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该书是动物史、社会文化史研究专著，主要研究日本第一座现代动物园——成立于1882年的东京上野动物园，在日本快速近代化、帝国崛起和陨落的历史背景下从明治维新时期到当代的历史，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功能和作用。本书认为，这是第一座有别于西方世界的各种影响而独立建设成立的动物园，不仅是日本东京的著名观光景点，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一方面从独特的角度体现了日本自明治时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剧变，另一方面反思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本文讲述的是进入1930年代日本军事化阶段，上野动物园的动物们如何被卷入太平洋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全球战争中；动物如何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的同时，反之又成为战争动员和美化战争的工具的。
在1937年到1945年间，自然和自然世界，作为一个概念同时也是一种具体资源，在日本战时文化的表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日本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将本国自然资源的有限作为视为海外侵略合法化的首要借口。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日本是一个被一群更为强大的侵略国家环伺的“弱小岛国”，这些国家一心要通过限制商贸往来和垄断获取亚洲大陆尤其东南亚的丰富资源的通道来打压日本。那些狂热的理论家和战略家称，如果没有途径获得亚洲大陆的石油、木材以及矿石，日本就永远不可能体验到自由和民族自治。西方殖民政权正在虚弱的亚洲诸国推进的殖民扩张行动也为日本的宣传家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为日本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1941年入侵东南亚的行为进行辩护。通过这些措辞，他们一再强调，日本的民族使命就是要将亚洲的自然资源和民众从腐朽的西方剥削那里解放出来，并以亚洲兄弟之情和未来繁荣的名义为他们提供“保护”。
与侵略主义的粉饰相随而来的是日本人对待自然的方式的调整。对国内和殖民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明显加速，当时日本正上紧发条准备推行总体战争。全面动员要求将所有的国家资源投入战备。短期的军事需求优先于其他的资源需求，无论后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还是物质层面的。正如威廉 · 筒井指出的，这种单向度的动员产生了持续的生态后果。在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到1945年投降这14 年的战争期间，帝国的自然资源，如同帝国的青年男女一样，在一种逐步升级的消耗狂热中被开发利用、被白白牺牲，这种消耗进而覆盖了帝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处在日本支配下的各种动物资源。
生于纽约，在得克萨斯州长大，哈佛大学文学学士、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文学硕士和博士。曾担任昆士兰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代理主任、历史系主任以及文理学院国际研究副院长等职务，现为渥太华大学校长。研究领域为日本经济和环境史、日本流行文化（尤其是哥斯拉电影）、日裔美国人身份认同以及高等教育问题。
日本战争行动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包括动员动物和动物产品。新的压力被转嫁到国内和国外殖民地的牲畜身上。耕作者和饲养者最开始是被催促，而后是被命令提高产量，并将国家需求置于他们自己的个人需求之前。即使在后方家园面临物资短缺压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东西，从用来制作步兵鞋子的牛马皮革，到用作飞行员夹克衬里的绵羊皮，都必须服从军事采购的需要。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彻底的现代战争因而也是一场机械化战争，训练驯养动物居然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军事技术，这简直让人惊讶不已。