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渡边一民丨《林达夫和他的时代》

园艺与筑城术（摘）

关于这个时代，林达夫苦涩地写道：“最近数年，我们见识到了精神主义的昂扬。然而，这种所谓的精神主义甚至不具有强制接种天花疫苗那般的效用，不过就是人工培育出的某种极度虚无的产物。最糟糕的精神主义就是形式主义。顾虑，企图，虚张声势——打破釜底，实为一堆粗粗糙糙、堆积如山的卑劣根性的瓦片。”（摘自《新经院时代》，刊载于《都新闻》四〇年一月十三、十四日刊）他将其命名为“新经院时代”。

林达夫在此文中紧接着写道：“我一直以为过去那些经院学者——至少第一流的人物——都是万事万物无所不通之人。他们不是急进论者，而是渐进论者，有时或许也是相当诡计多端的战术家。”他先假意为经院学者辩护一番，而后就“经院学”表示“复杂难解，盘根错节”，并感慨称“只有知识分子懂，有时连知识分子都看不懂”，认为其特点便是“欠缺布道精神”。

如此说来，这个时代的思想家确实都是“经院学者”。这个比喻乍一看不温不火，但我们不能被它所欺骗。无论是谴责伊拉斯谟，还是将拉伯雷的《巨人传》列为禁书，抑或导致艾蒂安·多雷后来被处以火刑，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皆是经院哲学统治下的巴黎大学神学部。“新经院时代”这一名称，不论林达夫对其进行何种修辞上的修饰，都包含着这样一层含义：正如当年的伊拉斯谟、拉伯雷与多雷一样，有志之士已被逼入绝境，唯有流亡、沉默、被捕三种选择，这样的时代已重新降临。也正因为如此，在这篇以“新经院时代”为题的散文中，林达夫就其当下的状态坦述道：

坦率地说，这数年来，我也是对种种事象感到不解却又毫无作为的群体中的一员。就精神层面而言，因为敏感而易轻信的性格，回首过往犯下了种种谬误，出于自省我对自己严格课以了斯多葛式的冷漠；就知性层面而言，若上下不分里外颠倒，则活在此世也全无意义。因为如此，时至今日我不具备任何资格，也无任何意愿直面这个时代发出任何言论。那些我希望不过是自己杞人忧天的想法开始一点一点变成现实，那些我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的事物最终呈现出否定的样貌，看到这些我已不那么惊讶，也不那么慌张。

这篇散文继而暗示：“缄口不语的思想活动或许也是当今世相之下可以容许的活动形式之一”，并就这个时代的立身之道这样写道：

或许我实在说了太多悲观厌世的话。但坦白说，身处眼下这个哲学家要么如柏拉图般写《理想国》，要么如波爱修斯般创作《哲学的慰藉》，除此以外再无其他路可走的时代，我实在提不起兴趣给这场声势浩大的庆典抬举花车的抬杆。若真有闲工夫参加悬崖绝壁上的死亡舞会，我宁可勤勤恳恳去耕耘伊壁鸠鲁的小园子。这并非逃避现实，而是保障生活权利的行动的第一步。

事实上，在这个“新经院时代”，林达夫也确实只能退守在他亲手建造的与国家对峙的堡垒中，通过勤勤恳恳耕耘伊比鸠鲁的小园子来重新铸造自己的思想，借此避祸保身。他在同一时期这样写道：“虽说有些自卖自夸的味道，我等以脑力劳动为业的人，或许最聪明的消闲办法便是做一些日常的手工活，manipuler（摆弄）物质材料。”（摘自《养鸡》，刊载于《思想》四〇年三月号）笔者前面已经提及，林达夫借由“手工作业”将思考身体化，尝试通过在思想与现实之间建立多元的接触点，来促使思考进入新的境界。上述这些言论恰恰揭示了这对当时的林达夫而言，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生活上都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在这样一个“新经院时代”，林达夫一边保持着思想家的身份，一边已开始悄悄摸索拒绝被国家所奴役的生活方式。

末章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时，林达夫因年老体衰在位于藤泽市鹄沼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七岁。继《精神史——一种方法序论》之后，七六年岩波文库再版他翻译的柏格森的《笑》时，他曾写过一篇《柏格森之后——再版后记》，除此以外再没发表任何文章。在他去世前，他再次陷入了长达十五年的沉默。但即便如此，他的死仍引起了巨大关注。为悼念林达夫的故去，不计其数的赞词纷至沓来。

在此谨摘录几段。

从二战前到二战后，林达夫是现代日本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一点应该不会有任何人否认吧。事实上，说大知识分子的时代随着林达夫的故去而走向了终结，也并非言过其实。剩下的唯有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专家和艺术家，而并非伟大的知识分子，时至今日，恐怕连知识分子这个概念都已经解体了。林达夫其人，就其矜持与自负而言是这一领域最后的孤堡。

（摘自山口昌男《悼念林达夫》，刊载于《读卖新闻》晚报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事实上林先生是最早论述“结构主义”之后的人，正是依托于他的研究，我们才能与世界最前沿的思想与知识站在同一跑道上。同时林先生也通过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客观地审视日本以往的思想与知识的线索。

