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推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作者追悼王玉华教授的文字。2023年先后有五位章太炎研究者相继离世，让“章学”这片知识的夜空暗淡了许多。其中王玉华教授作为出生于1960年代、起步于1980年代的学者，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中，通过单打独斗在章太炎研究上开疆扩土。作者在着力分析王玉华章学代表作《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的同时，也注意到他的另外一本不为人关注的研究文集《挥戈集》，对王玉华教授在章学方面的独特贡献多有阐发。
第二部分为作者为王玉华著《蓝心玉屑集》写的序。《蓝心玉屑集》是王玉华教授旧体诗词集，它构成了王玉华教授的另一面向：能诗善词，古文字功底极佳。这种现代人难能可贵的修养对他的章学研究多有助力，并且也滋养了他的心性，让他在古诗词的世界里表达自己的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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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长年一个人在国外生活。我的居所就在大学的校园里，这在中国的大学不足为奇，而在我任教的异国确实很难得。我的研究室自然在我任教的校园内，而我的居所却是在一个工科所属的校园之中。两个校区之间，步行只需要八九分钟。我的蜗居之所是大学为数不多且略显老旧的教师宿舍，坐落在校园一隅的樱树丛中。春来时樱花怒放，初入住时恰逢春天，颇有身居花丛之感。随着时间的消逝，早出晚归的我早就审美疲劳，美景当前也变得熟视无睹，缺乏感动。除了晚上睡觉，我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室度过，包括周末。研究室不算小，两边墙上直通天花板的书架外，窗台、桌上，都挤满了我的藏书。每天深夜大约两点至三点之间，我便会离开研究室。在我离开前，关灯之后，我常常会在黑暗的研究室中伫立片刻。静夜中，我注视着这些古今中外的亡灵们的著作，不，应该说是仰望着他们/她们化作文字的灵魂，行注目礼。无疑，只有极少部分的作者是活着的——即使是这些在生的作者，他们迟早也会成为亡灵的。我们的工作正是通过这些亡灵们生前留下的文字，努力去捕捉历史，去唤醒这些亡灵——其中不乏伟大的亡灵，与我们的时代进行隐秘的对话。我，还有我们，某一天也必然会成为亡灵的。这一想法自我少年时就很强烈，但是，感觉到亡灵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而没有恐惧，却是成年之后。我也必然会成为亡灵，就像太阳早晨东升、黄昏西沉般必然。而且极大的可能是，我将无缘厕身于某位后世书生某一个排列亡灵的书架中，而是静列于某一个图书馆尘封的书架上。但是，这并不重要。我们是为了这一时代而与亡灵们沟通的，这一沟通本身便是历史的一部分。也为了未来的他者，留下我们可能甚为微弱的声音（借用王笛教授的书名，是“历史的微声”^①）。因此，夜深人静，离开办公室前，黑暗中在这些古今中外亡灵们的神秘包拥中，向这些伟大的前辈们致敬片刻，这常常是我结束一天工作秘而不宣的仪式。当我走出研究室时，整栋大楼是漆黑、寂静的。我们大学曾经有几位五、六十岁便英年早逝的同事。我也常常想象，假如夜归时在办公室大楼狭小的电梯中与这些早已化作亡灵的同事相遇时，我想我一定不会感到恐惧。我会欣然对他/她打招呼，如生前遇到他/她一样。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工作便是一个被亡灵们包拥的世界，我们的工作便是一个努力通向伟大的亡灵们心灵深处的世界，也是一个向伟大的亡灵们致敬的世界。在自己成为平凡的亡灵之前，我们也是不可或缺的媒介者，令此一时代的生者们与亡灵们的心灵得以相会、得以沟通。同时，这也是一个想象着未来的生者——这些不可避的他者们——以我们诚实的文字，努力试图与他们进行对话的世界。这也是为了寻找那么一点点存在的意义，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世界。这大概也是古训之“修辞立诚”之意。“吾道不孤”，这一句老生常谈的表述，也许应该从亡灵们以及倾注了他们生命的文字的角度去理解。
今日作此文时，章太炎研究者王玉华教授成为亡灵也已经有数月了。2023年10月27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出生于1963年9月19日的他，刚刚过了六十周岁生日不多久。在此之前的10月11日至13日我曾经带着不安，匆匆飞去西安探望他以及他的家人。我第一次见到了玉华教授家人以及他的一众弟子，后者包括阎东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于海兵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年轻章学研究者周敏秋君（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和欧阳清君（复旦大学博士生），以及已经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的傅正博士、王磊博士（嘉兴大学）、丁守伟博士（扬州大学副教授）、张思宁老师（西安某高校）、邓秋松君（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陈博然君（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等。傅正君和周敏秋君都是在硕士往博士的过渡时期将王老师的研究室当做宿舍住过一段时间。王玉华老师因为开始章学研究比一般人早，培养了许多年轻的晚清史，尤其章太炎的研究者，这又是必须特书的。
我在10月12日获得医院的特别许可，在西安交通大学医院的重症病房中与病榻上的王玉华教授交谈了十来分钟。在这十来分钟里，我发现他的精神比预想的要好，他因为我的到来而有些兴奋，在病房昏暗的灯光下，眼角微微可见闪着泪光，多少让我感觉不负此行。他谈及陕西师范大学今后与我们大学的交流，也谈及他的弟子们今后的章学开展，也谈及了章念驰先生与他的书信往来，对章念驰先生的感念之情溢于言表。从病房出来，西安交大医院的一位资深的主治医生，想必也是一位教授，和他的助手一起，在走廊中站着和我们（玉华教授的家人、他的弟子们、笔者）解释了将近一个小时，这让我非常感动。医生谨慎地选择着用词，显然是为了避免家属的过度悲伤。但是，我隐隐感觉玉华教授恐怕去日无多。虽然病榻上的玉华教授精神还不错，但是他开头的一句话让我介怀：“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将我拽向另外一个世界”。显然他已经感觉到死亡的阴影蠢蠢欲动。就在10月27日晚上九点，王玉华教授在与病魔的搏斗中彻底解脱出来，告别了这个世界。此时，离我去看望他，也不过是两个星期而已。这让我非常意外和哀伤。
无独有偶，三天后的10月30日，我也接到了旅日的中国学者晏妮教授的来电，告知与她亦师亦友的日本学者、也是章太炎研究者的坂元弘子教授去世的噩耗。对于我来说，同样是晴天霹雳。就在之前的7月9日，我还和坂元弘子教授等在东京大学的会议上见面，因为疫情相隔，大家都言谈甚欢。之后她还发过微信来说很想来中国，又听说签证手续繁琐，想等到手续简化时再常来中国。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晏妮教授电话中悲伤的情形至今难忘。巧合的是，坂元教授生前最后一篇变为铅字刊载的文字，可能是其《怀念近藤邦康》一文，刊载与2023年9月的『日本現代中国学会ニューズレター』（《日本现代中国学会News Letter》）第70号上。近藤邦康教授（1934年-2023年1月6日）是2023年第一位辞世的章太炎研究前辈，是在世界范围内少数几个的于30年代出生的章太炎研究者之一。2023年底著名的晚清思想史研究者、章学前辈汤志钧先生（1924年6月25日—2023年12月23日）以百岁高寿辞世。一年之内有四位章太炎研究者离开世界，这对章太炎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果算上英年早逝的复旦大学张荣华教授（1957年8月19日-2023年2月20日）的突然辞世，就是五位了。张荣华教授的一大贡献是清代尤其清末史料的整理，虽然张荣华教授的研究以康有为为主，但必然也涉及章太炎研究。章太炎研究只是晚清研究的一环，不可能是封闭的，康有为等晚清思想家研究必然也是章太炎研究，反之亦然。在此意义上，张荣华教授也是当之无愧的章太炎研究者。
