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民族，怎样国家？】鹤见俊辅、竹内好丨国民文化论

编者按

本文是鹤见俊辅与竹内好的对谈，在《共通的广场》（1952年）的基础之上，由鹤见俊辅执笔写成，1955年刊于《世界》杂志。竹内好认为，文学者与政治家都在创造各自的孤立社会，社会的每个阶层都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为了打破现状，必须创造出共通的广场，而这广场便指“国民文化”。在提及国民文化论战时一般不提及此文，本文可以看作是“共通的广场”论的延续。

国民文化论

鹤见俊辅、竹内好 作

杜可柯 译 庄娜 校

一

在我们当中有一种情绪，就是不愿意使用“国民文化”这个词。本文希望对国民文化的问题进行考察，同时也对包含在上述情绪中的内容做出评价。

首先来看，我们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且认为国民文化是一种区别于封建文化、官僚文化、殖民地文化的文化形态。当文化创造的功能由广大民众自身承担时，我们称这种状态为国民文化。

但我们今天并不处于这种状态中。为了朝向这一目标前进，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追问这个问题就跟追问日本独立的条件一样，不能离开政治经济的问题来谈。此处，我想重点考察该问题涉及的一个特殊方面，即我们的协作方式问题。

封建文化、官僚文化和殖民地文化为了塑造自身都拥有各自独特的协作方式。为了朝向国民文化这一目标前进，我们必须创造出与之前的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和官僚文化不同的新的协作方式。

本书是《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姊妹篇。本书最初的两章中，作者论述了日本在被联合国（实为美国）占领之后所受到的各种影响。认为占领对日本人的风俗、生活习惯、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交往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政府企图将“全新的正义感”植根于日本民众心中的行动，虽未受到战败国人民的公然抵抗，但作者对此观念“是否真正被日本人民接受感到十分怀疑”。作者将这种“正义感”问题集中在战争审判这一个点上进行了论述。“就像面对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一样别无选择地接受了战争审判的事实”（可是）“并非就等于说日本人民接受了审判官所宣扬的正义观。”将自己不愿接受却必须接受的事实当做“自然灾害”来被动接受，是日本人的一种特性。之后几章深入探讨了战后日本的几种代表性风俗，包括“漫画”“曲艺场”“大河剧”“连续剧小说”“红白歌会”“流行歌曲”等。

这种新的协作方式是什么？如今的日本又是什么在阻碍这种协作的产生？为了避免出现这种讨论容易陷入的空谈，我们需要将上述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时思考。但是，不落入空谈的讨论必然会遇到现实的抵抗，此处我们给出的方案也会因为我们目前的行动模式（惰性）而马上遭到抵抗，因此要想前行就必须克服这一障碍。

二

首先来谈谈广义上的协作。明治之后日本近代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专注于文化事业的人（文化工作者）和专注于生活的人（实践家）处于彻底分裂的状态。从国民日常生活中得到的认识以及价值判断无法被吸收到专业文化工作者的理论和作品中，其狭隘之处无法得到纠正，不能上升到普遍性的层面，就像没有栖身之处的鬼火一般飘忽不定。将这种片段式的“民众的智慧”从其发挥有效性的单个生活状况中提取出来，带进文化工作者的生活场域，对其进行分析、保存和赞美——这样做即便有助于日本文化传统的“护持”，也无法推进该传统的发展。究其根本，是因为文化工作者的生活场域与一般大众的生活场域、都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经济断层。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状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日本近代文化从未分化阶段发展到现在的分化阶段，依靠的并不是其自身的力量，而是从现代欧洲已经分化成型的科学、艺术、技术和思想中学习得来。此外，在现代日本的社会框架中，并不存在保持了未分化状态的活动场所，因此这种分裂的情况就一直无法得到改善。

我们应该把文化里可以与实践发生关联的契机作为第一要务，将狭义上的文化活动作为从属于实践契机的次要任务，以此来填补前文所述的断层。这种方式如果实行起来，就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绕远路。但我认为，将这种绕远路进行到底，才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

可以想象，即使这种方式被大家所认可，但落实到具体要怎么做的层面上，又会出现很多不同意见。

每项工作因为其功能各不相同，无法一概而论，但是除了纯粹数学这种学问可以算作极端例外之外，其他领域的文化工作者在发表公共言论时，应该必须都能够代表若干实践家（非文化工作者）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断努力。但我们并不赞同“文化工作者代表的生活者集团规模越大，他/她的工作就越出色”这种一般意见。文化与政治的性质不同，因此不应照搬议员与选区之间的关系。

但是，文化工作者中间如果能够形成上述工作习惯，也许可以为主导日本学术界的学院主义，主导日本文学、艺术界的新闻媒体带来改变的契机。

我们在工作当中，必须对自己所处理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产生的、以及持有这些问题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印象。

