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丨 “搁置处理”与“被政策遗漏的人们”

本次为小熊英二《平成史》総論系列的最后一次推送。文章在最后揭示了“差距”问题是如何从都市年轻男性大学毕业生蔓延至非毕业生、女性和地方居民的，以及如何通过“失去的一代”的困境及阪神、东日本大地震后地方恢复的乏力，展露了旧制度在新时代的失效等历史问题。在地方衰退、人口外流在全球化、政策惯性与突发事件中裂痕不断加剧，而社会保障体系的自由-保守混合特质及改革被“搁置”，进一步深化了社会矛盾。

希望通过此次推送，能引发各位读者对日本平成史的深层机制与历史遗产的进一步关注与思考。

“差距 ”与“地方”

从21世纪头10年中期开始，人们对“差距”问题的认识开始逐渐扩大到大学毕业男性以外的阶层。

虽然从2004、2005年开始，《所期待的差距社会》(「希望格差社会」) 和《下流社会》等成为畅销书，但即便如此，截至2005年9月的“邮政选举”之前，还是“改革”的呼声最高。据汤浅诚说，200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你也能行——真正陷入生活困境时的生活保护申请指南》，因为感觉“贫困”一词与现代日本不符，所以在书中一次也没有使用。他的朋友曾经对《朝日新闻》的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从1990年到2002年，“贫困”作为日本国内问题被用作标题的例子仅出现7次。¹

但是，从2006年1月开始，每日新闻推出《纵向社会》专题，同年7月《NHK特别节目》制作了赤贫劳动者专题节目。看过这两个专题的赤木智弘于2006年2月发表了标题为《31岁自由职业者·希望即战争》的文章，该文章引发了诸多议论，“差距社会”因此被评为同年的 “You Can 新语流行语大奖”第10名。这一现象之所以从2006年开始出现，毫无疑问其中有日本社会差距拉大的因素，此外，以小泉首相下台前后为分水岭的 “改革”热已经走到尽头，或许也是很大的原因。

还有，大学毕业生的有效考录比例从1991的最高点开始下滑，此后， “失去的一代”，即在21世纪头10年中期步入3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就业受此影响，有“就业冰川期”之称。“失去的一代”作为流行语始于2006年8月和2007年1月的《朝日新闻》专题报道，该报道把在1969~1983年出生的人称为“失去的一代”。

例如，赤木智弘在2006年12月的文章中写道，当时的自己被打上“31 岁自由职业者”的印记，月收入12万日元，住在父母家，即便过了30岁也结不起婚，更看不到未来。²这一代人工作不稳定，20多岁时被称为“优雅的啃老族”,到30多岁时开始担心自己的将来。与赤木智弘同是1975年出生的雨宫处凛2006年4月听说了 “Precariat”³一词，她在第二年出版了《请给难民化的年轻人一条活路吧》(「生きさ世ろ!——難民化する若者たち」)

但是，贫富差距最初是作为城市年轻男大学毕业生的问题而引起社会关注的。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涉及非大学毕业生、女性乃至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地区，则是后来的事。

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11年的分析显示，2010年参加劳动就业的女性自由职业者约1218万人，占所有工作女性的54%(相当于全部被雇用男性的19%)。日本2011年的相对贫困率是16%，尤其是单身女性 家庭占很高的比例，20～64岁的人数占32%，65岁或以上的人数占52%, 有19岁或以下子女的单身母亲家庭占57%。在所有的贫困人口中女性占 57%，与1995年的统计结果相比，男女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⁴

另外，就地方经济而言，最先呈现经济低迷状态的是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后的神户。在大地震之前，神户的主要产业有川崎重工、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神户制铁等重工业、港湾业和人造皮鞋等轻工业。20世纪90年代后神户经济实行产业结构转型，与其他亚洲国家开展了竞争，之后发生了地震灾害。其后很多企业再也没有回到神户。神户的重建和修复工程很多是由总公司设在东京等地的大型建筑综合公司承包的。据估计，在阪神大地震后的五年中，90%投到灾区的重建工程被震区之外的非本地企业拿 到。如果1993年的日本GDP和阪神受灾地区的生产总值分别按100来计算，2003年日本的GDP是105，而受灾地区的生产总值为88。⁵

