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静如丨另类遗民袁金铠

作为国家“脱节的部分”，清代遗民中的士人对社会变迁极其敏感。潘静如老师在他的专著《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清遗民文学研究》清晰地揭示出这一群体在历史巨变中的情感、体察与因应。本文节选的袁金凯，在这一遗民群体中又有其特殊性。

作者通过对兼具“冷吟诗社”诗人和伪满政客双重身份的袁金铠及其文学文本的解读来展开探讨，分析了其“圣贤豪杰”情结生成并愈渐深厚的精神历程。而也正是这“圣贤豪杰”之梦，最终将他引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成为千古罪人。

袁金铠（1870-1947）是熙洽之外冷社的又一位大人物，字洁三，又作洁珊，号兆佣、佣庐，别署悬盦、渡辽生，奉天辽阳人。庚子事变时，组织保甲，办理团练，开始崭露头角。后获赵尔巽赏识，延入幕府，参与政务。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时，辅佐总督赵尔巽稳住局势，因此而被赏四品京堂。入民国，他历任奉天财政司长、督军署秘书长、国会议员、中东路理事长等职。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他向张作霖进言，反对帝制，赶走袁世凯心腹段其贵。由此，张作霖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独揽东北军政大权。1927年，张作霖任陆海军大元帅，他任参议。东北易帜后，他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继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冷社，全称冷吟诗社。1927、1928年之交，由熙洽、荣孟枚等人创于吉林，可考的酬唱活动一直持续到1932年元旦。成员骆家骥、马超群、金毓黻、曹祖培、袁金铠、杨名椿、梅文昭等共39人，多是东三省特别是吉林省的军、政两署官员。

字公镶，号次珊，一作次山，晚号无补、无补老人。正蓝旗汉军，祖籍登州蓬莱。清末政治、军事人物，曾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东三省总督、清史馆馆长。

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清朝新军等力量在中国武汉武昌发动的兵变，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是狭义辛亥革命的开端。武昌起义的成功，使中国各地陆续响应革命党人推翻清朝的诉求，最终使清帝在1912年2月12日退位，建立中国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袁金铠是一个颇有手腕、善于投机的政客。但他精神深处，藏有浓重的圣贤情结。朱熹有云：“豪杰而不圣贤者有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¹袁金铠一定是奉为信条的。他一生所期许的，正是王阳明、曾国藩一流的“圣贤豪杰”。《奉天通志》的修纂、《清史稿》的刊行，都与他相关，寄寓了个人的故土情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中庸讲义》《诵诗随笔》等理学著述，根植于理学家自省传统的个人日记选《佣庐日记语存》，以及个人社课结集《明伦诗社社课》。明伦诗社，并非一个独立的诗社，乃是依附于孔学会²。两者都由他一手创办，他以会长而兼任社长。袁金铠的日记曾交付友人传阅，生前刊行的《佣庐日记语存》还留存张之汉、成多禄、陈浏三人的批语。翻阅这部日记，可知他有志于成为一名“圣贤豪杰”。

全书260卷10函100册，洋洋数百万言，该志全面记录了辽宁历史沿革、山川地貌、天文气象、风土人情、物产资源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

《清史稿》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分本纪、志、表和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书中所录内容以万历四十四年(1616)起到宣统三年(1911)止，记载了清朝统治296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等。

辛亥、壬子之际，清室风雨飘摇，东南各省相继“光复”。袁金铠则献策总督赵尔巽，成立东三省保安会，维持地方秩序。他先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之一意孤行，刘星阁所谓押孤注也。然道理见得真，手法拿得定，无论如何危险，皆拟斡旋而安固之。天果不弃三省，庶几获济。…… 余评徐菊帅是一篇脑满肠肥大墨卷，赵次帅名家而非大家，锡清帅理路清楚是考卷文字。次帅叹为名论。

天人交战须勇者方能战胜。

某师长云：“历验诸人魄力之大，不能不推袁氏。”殆语出至诚乎！³

这种危急时刻，点燃了他的斗志。东三省的先后三位总督徐世昌、锡良与赵尔巽，他都追随过。在他眼中，徐世昌是“一篇脑满肠肥大墨卷”，赵尔巽是“名家而非大家”，至于锡良则更等而下之，不过是“考卷文字”。文章拟人，是一种名士月旦，介于严肃、戏谑之间。但它使现任总督赵尔巽会心一笑，“叹为名论”。至于“天人交战须勇者方能战胜”“历验诸人魄力之大，不能不推袁氏”，更像是他的夫子自道。袁金铠为什么如此有底气？也许他认为自己以圣贤而兼豪杰，当世巨公，罕有其匹。徐世昌的理学修为固然不必怀疑，但是他够豪杰吗？锡良也许算得豪杰，可是他跟圣贤不搭边。袁金铠心中别有理会。