马匹尤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正如1943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的：“认为马匹在现代战争中无足轻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武器也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马的力量越来越不可或缺。”这位作者接着写道，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兵器”，马匹对于战争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就军事角度而言，繁殖更多数量的强壮马匹必须放在与制造坦克或飞机同等重要的地位考虑”。帝国军队按照优于每3个士兵1匹马的比例配置将马匹投入战场，这无疑是一种对人类和动物生物能量的令人震惊的动员。
不止马匹，其他物种也被纳入征召清单中。战争动员在征用动物上不遗余力，包括但不限于大象、骆驼、牦牛、骡子、驴、鸽子、狗和马。尤其是最后三种，鸽子、狗和马在战场上使用得最多。那些外来特征更明显的“军用动物”品种，如大象、骆驼和牦牛，通常来自军队新征服的生态系统，并成为本土驯养动物的补充。这些日本人通常在动物园或马戏团中才能看到的动物，与它们的“土人管理者”一道投入运输物资补给的活动，它们在本土环境中通常比外来的马匹和驴子更能胜任这般任务。
这种物质层面的动员也受益于一种有关动物性的新的宣传话语。政府官员试图削除各种有碍国家行动的制度和经济障碍，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从巩固农村地区的统一管理到发明合作社，那堵人们穷尽整个19世纪才精心树立起来的横亘在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之间的隔阂之墙，被当作胜利的妨碍物而受到攻击。在动物园，疏离不再是核心的政策关怀；新的主题一跃而为如何尽可能最大化地从日本控制之下的所有资源中——遑论人还是其他任何事物——抽取支持。就在领导者追求有效地将国内的工厂和遥远的战场联系起来的同时，大规模战争也主导着后方的所有生命。国内的家庭和个体最开始被描绘为这个国家保护的财富，保护他们一度成为日本发起海外暴力行动的理由。随着战争局势恶化，后方的家庭和个体也逐渐被要求视自身为“国家资源”——这是一个将血肉之躯缩略为冰冷机械的抽象概念，而他们的价值只能通过工作和卡路里来衡量。随着战争将大后方投入一种“紧急状态”，人类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军用动物”。那些宣称对自己的身体拥有隐私权和自决权的凡人，在这种标志着全然实现的总体战争文化的“例外状态”下成为牺牲品。
秋山正美，東京:データハウス，1995
上野动物园成为这种暗黑的生命政治背景下的一处色彩斑斓的绿洲。古贺和他战时的继任者、过渡时期执掌上野动物园到1941年8月的福田三郎（Fukuda Saburō，1894—1977），以及日本军部和农商务省的官员一起合作，努力把动物园重塑为一个军事化的操场。在这里，动物将公众的注意力从战争的残忍现实引开，引向拥有“骑士精神”的士兵和忠诚的动物朋友的神奇故事。即使是在前线的生命日渐无区别地大规模死亡的情形下，动物园也在刻意营造某种军事化的乡愁，鼓励人们将家里的种种工作努力和某种作战风格联系起来，而这种表现为个体能动性和军人勇武精神的作战风格，在现代战场上正处于被摧毁的进程中。一连串的公开庆典游行活动将这种战争观推向首都东京的街头巷尾，在那里，动物世界被粉饰得欢欣鼓舞，就好像是动物自愿选择了襄助日本的帝国大业。
当战争冲突从中国蔓延到东南亚再进一步扩展到太平洋地区后，上野动物园成为游乐屋里的哈哈镜，映照出日本在战争期间的乌托邦梦想。管理者们寻求将动物园的活动，与帝国战时疯狂的海外扩张和国内经济收缩协同起来，由此发起了一个双向运动。首先，动物园内部的再现世界开始掉头向内，试图为后方民众重新建构生命的意义。管理者鼓动游客从动物园的动物居民身上看到某种和自身相关联的东西，将这些圈养动物视作自家的亲戚朋友而非帝国种族主义意义上的他者。充满探险精神的男孩如同年轻的战马，勇敢但是需要纪律规训；优雅的长颈鹿如同青春期少女，有着大大的眼睛，端庄高贵；家庭主妇被要求像母狮一样心照不宣地互相支持，甚至像河马那样按“定量”来喂养幼崽，因为肉和蔬菜都处于短缺状态；来到动物园的每一个人都被引导着认识到这些圈养动物的忠诚和纪律性，特别是那些和军事行动相关度更高的动物。动物园三头广受欢迎的体型庞大的亚洲象——Tonky、Wanri 和 John——被标榜为天然典范。它们在大象秀活动期间会挥舞太阳旗，也会一本正经地跪倒在动物慰灵碑前面。这座大型纪念碑竖立于1931年，是对在动物园或战场上死亡的动物灵魂的安抚之所。它是帝国这类纪念建筑的首创之作，到1945年，类似的纪念碑几乎遍布帝国所有的大型动物园。