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195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1959年学完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教，北海道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教授。专著有：《辛亥革命》、《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等。
日本的中国哲学者。主要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历任日本現代中国学会理事長、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会长。主要著有『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 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岩波書店2004）『連鎖する中国近代の"知"』（研文出版2009）『中国近代の思想文化史』（岩波新書2016）等。
江苏常州人，著名历史学家。早年就读于无锡国专。先后受教于唐文治、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等知名学者。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及戊戌变法史研究数十年。主要著作有：《近代经学与政治》、《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康有为传》、《章太炎传》、《梁启超其人其书》、《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庄存与年谱》，以及日文版《近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与日本》等。编有《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康有为政论集》(上、下)、《章太炎政论集》(上、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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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元教授认识王玉华教授和我是同时的。和坂元教授一样，我第一次见到王玉华教授是在2010年12月21日至22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东亚学术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章太炎与晚清中国学术”会议上。该会议在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的支持下得以召开。会议除了坂元教授和王玉华教授外，尚有来自复旦大学的李振声教授、中国社会院哲学所的张志强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江湄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石井刚教授、其时为日本静冈文化大学教授的孙江教授、其时在日本武藏野大学的陈继东教授、其时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慕唯仁（Viren Murthy）教授等国际国内学者参加。最年轻的参加者是现在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彭春凌教授，她作为北京大学的博士生与会。能言善辩的她对大家的诘难的应对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主办方香港城市大学的参与者除了张隆溪教授外，尚有郭鹏飞教授、屈大成教授、王小林教授、陈学然教授以及刚刚加入香港城市大学的笔者。会议的基调讲演者本为汪荣祖教授与朱维铮教授，但是，在会议前朱维铮教授突然发现健康问题，于次年三月辞世。笔者永远失去向朱先生当面请教的机会。幸亏当时汪先生拨冗光临，成为唯一的基调讲演者。今日这一类章太炎学术会议不足为奇，但是，在2010年的那个时候，章太炎研究者寥寥无几，以至于大家戏称互相为“章学友”(与香港歌星张学友同音)，不乏学界“少数族裔”、“抱团取暖”之感。这次会议应该也是第一次在境外召开的章太炎研究国际会议。毕竟日本是中国以外的章学研究重镇，会后，坂元弘子教授还专门在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的会刊上对这次会议做了介绍，可惜现在一时未能觅得。这次会议对章太炎研究者是一个重要的鼓舞。日间“章学友”扺掌切磋，夜晚把酒欢谈，王玉华教授、张志强教授等的神态，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不到三年后我也返回东京大学。王玉华教授也曾经有意前往东京大学访学，后来未能成行，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也淡忘了。
王玉华教授本名陈去疾，“先生出生之前，国史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席卷全国。三年大饥荒时，先生之家被难尤重。外祖父一家，阖户无存，兄姊八人，竟全毕命。陈母遘重疾，生先生百日，即相弃捐，生年未满四十。陈母逝世后，先生归于邻村之王氏，赐名玉华。养父王福海，建国公社临河大队社员，秉性仁慈，虽家境贫寒，然鞠育惟勤，先生始得成长。”可谓年幼即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也许唯因此，才造就了他一方面对弱者充满同情，对邪恶则嫉恶如仇的个性。至少，我可以感受到其个人独特的经历与他作为章太炎研究者之间的关联。我想，此时此刻，在那个世界，想必他已经见到生父母和养父母了，也已经见到他终生仰慕的章太炎先生了——那个他生前崇敬的一个伟大的灵魂，一个伟大的亡灵。有些人活着，灵魂却是死亡的，我们只看到他赤裸裸的欲望；有些人死去，其灵魂却是活着的，并且给有缘的生者予养分，令世界稍微光明和存有些许希望——那些书架上古今中外的伟大亡灵！章太炎先生便是这样的存在。无疑，王玉华先生是在章太炎先生思想的感召之下而走上研究章太炎学术和思想道路的。
2015年夏
