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暑期，在神保町的旧书店闲逛时，我偶然看到一套上下两册的回忆录，名为『北京三十五年：中国革命の中の日本人技師』。翻看版权页可知，这本书出版后畅销多年，手头已是1986年的第9次印刷。再看内容，更加引人入胜。在战后八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阅读关于战后的书，似乎不只是为了纪念，而更像是一种迟到的自觉。于是，以此为契机，对战后几乎没什么研究的我，随缘选读了几本。
这些书在叙述方式与问题意识上差异很大，既有作为个体的技术人员的战后体验，也有活跃于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日本经贸界群体的活动记录；既有从宏观层面梳理战后中日关系的论著，也有从特定领域切入、重审东亚历史的研究。这些书并非围绕同一问题展开，但在阅读过程中总有一个问题不时浮现：战后究竟是如何被体验、被实践，并最终被书写出来的？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东亚，这一问题尤为复杂。而在个体经验的层面上，这种复杂性表现得尤为真切。
『北京三十五年』是山本市朗在日本记者的建议下，用日文撰写的个人回忆录（后有中文译本）。他于1944年被派遣至中国担任矿山技师，日本战败后被国民党留用，1949年以后继续在新政权下工作。从事后看来，这样的去留选择似乎需要复杂而激烈的心理斗争，但在山本的叙述中却显得异常平淡：过去在日本领工资，后来在国民党领工资，如今“领八路军的工资，为八路军的工厂工作，很有意思嘛”，于是便留了下来。正是在这种近乎日常化的选择中，战后呈现为一种并未被明确分割的连续状态。
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去留问题上，也贯穿于他对随后数十年生活的回忆中。无论是大跃进时期比母鸡还大的“人造鸡蛋”，全国范围内的“超声波热”，还是文革末期为引进成套设备而展开的“翻译大会战”，山本的叙述始终保持着一种技术人员的平实语调。同时，通过他的视角，又可以看到一种高度矛盾的战后：一方面，对实用技术的需求极为迫切；另一方面，政治封闭与高度警惕无处不在。人们可以在大字报上公开国家机密，同时又动员胡同里的老太太去监视迷路的外国人。这种荒诞与真实并存的状态，构成了山本市朗个体经验中的战后图景。
在漫长的战后生活中，1968年是山本最为艰难的一年。他因子虚乌有的指控被当作“国际间谍”，并在此后蒙冤入狱五年。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在监禁期间，他的生活条件仍称得上优渥：干净的单间里，安装了暖气设备，每天早餐有三四个鸡蛋，还有酱豆腐或酱黄瓜，午餐和晚餐则是时令蔬菜、炒肉和高汤，主食则有馒头、面条或米饭，量多到吃不完。这种“优待”并未削弱事件本身的荒诞性，反而凸显出战后政治的复杂。1972年底，山本出狱并恢复工作，此后仍然选择留在中国。对他而言，战后并非一个可以宣告结束的阶段，而是一种必须持续承受的生活状态。
如果说山本的战后是一种并不多见的个体体验，技术人员的身份也让他可以（相对地）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穿梭于中日之间从事民间贸易的人们，则在承担一种更具集体性的战后实践。日中贸易逸史研究会编著的『ドキュメント黎明期の日中貿易：1946—1979年』所呈现的，正是这一群体在冷战中艰难前行的身影。该书前言中反复出现的“共有”一词，明确表达了他们要将这段特殊经历分享出去、流传下来的愿望。
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条件下，这些人的活动、公司利益乃至人身安全都如“风中之芦苇”。以对虾贸易为例，面对美国的对华禁令，他们曾一度决定放弃，却又在最后关头想出新的办法，即采取在海上加工的方式，将进口生鲜水产变为进口加工食品，从而规避禁令。然而，他们并不总能化险为夷。1960年代后期，一些人含冤入狱。世利展雄回忆称：自己1968年赴华时，同事铃木正信已因间谍嫌疑被捕，而他本人也很快被拘押。荒诞的是，世利虽被判经济间谍罪入狱五年，但可以坐实的“罪行”仅有一个，那就是在12年前曾在上海的永安公司“非法”购买过不到12元的商品。不过，即便经历如此遭遇，世利仍表示“对中国的感情不曾改变”。这种态度并非浪漫化的情感投射，而是因为那一代人怀有对侵略战争的负疚感。本书编者就有如下一段关于历史认识的自白：
身体上的伤口在上药、治疗、痊愈之后，疼痛就会消失。损坏的物品可以修复，或是得到当事人的同意而用金钱赔偿。但是，被夺走生命、被伤害名誉、被践踏民族自豪感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到死都无法治愈，即使死后也会由后代继承。能够治愈心灵创伤的，是加害者本人，如果加害者无所作为，就只能由其子孙继承这份责任。不再成为加害者，拿出诚意，通过建立共同欢喜、共同流泪、共同感动的关系，努力缓解内心的痛苦，这难道不是“历史认识”吗？我认为这不是把过去的历史当成负担，而是赋予后世的任务，我希望我们可以将其作为积极的课题，接受这一“历史认识”。（第98页）