与此同时，动物园的管理者们也试图将首都街头与战争前沿连接起来，他们利用“军用动物”和吉祥物来让参观者感受到海外士兵的艰辛。战争本身就导致了人们敏锐地注意到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动物角色——无论是作为食物，还是作为劳动力和伙伴。而这又相应推动了人们以一种深刻的人性化方式来重构海外士兵的体验。公开的战争文化既没有体现《国体之本义》一书表达的有关自然的超然视角，也没有体现茱莉亚 · 阿德尼 · 托马斯所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然”——这通常只反映在一些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的作品中，而是以一种更卑微的方式来使用动物，通过讲述细节生动的个体受难故事或英雄故事，努力引导人们同情陷在战争中的人。从这种考虑来看，一旦这些具象化的象征能让人体验痛苦并感知喜悦，那么事实上早已参与战争的军用动物就变得相当有价值。这些“军功动物”，被当作还在战场上拼杀的人类士兵的替身而船运回国。围绕它们举办的纪念活动被用来创造一种普遍的情感绑定关系，将曾和它们一道生活的海外士兵，与虽然居于后方家园但是心系他们的人紧紧绑在一起。
动员动物世界
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上野动物园的首要任务变成普及战争以及传达对国家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一直以来，这个机构把动物展览当作推动国家意识形态融入大都市日常生活的手段，这种种努力既加速了战争危机的到来，也和危机共同进退。在这个一度把多样性当作展览特色，努力向各色人等强化灌输一系列主题的地方，随着战争的深入推进，这些被灌输的主题变得日渐枯燥单一和同质化。
关于战时文化机构管理的一份政策声明，由井下清执掌的东京公园管理部拟定，并在1943年5月举办的第四届日本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年会上审议通过。这份声明以法条的形式明确了上野动物园和帝国境内其他机构的使命。该政策纲要很有可能由古贺忠道和井下清共同拟就，要求动物园、水族馆和公园的管理者们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机构完全投入战争；它提出，这些机构应该致力于达成三个内在有机地关联的目标：首先，这些机构应该努力工作以加深在知识层面上对外界——敌国、同盟国和殖民地——的了解。其次，这些机构必须向受众提供教育性质的展览，以服务战时生产力提升的需要。这类展览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推广现代动物养殖技术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战争期间，这类活动在城市的后院、空旷场所和农村地区频繁举办）。再次，动物园以及意在让城市孩子们感受自然世界的欢悦的儿童科学园，尤其要做好向国家下一代灌输“科学态度”的工作。儿童科学园是一种具有宣教意味的户外游乐场所，在1943年的东京有五个这样的场所。最后一个目标和一个为官方的、科学的、大众的媒体所广泛传达的信仰形成了共鸣，即国家的科学威力会成为战争最终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秋山正美『動物園の昭和史 おじさん、なぜライオンを殺したの 戦火に葬られた動物たち』データハウス，1995，P246
上野动物园也对动物进行杀戮，该事件引发日本及其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和满洲地区对圈养动物的杀戮。1939~40年，日本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成立，由19家机构（其中16家是动物园，包括汉城和台北的动物园）组成，旨在开展合作。根据政治学家伊藤真由美 (Mayumi Ito) 的说法，几乎所有属于该协会的动物园都杀害动物，1941年加入协会的满洲新京动物园和植物园也是如此。
古贺强调，在这在这些推动“动员奇观”的努力中，上野动物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动物园能打开通向日本外部世界的窗口，而这是首都其他任何机构都望尘莫及的。这份报告也描述了上野动物园这种机构的活动：“上野动物园将来自不同国家的丰富多元的动物收藏汇集在一起，为交流沟通有关国外领土状况的复杂信息提供了媒介。同时还辅以世界地图以及不同物种的分布信息的标示。这里特别注重清楚地识别来自‘大东亚共荣圈’的动物。这些动物的栖息地和分布都被标注在地图上，反映出深化日本海外领地知识的努力。”
上野动物园的角色就像一个殖民地知识的掮客。这些知识通过形形色色的庆典和展览活动得到传播推广。这些展览包括南方生态展和一个有关南亚和东南亚的南方动物分布展，两场展览在1943年春天业已举办完毕。接下来的北方动物展在是年秋天开展。所有这些活动都在上野动物园的备忘录中留下记录。日本军队和帝国势力所及在物理空间层面的扩张因而很快就会被有意识地反映在动物园的展览文化中。这种展览文化有两方面的追求：一是赋予战争以意义；二是展示如今在日本统治之下的“动物资源”的效用。