尽管如此，神户邻近大阪，有劳动就业市场，具有暂时转移经济活动的可能。另外，当时的兵库县还是为数不多的人口增长县，作为大阪的住宅卫星城，城区街道得到了重建，因此上述的实际状况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奥尻岛在1993年遭受海啸冲击时，虽然渔港依靠灾后重建公共资金得到修复，但渔业却一路衰败，无法控制，人口随之减少到原来的70%左右。2004年新鴻县中越地区发生地震，山古志村成为灾区之一，震后其人口老龄化率骤然上升。⁶

之所以会在灾害之后发生这种状况，其原因之一在于，有关灾后重建的法律制度是参照1961年《灾害对策基本法》制定的，与现状已经完全不适合。⁷

一系列有关灾后重建的法律制度是以《灾害对策基本法》为核心制定的，其基础是灾区公共设施的复兴、改建等公共事业，目的并非对受灾个人进行援助。但是，面向受灾者兴建的临时住宅和公共租赁住宅，最终还 是作为公共设施进行建造。

《公共土木设施灾害恢复事业费国库负担法》是一系列有关灾后重建的法律制度之一。根据其规定，比照地方政府的标准税收额，重建工程的预算越多，中央政府给予的补助就越多。如超过标准税收额2倍，中央政府将给予全额补助。换言之，越是搞大规模的公共重建工程，地方政府的负担率就越低，因为中央政府的补助金会增加。地方政府的标准税收少时尤其如此，例如中央政府给山古志村2004年度的重建工程补助率就达99 .8%。当时的建设省官员也承认，部分人口稀少地方的政府早在1970年就开始对公共重建工程有所期待，甚至有一种“等待天灾”的态度。

尽管如此，在可以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这种法律制度还是发挥了其作用，但是到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后，有人指出其功能缺失。很难说像神户机场等以灾后重建名目兴建的那些公共工程带来了经济效益，反倒变成了赤字运营的公共设施。

根据估算，阪神大地震后的重建预算，按受灾者人数来算人均约4000万日元。⁸临时住宅原则上是用满两年就拆掉的预制组装住宅，但是其建造和报废处理费用约500万日元。公共租赁住宅申请用地和建造的时间较长，而且是在远离中心地区的偏僻之地建造的，所以正值盛年努力工作的人很少有人申请入住。因此，重建的公共租赁住宅成了高龄孤寡老人之家和夫妇两口之家的集中居住地，常有老人孤独死去无人得知的情况和酗酒现象的发生。

虽然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来源于国家和地方的财政，但原则上没有对受灾个人提供住宅重建等的经济支持(后来因为制定了《受灾者生活重建援助法》,可按每户300万日元的上限给付经济支持)。有很多受灾个人有被损毁房屋的贷款尚未还清，但他们为了兴建新房，又新借了贷款，背负了双重债务。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所形成的框架失去了其功能，这一点在震后重建的过程中再一次被重复。

在阪神大地震发生的1995年，为促进市町村行政合并与合理化，政府制定了《合并特例法》。这一 “平成大合并”导致约1500个地方行政 机构消失，从1995年到2008年，地方公务员由328万人减少到290万 人。⁹另外，因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经济复苏对策，1998年日本的公共事业 相关费用(含追加和修改预算)达到最高点的14.9万亿日元，2008年下降到7.3万亿日元。公务员和建筑业是地方的主要就业途径， 一旦覆盖20世纪90年代的结构变动部分不复存在，再加上老龄化，经济疲态就会骤然加剧。

日本经济产业省地域经济研究会于2005年发布的《2030年经济规模预测》认为，截至2030年，釜石市人口会减少30.6%，其区域内生产总值将缩水25.7%；宫古市和气仙沼市人口分别将减少24.9%，其区域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减少15%左右。另外据估计，在同一时期，东京人口将增加0.8%，其区域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0.7%。¹⁰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所袭击的，是经济趋于弱化的人口稀疏地区。