（摘自中村雄二郎《悼词》，刊载于《月刊百科》八四年八月号）。

林达夫是本世纪，更确切地说，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诞生于日本的自由精神。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许多日本知识分子都不曾在西方生活，只是阅读西方的书籍。与这些人所处的日常环境相距甚远的西方，难道真的就只能停留在其人格之外吗？至少林达夫并非如此——只要西方还意味着个人精神的自由。林达夫是一种现象，把遥远的西方文化变成了他自己的血肉。不用说，这与崇洋毫无关系。若非如此，他何以能坚持将那场日本上下叫嚣为“圣战”、“大东亚战争”的战争称为帝国主义战争？若非如此，当人们不再能称猫为猫、称侵略为侵略时，他又何以能孤军顽抗选择了沉默？

……

曾经拥有一位林达夫，对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来说无比重要。

（摘自加藤周一《悼词》，刊载杂志同前八四年八月号）

另外，大江健三郎在短篇小说《“浅间山庄”的诈骗犯》（刊载于《赫尔墨斯》八四年十二月创刊号）中回忆说，哲学家N在人文学者H·T的葬礼上致悼词时，将H死时的面容形容为“东洋仙人”。他称浅间山庄事件^①“确实反映了时代精神，而我们如今依旧不能从中获得解放”，讲述了山根尤金二世委托“我”以事件为题材创作一部剧本，而“我”则看到了“被选中的我在‘浅间山庄’前的空地上，被击中头部流着血倒下”的情景。书中就这一幕写道：

（前略）到最后，一个秃了顶、骨骼清奇、还蓄着胡子的人——既有点像变成了东洋仙人风貌的H先生，又有点像自诩为二十一世纪仙人的山根尤金——蹲在我身边，用与我的恐惧不相上下的语言给我希望。那语言能给全人类带来和解，带来的是大希望。在干燥的冰天雪地之中，包围网铺开在掉了树叶的稀疏的林子里，如果说机动队和媒体人就是现世的生活，那这座围在坚硬混凝土墙内的山庄便是洞穴。在现世生活中历尽艰辛悲伤憔悴的灵魂，在“浅间山庄”的洞穴里卸下了饱受折磨的肉体，经由子宫即墓地的通道，升入永恒的灵魂王国。在以精灵为媒介，靠女人质的力量获得救赎……

这里所写的林达夫形象各不相同，但我们知道每一个都毫无疑问是林达夫本人。然而，在跟随他的文本一路追溯了他的思想历程之后，若再次回顾这位日本知识分子的一生，他最想告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林达夫的思想家生涯开始于一九二〇年代，那时西方的时间首次与日本的时间重合，我们自身的问题和经验与西方的问题和经验具有了同步性。就这层意义来说，林达夫是日本第一代有可能同时活在西方和日本这两种精神风土中的人。

但即便那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要在日本的精神风土中将西方文化内化并生活在日本绝非易事。虽然时代初步具备了同步性与国际性，但在日本的精神风土中，不由自主地将普遍性问题很快就转化为特殊问题的那种林达夫所说的“日本自古以来的心性”依然根深蒂固。为此，许多与林达夫抱有同样的问题意识而踏上征途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再次走向封闭时受挫、转向。可即便如此，在八十七年的生涯中，林达夫的思想始终坚守着普遍性的阵地，同时活在两种精神风土之中。就这层意义而言，不得不说林达夫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日本极其罕见。

不过，为了让这种普遍性自始至终贯穿自己的思想，林达夫终其一生都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违反其意志、从外部对其加以限制的国家苦苦抗争。到最后，为了捍卫自身思想的普遍性，他甚至迫于无奈，不得不对自己身为日本人的身份认知保持沉默。林达夫的一生看似光芒四射，但探究其内心，他其实承受着难以愈合的深重的伤痛，必须将其深深隐藏，才能成就这一生。

而且，林达夫对时代敏锐的触觉使得他不断质疑自己的思想，他思维的灵活性也让他的一生乍一看给人以总是在不停转变的印象。但细细想来，可以说正是这种思维的灵活性让林达夫活在了日本与西方的同步性之中，时刻领先于时代，也将他推到了与日本精神史上数不胜数的僵化教条主义思维针锋相对的位置上。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林达夫才可以终其一生都有新鲜的思想，给好几代人的青春带来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现代日本再难找出另一位与林达夫相同的知识分子，使得他如此独一无二的原因。

但话说回来，与之前的日本思想家以及知识分子相比，林达夫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异类，这一点无可否认。若用传统价值标准衡量，他恐怕会遭到严厉批判。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正揭示了学习西方文明的人在日本精神风土中的宿命。这正是林达夫的一生抛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绝对不曾过时。无论我们迎来一个何等国际化的时代，也无论表面上社会呈现出何等开放的风貌，只要林达夫仍是日本知识分子中极其罕见的一人，他所抛出的问题便是今日之问题，永远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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