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炳月丨戈壁要塞

2008年8月中旬，我终于走进甘肃、新疆交界处的黑戈壁，看到了那两座荒废的要塞。一座是黑喇嘛丹宾坚赞（?－1923）的碉堡山，一座是新疆督军杨增新（1864－1928）部队的哨卡。对于黑戈壁和两座要塞，我神往已久。

知道黑戈壁与碉堡山是通过阅读杨镰的《黑戈壁》（知识出版社2005年）。那本书中有对黑喇嘛丹宾坚赞传奇故事的精彩叙述。同样是从杨镰那里我知道了杨增新要塞。2007年9月我参加绿洲文明考察队随杨镰去北疆的疏勒故城、将军戈壁和北塔山调研，从北疆回到乌鲁木齐之后，考察队员们直接返回北京，杨镰又独自去了黑戈壁。当时，酒泉电视台正在根据《黑戈壁》中的史料拍摄历史纪录片《黑戈壁·黑喇嘛》，他要和摄制组一起去碉堡山。十天之后他回到北京，神采飞扬，说是碉堡山之行有重大发现。碉堡山属于甘肃省肃北蒙古自治县的马鬃山镇，镇长娜仁娜告诉他们碉堡山西面明水的山里另有一处废弃的城堡。他们急忙前往，经过实地考察，从地理位置、建筑布局和断壁残垣上隐约可辨的“知廉耻，讲礼义”六个字，判定那里曾经是杨增新部队的要塞。民国初年杨增新写给部队的一则训词就是那六个字。在杨镰展示的照片上，要塞像是精心制作的电影大片外景地，令人神往。

所以，这次趁摄制组再次外出，绿洲文明考察队也联合行动，踏上了前往黑戈壁的旅途。

酒泉是中国的航天基地，却没有一家民用机场。比邻的嘉峪关市有过，但已经关闭。现在从北京去酒泉须乘火车，三十六小时的颠簸令人心生畏惧。距酒泉最近的有机场的城市是敦煌，我8月11日乘飞机到那里，12日乘长途巴士去酒泉与旅伴汇合，13日从酒泉出发前往黑戈壁。旅行尚在“序幕”阶段，就领教了大西北的狂风。12日下午从敦煌去酒泉，乘坐的巴士在空旷的312国道上不紧不慢地由西向东行驶。担心无法在预定时间到达酒泉，要求司机开快一些，司机说风太大了，车跑不起来。果然，途中有人下车、车门打开的时候，风便像等候在外面的饿狼，嘶叫着窜进车厢。巴士密封得好，车门关着的时候风声并不大。风是大西北的资源之一种，安西城北的公路两边有大片的风力发电场。一架架白色的巨型螺旋桨在转动，衬着无边的旷野和湛蓝的天空，十分壮观。那是一道美丽的风景，风景之中有人与自然的和谐。风力发电为社会提供能源，却不像火力发电那样会污染自然环境。13日仍然是大风。午后车过玉门市、停在一座加油站加油，人下了车就变成风的符号∶乱发飞扬，衣服旗帜一样舞动、啪啪作响，迎风一侧身体的轮廓被风挤压得线条分明。在那样的风中，帽子很难戴住，如果两脚不用力，好像站都站不稳。1936年，中国现代大牌记者范长江（1909－1970）的旅行记《中国的西北角》（连载于《大公报》）曾写及那里的风。旅行记第四篇《祈连山北的旅行》曰∶“安西以‘风’著名，俗谚谓‘一年一场风’，粗率的想，以为风不多，而实则为终年不断的大风区域，风经常为东西向，故安西县城南有一座新城，东西两面的城垣，被风吹开许多裂口，如排齿之倒立。”七十多年的时光已经流逝，祁连山北的风依然那样大。其实那里的风与时间无关。南有祁连山北有马鬃山，那是大西北的一条风道。风已经无休无止地吹了千万年，并将一直吹下去。