有的地方政府曾经通过提供补助金和工厂用地来招徕制造业在本地落户。¹¹三重县龟山市花费了135亿日元于2002年引进夏普电视制造厂，当初预测会增加12000个工作岗位，与此相比，2010年的实际新增就业人数仅6900人，其中正式职员约2700人。当地的龟山高中希望工厂每年接受二三十人的学生就职，但是被录用的仅几个人，原指望工厂工人增加到10倍以上而兴建的集体住宅，则因供过于求而大量闲置。

只要日本在制造业方面与中国开展成本竞争，若没有较大的技术差距和品牌效应，给员工的薪金就必须与中国持平，否则很难取胜。夏普公司因2012年业绩不佳更换总经理，龟山市第一工厂把生产设备卖给了中资新公司。虽然龟山市依靠一时增加的税收兴起了公共投资热，但是现在公共投资又重新回到负责上缴地方交付税¹²的交付团体¹³手中。对此事经过进行报道的杂志报纸是这样形容的："即便现在是已经是飞机的时代，但他们仍然摒弃不了巨舰大炮的思想，看上去与执迷于建造战舰而惨败的旧日本海军类似。”

在此过程中，事实上日本政府在1998年的《21世纪的国土大规划》(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简称《五全综》)和2008年的《国土形成计划》中 已经放弃了以往基于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国土均衡发展”的观念。就地方 的作用而言，其重点是国土、环境和景观等的保全，如《国土形成计划》如 是强调：“大城市通过提供高层次的城市功能，并作为经济活动和国际交流的基 地来引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地方为大城市提供人才、食品、水和能源等。”

在此情况之下，只有引进核电站的地方政府是一个例外，它们如同在陆地沉没时浮现海面的孤岛，呈现了某种与众不同的“富裕”。核电站建设本身也与其他经济指标一样，截至1997年基本呈直线飙升之势，其后处于停滞状态。¹⁴青森县六个村的再处理厂和名为“文殊”的高速增殖反应堆虽 然花掉了巨额的建设费和维护费，但一直无法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原子能发电产业也停滞不前，找不到出路，但是其他地方的经济停滞问 题更加严重。这样，原子能发电产业的发展就相对浮现出来，成了日本式工业化社会最后的圣域。

在地方失去工作的人大批涌入东京。2008年6月，日本东北地区出生的一名年轻的合同工职员在东京的秋叶原制造了无差别杀人和伤人事件。 该嫌疑人于1982年出生在青森县，短期大学毕业后在仙台当保安，后来频繁更换工作，先后当过琦玉县上尾市汽车制造厂劳务派遣职员、茨城县常陆市住宅建材制造厂劳务派遣职员、青森县卡车司机和静冈县裾野市汽车制造厂劳务派遣职员等。

随着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的冲击 (Lehman  Shock)，解雇劳务派遣职员和将职员赶出公司宿舍的事件频频发生，成为社会关心的问题。 2008年底多个非政府组织和工会共同建立“过年派遣村”，在过年期间免费为失业人员提供食宿等帮助。1995年日本的生活最低保障人口数创历史最低纪录，但到2011年却超过了200万人，占整个人口的1.5%，其中大阪的生活保障人口占到5.63%。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说：许多需要生活保障的人领不到政府发放的配给物品与钱款。2007年，北九州市的政府职员强行要求一名需要提供生活保障的男子填写“本人已经就职”的虚假报告， 导致该男子的生活保障被停止，最终孤独死去。此事件曝光后引起社会关注 。

另外，到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增多，注册登记的外国人人数由1991年的122万增加到2007年的215万。¹⁵2005年，在制造业从业人员中有30%是外国人。随着日本企业向国外转移生产基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国人劳动者的人数翻番。不过，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不在日本工作，在日本国内工作的外国人劳动者的人数比例还相当低。

根据厚生劳动省提供的数据，2009年日本制造业雇用外国人最多，占国内雇用外国人总数的38.9%,其中未满50人的事务所雇用人数占41.8%,派遣公司和承包商雇用人数占28.9%。虽然在城市从事“麦当劳式工作”的外国人也很多，但是他们大多从事微小型制造业和派遣型制造业，就此而言，在日本的外国人从事的也可以说是“流汗的工作”。但是，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外国人劳动人口占整个劳动力人口比例低。可以说，在同一时期，人们更关心在同样劳动条件下工作的日本年轻人和女性。

