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去年八月中旬回国就职,前后留日七年。在日本的这些年里,买书逐渐成了一种习惯,也成了一种乐趣。书从不同的地方来:街头书店、学会休息室的售书处、售卖或竞拍图书的网站(日本の古本屋、日本Amazon、Yahoo!オークション)等。去年年初整理回国行李时,才意识到书房中不知不觉已堆积了近五百本日文书。于是装箱、封口,一箱一箱寄回国内。从2025年初博士答辩毕业,到春季求职、夏季回国,再到秋季入职,大小事情接踵而至,只能在忙碌的间隙,断断续续读了一些近两年购买的新书。兹从中选出五部,略作介绍。

日本人の読書:古代·中世の学問を探る
▲『日本人の読書:古代·中世の学問を探る』佐藤道生,勉誠社,2023

佐藤道生在《日本人の読書:古代·中世の学問を探る》一书中,系统考察了近世(江户时代)以前日本人的读书内容、读书方式,以及读书与学问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近世以前,印刷术尚未普及,书籍因数量稀少、价格昂贵而难以流入民间。由于日本并未引入中国的科举制度,普通民众也缺乏通过读书实现阶层跃升的动力。因此,在近世以前的日本,读书可以说是贵族、武士与僧侣等阶层的特权,其读书的目的也相对纯粹——即追求“学问”。而所谓“学问”,在当时几乎等同于“汉学”。中国的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及律令等汉籍,便构成了当时知识人的主要阅读对象。

古代日本的汉学者大多无法直接阅读汉文原典,而是依赖“训读”这一独特的方法——通过施加训点符号来调整语序,或于行间辅以假名来理解汉文。古代贵族为掌握此技法,多需跟随精通此道的汉学者学习,汉学传承带有鲜明的秘传色彩,学问也被牢牢封闭在特定的阶层内部。直至中世,尤其是室町时代,随着汉籍注释书(抄物)的大量涌现,读书热潮逐渐向中下层武士扩散,学问的封闭性开始松动,秘传的传统也随之式微。

该书以具体汉籍的接受为线索,结合抄物的流传与汉诗文的创作实践,生动呈现出日本在引进中国典籍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学问体系。作者不仅分析文本,更注重阐释“读书”这一行为在日本社会文化结构中的意义变迁。作为日本平安时代汉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佐藤道生在此书中展现出扎实的文献功底与广阔的学术视野。全书征引广博、考据细密,涵盖多部汉学核心典籍,在系统梳理古代日本接受汉籍历史脉络的同时,也为读者呈现了一部资料翔实、论述严谨的学术力作。

五山文学探究:資料と論考
▲『五山文学探究:資料と論考』堀川貴司,文学通信,2024

堀川贵司是五山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座学术高峰,近二十年来持续推出该领域的系列著作,如《詩のかたち·詩のこころ:中世日本漢文学研究》(若草書房, 2006年)、《五山文学研究:資料と論考》(笠間書院,2011年)、《続五山文学研究:資料と論考》(笠間書院, 2015年)、《詩のかたち·詩のこころ:中世日本漢文学研究 補訂版》(文学通信,2023年)。该书在撰写体例上延续了上述的2011年与2015年两书的风格,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五山文学相关的文献资料的翻刻与介绍。

所谓“五山文学”,一般指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京都与镰仓两地的五山禅林中的僧人创作的汉文学的总称。至室町时代,这些禅寺在幕府庇护下成为官方寺院,五山禅僧得以活跃于权贵的文化沙龙,吟咏诗文,使禅林成为中世日本学艺的中心。该书论考的前半部分从五山文学的整体性出发,探讨了五山文学中的总集与别集的编纂、禅僧与权贵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五山禅僧的出版活动等课题;后半部分则聚焦于五山文学的言语表现,从诗僧对富士山的描写,对中国典故、类书及辞书的接受,乃至对谢灵运轶事的运用等方面展开论述。