1980年以前出生的学者，博士论文便开始专门做章太炎研究，想必是极少的。1940年出生的汪荣祖先生也许算是其中一位 （汪先生在美国留学时的硕士论文做的是美国外交史），这与其师萧公权（1897-1981）先生的影响不无关系。由哲学转史学的萧公权先生堪称硕学，学贯中西，且是较早关注包括晚清章太炎、康有为在内的整体中国思想史的大家，其章太炎把握，不乏洞见。此外，1980年以前出生的学人中，从硕士便开始直至博士一直进行章学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而王玉华教授是我遇到的不多的一位。王玉华先生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南开大学读硕士时，感兴趣的是其安徽乡先贤李鸿章，并准备以其入手，研究中国的海防政策。但是，硕士二年级时他开始对章学感兴趣。他说服其导师、义和团运动研究者陈振江先生，希望导师同意他由海防研究转为章学研究。陈先生担心他难以处理艰涩的章学，选择这条路等于是要自己去闯荡，因为陈先生也不是这方面的研究者，无法给他相关指导。后来他去南京大学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茅家琦先生门下撰写章学博士论文，情况也是大同小异。但是，这两位先生的宽容成就了一位年轻的章学研究者，也是王玉华的幸运。青年王玉华本科时候便对古文字学尤其甲骨文有着浓烈的兴趣，因此而对章学有相当的好奇。另一背景则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封运动，这一背景尤为重要。青年王玉华喜读尼采，并认为尼采与章太炎思想有相似之处。确实，在中国大陆章太炎研究始于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章太炎被作为法家而肯定，而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但是，章太炎作为完整的思想家被194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所关注，却应该是在八十年代（附带提及，1947年出生的日本学者小林武教授，大概是那个年代极为罕见的以章太炎研究为题目撰写博士论文的学者^⑪）。在台湾，1958年出生、早慧的五零后硕士生王汎森在1983年写完了其章学硕士论文，即使在台湾，这也许是非常例外的。而且王汎森教授在博士阶段转向了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主的民国学术史（古史辨运动）研究。
总之，1963年出生的硕士生王玉华1988年便开始进入章学研究，直至博士，在其时的中国大陆，应该是绝无仅有的。笔者迟至二十年前的2004年才集中开始章太炎研究，王玉华先生在同一年的十一月，已经出版了《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虽是同龄人，王玉华教授无疑是笔者的章学先学。在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年轻学子王玉华依靠有限的中文学术章学成果，几乎是单打独斗、孤独地试图理解章太炎的学术和思想的，这一点殊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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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华教授《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中的“多元视野”，实际上也是呼应汪荣祖先生章太炎研究中的“多元主义”概念。汪荣祖先生的“多元主义”也是受其师萧公权先生的影响。萧公权主张政治多元论，乃是对定国家主权于一尊的政治一元论而言的，是对其批判和反动。所谓一元论，是多元论者的命名，指一元论的国家拥有单一的或者必须拥有单一的权威（authority）来源，这一中央集权式（unitary）的绝对的权力（power），即是主权（sovereign）。萧公权认为一元论(monism)是近现代主权理论的产物，在罗马帝国时代顶多也只是在帝权（imperium）概念中萌芽而已，更未见于欧洲史的中世纪；并且他还提醒不可将一元国家与君主制(monarchy)、单一（unitary）主权理论与绝对王权概念混为一谈，君主制也未必是一元制国家，但一元论国家则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有时又涵盖了包括君主制在内的国家形态。拥有单一的绝对的主权权力的一元论国家既是所有政治权威的来源，也是法理权威之所本（法理主权），它可以是君主制，也可以是民主制或如联邦制（federal）。多元国家则是一元论国家的反动。萧公权先生如是定义多元国家曰：“多元国家不见一全能的、无所不包的单一的权威来源，即主权。亦无统一的法律体系，亦无集中的行政架构，更无一概括性的政治意愿(no generalization of political will)。相反，其本质和表现形式俱是多样性的（multiplicity），它是可分离的，并且是必须分离的。”问学于萧公权先生的汪荣祖先生将萧公权先生的政治多元论导入章学研究，但汪荣祖先生将之施予文化的“转向”，将之发展为“文化多元论”，以“一元主义”、“多元主义”探讨康、章思想的歧异。王玉华尽管未提及萧公权先生的上述思想，但是，其《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如题目所示，是认同这一“多元”视野的，而这一“一元”“多元”的叙述框架直接拜汪荣祖先生启发所赐，此当是无疑。2012年，汪荣祖先生的“多元”视野解读引发了他与北美少见的章太炎研究者、现为威斯康辛大学教授的慕唯仁（Viren Murthy）之间的论争。笔者此处无意深入此一论争，但是，因为这一论争是有限的章太炎研究史中的一环，不可不提及。在此，我只是想指出，萧-汪-王三者的“多元”，甚至汪-王两者的“多元”，未必尽同。从章太炎研究史的角度，探讨其间的连续与断裂，也许是重要的。无论如何，王玉华的“一元”“多元”讨论与萧公权先生的讨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其讨论偏向于文化，视“一元”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批判，因而是受汪荣祖先生的启发。王玉华教授的著作出版在此论争之前的2004年。但是，王玉华教授在之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2018年）收入“章学研究论丛”时，以及《挥戈集》（2019）中，皆未见提及此论争。其态度是如何，也是耐人寻味的。
[美] 慕唯仁（Viren Murthy） 著，张春田/任致均/马栋予/唐文娟/陈炜聪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王玉华教授的《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作为“章学研究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册再版时，写了一篇洋洋48页的《再版后记》（写于2018年2月），笔者以为很值得在此讨论。文中谈及其章学缘分时说：“盖吾之于太炎先生，不仅喜其文章，钦其学问，更慕其风骨，此亦吾长年坚守‘章学’营垒之中而不一思别走之精神助力也。”对于王玉华教授来说，章太炎的学问与风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离，也是无法分离的。其后记的主旨在于驳斥章太炎思想研究的“五个认识误趋”。他历数其误，并一一批驳：“其一，认为戊戌时期太炎先生追随康梁，鼓吹变法，其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乃南海之翻版焉。其说甚谬。”；“其二，认为太炎先生的思想早年‘激进’，晚年趋于‘保守’。是亦颇为皮相之论。”此一部分论述最详，篇幅亦最多；“其三，认为太炎先生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斯论亦不碻。”；“其四，认为太炎先生是一个非理性的思想家。斯乃最为不可解者”；“其五，认为太炎先生的‘俱分进化’思想乃一‘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斯论亦甚谬。”余深以为然。非熟读章太炎著作者，不可能有此洞见；非熟悉章太炎学问与风骨者，实不可能洞察坊间人云亦云的浅薄言说。