对现状认识的变化

如前所述，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在于，该制度是经济高速增长期 按社会阶层建立起来的，有浓重的保守主义色彩，它仅仅设想了某种特定 的生活程式，而且存在严重的不公平问题。虽然日本的健康保险和年金比较充足，但用于就业保险、职业培训和抚养孩子等的资金不足，实际上有7成以上的社会保障费花销都面向高龄老人群体。这是一种“如果你不是病人和老年人，那么最好自己找工作，而女性最好退职养孩子”的观念。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社会保障也是一个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 混合体，既重视自主努力又看重家庭规范等。

这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混合体的特征，同时也是政治、教育和地方经济等所有方面所呈现的特征。虽然这种模式有问题，但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作用，而现在丧失了其功能。

保守主义体制的通病是容易造成产业结构僵化。政府对就业相关社会项目的支出少，而且大部分停留在对失业保险的支付上，而不是用于变换职业的二次培训，结果导致对求职心灰意冷的潜在失业人员和无法解雇的 过剩人员大量出现。不同的数据调查或有不同，但据调查，1998年4月潜 在失业人员达到410万人，1994年无法解雇的过剩人员达到400万人，大大超过同期认定为“失业人员”(正在求职的人)的250万人，结果使得社会不满情绪高涨，工作无效率问题突出。

关于年金，其中的互助年金和厚生年金¹⁶很丰厚，不过，仅靠每月6万多日元的国民年金(基础年金),一个人是无法维持日常生活的。关于社会保障，虽然政府提倡通过统一各项制度而将之并入基本保障体系，但因很 难调整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没有取得进展。

给家庭主妇提供优惠的税制和社会保障(如配偶减免税和第三号被保 险人制度)就是一个例子。据估算，在21世纪头10年中期，“男性工薪族妻子不是不工作就是打零工，领取补助金的总额为1.3万亿日元”。¹⁷有人提议，将此保守主义式的制度改为基本保障式制度，对所有养育孩子的家 庭进行补助或实施课税减免。

但是，因政权更迭上台的民主党实现了“儿童补助”和高中无偿教育， 但这却是在概念尚未被人理解的情况下实施的。日本社会整体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层面，认为社会保障应该把自我努力和救助弱者作为其基本精神。在此思潮发展的过程中，“儿童补助”制度也因其有收入限制的规定，而被看作弱者救助型社会保障。

当初提倡年金归口管理的民主党也因自民党的反对而推迟实施年金归 口管理，转而通过增加消费税的方式，维持因功能缺失而出现严重不公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财经界不愿增加企业年金费负担，因而提高消费税率 并将之变成国库负担部分的基础年金的财源不仅是财经界的夙愿，同时也是2003年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奥田硕在《奥田愿景》(《奔向充满生机与魅力的日本》)中所强调的内容。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就这样被搁置了，到了2004年，政府进行了年金制度改革，通过提高厚生年金的保险费比例，极力主张“百年安心”的理  念。但这次改革的前提是，年工资每年增加2.1%,缴付的保险费也随之提 高。虽然后来人们到手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但可能是为了在数据上不露出破绽，雷曼危机的第二年，政府提高了工资涨幅比例的估算值。有人认为，现状来看积累基金储蓄消耗加剧，未来10年内将枯竭。在此情况下，政府所做的仅仅是提高了消费税。¹⁸

2010年度的最初预算分配中，37%用作国债，34%用作社会保障费。 之后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零部件工厂受损严重，商品供应链脱节。据说，海啸所带来的损失总金额不少于15万亿日元，核电站仅反应堆废弃物处理  一项最少也要5万亿日元，除污作业和体检费用不少于7万亿日元。而且，预防核辐射伤害和受灾地区的经济复兴经费还没有着落。¹⁹若要进行公共事业投资型的复兴而修建大型道路，又有可能会因此加速人口外流。

如前所述，经济高速增长期制定的复兴法制，在2013年因东日本大地 震而受灾的三陆地区暴露出愈加明显的弊端。²⁰受灾地区的复兴计划中，不仅要进行护堤工程建设，兴建高于以往2~3倍的防潮堤，还要用填土提高 并加固被海啸淹没过的地面，并建成居民搬迁所用高地，这与三陆公路的建设是一同被设计的。在有的地区，平地的40%左右将用于防潮堤和护堤工程的建设，住宅用地和产业用地就只剩下四周是山地和防潮堤的洼地。