一方面，这种工作方式要求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到地方上去做做演讲、做做调查就够了，而是要在地方上扎根。要在按照新的学制新建的地方大学和东京的各所大学之间建立活跃的人员交流制度。

另一方面，有必要对产生文化工作者的母集团进行改革。为此必须改进文化工作者的培养方法。就学术研究来说，现在除了在三大城市的大学做助手以外，让年轻人可以作为思想家实现自我成长的地方在日本国内是没有的。文艺领域似乎对新人的出现更加宽容，但发表机构的中心也只有东京一个，因此仍有改善的余地。

清水几多郎说：“不仅要改变我们意识到的习性，更要改变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习惯。重要的是一点一滴的努力，以让民主主义变成我们的一种无意识的习惯。”除了实践家或者在实践家中间生活的人，其他人很难在这个层面上做出有效的发现或提议。日本学术欠缺的正是这种有效的发言，没有能力做出这种有效发言正是我们的特征。而我们能够做出的改变是很有限的。我们这些今天的文化工作者应该通过自身努力，让不同工作领域的人也能继承我们的工作。

日本社会学家、评论家

上述基本方向确定之后，下一步我们应该努力让已经在文化工作者和实践家之间出现的中间阶层更深入地参与到自主的文化活动里来。

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了学会内部刊物和综合杂志的问题设定方式的人，应该考虑到，在这些刊物覆盖不到的领域，对文化有着切实追求的中间阶层构成了《家之光》、《社会人》、《人生手帖》的主要读者群（人数已经超过百万，在综合杂志的读者数之上）。我们前进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与上述中间阶层建立起活跃的联系。

三

再来谈谈狭义上的协作形式。对于创造国民文化来说，最重要的是前文所述的协作形式——生活者与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协作。另一个尽管在重要程度上次于前者、但在紧迫性上却超过前者的问题是，更加狭义层面的协作——现有文化工作者相互之间的协作。

我们需要打破目前存在的宗派主义。因为在日本，文化是以脱离了实践的理论的形式移植过来的，我们文化工作者实际上相当于国外各种思想的分支机构，既然是分支机构，彼此在总部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自行缔结协定反而比较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实现狭义上的协作条件，还需要等到广义上的协作条件达成之后。

《家之光》于大正14年创刊之时，是为了纪念产业组合法公布25周年。当时，都市多发劳动纠纷，乡下也出现佃耕纠纷和买卖女儿等情况、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农民组成了产业组合来进行自我保护。以组员间的“协同”为力量，当时的头目志村源太郎向组员们呼吁“孕育这种协同精神的地方便是家”，而创刊后的《家之光》也一直渗透着这一理念。

但是，通过改变缔结协定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流派相互间的联系比现在略有改善。分属不同思想的人可以首先弄清楚双方在哪些项目上想法不同，哪些项目上意见一致，然后只在意见一致的项目上进行合作。如果从功能角度考虑思想的话，做到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做不到是因为我们当中存在某种中世纪式的“实体”信仰。这种信仰绝不允许把思想拆分成不同功能考虑，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来理解。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不允许将其功能拆分开，只将其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实体来理解——这种想法虽然没错，但我们的问题在于忘了思想还可以从功能的角度思考而一味只将其作为实体来对待。于是，马克思主义就被理想化、非现实化，作为一个实体成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有按照同样方式形成的“真正的存在主义”，这两者之间除了为方便一时的彼此利用以外，再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合作。

廣松渉，平凡社，1990 广松涉的学术观点兼有西方哲学的批判精神，及东方文化式的哲学，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试图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

在文化团体和组织寄来的各类调查问卷里，问题的设计经常让你有这种感觉，即要么对全部问题回答否，要么就全部回答是，让你没有办法做出具体回答。你能感到这些团体不喜欢内部意见分裂，在尽量保证整个团体都团结一心。但这样的调查问卷哪怕是提出了无数个问题，实际上都等同于一个。就等于说，要么你毫无条件地同意他们去执行，要么就不同意，没有中间选项。这时候，执行部门不应该只是计算全面肯定的成员有几名，全面否定的有几名，而是应该做好准备，保证能够用先进的计算器来实时准确记录现有分裂的动态发展状况。这不仅仅是不同团体之间的问题，还包括各个小群体内部对少数者意见的尊重问题。如果最小单位的群体（比如家庭、教室、职场、友人）内部不能保证对少数者意见的尊重，那么文化领域的创造性也会变得不可能。

一直以来，人们都觉得文化领域的创造契机只跟少数被选中的人有关。但是，所谓创造，并不是像“汤川理论”那样只有在高度抽象性层面上才成立的东西。思想的具体化，将思想运用到各种各样一次性的生活状况当中，这就是创造。具体化就是创造——这一自觉意识里隐藏着足以颠覆我们目前关于“文化”（官僚的、殖民地的、封建的）的各种定见的线索。只要沿着这条线索推进，“文化”人自然会垮台。