近年来,五山文学研究亦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重要课题。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其研究也参考了中国学界在此领域的进展。尽管五山文学相关文本大多已被整理收录于《五山文学全集》(全5卷)与《五山文学新集》(全8卷)中,仍有部分文献以写本形式散藏于日本各寺院的书库及一些大学的图书馆。可以说,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未来对五山文学的研究仍具有较大空间。

詩歌交響:和漢聯句のことばと連想
▲『詩歌交響:和漢聯句のことばと連想』楊昆鵬,臨川書店,2023

在日本文学史的叙述中,“诗歌”一词的内涵与中文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它通常特指“汉诗”与“和歌”这两种文类。从日本文学的发生来看,“诗”与“歌”不仅是最早臻于成熟的文学样式,而且其创作实践几乎贯穿整个古典至近代时期,始终处于日本文学结构的核心位置。自平安时代中期起,贵族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尝试将这两种文艺形式加以结合,由此形成了被称为“和汉朗咏”的文学传统。和汉联句正是在这一文化语境中发展而来,其基本形式以“和句”为始,继以五言汉诗一句,随后再接和句,和句与汉句依次交替吟咏,在平安后期至中世时期尤为盛行。这种交错并置的结构,使和汉联句成为连接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重要文学实践形态。

留日学人杨昆鹏的《詩歌交響:和漢聯句のことばと連想》一书,正是从多重角度系统考察了中古、中世时期和汉联句的题材特征,以及其对白居易诗歌与“潇湘八景”等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接受与转化。在此之前,日本学界虽已有大谷雅夫、深泽真二等学者出版过相关研究著作,但整体而言,和汉联句仍属研究相对稀少的领域。其研究推进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解读此类作品往往需要同时具备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专业素养,学术门槛颇高。该书作者留学日本多年,在和汉联句研究领域深耕近二十年,本书既是其长期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也堪称当下日本学界有关和汉联句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和汉联句鲜明地体现了日本文学与文化的基本特征:一面是“和”,一面是“汉”,彼此交融。这类作品多产生于诗人、歌人共同参与的宴会场合,属于一种在公共空间中完成、带有明显“游艺”性质的文学实践,且往往有皇族、幕府将军、幕臣等社会地位较高者在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和汉联句不仅是审美活动的产物,也可视为当时日本最高权力中心所孕育的文艺成果,生动呈现了政治权力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紧密关联。

頼山陽——詩魂と史眼
▲『頼山陽——詩魂と史眼』揖斐高,岩波書店,2024,‍‍

赖山阳在日本近世思想与文学史上始终是一个颇为独特的存在。作为汉诗人兼史学家,赖山阳在日本所享有的声名,明显超出了其同时代的诸多人物。然而,这种评价的确立,却并非发生在其生前。山阳生前仅刊行过一部著作,即诗集《日本楽府》,其余诗文集与史学著作皆是在其去世之后陆续被整理出版。因此,无论是其“诗名”的确立,抑或其作为史学家在明治时期受到青年知识人的热烈推崇,均可视为一种典型的“身后之荣”。

迄今为止,关于赖山阳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本书作者揖斐高,作为江户汉诗文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在书中以“诗魂”与“史眼”这两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对赖山阳的汉诗文创作以及《日本外史》《日本政記》等代表性史学著作展开了系统讨论。就汉诗研究而言,自中村真一郎出版《頼山陽とその時代》以来,相关领域长期未见足以与之比肩的力作。时隔半个世纪,揖斐高借助新近发现的赖山阳相关的文献资料,从更为细腻、内在的角度,重新勾勒出作为汉诗人的赖山阳形象。在探讨赖山阳的史学成就时,揖斐高并未拘泥于对史书中涉及的具体史实的评价,而是转而着力分析其背后的“历史观”,并由此提炼出赖山阳独具特色的“历史哲学”,即围绕“势”与“机”展开的思考框架。所谓“势”,指的是超越个体认知与意志的历史必然性,而这一必然性往往导向治乱兴衰之“变”;所谓“机”,则关涉历史展开过程中人类在具体情境中所面临的判断与选择,这种选择并非被动,而是基于对历史治乱兴衰之变的观察所作出的能动性决断。至于山阳史书中所蕴含的“尊王”思想,则在其死后迅速被幕末志士吸纳,并与“倒幕”政治理念相结合,成为推动时代转折的重要思想资源。