如果说对章太炎研究感兴趣的读者都知道王玉华教授的《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的话，他的另一本章太炎研究文集《挥戈集》就未必了（2019年）。一来该书的标题令人难以判断其内容，二来该书也同时收集了少量的其他文章，加上缺乏书评的介绍，自然也就不太被学界所留意。更加重要的原因，也可能和此时王玉华教授已经发现健康问题而无精力着力打磨、用心呈现。其实，这是一本非常值得推介的重要的章学研究著作。该书洋洋598页，其中卷之一收入纯然章学论文十三篇，一共224页。卷二为晚清思想史论，收入论文九篇，共147页，其中一篇是关于自己章学研究的回顾，另外八篇除了论及晚清海防思想的三篇论文外，其余五篇亦不时论及章太炎。卷三收入文章十二篇，页数77页，其中关于章学的序跋四篇。卷四收入诗文七篇，共有41页，其中有《关于“章学”通信数则》。卷五则干脆是诗词，只有87页（咏学诗词中不乏论及章太炎与晚清思想史之作）。坦白说，卷四之后的内容虽然比例不大，却多少予人芜杂之感，宜另外成书。也许是因为玉华教授感受到了生命走向终结，而匆忙做了此安排。卷一的十三篇论文，多用力之作。其中关于《章太炎法律思想研究》一文，除了尚未在翻译中的小林武教授《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京都：朋友书店，2019年）所处理的章太炎与法律现代性关系的研究外，是不多见的有关章太炎与法律现代化关系的相关研究。又比如《从“分镇 ”到“联省”——章太炎地方政治思想论》一文专门处理贯穿章太炎《訄书》三个版本中章太炎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理论，多有前人之未所发 ，为民国时代章太炎的“联省”思想梳理出从青年至思想成熟时期的章太炎在地方治理思想方面的思想脉络。类似的讨论也可见收录于该书中的论文《“精英民主”与“权威”的追求——章太炎政制观析论》的部分，该论文探讨了章太炎以“人”为本位的国家观。《章太炎的礼俗文化观》一文也是其研究《訄书》三个版本的结晶之一。此外，该书收录的《章太炎的经济学说》以及专门处理章太炎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的“双重结构”的两篇论文，也是重要的贡献。笔者认为，章太炎思想也经历许多变化，王玉华教授于章学用力最深者，为戊戌变法时期的“章太炎”，兼及《民报》时期。其所关注的章太炎，主要是章太炎的政治思想，是一个有温度、有关怀、有情感的“章太炎”，而非某些研究者只是从知识的角度对章太炎的关注（对于学问与风骨不分的章太炎来说，这一框架中的“章太炎”固然也非常重要，却难免缺少温度、力度和独特性）。这一特点贯穿于王玉华教授的两本章学著作。他对章太炎的关注，与章太炎所拳拳服膺的顾炎武《与人书三》中所写的：“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有着相通之处。众所周知，顾炎武对章太炎的学问与风骨皆影响甚巨。同样，王玉华教授所关注的章太炎，背后亦无不涉及“当世之务”。玉华教授对《訄书》，用力尤深，尝与余言及他日欲详细注释。呜呼，斯人已去，此愿望已不可能实现，实在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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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的玉华教授专业乃中国近代史，于诗则自幼好之。本科时他本意入读中文系，却阴差阳错地进了历史系。能诗能词、善古文如王玉华教授者，今人不多见，文革期间度过少儿时代者，更是罕有。因为古诗文等传统文化，属于“封、资、修”之“封”，不在容许学习之列。其遗著、遗稿中不少文言诗文。，此乃异于今日学人之处。王玉华教授着有诗词集两本《梅溪存稿》（台北：万卷楼，2011年）以及《蓝心玉屑集》（台北：万卷楼，2012年），至今网上书店“博客来”仍然可以购得。我也曾获邀为《蓝心玉屑集》作序（见附录）。外行如我，曾为其无端的信任惶恐过一阵。顾炎武与人书信中尝言：“梦中之心，觉时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之心也。”王玉华教授之诗词何尝不是？在此意义上，王玉华教授的学术研究一如章太炎《国故论衡》之《原经》中所说的“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矣”，其诗文亦是如此。这些诗文不仅是感物伤怀，抚心太息，其背后亦处处是与其学术相通的发愤与哀思。我与王玉华教授相处机会不算多，可能也就见过五六次。但是，余读其文其诗，想见其为人。字里行间，赤子之心，处处可见。偶尔甚至令笔者有相形见绌之感，令我反省自己难以免俗。
如今，王玉华教授已经是故人，他的灵魂成为书架上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亡灵们的部分。其章学著作，也与汤志钧教授、近藤邦康教授、坂元弘子教授、张荣华教授一起，构成了章太炎研究史的部分。与这些新去的逝者一起，我们都共享了对另一个伟大的灵魂章太炎先生的尊敬，尽管我本人也不时地提醒自己在研究中努力与这一情感拉开距离，努力客观再现历史。王玉华教授的诗文，也许今后也会有人论及的，至少，我是这样希望的，真诚的。与他的学术一样，这些文学创作同样反映了这个时代、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一个书生对历史真实的伦理态度，其本身是有温度、有情感、尤其是敢怒敢哀的文字。
因为章太炎先生与王玉华先生结缘，与其相游，与有荣焉！谨以此文字哀悼王玉华教授，一个今日已经是另一世界的旅者，一个令我抱有由衷敬意的书架上的年輕的亡灵，一个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笔者之渺小的同行和同龄人。尽管如此，我想，我们都是为在此世与一个伟大的亡灵——章太炎先生——的思想相遇，而视为幸运者。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两点半于澳门大学宿舍，次日凌晨改毕
注释
- 1王笛《历史的微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他从微观史角度，主张在历史叙述中应该有“碌碌有为”—他的另一本书名—的普通人的声音。王笛《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的社会与民众》，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该书上下卷各有侧重。上卷：“人，日常和文化”；下卷：“家，群体和法律”。
- 2坂元弘子教授（1950年-2023年10月30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者，尤其关注晚清佛教与政治的关联。她长年任教于日本一桥大学，生前为一桥大学名誉教授。1976年毕业于一桥大学社会学专业。1986年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哲学博士课程毕业。1974至1978年，在《禅学辞典》编辑部工作。1988年，任日本山口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93年，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1998年，任一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2000年，任该校社会学研究科教授。2003年，当选日本现代中国研究会会长。还曾任中国社会学文化学会会长等学界职务。2014年退休后返聘回一桥大学担任特任教授。坂元教授博士生期间曾留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她每年频繁前来中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因疫情隔断，直至辞世。坂元教授的日文著作有『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東京：岩波書店，2004），『連鎖する中国近代の"知"』（東京：研文出版， 2009），『中国近代の思想文化史』（東京：岩波新書，2016），等。她也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在日本的重要翻译者，参与的译著有『毛沢東『人民内部の矛盾を正しく処理する問題について』入門』（本书编写组编、東京：長崎出版、现代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丛书之一，1976）；『毛沢東『実践論』入門』（本书著作小组编、東京：長崎出版、现代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丛书之一，1977），『仁学 清末の社会変革論』（谭嗣同著、与西顺藏＜1914年 - 1984年＞共同译注，東京：岩波書店文庫本，1989），『中国の文化心理構造 現代中国を解く鍵』（李泽厚著、与砂山幸雄，佐藤丰共同翻译、東京：平凡社，1989），等。