说到毛皮动员，从昭和初期开始，许多学校和家庭都开始饲养兔子。兔子生长迅速，易于饲养，而且它们的皮毛作为士兵的冬装和肉类食物非常珍贵，因此饲养兔子受到了鼓励。官方杂志《写真周报》上刊登过许多这方面的专题报道。第134号刊载有《兔皮总动员》的文章，第188号上刊载有《兔子是重要的军需品》的文章。
北方动物展主要展出从库页岛和日本控制下的阿留申群岛收集到的动物品种。就在日军在阿图岛上的据点受到盟军攻击时，来自这一地区的狐狸和兔子已经在运往上野动物园的路上了。盟军对阿图岛的攻击标志着更为血腥的战争新阶段的来临。阿图岛原本只是一个位置偏远且不具战略价值的前沿哨所，日本军官们在那里一度靠观测岛上栖息的鸟类群落来打发无聊时光。但是这里却发生了第一桩最广为人知的“玉碎”事件。玉碎，是对以天皇或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强迫或半强迫集体自杀行为的古雅表达。就在这个规模不大又奇冷无比的岛上，人数将近2500人的日军小分队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与人数五倍于己且供给充足的盟军展开了一场没有获胜可能的激战，他们宁死也不投降，几近全军覆没。这些殉国的士兵日渐被日本包装成为某种精神的典范代表，就如同摩尼教徒那样，与压倒一切的黑暗、野蛮和邪恶势力进行着殊死搏斗。
截至1943年，上野动物园已经拥有一长串这类军事献祭文化的服务记录。从1937年开始，动物园就主办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庆典活动，以宣扬日本“高贵的”军用动物的英雄主义。这些为战争默默奉献的“沉默战士”被鼓吹为所有日本人的楷模。这些庆典旨在“提升人们的尚武精神并且培养人们对军用动物的兴趣”。展览最后，参观者免费领取到一系列用来诠释这些动物在战争中的地位的军用动物导览图。正如这些导览图所表明的，一旦参观者踏进动物园，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军事化的梦幻之地，一个让战争以一种类似睡前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温良无害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的地方。作为全面动员的更大努力在微观政治层面的表达，这些导览图鼓励父母把动物园的军国主义信息带到孩子们的床头。“对于父亲和母亲们，我们有一个请求，”在每一张导览图左下角的小方框有这样的字眼，“请不要随意丢弃这张图。将它带回家去，在你和你的孩子们讨论动物园或军用动物的时候用上它。”原本平静宁和的睡前故事也被纳入总体战争的服务中。
1942
这张特殊版本的导览图属于“军用动物”系列之一，它告诉读者，并非只有“众所周知的军马”在日本得到繁殖并与士兵一道在前线战斗。那种耳朵长长的 被称为“兔马”的驴也一样，它们在战场上也很有用。
图源：蒙东京动物园协会
在上野动物园的围墙之内，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被鼓励参与到这种象征性事业中去，去宣扬这个国家向新的地理环境的扩张、对异国文化的征服，以及自然世界向日本帝国大业的俯首称臣等。在纪念游行中，骑在盛装战马上的军人引导着游行队伍，身着统一制服的孩子们向忠诚的动物士兵欢呼致意，官方雇用的科学家们解释着“大东亚共荣圈”的自然奇观。1943年的备忘录显示，当时有一个全力以赴地让自然和动物都回应国家战时需要的庞大网络，动物园只是该网络的组成部分而已。大众媒体充分动用动物来服务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动物通过电台节目向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发表演说”，从新闻报纸的标题到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动物电影，它们表现得就像对孩子们花言巧语的代理人。在面向公众的盛大表演中，它们更是煽起了好战的火苗。这些表演包括旨在清除新近规范的“日本犬” 名录外的不良品种的良犬展，以及国家爱马日的盛大游行和竞赛活动。人们的注意力被从现代机械化战争带来的剥夺感和大规模死亡引开，转向马背上俨然具有骑士风范的士兵，转向热带的狩猎冒险，转向超然于时间之外的一种国家化的自然节律。这种种战争描述通过珍稀的自然资源、新发现的让人欣喜若狂的动植物，以及如繁樱般盛极一时的军事化自然审美，唤起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强烈意识。
・原文刊于《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第二部分第三章。
・感谢光启书局授权转载。
・图片部分出自本书，部分源于网络。
张涛，文化人类学博士，从事亚洲史研究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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