从玉门市向北，就是黑戈壁的无人区了。戈壁滩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黑色砾石，黑戈壁的名称由此而来。我想，也许数万年前戈壁滩上曾经燃烧过一场无边的大火，砾石被烧成了黑色。前方，地平线上马鬃山的连绵峰峦遥遥可见。《祈连山北的旅行》亦有对马鬃山的记述，曰∶“马鬃山界于新疆、甘肃、外蒙古之间，以西北而东南的方向，袤延数百里，山不高而歧分杂出，形如马鬃，故称为‘马鬃山’。”午后六点左右，几座山包出现在砂石路的左前方，那就是碉堡山。远看并无特别之处，但上山之后，便被山顶上四通八达的战壕、废弃的营房和岗楼震撼。那个时间肃北的太阳还很高，阳光强劲地照着，戈壁风强劲地吹着，碉堡山像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傲然俯视着荒凉的黑戈壁……八十五年前，1923年1月的某一天，黑喇嘛丹宾坚赞在这里被蒙古国战斗英雄卡努科夫率领的特工队刺杀，要塞被捣毁。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搏击。风雪扑面，人喊马嘶，刀光剑影，鲜血飞溅……黑喇嘛的头颅被特工队割下带走，1925年成为圣彼德堡珍品陈列馆的一件编号为3394的珍藏品，浸泡在装满福尔马林的玻璃缸中，保存至今。我们知道，丹宾坚赞的血曾经流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现在，八十五年过去，碉堡山废弃了，一切都在风中改变。等候在碉堡山前的娜仁娜和她的先生给我们当导游，讲述那些他们早已熟悉的故事。

黑喇嘛是出生在内、外蒙古之间阿济山一带的蒙古人，但其出生地和年龄无法知道得具体。1912年与他见过面的人说他当时的年龄大概四十岁，算起来他是出生在1872年前后。黑喇嘛的传说不少，但有据可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1912之后的。俄罗斯学者萨涅·罗玛金娜搜集相关资料撰写了《假喇嘛的头颅》（1993年出版，“假”为“坚赞”的讹音），可惜该书尚未被译为中文。杨镰撰写《黑戈壁》是以实地考察为基础，引证《假喇嘛的头颅》和多种探险记中的资料，又查阅了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中涉及黑喇嘛的部分，因此对1912至1923年间黑喇嘛在中、蒙、苏三国交界处的活动进行了更为完整的呈现。黑喇嘛的征战、流放、逃亡、横行黑戈壁是一部精彩的传奇，但在我看来，其边缘性的身份与命运中实际上包含着二十世纪初期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中、苏、蒙三国的诸种复杂性。他展转在三个国家之间，却无法真正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身份游移不定。1912年8月他领兵攻打科布多（现属蒙古国）时与杨增新的新疆守军对阵，那是为刚刚宣布独立的蒙古国效力。1914年2月他因居功自傲、试图建立独立王国被苏联方面密谋逮捕，并被流放到苏联的阿斯特拉罕，那时他是苏联的眼中钉。三年之后他趁俄罗斯国内发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成功出逃，但不容于与苏联关系密切、红色政权控制下的蒙古国，所以被迫在1918前后年来到中国，栖身黑戈壁上的马鬃山。从杨增新1922年6月15日给西蒙古杜尔伯特郡王的信（《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照复乌梁海贝子旗谢绝外蒙征求文》）来看，黑喇嘛在1921年加入了中国国籍——所谓“查丹毕加参于上年归顺甘肃，在甘肃边界安插”（丹毕加参即丹宾坚赞）。尽管如此，蒙古红色政权依然视其为国家安全的威胁，1922年10月10日签发死刑判决书，随后派遣特工队越境将其刺杀。与1912年相比，1922年黑喇嘛的身份与位置发生了颠倒。一个追求自我价值的蒙古喇嘛，就这样在三个国家的夹缝中毁灭。在那个时代，在三个存在着疆土之争的国家之间，他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黑喇嘛的生涯涉及国土、民族问题，也涉及政治意识形态。蒙古政府的判决书表明，黑喇嘛企图把“人民”变为“奴隶”的野心与红色政权的意识形态不相容。黑喇嘛以区区数百人和一座要塞能够在当时的内陆亚洲舞台上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是取决于他在交通不便的时代控制了丝绸北路这条生命通道。丹麦探险家亨宁·哈士纶，1927年曾参加西北考察团经内蒙、甘肃等地前往新疆考察，著有《蒙古的人和神》（中译本译者徐孝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他在该书第十六章“穿过黑戈壁”中写道∶“进入沙漠的深处有一座要塞，直到几年前还由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丹宾坚赞所控制。就是他修了两口井来引诱过往的旅行队通过他把持的这个‘无人之地’。富商们心甘情愿地付给他强要的勒索款，因为自从苏俄关闭通往喀尔喀蒙古的这条北部商路后，南部商路又由于汉人匪帮大批出没也不能通过，所以丹宾坚赞的路线就成了东西方之间惟一可用的要道了。”