1924年袁金铠印行了自己的《中庸讲义》。冯煦序云：“其扼要在尽人合天一语，而以慎独立诚贯输其间，如网之有纲，如衣之有领，内圣外王一以贯，世之读《中庸》者，得是编而沉潜反复，自无平易玄妙之疑矣……洁珊负不世才，苟出其得于中庸者，实而见诸行事，隐则为横渠，仕则为文正，世变或有万一之挽救。”⁴奖饰如此，可谓能投其所好。最后一结，尤足以诱导、强化袁金铠的“圣贤豪杰”情结。探讨袁金铠的生涯抉择，不能忽略这一点。参与伪满洲国政权固然是政客、汉奸的投机行为，但还有其他迹象或理路可寻。1934年，黄式叙替袁金铠的《佣庐诗存》作序时，沿袭或照应了冯煦早先的叙事：“退居一室，读书染翰，匔匔然如一寒儒，然每遇辽左有大事故，则慷慨敷陈，从容筹策，不从其言，则祸不旋踵，及变之已剧，又赖其力以转危而为安。”⁵可以作个推想，袁金铠的友人大概没有不知其“圣贤豪杰”之梦的。

验之日记，袁金铠确实沉酣其间，不能自拔。比如1926年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说：“读于次棠中丞集，理学名臣，当之不愧。卓识毅力，实远在张香涛之上。”⁶他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信。1927年5月15日，他又在日记中说：“与夏闰枝深论由理学及于政事。朱少滨谓：‘时局如此，何不出而斡旋？’夏曰：‘既见理如此清楚，又何斡旋之可言。’斯言亦可谓清楚矣。孔孟不用，往事可知。”⁷日记里提到的两人，一个是清遗老夏孙桐，一个是清遗老朱孔彰之子、著名历史学家朱师辙。这段对话当发生于清史馆内外。当时，“北伐”势如破竹，袁金铠与夏孙桐探讨的是如何“由理学及于政事”，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不过，夏孙桐有赠诗可考，期待他“藏山毋忽千秋业，攻错还期一字师”⁸，指《清史稿》而言。朱师辙“时局如此，何不出而斡旋”之问，可能是听了袁金铠高谈阔论之后的由衷期许，不过，更像是带一点恶趣味、假天真的闲言语。10月19日，袁金铠又在日记中写道：

事后论事曰当日何以不如此，事后论人曰吾早知其必然。犯此弊者其人必无定识无定力。⁹

这时，张作霖已经进驻北京，任北洋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袁金铠任参议。日记中对定识、定力的格外强调，显示他自负不浅。这是圣贤豪杰的必备素质。他曾记载他父亲袁睦的一段自述：“尝御车于省北小桥，触三官庙尚姓车夫卢某，因伤致死。余肇此意外，神气如常，逆旅主人甚惊异，私询从人袁某曾经历何等大事，而镇定乃尔。其实，余处世间事，无不如此也。”¹⁰不论这是如实记载了父亲的原话，还是作了文学加工，袁金铠神往这种境界是无疑的。日记言语间透露的是他对自己必将造就圣贤事功的无限“许诺”。

这种痴梦的发达，除了天性而外，历史的因缘际会、朋辈的辗转塑造都起了相当作用。袁金铠一生的政治资本，奠基于辛亥之际献策总督赵尔巽成立东三省保安会，而获赏四品京堂。四品京堂是一种官方荣誉，对袁金铠而言，有更大的意义。这使一介秀才在士大夫群体间声望鹊起。1911年12月12日，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奉省事原因复杂，难于缕述。简言之，非次帅必断送，而非弟为之主持亦作不到此。看此危疑震撼之秋，魄力何如。此后事变不可知，尚宜兢兢。东人有言赵某能于此时尚不断送三省，真是伟人云云，其实弟之主持力最大，无怪彼党恨弟已极，欲得而甘心，以为赵之所为皆弟之所为也。次帅有言，使洁珊自作不至如此费手，弟亦不以赵言为谀，然赵老自有手法，亦难能矣。¹¹

