此，被视为近代日本最后 “亚洲主义者” 的橘朴，其中国观和中国体验有助于人们反思“中国对近代日本意味着什么”，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追究帝国大学“支那学”式中国观之责任。对于像橘朴这样，有着强烈介入意识，努力进入中国民族问题现场的人，子安称之为“尾崎们”。可见除了橘朴，子安对尾崎秀实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能够正视在中国发生的战争事实的，并非那些“东亚协同体论”者，而是尾崎们。尾崎秀实一直呼吁，日本对中国的误判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但同时，抗日战争也促成了中国内部的民族统一，推动了战斗之民族主体的形成。面对这样的结果，知识人应该进行反省与追责。
日本报人、汉学家。曾在日本在华报刊《辽东新报》、《日华公论》、《满蒙》、《满洲评论》，以及日本在华新闻机构如东方通信社等担任记者、主笔或者特约记者，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的论文，被日本学者称为“昭和年间，最自觉地将来自中国的冲击进行吸收、升华的人”。
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28年11月至1932年2月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期间，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同鲁迅也有交往。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同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德国人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
接下来作为补充，书中还介绍了战争时期各领域的中国观言说者。有将魏特夫“东方式社会”介绍到日本、建构起独自的“亚洲式生产方式论”及“中国村落共同体论”的经济学家森谷克己（1904-1964）和法学家平野义太郎（1897-1980），以及“笔部队”作家石川达三（1905-1985）和火野苇平（1907-1960），呈现出了战时中国经济、社会及战场的不同视角，基本呈现了战中日本知识人不同面向的中国观。
作为战后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子安选择了竹内好（1910-1977）、加加美光行（1944-）和沟口雄三（1932-2010）。子安曾在多篇文章中表示出对于近年来竹内好研究潮的不安之情。2004年，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了以竹内好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使竹内好成为欧洲日本学的代表性研究对象。其后，2006年加加美光行等人随即在日本也举办了竹内学术研讨会，提出赓续并重新思考竹内好。面对学界这样的动向，子安不禁产生质疑，日本学界将竹内投企在21世纪，并试图将其问题化的思想关怀究竟何在。终战20周年之际，《中央公论》曾遴选过战后代表人物的论文，调查结果显示竹内好的言说对战后日本的意义和影响获得了高度评价。战争中的昭和10年代，竹内借助鲁迅深化了自己作为文学家的自我理解；战后的昭和20年代，又是借助鲁迅对身在亚洲的日本人的自我认识进行严厉的追问。其对日本现代化进行历史批判的话语，实际上将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之地缘政治学对比作为前提来共有，即日本的战败使地缘政治学式的“东方/西方”论于战后日本重生。在子安看来，这是带有鲜明侵略主义、扩张主义性质的思想，但也因其具有反政府的叛逆性态度而被认定为亚洲主义。竹内好试图从亚洲主义中确定近代日本发展路线中的对抗轴，始终贯穿着其为膨胀主义的辩解。在亚洲主义这一对抗轴之下，“面向中心”的国体论式国家统合化，与“面向大陆”的飞跃这种国家扩大化，是伴随着日本这个近代天皇制国家之形成而得到坚持的两种国家意志。竹内好在为膨胀主义进行辩护的同时，强制性地在日本近现代史上设置了亚洲主义者这根对抗轴。子安指出，从征韩论到“大东亚战争”，这种日本近现代史的二重化，正是借助于竹内所设置的亚洲主义这根轴才得以形成。“日华战争”也将永久战争式的思想性课题作为尚未解决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在现代日本的舆论界，“亚洲”“东亚”问题的复权与对竹内好的重新评价如影随形，人们似乎已忘记去追究“竹内中国观”的战争责任，这位至今仍被中国学界所推崇的“中国主义者”，直到战后还在呼吁要重视战时以日本国粹主义文学著称的日本浪漫派，并坚信太平洋战争为亚洲带来解放。
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后作为自由职业者专门从事著述活动。著有《竹内好全集》17卷、《鲁迅》、《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现代中国论》、《中国革命的思想》、《新编鲁迅杂记》、《作为方法的亚细亚》，其著述对日本学术界发生过巨大影响。
加加美光行和沟口雄三是竹内好之拥趸，也同样秉持着“中国主义”中国观。加加美甚至称自己通过重新思考竹内好获得了一种幸福感，而沟口也将自己对“中国独有的现代”之模式的发现看作是对竹内好的正确继承。沟口雄三一方面从中国历史中读出了“独有的现代”，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超克”式的阐述。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这种通过“东”与“西”这种政治地缘学式的“对抗性”框架所进行的超克，正是基于20世纪前期的“现代的超克”论。沟口提倡要以独特的中国为方法来认识世界，将中国作为中国来认识。即认识无法还原到欧洲世界史之一元性中去的中国，认识阐明世界自身的多元性成分，这就是“作为方法的中国”世界认识的理想形态。在对此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子安发现这其实是战时京都学派高山岩男（1905-1993）“世界史之哲学”的翻版。而这种所谓的“世界史的哲学”话语只能成为帝国日本及其侵略战争的哲学粉饰。高山从日本出发讲述的世界史之多元化，在沟口这里是从中国出发来讲述的，本质上毫无二致。沟口以国家巨大的世界性存在为背景，认为只有国家“独有的现代”才是历史的实像，西洋途径的现代化框架即变为无效。有必要重新将“作为方法的中国”理论作为“现代的超克”论进行分析。竹内好、加加美光行和沟口雄三等人从侵略战争的反省中采取一种亲华的立场，旨在摸索日本应有的对华姿态。看起来亲华，但其本质与战中则如出一辙，不过是拥护政府的权威主义体制而已。中野好夫（1903-1985）曾在战后感叹：“这次战败很悲哀地让我明白，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的言论都出自有血有肉的思想。一些人的行为是如此多变，就好像随着时间与季节的变化，可以随便替换衣服一样。”
