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谓无名两年有余，时常从各位师友处汲取营养，不料有朝一日竟能忝列其中，实属惶恐。2024年经历人事变动、举家迁徙等事，阅读时间零碎，遑论针对东亚的系统性涉猎。羞愧之余，拟在有限阅读（以韩国史、海洋史为主）中择若干引发个人思考的作品聊陈拙见，以期抛砖引玉。
受费正清等人所提出的朝贡体制论之影响，在讨论前现代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时，朝鲜往往被视为藩属国的典范，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也相应地被理解为宗藩关系的理想模式。王思翔（Sixiang Wang）教授则在《王风无垠》中对这一普遍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朝鲜与明朝所呈现出的关系之稳定并不应该被视作宗藩关系下的必然结果，而应当看到朝鲜的某种外交策略所起到的影响，即通过移植传统东亚大国的相关知识来将明朝塑造成一个“道德大国（moral empire）”。易言之，明朝之所以呈现出“道德大国”的传统形象，并非源于大国本身的性质（正如朝贡体制论所主张的那样），而是朝鲜通过一贯而反复的外交实践形塑所致。于是在《王风无垠》的语境里，“事大明朝”不再意味着主权或等级秩序的不平等。朝鲜积极主动地通过事大来“劝服”明朝相信自己拥有普遍统治的优越地位，以此来防止明朝可能的军事侵略和对朝鲜内务的干涉。具体的方法，便是充分利用能够体现大国地位的外交辞令和礼仪规范。本书挖掘与外交礼仪、文学修辞等相关的新旧史料，对朝鲜初期的中朝关系做出了宗藩关系之外的解释。这些材料在既有认知里往往被当作儒家化或中朝两国“同文同轨”的判断标准；而本书将它们理解为朝鲜维持长稳外交和施展文化战略的重要部分。
这种视角让人不禁想起韩国学者具都暎教授所著《16世纪中朝贸易研究》中所主张的观点。概言之，以往学界已经发现朝贡体制中的贸易因素并发展出朝贡贸易论，但这并不适用于朝鲜初期的中朝关系，因为就朝鲜而言，朝贡贸易只是外交的附带结果而非驱动力，朝鲜外交的首要目的仍在于“维稳”。为此，朝鲜欣然接受明朝给予的“礼仪之国”称号并反复提及，无形中扩大了“外交力量”在处理两国摩擦时所能发挥的影响力。
具、王二人的阐释有异曲同工之妙，均否定了“事大是追求慕华时不可避免的代价”这一逻辑，尝试跳出朝贡体制叙述的框架并勾勒出中朝关系中朝鲜的能动性和来自小国的生存逻辑。鉴于此，笔者建议将这两本书放到一起阅读。
顺带一提的是，《王风无垠》前不久刚获得2025年度美国亚洲学会（AAS）的“詹姆斯·帕莱奖（James B. Palais Prize）”。
论及中朝关系和文化交流时，我们往往关注中国文化向朝鲜半岛的“东传”，容易忽略之后的“在地化”过程。而恰恰是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异”体现出了东亚地区某种自在的文化再生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朱玫教授著《编户齐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例。“编户齐民”肇端于战国时期诸国授田制度的实施，至汉代作为系统完整的制度发展成型。户籍与赋役结合，确保了国家税收与兵役的稳定。如此制度也深刻影响了朝鲜这一具有中央集权形态的国度。然而户籍制度在朝鲜的落地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经历了与朝鲜社会实际相磨合的“在地化”过程。《编户齐民》的出发点，便在于揭示户籍制度如何在朝鲜社会落地并发展。该书紧密围绕朝鲜户籍文书展开，梳理了文书形式、内容和性质，同时考察了朝鲜户籍文书系统、地方行政区划和户籍制度的演进过程，并通过个案研究来展示“编户齐民”如何与朝鲜的当地社会国家运转发生互动联系。
朝鲜的户籍文书包括“户口单子”、“准户口”、“户籍大账”等。文书上载有姓名、年龄、籍贯、职役等信息。其中职役大体分为仕官类、良役类、劳杂类和奴婢类等类型，是理解朝鲜时期身分制度的关键，而身分制度与国家的赋税体系又紧密相连。朝鲜的户籍坚持三年一编的原因，正在于国家需要以此为基础来调整社会分工，这与十八世纪以降的中国相比有着显著不同，生动体现出“编户齐民”在朝鲜“在地化”后的样貌。