而且，这种灾区复兴工程往往由行政机构自上而下进行决定，再者对 工程完工时间又语焉不详。其间，人们无法离开临时住宅，有资产的家庭 和可工作的家庭进入附近城市。虽然临时住宅建设每户的投入是700万日元，但是又计划在几年内拆掉这些建筑。政府的公共支出投入临时住宅在 内的公共投资上，而个人资产的重建则属于个人责任，交给个人解决。

同时，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暴露出由垄断保护、官商勾结和补助金三 者共同支撑的日本核能产业现状，很多人从中看到了日本式工业化社会令 人讽刺的一面。²¹2012年，政府试图通过增加消费税谋求财政重组和确保社 会保障费开支，但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被搁置。或许是看准了增加消费税所能获得的财源，自民党向国会提交了《国土强韧化基本法案》,准备在未来10年内投入10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

通过2012年12月大选成立的自民党政权与日本银行联动，推行被俗称 为“安倍经济学”的金融宽松政策。“安倍经济学”将经济引向了通胀和低利息并存的状态，这在经济学上称“金融抑制”政策。它对储户不利而对 投资者有利，如井手论文所指，作为一项政策它不仅促使了国民收入向企业转移，还促使了国债持有者的收入向政府转移。2013年美国经济学家 Kenneth Saul Rogoff曾这样说道：“对安倍下决心推出此大胆政策的勇气，我愿呐喊助威。”“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这一宏大的改革实验。”关于这是否会演变成金融抑制的问题，他说道：“这样说可能会让人不舒服，但我们也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税金'。”²²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Thomas D. Cabot公共政策教授。《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的作者之一，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特约评论员。

倘若向国民征税合法化得以实现，最终就有可能会让全体国民受惠。 但是，在2013年，以海外投资者为主的金融投机抬高了股价，日元贬值带来出口企业收益增加(即便出口数量不变，但因按日元名目结算，出口额 增加),这是其最明显的效果。

日元升值虽然带来了出口企业收益的增加，但这也提高了国内物价， 因此日元升值也带来了国民收入向企业的转移。也即假如对金融放宽、通胀和日元贬值进行政策上的引导，有人认为，其效果等同于通过国民征税为企业提供资金补助。

说实在的，引导金融抑制和日元贬值自经济高速增长期以来就有，是 日本政府“传统的”开发主义产业政策。²³金融政策由预防通胀变为了预防通缩，这是昭和与平成的不同之处。但是，可以说其基本概念没变，都是通过将国民收入向出口企业转移来振兴经济产业。

过去，通过此方式是能够实现出口制造业的繁荣并增加国内就业的。 但是今天，通过日元贬值取得的收入增加却仅仅是暂时的，这一点恐怕企业自己也很清楚。而且，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把工厂迁移到其他亚洲国家是为了谋求廉价劳动力，但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应对国内市场缩小而亚洲市场扩大这一情况。在21世纪头10年中期的日元贬值期，也曾出现过夏普等因扩大国内设备投资失败的案例，因此经济界对国内设备投资持谨慎 态度。2013年雇员工资(不包括一时金^㉔)没有显著增加。

因临时增收而增加内部留存的企业更倾向于把资金用到本企业在亚洲 的设备投资,而不是给员工涨工资和进行国内投资。2013年4～6月,海外 设备投资额与上一年同比增加8.7%,国内设备投资额同比减少9.1%。从 行业类别看,“汽车、电机和机械等典型的外需型产业国内投资降幅明显, 此倾向并不是过去的日元持续贬值局面所造成”。²⁵

假如通过金融放宽政策会改善实体经济，为了设备投资，企业会接受银行低息融资。这是融资转向设备投资和就业的情况。与2013年1~ 3月相比,4～6月的国内银行贷款减少2%,面向制造业的设备投资贷款减少8%。因日元升值和高股价，出口大企业的收益率与内部留存增 加，向银行贷款的必要性减少。虽然面向非制造业的贷款增长，但是最显著的增长却出现在不动产投资，这还不包括消费税提高前的住宅突击建设。²⁶