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专研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历任埼玉大学教养部助教授、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他留下具有极大思想冲击力的著述，而且推动了多种国内与国际的大型学术活动，是日中专家研讨项目“日中知识共同体”的骨干成员。
《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一书出版于2012年，是杂志《现代思想》“读中国论”系列连载文章的合集。那几年正值中日关系紧张之秋，子安满眼看到的都是当时日本知识界，特别是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漠视。他不理解为什么在当代日本，所谓的亚洲主义和中国主义失去了思想批判的功能和意义；为什么日本的知识界集体沉默，不再去介入中国问题。反倒是一些非中国研究者，对中国问题侃侃而谈，让社会误以为这就是民意，甚至影响到日本的对华政策。对此，子安表示甚为愤懑，这让他不由地回想起近代日本的那些“江湖中国观”，提倡中国研究者要深度介入中国当下现场的战前战中亚洲主义。而到了战后，以竹内好等为代表的日本知识人，眼中看到的只有中国的鲁迅等精英及权力者，并没有看到其背后拥有更大力量的人民大众。时至21世纪的今日，日本的中国学者依然如此，还是凭借传统的“鱼缸中国观”来思考日息万变的中国。这也正是“江湖中国观”较之“鱼缸中国观”在战后的方法论意义。从战前战中战后直到当代，被众人奉为圭臬的“鱼缸中国观”为日本提供的仅仅是关于中国的皮相之“知”，而非洞见之“识”，真正发挥过方法论指导作用的反倒是那些遭到遗忘的“江湖中国观”。
本书中，子安通过对种种中国通与中国观进行甄别，试图站在外部视角来看日本人是如何去言说他者，如何去建构关联，并深入地思考了中国对日本思想的方法论意义与时代蕴涵。全书由4点展开，纵向连成了战前战中战后的这条时间轴，对近代知识人的中国观进行了“子安式”的观察。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试着导入了“江湖中国观”和“鱼缸中国观”的两个横向判断基准作为辅助线，这样便会发现在全书的主线中，战前战中属于前者，而战后则为后者，真正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国观，在战后却呈现一种思想位相的断裂与缺失。如橘朴、森谷克己、平野义太郎等活跃于战前的亚洲主义者及“亚洲社会论”等，到了战后没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尤其是北一辉、橘朴的诸多观点，在战后更是几乎被人遗忘。当然这或许与“带有深深时代烙印”的人物经历有关，他们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精英阶层。故在战争结束75载的今日，日本战后的中国观，基本只残存以竹内好为代表，由沟口雄三发扬光大的“竹内中国观”这一支。子安本人经历过战争，他正是凭借自身长年的历史体验与中国观察，加之长期保持着与社会各个阶层的深入接触，才能敏锐地透析出竹内中国观的迷惑性与多变性，并预测到沟口中国观之走向与后果。无论竹内还是沟口，其对中国观察和思考的方式，实际上仍延续着帝国日本时的思维范式，只不过时代相迥，新瓶装旧酒。因此，出于过来人的警惕与知识人的责任感，子安选择在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2012年出版此书，希望能够借着对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再认识，厘清战后中国观的思想肌理与逻辑脉络。福柯认为那些曾经被历史学家删除的“不连续性”，到如今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具有特殊职能。同样，我们只有意识到“江湖中国观”作为方法论在战后的缺失，才能找出并正视问题的存在，重新激发人们对中日相处方式的历史性思考。
然而讽刺的是，认为日本知识界对中国过于漠视的子安，本想通过此书消除这种漠视，谁知出版之后在日本学界和舆论界却毫无动静，甚至都看不到几篇像样的书评，日本的中国研究界更是沉默得可怕，子安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执笔生涯是否就此终结。他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为何这本书遭受到日本媒体和学界如此的冷暴力，无奈之下只得用吉本隆明（1924-2012）“关系的绝对性”来进行自我解释，认为这种窘境或许关乎日本党派之“关联性”，即一旦被放入党派关系的语境，便会成为各党派的众矢之的。也就是说，这本书成了考验当下对华立场的“踏絵（日本江户时代用于检验是否为天主教信徒的一种手段）”，对当代中国的不同看法，往往决定了党派亦或是学派等的选边站队，人人都担心自己的中国观会成为党同伐异的对象，甚至引发缘于派系立场的人身攻击。然而更为讽刺的是，在中国，此书中译本出版后短短一个月就荣登万圣书店月排行榜TOP10之列。作者子安宣邦在感慨中译本翻译精准之余，也禁不住在SNS上向那些对此书不闻不问的日本舆论界、中国问题研究的日本知识界喊话，一吐自己五味杂陈的心情。与此同时，更发人深省的是，眼下日本中国研究者对此书的冷漠、避讳，抑或是观望的姿态，不正如实地反映出了这个时代日本知识人所持的中国观吗？毋宁说正是由于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中国观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才会演变为当代的问题，竹内们那种“见风使舵”式中国观也才会完美地再现。或许，这正是作者子安最为担心的事情。
原文的删改版为《放眼“江湖”，而非置于“鱼缸”》，刊于《解放日报》（2020年10月31日）第10版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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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颖，满族，首都师范大学日语系硕士，广岛大学文学研究科中文研究室博士。现任教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古典文学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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