当然，若想跟随《编户齐民》一起深入窥探朝鲜户籍文书中所反映出的社会结构变迁，还需要提前了解朝鲜的身分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国家性掠夺、社会性腐败、家长式支配等都在描述朝鲜时期传统之时成为标签。但是，隐藏在“良贱制”和“家父长制”下的，是将人作为资源的国家财政体系运作，以及个人或集团对阶层跃升的觊觎。当法定的“良贱制”发展成更普遍的“班常制”时，当“白骨征布”等乱象丛生时，户籍文书就不再是单纯的“人口普查报告”，而是能反映出国与民之间动态博弈的珍贵资料。这些内容在韩国学者孙炳圭教授——也是朱玫教授的博士导师——所著《户籍（1606-1923）》一书中有较为清晰的整理，故笔者建议或可将此书作为《编户齐民》的“前餐”来享用。
既然提到户籍大帐，那就不得不感谢在户籍大帐资料的挖掘、整理以及数字化方面颇有功于士林的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而在该机构荣休教授名单中有一道特殊的身影，他就是来自日本的宫嶋博史教授。宫嶋博史教授深耕朝鲜史数十载，对朝鲜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想要真正理解朝鲜社会结构，就需要先了解在实质上主导朝鲜政治发展的统治主体——两班阶层。《两班》一书便是他思考相关问题后的结晶。既往学界习惯从政治或儒学层面分析两班阶层的特征；本书则另辟蹊径，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出发剖析两班阶层的形成与变化。该书从两班概念入手，将其分为在京两班和在地两班，并揭示了后者的成立过程、经济基础、日常生活、统治结构的确立与变化以及“两班全民化”的趋向。其核心观点在于，在地两班阶层形成于他们主导耕地开发之时，当开发趋于极限之际，他们的存在形态也相应发生变化。本书将两班阶层“扩大再生产”的停滞现象解读为其经济实力的下降，并用“小农社会论”来进行解释：当土地开发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农业开始向集约型方向发展，这将给社会结构带去深刻变化。就两班阶层而言，随着集约型水稻作业的普及，小农开始成为生产主体，两班阶层不再从事农业管理，转而依靠地租来获取收入，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寄生”群体。书中还指出，这一理论不只适用于朝鲜半岛，放之东亚皆可成立。
事实上，“小农社会论”正是宫嶋博史教授用来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如果说这种对抗在《两班》一书中尚属小试牛刀，那么在《从韩国到东亚》一书中则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户籍文书以外，《从韩国到东亚》还比较了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土地账本、家族形态、人口结构等内容。另外书中还指出，由于生产主体发生变化，对两班而言土地和社会身份产生分离，这促使他们另寻他法来巩固统治，结果朱子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得以被强化。科举制度的发展、两班承担赋役的形态以及朝鲜时期的身分制等问题都与之息息相关。对于东亚地区有别于“欧洲式近代”的历史景观，书中用“儒家式近代”取而代之。
《两班》与《从韩国到东亚》首先立足于朝鲜半岛，进而加入中日两国进行比较，暗示了作为区域的东亚内部也存在“求同存异”的发展模式。这种回归东亚本身并揭示区域内部差异的研究方式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笔者在澎湃先后发表过《两班》和《从韩国到东亚》的简短书评，读者不妨移步一哂）。
随着全球史话题的不断热议，海洋作为人类克服遥远距离、实现跨地交流的重要途径，以及作为可以容纳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研究范式的绝佳舞台，近来尤为受到追捧，东亚海域相关研究亦如是。或许受到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影响，“地中海”成为一种较受欢迎的研究模型。前有德国学者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教授、韩国学者尹明喆教授提出的“东亚地中海”，后有法国学者吉普鲁（François Gipouloux）教授提出的“亚洲地中海”。不过无论哪种“地中海”，本身只是客观存在的某个空间而已，赋予其意义的是活跃于其中的主体：人群。就这一点而言，陈烨轩老师所著《东来西往》颇富启示。是书从8-13世纪长时段视角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史，同时摒弃朝代史的叙述方式，从移动方位（东、西方）角度勾勒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的往来盛况。除了传统的贸易商品研究以外，书中对“海上生存”这一海上社会得以成立的底层逻辑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考察，包括航线、交通工具、沿岸社会生态以及彼国商人在本国沿岸社会的渗透程度，这些都是人群活动的生动写照。