同时，过去因贸易顺差而苦恼的日本从2011年开始，贸易逆差呈现常态化。有报纸強调指出其中有核电站停运后天然气作为取代能源増加进口等因素,同时主张为再次实现“贸易立国”的目标重启核电站。²⁷但是实际上，根据2013年9月的财务省贸易统计，对增加进口贡献大的产品是与前一年同月比增加63.5%的通信器材。这一情况说明，中国制造的智能手机 (虽然说是中国制造，其实是在中国组装的美国品牌产品)进口急剧增加。

换言之,日本与其说是“靠进口原料进行贸易加工的亚洲工业国”,倒 不如说已经变成一个“通过进口亚洲工业产品进行消费的发达国家”。日本是基于“重视出口产业与贸易立国”理念制定政策,该政策对上述现状缺乏认识，有人担心它的作用只是给部分产业提供政策优惠。部分经济学家指出，如果通过金融放宽政策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经济就会恢复好转， 但是即便国内需求增长，如果国内生产不增长并面向国外的话，贸易顺差 反倒会扩大。

总之，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混合体是以围绕制造业进行长期雇用作为 前提，而且是直接作为政治、教育和地方等各个方面的特征呈现出来的， 在社会保障中具有典型性。带有战后日本特征的这一形态虽然在一定时期 内存在问题但也发挥了作用，不过现在它已经出现了功能缺失。

同时，从2011年开始到2012年，发生在埃及、纽约和马德里等的广场集会引人注目。而且，在2012年夏天，日本民众举行非暴力抗议活动，要求改变核能政策，每周五都有上万人的抗议人群聚集在首相官邸门前。这是日本时隔半个世纪后举行的又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半个世纪前的1960年，民众通过反安保斗争逼迫安倍晋三首相的外祖父岸信介首相辞职。

2013年2月公布的总务省劳动力调查显示，2012年12月日本制造业就 业人数跌破1000万人大关，减少到半世纪前即1961年6月的水平。这两个“时隔半个世纪”意味着从1961年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式工业化时代， 即曾经是社会秩序稳定和社会运动沉寂的时代宣告结束。

要是用一句话来概括“平成史”，可以这样说吧。所谓的“平成”是指，当1975年前后确立的日本式工业化社会出现功能缺失时，政府拒绝承认现状和改变现有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为了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而耗费补助金和付出努力的时代。

这一时期所实施的政策，大部分贯穿在对日本式工业化社会的应急修补上。对问题的认知被贻误，政策被外部压力推动，旧时代概念导致截然相反的效果，为堵住旧制度的窟窿注入资金招致财政困难，只是剥离容易剥离的部分。

这样的处理办法相当于修理老旧的房子，一下雨就漏水，一漏水就应急修理。在此处理的过程中，“被政策遗漏的人们”增多，差距意识和愤怒情绪滋生，民粹主义 (Populism)   思想出现。这些未必是限定在政策范围内的现象，或许可以说，落后于时代的性别规范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晚婚晚育和少子化也是“留待以后解决”的一个事例吧。但是，“留待以后解决”的局限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

表面上，“年轻人啃汉堡包的景象”与20世纪70年代没有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看上去似乎“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在这种认识的底部，现实的社会结构变化与依然守旧的社会意识之间存在缝隙。如果把弥补这一缝隙当作“留待以后解决”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认识就使得 “遗漏的人们”增多。在发生地震和核电站事故之后的今天，许多人开始认识到日本式工业化社会的局限问题。正因如此，日本出现了重新审视"平成史”的需求。

小熊英二，日本社会学者，专攻历史社会学。出生于东京都昭岛市，曾就读东京都立立川高等学校、名古屋大学理学部物理学系，后来转到东京大学农学部并在 1987 年毕业，后进人岩波书店工作。之后又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就读，于 1998 年 3 月时提交论文〈「日本人」の境界：支配地域との関係において〉取得博士学位。1997 年起成为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专任讲师，2000 年升任助教授、2007 年再升任教授。著有《“民主” 与 “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 自画像的系谱》《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等 。

欧文东，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日语系主任，获广岛大学中日对照语言学专业博士学位，日语MTI学科组组长。出版专著2部，译著(合译)10余部，发表论文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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