汉译著作有《中国近代思想的“连锁”：以章太炎为中心》（“章学研究丛书”之一），郭驰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 3近藤邦康教授（1934年-2023年1月6日）出生于日本爱知县。1957年从东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本科毕业后，考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1959年在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语言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毛泽东与章太炎。此后，他历任日本北海道大学助教、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1995年退休，成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退休后，他担任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并于2006年退休。他曾任日本现代中国研究会会长（1994-1998年）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会理事（1991-1995年）。著作有『辛亥革命思想の形成』（ 東京： 紀伊国屋新書， 1972年），『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叢書之一，東京： 勁草書房, 1981），『毛沢東実践と思想』（東京： 岩波書店, 2003）。与汤志钧先生合著『中国近代の思想家』（東京：岩波書店, 1985），與和田春樹合編『ペレストロイカと改革・開放中ソ比較分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等。他在章學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与西順蔵（1914年-1984年）合作翻译、编辑的『章炳麟集清末の民族革命思想』（東京：岩波文庫，1990）。该书至今仍是章太炎唯一的外文选注、翻译本，对包括汉语圈在内对章太炎思想感兴趣者都有重要意义，尤其对懂日文但对阅读古汉语有困难的读者颇有帮助。该书也是以西顺藏先生为中心的二十多年读书会的成果结晶，一共选文24篇，主要选编了章太炎《民报》时期的文章，是一本很方便的编译、注释本。
- 4汤志钧（1924年6月25日—2023年12月23日），早年就读于无锡国专，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先后受教于唐文治、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等学者。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之后长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其著作甚丰，有《戊戌变法史论丛》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 中华书局，1989年）；《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康有为与章太炎》（香港：商务印书馆，1990年）；《章太炎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等。其著作也有数种在日本日译刊行，在日本研究者中享有很高的评价。2022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 5张荣华教授与姜义华合作编辑《康有为全集》，于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
- 6朱维铮（1936年7月14日—2012年3月10日），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教授。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承陈守实、周予同。主要著作有《走出中世纪》、《求索真文明》、《马相伯传略》、《中国经学史十讲》、《音调未定的传统》等。编辑校释有《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与姜义华先生合作），《章太炎全集》第三卷，《訄书》《检论》三种集校本，《康有为卷》（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本），《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五四卷。主编文集《马相伯集》、《利玛窦中文着译集》、《徐光启全集》（與李天綱共同主編）等。笔者以为朱先生在章太炎研究方面的最大的贡献一是对《訄书》《检论》的集校、辨析，二是与姜义务华先生合作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
- 7周敏秋编《王玉华先生编年事辑》（初稿，未刊）。感谢周敏秋君提供相关材料。
- 8Young-tsu Wong,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Hong Kong,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9比如，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559-581页。
- 10王玉华《学术研究与涵养人生——以我的“章学”研究为例经历》(2017 年9月7日于陕西师范大学的演讲)，收录于王玉华《挥戈集》，北京：中国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50-351页。
- 11小林武的硕士论文仅仅涉及章太炎而已。小林武「清末変法派の行動と存在の原理--康有為・譚嗣同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27), p172-187, 1975-10（東京:日本中國學會），也可以视其为章学的准备篇。二三十年前的日本不太颁发博士学位，只是以“博士修了”或“博士中退”身份毕业谋职，并非今日意义上的博士论文。对于“40后”、“50后”、甚至相当比例的“60后”的日本學者而言，此处只是指其工作前后所撰写的相当于博士论文的书籍。坂元弘子教授也算是其中一位“博士论文”便涉及章太炎的研究者。但是，她的课题是晚清的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章太炎只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对象而已。
- 12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 13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 14Kung Chuan Hsiao,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History(London: Routledge, 2014): 2.(萧公权《政治多元论:当代政治理论研究》，周林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 15Kung Chuan Hsiao,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History(London: Routledge, 2014): 2–3.