麦克马洪教授所著《棺材船》是另一部关注海上人群本身的作品。人类离开熟悉的陆地并浮沉汪洋时，个人心理和集体秩序都会产生微妙变化。正如本书所指出的，海上航行不是一条漂泊的线程，反而是移民生命肌理的一个重要接缝。来自未知世界和死亡的恐惧会将漂浮海上的人群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集体经验往往能突破在陆地上时来自亲友、家庭的传统束缚，令他们形成新的共同体意识。而航线的长短又在如此共同体意识之上形塑出不同的“海上社会关系”。当把视线从爱尔兰海移回到东亚海域时，会发现如是观点依然有效。十九世纪朝鲜士人崔斗灿留下的漂流记录《乘槎录》中便有描述，当面临食物短缺、淡水耗尽的情况时，基于性理学意识的“班常制”不再奏效——两班的道德威望在生死命题面前荡然无存。历经海上生死后的人群有了共同的经历，这有助于将他们凝聚到一起——流散各地的爱尔兰移民如是，遭风漂流有幸生还的济州岛人亦如是。
海上人群自发的活动方式影响着海上秩序的生成。《东来西往》中提到，阿拉伯商人通过贸易移民社区之间的联络来维系货运和销售，宋商也通过贸易据点间商人的合作以及和当地统治集团的良性互动来维持海上贸易。这种不依赖坚船利炮而依靠自治的商人团体互动的方式，构建起了8-13世纪相对和平稳定的海上秩序。但是陆地和海洋不是二分法。若本土（陆地）的政治力量消极应对海洋，沿岸社会无法为海上人群提供必要支持，那么既有秩序很有可能被其他形式——比如作为后来者的葡萄牙舰队的武力——的秩序所替代。进而言之，陆地国家与海洋社会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林炫羽老师在《织线为网》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以往学界讨论东亚世界整体性时，或强调其共享的文明形式（如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理论”），或强调其不同于欧洲的国际秩序（如费正清的朝贡体制论），或强调其对内联系紧密且对外开放的经济贸易圈（如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圈”论）。《织线为网》则对此作进一步阐发，认为以上三种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是某种“关系网络”协同共振的结果而非本质特征。从海域视角来看，这种“关系网络”从三个层面链接成网：国家关系层面，国内与国外交汇层面，以及国家-地域关系层面，即陆地国家与海洋社会层面。海洋一方面间接影响国内关系变化，一方面是国内国外交汇空间之一，同时作为整体的海洋社会与陆地发生互动。这种整体样貌又通过人群的活动而得以呈现。
虽然这三本作品的具体研究对象不尽相同，但放到一处时，巧妙地构建起了从海上人群到海上秩序再到陆海关系的有机递进的问题意识，读来颇受启发，故一并荐之。
作者简介
戴琳剑，韩国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科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讲师、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院研究委员。研究旨趣为韩国近世史（朝鲜时期）、海洋史。有独著《朝鲜时代漂流中国人政策变化发展研究》（首尔：景仁文化社，2024年），合译《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从韩国到东亚》、《韩国对外关系与外交史（高丽篇）》（香港：三联书店，2024年）以及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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