与这些经验性材料形成对照的，是毛里和子在『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中呈现的宏观叙述。她从冷战结构出发，将战后中日关系划分为五个阶段：①1949—1971年，对立期；②1972—70年代末，战略友好期；③19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安定与发展期；④1990年代后半期—2004年：结构变动期；⑤2005年夏反日游行以后，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关于如何分期以及此一分期是否恰当，是别一问题；二十年后阅读此书，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她提出了一个经受住时间检验的观察和判断：中日两国在“战后是否结束”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时差。对日本而言，战后似乎可以随着经济发展与世代更替而终结；而对中国而言，战后并未结束。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离世，曾由精英主导、以搁置争议为前提的1972年体制，其稳定性愈发受到考验。与此同时，日本对内和对外时的两副面孔，也逐渐合二为一。所谓两副面孔，是指此前的日本在对内时会有参拜靖国神社的表现，但在对外时则会表示反省与谢罪。战后六十年，特别是在战后八十年的时间点上，对内的面孔逐渐吞噬了对外的面孔，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也从一种内心的自省转化为一种基于“民族自尊心”的政治工具。由此，东亚似乎不可避免地坠入了“民族主义的鬼门”。
『日中関係』日文版出版之后，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状况。2009年，该书中文版面世。稍加比对可以发现，在中文版的结语之前，有一个2006年日文版中没有的“续章”。在此一部分，毛里和子不无欣喜地谈到了几年之间中日关系的改善。在她看来，2005年之前，中日关系表现出极强的非制度化特征，但在此后，种种强化交流的机制建立起来，中日关系开始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对此，作者抱持一种谨慎的乐观与期待。时移世易，制度的稳固性正遭受作者所注重的结构性关系的强力冲击。
如果说宏观叙述通过分期与结构让战后更易把握，那么从体育这一具体领域切入，则使战后以另一种方式显现出来。体育涉及国家代表权、国际承认与制度性秩序，从来不是去政治化的空间。我个人不善体育，对体育赛事没有太多兴趣，但也注意到，定期举行的各类体育活动总能引起舆论的关注。如何理解战后的体育，并通过体育理解战后呢？在这一问题上，我在日本求学时的导师高嶋航教授提供了启示。高嶋老师的研究侧重战前，但在『スポーツ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史：分断と連帯の20世紀』一书中，侧重点则转向战后。在这本书中，战后并非政治结果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在身体与国际秩序中持续运作的过程。本书开篇以“序章”的形式，将视野拉回战前，这就提醒读者，战后东亚的体育并非从荒芜和废墟中开始，而是在战前的制度与人员基础上重新组合。无论是奥运席位的争夺还是关于“中国”的博弈，其实都是帝国余烬在冷战结构下不断重整，体育由此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这里的战争涉及三个方面：断裂与联系（排斥与容纳）、体育与政治、世界与亚洲。这三组关系彼此相连，共同织就了一张纷繁缠绕的网。东亚各国家和地区之间，体育界的各支队伍之间，乃至运动员之间，既被这张网缠绕着，其自身也是这张网的一部分。
这让我想起2019年在高嶋老师的课堂上听到的关于冈部平太的故事。在战前日本的体育界，冈部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但他长期活跃在中国东北。梳理冈部战前的活动，恰可以观察和思考“通过体育是否可以在东亚构筑起良好的关系？国家与体育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但坦白说，课堂上的我只能借助讲义勉强了解大致内容，尚未理解其中深意，也并不知道这一研究即将出版，即次年问世的『国家とスポーツ：岡部平太と満洲の夢』。在这本书中，高嶋老师展示了一个追求纯粹体育的理想主义者如何最终被嵌入国家机器，并在战争中失去爱子的悲剧。回过头来看，冈部的战前经历，同样被束缚在上述三组关系织就的网中。这再次提醒我们，战后与战前之间的连续性，可能超过一般想象的限度。要理解战后——更不必说要告别战后，就必须厘清战前与战后的深层关联。
日本福岡県糸島市出身，日本的体育指导者，柔道家，被称作「スポーツの神様」（中文意为“体育之神”）。
由此，我愈发感到，“战后”并非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阶段，而是一个在回忆、实践与研究中被不断书写的过程。个体与群体以自身经验对抗断裂，研究者则在后见之明中揭示断裂背后的连续性的、结构性的力量。对尚未深入研究战后的我而言，这一轮阅读只是起点，但已深切地体会到：在亲历者逐渐消失、情绪化叙事日益高涨的当下，重新审视那些越境者和边缘人的努力，冷静阅读和思考关于战后的论述，或许并不能直接消解当下和未来的冲突，却可能为相互理解与连接保留一扇仍然必要的窗口。
作者简介
谢任，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学衡研究院准聘副教授。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的概念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学海》《史学月刊》《读书》和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非文字資料研究』等中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著有《陷都政治：日本在南京的记忆建构与遗迹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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