黑喇嘛死了，头颅也蒙古人被带走，但他的传说依然在黑戈壁上流传。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斯文·赫定《丝绸之路》都写到他，范长江到西北探险旅行时黑喇嘛已经覆灭十多年，其《祈连山北的旅行》依然写及马鬃山中的蒙古人，曰∶“山中现住有不到一百家的蒙古人，大半为外蒙古独立以后，不容于新政权之蒙民，过去时与外蒙武装冲突，经外蒙派人入山大屠杀一次后，本有五六百家之蒙民，现在凋零到只有几十家了。他们皆以游牧为生，由一张姓汉人以团总名义管辖他们。三道沟南面过祈连山脉，即为青海和硕特蒙古，近因负担太重，常有蒙古人从青海逃入马鬃山。马鬃山的蒙古人，现在对北面怕外蒙，西面怕新疆的哈萨，所以不敢住在马鬃山的西北两面，情形非常衰弱，然而此间汉人对之尚呼为‘鞑子’，贸易对之亦欠公平，民族关系如此，可为深虑。”这里提到的大屠杀显然是蒙古国武装对马鬃山的袭击，范长江注意到了蒙古国内部新政权与旧势力的矛盾以及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

离开碉堡山，我们来到山北一公里外的马鬃山镇。这里地势比碉堡山低许多。小镇现在的名字是“马鬃山”，但原来的名字是“公婆泉”。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写道∶“11点时，我们在公婆泉处停了下来，泉水涌出的洼地里，长着水草，还有小甲壳虫到处爬着；泉的下方，大块大块的浮冰向四周漂去，像一个微型的冰湖。”（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在我手边这本地图出版社1972年版《世界地图册》上，那个位置标的还是“公婆泉”。杨镰在《黑戈壁》中指出1922年的文献中“公婆泉”的另一种写法是“衮坡泉”，认为“公婆”和“衮坡”“都是当地原来的地名的音译，不是水从山坡上跌落下来的意思，也不是公公婆婆的并称。其本音，应该是‘贡布’或‘衮帕’。”不过，从哈士纶提到的两口井来看，在汉语的意思上理解“公婆”二字也合逻辑，即公泉与婆泉（夫妻泉），类似于现在北京的餐厅“渔公渔婆”的命名。当年的马鬃山镇应当是黑喇嘛统领的蒙古人的生活区。碉堡山周围不可能容纳数百户人家生活。那里地势高、显眼，也容易遭受攻击。现在的马鬃山镇是蒙汉杂居。边陲小镇，环境杂乱、荒凉，但有校舍、美发厅、商店，街心公园有健身设施，不远处还有一家酒吧。旅馆里的一次性拖鞋也是城市酒店用的那一种。

第二天（8月14日）早晨有嘹亮的军号声传来，那是边防部队的官兵在出操。早餐之后，我们离开马鬃山镇和碉堡山西行。戈壁上的草渐渐多起来，途中远远地还看到一座牧包。一位牧羊人骑着枣红马奔向远方的羊群，牧羊犬跟在旁边跑得和马一样快，看上去浪漫并且豪迈。当然，对于牧羊人来说那只是一种单调、寂寞、平淡的生活。路上摄制组要拍一些镜头，走走停停，中午时分才到达百公里外的明水故城。故城是斯文·赫定1933年进行西北考察时发现的。《丝绸之路》写道∶“下午天色尚早时，我们停在了明水历经两千年沧桑的古堡和烽火台的遗址旁，这里至今仍留有汉代皇室和西北抵御匈奴帝国的最远的警戒线。”考察队队员贝格曼进行实地测量，留下了最早的《明水遗址实测图》。现在，六处残破的烽燧、城墙耸立依旧，沧桑的土黄色和天空的湛蓝对比鲜明。令人惊讶的是，故城前面的水沟里依然有水。“明水”这个地名本是指地表有水，看来那里的水千百年来没有断过。故城不远处是明水边防派出所，派出所西侧的山峦是东天山的余脉。即将进入新疆地界，脚下已经是黑戈壁的边缘。派出所的官兵热情地请我们吃西瓜，午饭端出了四样菜和牛肉拌面。那可是一个连一棵青菜、一杯水都很珍贵的边防站。我们到的时候，七、八位年轻的战士正往院子的一角堆煤。他们说那些煤是准备过冬用的。大概是力气没用完，收工之后又在院子里掷铅球，说说笑笑，生龙活虎。接待我们的高参谋文质彬彬，对文史颇感兴趣。问其来历，方知他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毕业后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入伍成为警察部队的一员。这些年轻人正处于享受青春的年龄，但为了国家的需要坚守在荒山野岭之中。那是一种崇高的奉献。