日本理论物理学家，京都人。因在核力的理论基础上预言了介子的存在，1949年成为日本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当时笼罩在战败阴影之下的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鼓励了战后一代人。汤川的“介子理论”，对质子和中子的结合进行了圆满的解释。

尽管扩大团体间协作，建立广泛统一战线是我们的理想，但有时候随着战线扩大，水分也会增多，反而无法组成战斗力强大的阵线。战线的广泛和强大之间往往容易形成反比例关系。

比如，有些团体之间曾在过去有过痛苦的过节，但此次为了建立国民战线，决定对以前的一切都既往不咎，想着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这样做即便一时间可以成功地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但估计很快就会分崩离析。

三浦英之，集英社，2017 战争时期，满洲建国大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作为“民族协和”的试验基地，除了一半的日本人之外，也招收了一半的中国、朝鲜、蒙古和白俄学生，然而当时的相关资料都已被烧毁。此书通过对战争时期其毕业生的访谈，弥补了战争史上的这一空白，并且能够深入了解当时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

在创建协作体制方面，转向问题的处理方式将成为核心课题。这里面不光包括战争责任的处理问题，也包括大学生在就业或结婚后就进入了一种仿佛与此前的思想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的问题。大学生返乡运动在民众当中无法形成持久的影响力与此也有关联，是妨碍广义上协作形成的阻力之一。

具有不同思想的团体互相接触时，如果不处理上述问题，表面上什么都不说，却暗地里刺探彼此的虚实，始终担心对方会不会背叛自己，这样不可能形成深入的协作关系。这又涉及到我们的语言方式的问题。我们在表达时，喜欢讲客套话而将真心话埋在心底，我们一直使用这种分裂的表达方式，已经感觉不出任何矛盾。两者的统一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能改变我们的语言习惯，以使公开的承诺与实际的行动原理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和牢固。

对于战争前和战争中各自的转向，需要自己亲自去调查和清理。如果回避这项工作，就想自己当领导者，组织身边的人成立团体，那么不仅自己的团体内部不可能形成深刻的信赖关系，就算想跟其他团体建立协作，也不可能形成具有深刻信赖关系的协作机制。

上述情况跟是否可以使用“国民”这个词的问题也有关系。在1930年到1945年间度过青年时代的一群人，曾深受打着“国民”旗号的人的伤害，有过痛苦的经历。面对参与国民科学、国民文学、国民文化的邀约，连我自己都会感到迟疑，忍不住怀疑是否可以将真正意义上的协作交付给这样的运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亲自动手彻底清理过战争责任的问题。为了能够不带任何负面感情地使用“国民”这个词，我们必须主动地清理我们自己的战争责任。这样做了之后，还要在不同团体之间创造条件，以使相互间的理解能超越场面上的客套话到达内心，使自己的思想运作模式也能让对方理解，用这种方式来建立合作，我想这才是文化运动所需要的独特的方法。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不应该将追求尽可能广泛的联结作为目标，而应该在我们中间开发出一种联结方式，能在长时间内积蓄能量，并能将其投入到再生产当中。实现上述目标的方法，就是不同实体之间在功能层面上活跃的相互交流。

原文刊于《世界》（岩波书店）1955年2月号，译自鹤见俊辅《限界艺术论》劲草书房，1967年。中文译文选自《人间思想·第八辑：如何民族，怎样国家》（高士明、贺照田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

感谢人间出版社和译者授权发布。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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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1910~1977），知名日本文艺评论家、中国文学者，专门研究鲁迅、中日关系论和日本文化等等。就读东京府立一中和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在学期间与武田泰淳等人组成“中国文学研究会”。战败后回到日本的竹内好更多地将精力转向了对日本国内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批判，如著名的“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讲演、发起“国民文学论争”、积极参与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为此不惜辞去东京都立大学教职等。

鹤见俊辅（1922~2015），日本思想家、大众文化研究者、社会运动者。曾任教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工业大学、同志社大学。1946年起与鹤见俊辅与姐姐鹤见和子、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等人组成“思想之科学研究会”，并主导杂志《思想之科学》的发行，该杂志在二战后批判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对日本影响深远。同时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60年代参与日本国内反越战运动、1970年因反对警察干预学生运动，辞去同志社大学教授职务、1990年代参加慰安妇求偿运动、2004年7月与大江健三郎等人参加九条会的发起工作。

杜可柯，ARTFORUM中文网编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2012-2016年就读于日本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日本大正时期前卫艺术运动。曾经翻译及与人合译的著作包括《白立方内外：ARTFORUM当代艺术评论50年》（三联出版社，2017）、《艺术力》（鲍里斯·格罗伊斯著，吉林出版集团，2016）、《没有内容的人》（吉奥乔·阿甘本著，“惊奇的房间”系列丛书，2015）、《我们的现代性：帕沙·查特吉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等。

校对者庄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讲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主攻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出版有专著《日本“国体论”研究》，译著《精神史的考察》《琉球共和社会宪法的潜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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