- 16Kung Chuan Hsiao,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History(London: Routledge, 2014): 7.
- 17Kung Chuan Hsiao,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History(London: Routledge, 2014): 8.
- 18Young-tsu Wong, “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12-09 (77).慕唯仁(Viren Murthy),《重新思考章太炎与现代性：对汪荣祖教授的响应》，《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12 (78)。汪著的章太炎解讀偏向於自由主義政治學，慕著的章太炎研究則是出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除此根本不同以外，汪荣祖先生的批判，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慕唯仁质疑汪先生将章太炎与德国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相比拟的反论。请参考Viren Murthy,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Leiden [The Netherlands]; Boston: Brill, 2011): 73–4.汉译见慕唯仁著，《章太炎的政治哲学：意识之抵抗》，张春田、、任致均、马栋予、唐文娟、陈炜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附带提及，石井刚教授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言及，慕著副标题“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中文翻译也许应译为“识的抵抗”，余深以为然。当时未及谈及各自如此持论的理由。谨此简单补充筆者的理由如下：首先，大概石井刚教授与我一样，都认为“识”有狭义广义两义。狭义的“识”是阿赖耶识，循此，“意识”（mano-vijñāna）只是唯识论八识中的第六识，只是基于感官五识（眼、耳、鼻、舌、身）的意识形式。与之相对，只有第七识之末那识（manas，思量识），尤其第八识的阿赖耶识（ālayavijñāna），才是人的深层意识。但是，第七识只是以八识为对象、并误读第八识，并以此建构为自我（执此识为自我），且有许多功能与第六识相迭合，两者差别之一是意识有间断，而末那识无间断（相续）。因此，第八识的阿赖耶识（藏识，即“识”之仓库）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阿赖耶识也是所知依，即所有知识、意识的依托（基础），也是所有“识”的源泉。就广义的“识”而言，“意识”既是八识之第六识，也是包括了六识（眼、耳、鼻、舌、身、意）的总称，而广义的“识”，如唯识论之“识”，却囊括了八识。其次，“意识”必须翻译为“识”的另一个理由，是慕著对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哲学——尤其是《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与佛教唯识论的同步倚重。卢卡奇在书中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物化的社会，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方为历史的主体和拯救人类的主体。那么，阿赖耶识如何与阶级意识相关联呢？慕著藉助了日本学者近藤邦康的章太炎佛学政治学解释。根据近藤的解释，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一文依据华严宗、法相宗，认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众生，同此真如，同此阿赖耶识，是故此識非局自體，普遍眾生，惟一不二。”，而“以众生同此阿赖耶识，故立大誓愿，尽欲度脱等众生界，不限劫数，尽于未来。”（《章太炎全集》第八卷，436頁）。在《人无我论》中也有类似看法。近藤也指出，章太炎认为人的本质并非是阶级、民族之类的集体性，而是在个体的自我意识及自我意识中出现的无边际的众生，虽然章太炎在行动上是彻头彻尾的反满革命家，但是支撑其行动的原理的，却是超度众生的菩萨，认为反满只是革命的一个阶段而已。（近藤邦康『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81年，82-86页）。慕唯仁援引这一观点，认为章太炎赋予第七识的末那识以重要性，因为通过转化末那识，革命者可以建构起不会流于个人化的、包拥众生的道德自我（Viren Murthy,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p.127）。此一问题或多或少涉及汪穆论争中穆著自身的解读，因只是间接涉及本文主旨，此处不赘。
- 19王玉华的“多元主义”受汪荣祖先生的启发，当是无疑。但是，也是有区别的。比如，与汪荣祖先生的《康章合论》（台北:联经出版，1988年；北京：新星出版，2006年）一样，王玉华的“文化多元主义”也与德国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有关。但也应该留意的是王玉华对赫尔德的批判，以及由此带来的章太炎解释的同异。在2004年的书中王玉华如是说：“在文化的‘价值’上，赫尔德也持着一种‘相对主义’的看法，他给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以同等的地位，这就排斥了‘我族中心主义’与‘现代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这一新的文化思维模式的建立，对于正统的‘一元主义’的文化思维模式来说，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他是在理论上扫除正统‘一元主义’文化思维模式的清道夫。尽管如此，在赫尔德的思想里，仍然还存留着一条文化‘进化’的尾巴。(中略)这一‘进步’的文化理念，与其不同时代的文化价值是等值的文化思想，是自相矛盾的，这是赫尔德在向‘多元主义’文化思维模式转化时，所留下的没有蜕尽的‘一元主义’文化思维模式的胎记。”。