午餐后进山，车拐过几个山包停在山沟里。下了车，一座要塞耸立在眼前。已经在照片上看到过它，但身临其境还是震撼于它的雄伟。要塞是修建在一大一小两座相邻的山上，两座山比黑喇嘛的碉堡山高许多。一块块龟背形的巨石从山脚叠向山顶，呈现出一种坚硬而又带有弹性的力感。山上的建筑已经废弃多年，但比碉堡山完整许多，格局也看得更清楚。整个要塞居高临下，扼守着不远处山沟里的进疆通道。要塞内部的房舍、院落从低向高环环相扣，通道狭窄、曲折多变，利于防守。那显然是精心设计的。要塞为杨增新所建， 但没有人知道它是否曾经被命名。 循“明水故城”“ 明水边防派出所”的例，当称之为“明水要塞”。

1920年前后，显然是这座要塞把黑喇嘛挡在甘肃境内，使新疆避免其侵扰。杨增新拒绝黑喇嘛进疆的要求之后，于1919年12月18日签发的《训令哈密营、县修复塔尔纳沁城垣文》（《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三）中有言∶“东北下莫奈地方，即通甘肃小路，如有事之时，应否设卡？”下莫奈即现在新疆伊吾县的下马崖，与东面甘肃境内的明水、马鬃山在同一条线路上。这样看来，明水要塞就是当年设的关卡。杨增新在1921年1月20日签发的《呈政府丹毕加参在马鬃山一带扰害行旅文》中说∶“外蒙喇嘛丹毕加参系民国元、二年，带领外蒙兵，在阿尔泰属察罕通古地方与新疆军队开战之人。后被俄人拘押在俄，至俄国革命始行释放。回蒙后，带领蒙古男女八九百丁口，快枪四五百杆，要求在新疆巴里坤一带住牧。增新以该喇嘛行为诡秘，心怀叵测，叠经严为拒绝。”呈文历数黑喇嘛以稽查烟土为名在马鬃山一带进行勒索、抢劫的事实，指出∶“甘新壤地相接，增新实切杞忧。应请院部分行甘肃督军、省长，转饬所属文武，对于征收税款及设卡盘查行旅各要政，勿使丹毕加参插入干涉，实于蒙务边局均有裨益。”可见，杨增新在把黑喇嘛挡在甘肃境内之后也并未放松警惕，并力图联合甘肃方面制约之。一周后的1月27日追加的密电《电呈外蒙派兵赴马鬃山擒拿丹毕加参文》，表明杨增新对蒙古国的动向亦十分关注。

不过，阅读张大军所著《新疆风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第四卷和陈慧生、陈超所著《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有关杨增新的部分，我意识到在杨增新的对手中黑喇嘛其实是个小人物，仅限于黑喇嘛来认识明水要塞并不能全面理解杨增新及其治理下的新疆。从地理位置看，明水处于丝绸北路的要冲，必然有关卡出现。汉代有明水城，民国时期有明水要塞，现在依然设有边防派出所。防御黑喇嘛只是明水要塞的一重意义，要塞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作为杨增新新疆治理政策的符号存在的。这种政策的背后是民国初年政治变化无常、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中国国情。蒋君章在《新疆经营论》（正中书局1936年）中说∶“杨氏鉴于中原多乱，严守闭关主义，对于交通之开发，颇为冷淡，内地移民颇不欢迎，甚有加以驱逐者。”据盛世才《十年回忆录》记述，冯玉祥1927年企图向新疆发展，也被杨增新的空城计挡在新疆境外。杨觉察到冯的企图之后，一面封锁边界，一面赶制五百多顶白布帐篷架设在星星峡（明水南面一百三十公里处甘新交界处）新疆军队的驻防地。冯玉祥从帐篷数量判断新疆兵力，心生疑惧，便放弃了进入新疆的打算。杨增新在1928年6月中旬发给国民政府的电文中说∶“佥称新疆地处极边，民气宜静而不宜动，仍以维持现状，保境安民巩固国防为第一妥先办法。”