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内村鉴三曾盛赞《日本外史》“催生了新的日本国家”,而大正时期的文豪芥川龙之介也曾回忆自己少年时代阅读《日本外史》的经历。这些评价与回忆从不同侧面表明,赖山阳的史学著作深刻影响了战前数代日本知识人的历史意识与国家想象。战后,随着日本思想界对战前意识形态的反思,曾在勤王倒幕运动中发挥思想动员作用的赖山阳史学,也不可避免地遭遇清算,其著作一度饱受批判,相关研究亦随之沉寂。不过,很快赖山阳的学术价值被重新发现,而揖斐高也有意识地继承了中村真一郎的研究传统,同时将赖山阳的史家身份纳入考察视野,力图在“诗人”与“史家”这两重身份之间建立内在关联,从而较为完整地呈现出赖山阳复杂而立体的精神肖像。

中国化する日本——日中「文明の衝突」一千年史』(増補版)
▲『中国化する日本——日中「文明の衝突」一千年史(増補版)』與那覇潤,文藝春秋,2014
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
▲《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与那霸润 著,何晓毅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国化する日本——日中「文明の衝突」一千年史』的初版,于2011年11月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刊行,甫一问世,便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广泛讨论。翌年,钓鱼岛争端爆发,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值此时代变局,该书很快被译介至中国,并于2013年5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次年春,文艺春秋出版社又在原书末尾增补了作者与那霸润和评论家宇野常宽的题为《〈もうひとつの日本史〉の物語》的对谈录,以文库本形式推出了增补版。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所言的“中国”,并非当下时空里的中国,而是特指近世中国(宋朝时期的中国);所谓“中国化”,也并非文化上的简单模仿,而是指日本在制度结构与社会形态层面,与近世中国所呈现出的高度相似性。

作者在书中梳理出一条颇具张力的历史线索:日本中世时期,平氏集团被视为“中国化”的推动者,而源氏集团则代表“反中国化”的力量。12世纪末的源平合战以源氏集团的胜利告终,日本的“中国化”进程由此受阻。相反,“反中国化”的社会政治模式逐渐巩固,并在江户时代臻于极致,最终塑造出一种独特的“近世日本”。明治维新推翻了江户幕府的旧制度,也由此瓦解了这一“反中国化”的社会形态。作者认为,明治国家在制度层面引入并确立的,恰恰是宋代中国所成熟的“中国化”要素:儒教道德支撑的专制王权、科举制度下的竞争社会、世袭贵族势力的削减、市场自由化的推进等。因此,明治维新表面上是一场“西洋化”改革,其实质却是一次迟来的“中国化”进程。

在学术资源上,作者充分吸收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等经典论述,并以大学课堂讲义为基础撰成本书。相较于严谨的史学专著,其史料引用或显简略,但胜在脉络清晰、叙述生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不过,围绕书中的核心观点,日本史学界对此评价不一,赞誉与质疑并存。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出版之际,中日关系正处在重大变动之中,而今日的两国关系与当时亦不乏有相似之处。在这一意义上,重读此书,或能为我们理解两国间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与碰撞,提供一种颇具启发性的视角。

作者简介


王自强,日本国立九州大学硕士、博士,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师资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世汉文学、中日比较文学。曾主持日本国家级科研项目一项,在《近世文艺》等日文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十篇,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六如の和歌題漢詩について:その成立経緯と和歌的趣向」(『近世文藝』第121号,2025年1月)以及「江湖詩社の田園詩について:『四時田園雑興』の刊行と性霊詩風の形成」(『語文研究』第139号,2025年6月)等。

夏生编辑

春生、冬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