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章学研究论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0页。王玉华又在书中说：“汪荣祖先生称章太炎为‘中国的赫德’(即赫尔德)，洵为确当，笔者认为，称章太炎为‘中国的斯宾格勒’，则似乎更能彰显章太炎思想的特色。给章太炎的这一‘多元主义’的文化学说冠上一个什么样的图腾徽帜，其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关键的是，由章太炎所揭橥的这一‘多元主义’的文化学说，对于中国进行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却具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价值。可惜的是，章太炎的这一充满睿识并且更加富有现代精神的‘多元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动荡的近代中国，没有引起国人的应有重视，它没有像斯宾格勒的学说那样影响广远，后继有人。随着章太炎的逝世，他的学说似乎也跟着悄然地逝去了。当时的中国，是‘一元主义’的天下。然而，时隔几十年之后，由章太炎所揭橥的这一‘多元主义’的文化思维模式，在当代中国却正在渐趋复活，这也正好表明了章太炎的学说并没有死亡，它正在日益焕发出新的生命。”（同前，第475页）。他的这一段叙述也反映了2004年中国的政治文化氛围中知识分子的未来想象。
- 20如王玉华在书中说：“在西方，‘一元主义’的‘欧洲中心论’观念，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地盛行着。并且，这一观念通过历代史学及哲学大师们的提倡，不断地得到强化。黑格尔曾经把世界历史看成是‘世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过程，宣称‘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在其所著的《实证哲学教程》一书里，则更加露骨地宣称：‘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 将白人的文化看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最优秀的文化，忽视白人文化圈之外其它文化存在的价值，这种‘一元主义’的文化观，是导致白人向全世界扩张其文化，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思想动力。”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章学研究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67-468页。
- 21王玉华《挥戈集》（陕西师大史学丛书），北京：中国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 22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章学研究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2页。
- 23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章学研究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3-632页。
- 24贾二强教授在《挥戈集》序言中说，《挥戈集》是“依前人的传统结集方式”，“《集》之编排，亦可见先贤之流风遗韵，然套用当今所谓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此一体例则未免不伦不类，无法进入体制，而这也再次表明了玉华先生不随流俗的超然器度格局”。（第4页）。贾教授序中又提及，王玉华教授尝矢言：“吾之信仰有二：其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绝不背叛自己的祖国；其二，做一个合格的共和国公民。其他若入党、入仕之流，皆非所欲也。”（同前）王玉华教授特立独行之人格，此处可窥。
- 25小林武教授的著作将作为“章学研究丛书”的一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明年刊出（译者：白雨田、胡腾、郭驰洋）。西南政法大学孙德鹏著有《满地江湖吾尚在——章太炎与近代中国（1895—191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背后亦有法制史研究者的着眼之处，亦有现实关怀。但是，该书主要是面向普通读者，也许是其研究章太炎法制史的准备之作。
- 26《与人书三》，《亭林文集》卷四所收，《顾亭林诗文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15页。
- 27《与人书七》，《亭林文集》卷四所收，《顾亭林诗文集》，16-17页。
- 28章太炎《国故论衡》（校定本），《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234页。
・原刊于《章太炎研究》第二輯，章太炎研究中心主編，江湄執行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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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第一次赴西安数日，忙里偷闲，得以与王玉华兄再续前缘，秉烛夜游，抵掌而谈，甚是愉快。回来后忽接玉华兄电邮，邀我为其第二本诗集『蓝心玉屑集』作序，让我又喜又忧。所喜者，玉华兄如此信任我；所忧者，一是本人于诗歌尤其文言诗学养有限，实在不堪此任，岂敢为玉华兄的诗集作序？出于这一自知之明，我只好婉拒。后获玉华兄告知，另一序者为其大学同窗徐国琪教授，我才敢勉力为之。说来也巧，去年年底读过徐著『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获益良多，但孤陋寡闻的我，其时尚对该书作者一无所知。这次在西安偶然谈起这本书，玉华兄告诉我徐教授就是他常说起的那位挚友，令我感觉世界之小。玉华兄将本人与其挚友并列，斯人斯语，此情此意，也就斗胆为序了。也算是一个缘分。 我与玉华兄相交，缘于一次章太炎研究国际学会，却彼此甚为投缘。因此，此次西安重逢，也是第二次见面。虽见面不多，自第一本诗文集『梅溪存稿』（2011年，万卷楼出版）出版，常常得以阅其诗，览其文，亦无异于常相与游。玉华兄与我同年，但于章学研究却为先进，二零零四年已经出版专著『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太炎著述艰涩，读者多慕其名声，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略有耐心者，也多本太炎稍为平明之演讲集，而对其主要著作，多敬而远之。知难而进、锲而不舍者，寥寥无几，玉华兄即为其一。玉华兄大作付梓之时，刚过四十，整个汉语学界，章学专著也不过前辈成果数册，玉华兄的贡献，显而易见。我开始系统阅读章太炎著作之时，恰是玉华兄大作付梓之际，属典型的半路出家，玉华兄大作，于我自然多有启发。后来有缘相识，也是拜其著述所赐，纯然的以文会友。