作为新疆督军和省主席的杨增新，在其治理新疆的将近二十年间，至少面临着国际、国内、疆内的三重困境∶国外有英、苏、蒙南北夹击、窥视、侵吞，国内有中东部地区的动荡、混乱，新疆内部则有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不同政治派系的斗争。但是，他凭着超人的政治智慧和强硬手腕，外拒强敌，内治叛乱，保全了疆土，给了新疆大约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在此意义上，明水要塞是民国时期新疆内外两种政治形式、两种社会状态（治与乱、保守与变革）的分水岭。不过，杨增新闭关自守、保全新疆并非搞独立王国，而是为了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中国。他对于中国的中央政府持“认庙不认神”的态度——盛世才解释为“谁主持中枢当国家元首，就服从谁”。在大小军阀争权夺利、互相厮杀的年代，这是朴素、宝贵、操作简便的爱国主义精神。1928年6月3日张作霖放弃北京出关标志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杨增新在6月11日、17日即两次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服从。这比当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异帜”早了半年多。实际上，独处新疆的杨增新更有搞独立王国的条件。斯文·赫定在《长征记》（民国二十二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印行）中评价杨增新时说∶“他差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末一个代表者，具有最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他唯一的梦想是中国统一，有一次他向我说，南军打到北京那天他将毫不迟疑的承认新政府。”斯文·赫定与杨增新见面是在1928年初，北伐战争正在进行。

黑喇嘛没有对杨增新造成多大的威胁，杨增新最终是死于疆内政变。1928年7月7日他出席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班学生毕业典礼，在宴会上被枪杀。杨镰的《黑戈壁》写到杨增新中枪身亡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你们想干什么？”指出这与黑喇嘛达成了一致——黑喇嘛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干什么？”不过，关于杨增新的“遗言”还有不同的版本。据盛世才1952年9月29日开始在台湾《自立晚报》上连载的《十年新疆回忆录》，杨增新中弹之后说∶“你们做什么？我死了不要紧，不要把新疆弄乱皮了。”遂倒地身亡。这更像杨增新的“遗言”。如同他生前作为政治家面临着太多的复杂性，他的死也包含着太多的复杂性。这里有开放与保守两种政治思想的冲突，有与政变发动者樊耀南的私人恩怨，有陕甘系官员与两湖系官员的冲突，有内地军阀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樊耀南的留日（早稻田大学）背景与苏联的背后策动，使政变具有了国际性。如果说樊耀南发动政变的原因之一是不满于杨增新的愚民政策和保守政治理念，那么其留日背景就不是无意义的。在同一时期的文坛上，以留日生为主体的后期创造社正在大力倡导革命文学。应当注意的是，现代日本对新疆的“关心”从1902年大谷光瑞（1876－1948）的探险队进入新疆开始已经变的很具体。同为留日生的谢彬（1887－1948）受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委派，曾于1916年10月前往新疆进行了一年多的相关调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多次与杨增新见面。其日记体旅行记《新疆游记》即写及迪化的日本人。1917年9月16日日记记有∶“赴杨督军晚宴，同席有日本人佐田繁治，国际侦探也。藉名三井洋行调查物产商业，上年已来迪化，能解汉语汉文。据称游历我国已十余年，足迹及十余省。木屐儿之谋我，盖已深矣。”（杨镰、张颐青整理本，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当然，日本与杨增新被刺并无关联，事变的策动者是苏联。盛世才的《十年新疆回忆录》和广禄（民国时期新疆锡伯族政治家）的文章《批判盛世才》，都提到苏联对于暗杀杨增新事件的策动，证据确凿。这样看来，宴会上许多官员中弹身亡而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夫妇却躲进厕所免于一死，刺杀是发生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典礼，均非偶然。政变发生在杨通电表示服从国民政府之后，亦非偶然。在思考现代中苏关系、苏联对于中国之意义的时候，黑喇嘛的存在和杨增新之死都是应当意识到的问题。《民国新疆史》对此没有涉及，只是有些暧昧地写到樊耀南把向苏联领事举杯敬酒作为开始行动的暗号。新疆的平静随着杨增新之死宣告结束，政变之后掌握政权的金树仁（1879－1941）1933年4月12日（又是个宿命般的日子）被盛世才赶走，大动荡开始了。

