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租的公寓在二楼，窗子朝东，推开就是一片团地。团地是昭和年间盖的，五栋，外墙灰白，铁楼梯锈成暗红色，楼下的自行车棚顶塑料板被太阳晒得发脆，住在里面的多半是老人，白天极静，晾衣杆上挂的都是浅色的、洗得发薄的衣服。搬来的第二个月，我才注意到那对母子。母亲快八十了，背弯着，走路时两只手都不闲着，不是提袋子就是扶栏杆。儿子五十多岁，个子很矮，肩膀很宽，总穿一件圆领旧T恤，裤子提得老高。头一回从他面前经过，他忽然朝我喊了一声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声音大得像要把这句话从胸腔里整个搬出来，喊完自己还晃一下，我吓得书包带子从肩上滑了下来。那以后半个月，我出门都先在楼道口探一眼，见他站着，就绕另一条路去所里，多花四五分钟。我在心里管他叫"傻子"。这个词当然不好，但当时被他吓到，心里恼他。
绕了半个月，我看明白了，他不跟着人走，也不伸手，就是站在那里喊，谁经过都喊。人怕的常常不是危险，是没有准备。于是有天早上，我远远看见他，索性抢在前头开口，把声音放得跟他一样大，大到自己耳朵嗡了一下：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他愣住了，张着嘴，大概从来没人抢在他前面。然后他笑起来，整张脸都皱了，很响亮地回我一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从那天起这成了规矩，我出门，他站着，谁先看见谁先喊，他若先喊我便答，我若先喊他就格外高兴，多晃两下，再补一句。有时候我赶时间，只来得及点个头，走出十几米还听见那声早上好追在背后。他也不分时候，傍晚我拎着超市袋子回来，他说早上好。下雨天他站在车棚底下，还是说早上好。这样过了一年多，我知道他站在哪儿、几点站、什么时候回楼上，却始终不知道他姓什么。
去年夏天，我在研究室待到很晚，十一点多锁门出来，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自动贩卖机在发光，蝉在树上叫，叫得像有人在拧一根铁丝。走到回家那条大路上，我看见前面立着一个人，个子很矮，肩膀很宽。是他。他站在人行道正中间，不动，嘴里反复说着同一句话，我走近了才听清：いえ、わからない（家，我不知道）。他一遍遍地说，眼睛不看我，也不看别处，好像那句话是一根绳子，攥住了才不至于飘走。我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他停下来，转过脸，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随即又低下头去说他那句いえ、わからない。我朝团地的方向指了指，做出走的样子，他就跟上来了。我们一前一后走得很慢，他的塑料拖鞋在柏油路上拖出很响的声音，柏油还留着白天的余热。我不敢碰他，只在拐弯处回一次头，我回一次头，他就跟一步。
我只知道他住哪一栋，不知道是几号。到了楼下，我让他站着，我也站着，想他母亲总该发觉，总该下来找。那栋楼的灯一盏一盏地灭掉。他一直说家、我不知道，我一直说大丈夫、大丈夫，说到后来自己也不清楚是在安慰谁。二十多分钟过去，没有一扇门开。我掏出手机报了警。来日本这么些年，第一次报警，竟是为了给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找家。派出所的警察骑自行车来的，两个，很年轻，把车停在花坛边，蹲下来问他叫什么、住几号、家里有谁，声音放得很轻。他还是那句：いえ、わからない。问了大概十分钟，一个警察抬头问我认不认识他，我说每天早上都见，然后就说不下去了。动静到底惊动了楼里的人，三楼一个中年阿姨穿着睡衣下来，看了一眼说，啊，是他呀。她知道门牌，上楼去按了铃。“傻子”母亲下来时没穿外衣，头发压得很扁，显然已经睡下了。她朝警察鞠躬，朝邻居鞠躬，朝我鞠躬，一次又一次，腰弯下去很久才直起来，嘴里只有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她太矮了，要抬起手才够得着儿子的胳膊。她拉着他往楼道里走，他被拉着，忽然回过头，朝我喊了一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那时候快十二点了。
今年不知从哪一天起，楼下就没有人站着了。我是很久以后才发觉的，像发觉抽屉里少了样东西，想不起是什么，只觉得手伸进去空了一块。我留意过几次，晾衣杆上还挂着衣服，也可能是别家的。我在楼下站过一会儿，没敢上去，也没敢向邻居打听。怕问出来的是搬走了，更怕问出来的不是。那个词我用了两年多，现在写下来觉得很不合适。他不识路，不识数，那天夜里连自己的家在哪一栋哪一号都说不出，可是他每天站在那里，把一句话交给每一个路过的人，不问对方是谁，也不问对方接不接。要说傻，我从他门口过了那么多次，只学会了抢在他前头喊一声早上好，别的什么也没学会。现在我早上出门，有时候还是会朝那个方向默默说一句早上好，声音一出去就散了，没有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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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苏文博（1995～ ），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领域为清末思想史、东亚文化交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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