通常来说，研究者讳言自己对研究对象之景仰，但玉华兄对章氏风骨文章的敬仰，确实频见于其『梅溪存稿』部分诗文。光阴飞逝，转眼笔者沉迷于章学亦已八年多，虽囿于学养，成果乏善可陈，但愈觉太炎思想学术仰之弥深，钻之弥坚，常有读之恨晚之感。故每每捧读玉华诗词文章学术，内心总引玉华兄为余同道。另一方面，虽然太炎先生为大学问家、革命家、思想家，善文，其文博而有约，质而闳雅，学理深邃，然却不敢言其善诗，也算是美中不足。不知是否与此有关，章学研究者中，能作旧体诗者，笔者所知，亦唯玉华兄而已。 玉华兄第一本诗集『梅溪存稿』洋洋乎五百七十久页，集其旧体诗为主，兼收文章新诗书信。与之相比，『蓝心玉屑集』则纯粹是旧体诗词集，篇幅较少。整本『蓝心玉屑集』，多印象深刻作品。其中「采桑子」更是过目难忘。诗曰： 一年一度秋风劲， 风也萧萧，雨也萧萧， 涨起秋声似浪潮。 此心祇有秋山晓， 醒也无聊，醉也无聊， 空对秋山感寂寥。 玉华兄用的是清季词人纳兰性德「采桑子」的典。纳兰性德的词如下：「谁翻乐府凄凉曲， 风也萧萧，雨也萧萧， 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 醒也无聊，醉也无聊， 梦里何曾到谢桥。」纳兰似乎漫不经心地以「谁翻乐府凄凉曲」开头，即已是寂寞盈纸。「瘦尽灯花又一宵」乃脍炙人口的名句。一个「瘦」字，乃点睛之笔，虽是「灯花」之拟人化，「灯花」又暗意「黄花」，却全然比直用「黄花」脱俗，「灯花」亦「花」，人比黄花。何为黄花何为人，却亦是黄花亦是人，但黄花却是「灯花」，真是孤灯只影，长夜深宵。与之相较，玉华之「涨起秋声似浪潮」也未尝不是别致之笔。一个「涨」字，为前面「一年一度秋风劲」所兴。因了一个「涨」字，听觉的「秋声」因「浪潮」而赋形，视觉的「浪潮」因「秋声」亦化为寂寥之音。再配以「风也萧萧，雨也萧萧」之音声和意象，何为「秋声」何为「浪潮」，已浑然不可二分，字里行间，满溢秋音如潮。一句「此心祇有秋山晓」，更将孤独之情推向极致。此心既然无人晓，只道是秋也萧萧，山也萧萧，还有什么较之更大的寂寥！ 玉华兄的「长相思二首」我以为也是佳作。 春梦长，秋梦长， 梦里诗情多少行， 行行是故乡。 不思量，自思量， 暮暮朝朝难相忘， 可怜鬓已霜。 旧梦萦，新梦萦， 旧梦未除新又成， 江波相续生。 吴山青，楚山青， 吴楚朝朝暮暮情， 千里万里心。 该诗语言平明自然，却是句句情深意切。其实该诗最是讲声响格式，注重这一声响格式与意义衍生之间的呼应。「春梦长，秋梦长」的声响重复(refrain),因「春」「秋」声音之不同而显得错落有致，音声重复在时间线性上延伸的同时，语义上亦由春而秋推移。「梦里诗情多少行，行行是故乡」，自然得几近口语，情真而不露痕迹，其实并非容易为之。此外，第一首词内部的声响格式长短而有致，错落而有序。第二首词声响格式亦忠实重现，以「旧梦萦，新梦萦」开头，声响上呼应「春梦长，秋梦长」，意义上相呼应的同时又推进了一大步，二首词之间因此在声响格式和意义衍生上构成一严格的整体。「吴山青，楚山青，吴楚朝朝暮暮情，千里万里心。」用的似乎是宋人林逋（和靖）的「长相思」的典。林词曰： 吴山青，越山青。 两岸青山相送迎， 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 罗带同心结未成， 江头潮已平。 林词写的是男女之情，玉华所写，是故乡之情，但后一首作男女之情诗读似也无妨。这一意义的含糊性，窃以为也是好诗才具备。 清末民初最大的文学团体南社，三位发起人中，陈去病（1874-1933，巢南）为其一。陈去病为清末诗人，亦是晚清『国粹学报』编辑，与太炎先生间接也算有一定关系，因太炎为该杂志主要撰稿者。说来也巧，玉华兄本姓陈，名去疾，与陈去病的名字不谋而合，一若兄弟。早年南社成员中，慕太炎之革命精神者甚众，另一发起人之柳亚子少年时起便受太炎先生革命思想影响。倘若玉华兄生于晚清，说不定也会是南社诗人之一。南社的诗是革命文学的典型，其作品与一般文人趣味迥异，可谓无人不热血，无诗不深情。玉华也并非是玩文弄墨的有闲文人。其诗本情，却对现实、政治之不公不义，横眉冷对，又岂非无处不情？『梅溪存稿』之部分诗作，更毫不回避吾辈亲历的八十年代歷史，也是他诚实、真实的地方。这一点也让我想起曾入室太炎的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书赠郁达夫的诗「答客诮」：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於菟。 吾友玉华，别号「梅溪渔隐」，自然不是「兴风狂啸」之猛虎（此亦是鲁迅战斗精神之自况）。但是，玉华为人，却一如其诗集自撰挽联之「有情有义有胸襟」者，冷眼面对丑陋的同时，又何尝不怀柔对幼虎（「小於菟」）之深情？其别号「梅溪渔隐」，令人联想起宋人林逋先生。玉华兄自然非如和靖先生般梅妻鹤子，却也是梅溪自隐，诗文自娱，思想上却仰慕太炎。隐世则为诗，入世则为学，实则其诗作中不乏抨击政暴世衰之作，又可谓隐入难分，一隐一入，并存于玉华之一身。这一点在『梅溪存稿』中最为明显，『蓝心玉屑集』亦可窥见。于此浊世，余与友梅之玉华兄相往还，观其学，感其人，读其诗，如入芝兰之室，亦吾人之幸也。以上一点外行人的感想，聊表我对玉华兄为人为学为诗的敬意。谨以为序。 原刊于王玉华著《蓝心玉屑集》，台北：万卷楼，2012年，后再录于王玉华《挥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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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少陽，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世和现代中日思想史、东亚外交政治史和文学史。主要著作有『「修辞」という思想 : 章炳麟と漢字圏の言語論的批評理論』《“文”与日本学术思想 : 汉字圈1700-1990》《鼎革以文 : 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戦後思想と日本ポストモダン：その連続と断絶』等。
延伸阅读
夏生编辑
春生、江番薯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