杨增新死后遗体被运回北京，安葬在昌平的南沙河。考察队一行动身前往黑戈壁三周之前的7月21日，曾去寻访杨增新墓地。找到了墓地的位置，但墓已经看不到。住在河边的一位老爷子告诉我们，1958年重修河道时杨增新的墓被拆除，石料用来修了河堤，不远处河床中心就是墓所在的位置。所幸，高大的汉白玉墓碑完整地保存下来，立在南沙河北岸、八达岭高速公路路东，距墓地旧址约三百米。墓地现为昌平区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7月公布，2004年7月立碑。墓碑的碑栏外有一块半人高的水泥碑，正面是“杨增新墓”四个字，背面是说明文，曰∶

杨增新生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卒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光绪已丑年进士，任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时，治政显露其才，处理民族事务、外交内患功勋卓著，卒后绕道苏联将其尸运回北京，葬于南沙河畔。

北京市昌平区文物管理所监制

与杨增新的丰功伟绩相比，这个墓地规格太低。评价杨增新这种复杂的历史人物很困难（其中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其保守的政治理念和愚民政策，其奸诈、专横与残酷，其与袁世凯的关系，多为研究者诟病。但历史局限应当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某些所谓的历史局限一旦被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甚至会显露出正面意义。杨增新的所有局限都不能掩盖其保全新疆的功绩。毫无疑问，他是左宗棠（1812－1885）之后对新疆贡献最大的政治家。据原哈密王府总管、骑兵营长、后投奔盛世才的尧乐博斯（1889－1971）的文章《杨增新，同胞，革命军》（1967年12月台湾《传记文学》第11卷第6期），史家曾归纳杨增新的八大功绩∶“一、平定哈密维民事件。二、平定伊犁。三、消灭戕害官员、扰乱地方的哥老会。四、敉平阿尔泰区叛乱，底定全疆。五、整顿吏治，开渠垦荒，大事关县设治。六、援全国门户科布多之举。七、驱逐哈萨克人窜新。八、堵击白俄窜新之役。在他的八大功绩之中，回维族同胞所尽的力量，都不在小。”如果没有杨增新当年的苦心经营，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能源供应乃至综合国力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据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台湾·文星书店1962年），民国初年杨增新与袁世凯并称“东西两枭雄”。但是，复辟帝制当皇帝的袁世凯留在了历史书里，守住了新疆的杨增新却鲜为人知。

那天离开明水要塞，按计划应当继续西行、去看下马崖的岩画，但因山路坎坷、车辆通行不便，只好绕道往南。车在山中晃了将近五个小时，才来到312国道上一个叫“沙泉子”的地方，而沙泉子西距新疆东北部的哈密市还有约两百公里。真是“不到新疆不知中国大”。辽阔的新疆是杨增新最好的纪念碑。

历史上新疆的意义一直被低估。主张“海防”的李鸿章即反对主张“塞防”的左宗棠收复新疆，视新疆为没有价值的“数千里之旷地”，甚至认为收复新疆会“增千百年之漏卮”。民国时期政府控制中原、沿海已经是捉襟见肘，对于孤悬塞外的新疆更是鞭长莫及。1936年朱希祖为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写“序”，不无遗憾地说：“西域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看看几种教科书式的“中国现代史”会发现，“民国”似乎常常流于时间概念，其空间性并未得到完整的呈现， “中国的西北角”常常被漠视甚至被遗忘。

8月13日傍晚在碉堡山前的空地上，我捡了一块黑色的石头作为旅行纪念。那块黑石头火柴盒大小，棱角分明，戈壁上的风霜雪雨把它雕琢成那个样子不知要花几万年。现在，那块石头放在我的书柜里，看到它我会想起黑戈壁和那两座要塞，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现代史和一个相对完整的现代中国。

二〇〇九年元月上旬写于寒蝉书房

董炳月，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鲁迅形影》《撄心者说——论鲁迅的政治与美学》《“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茫然草——日本人文风景》《东张东望》等，译著有《鲁迅〈故乡〉阅读史》《蒙古新疆旅行日记》《国家与祭祀》《何谓“现代的超克”》《以命相搏的青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1968-196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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