辛壬之际，东三省“绥靖”的首功，袁金铠居之不疑。职是之故，他才有上引的“天人交战须勇者方能战胜”之论。1934年，他在撰述《佣庐经过自述》时也不忘标揭此功：“（辛亥）政变以来四阅月，惊涛骇浪，危如累卵，军人则张雨亭、李鹤翔，政界则周养庵肇祥、绅界则孙鼎臣等均能力持正义，不惑浮言。予赞襄次帅，事事与闻，撑支危局，幸未颠越。”¹²“赞襄次帅，事事与闻”依然是对自我事功的肯定。

奉天保安会是辛亥鼎革之际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首的清政府地方当局应对变局的一个临时机构。“保安会”不但成功化解了奉天的革命危机，而且遏止了动荡，稳定了辛亥鼎革之际的地方政局。客观说，“保安会”是奉天地方各派政治势力博弈的产物。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蜂起，开保安会谋求独立，并非奉天独有，而借此名义来压制革命，维持地方秩序，维护清王朝统治，却是赵尔巽的创举。

作为典型事件，1929年《佣庐寿言》的编印不可不提。《寿言》是他六十岁生日时同人为他贺寿的诗文联合集，正文四卷，附录一卷。献寿言的，大体可以分为逊清故老、东三省军政要员两类人物，前者包括王树枏、吴闓生、陈宝琛、奭良、夏孙桐、许宝蘅、赵尔巽、成多禄、钟广生、世荣、金梁等人，后者包括新东北王张学良、吉林省长翟文选、吉林保安司令部秘书长潘鹗年、辅危将军吉林保安司令兼省长张作相等人，以至袁庆恩、张之汉、陈文学、王镜寰、张振鹭之流。《寿言》收录了袁金铠自己的《五十九岁生日自叙百韵》诗，其中有云：

辛亥八月秋，政变蓦然起。东陲特别地，维持室虞毁。泰安幸重来，临溟实柱砥。我亦竭绵薄，祸福置生死。忠清直亮褒，京卿荷荣玺。¹³

末一联自注云：“原奏有忠清亮直，知明处当诸语。”¹⁴他对此念念不忘。贺寿友人也无不浓墨重彩描绘其辛亥年的保境安民之功：

公倡立保安会，不动声色，从容坐镇如无事者然。于是谋我者废然，一无所施其计，而大局宁敉如常时。（王树枏）¹⁵

民国以来，我三省人民得宴然于惊涛骇浪之中，恬熙以生，无流离颠沛之忧者，先生之力也。（吴闓生）¹⁶

次珊制军谋所以安危局、杜外患者，其大体皆与先生咨商之。忠清亮直，知明处当，使清室获优待之条，民国建共和之治，而东三省则匕鬯不惊、享乐太平。次珊制军之功德固不可朽，而先生实有以赞助之也。（张作相）¹⁷

武昌变起，奉省新军谋独立，次帅务保境安民，立保安会以弭乱。时乱机四伏，岌岌不可终日。次帅主于外，先生谋于内，至不遑寝馈，不避险难，各省皆扰，而奉独宴如，先生赞助之也。（金梁）¹⁸

清遗老、北洋政客均连篇累牍，以此相推，足使当事人自我陶醉。甚至世荣给袁金铠的《诵诗随笔》作序，也忽然间插入、强调了这一点：“辛壬鼎革之际，赵公屹然为东省长城，洁珊实左右之。”¹⁹作为一个沉迷于自我世界的人，袁金铠可能从未将朋辈们的赞许视为“谀言”或“套话”。这反过来加剧他的幻想。袁金铠辛亥之际的“事功”固然给众人提供了叙述的材料，而众人的这些叙述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着袁金铠——不仅仅是辛亥时的袁金铠，也包括后来的袁金铠。

在袁金铠的想象中，他未来的“事功”无可限量，介入《清史稿》的编纂不过是牛刀小试。1927年，《清史稿》初稿已经草就，赵尔巽深感岁不我与，聘请袁金铠总理刊事宜²⁰。作为赵尔巽的“门生”，袁金铠乐意效劳。考《佣庐日记语存》，1927年4月16日有云：“次老来谈清史事，问何以善其后。予谓先以史稿付印公布，其有不合处，任人指摘，再加修正。此书一出，既不致有毁稿之祸，又得舆论之公，是未脱稿而脱稿矣。次老叹赏，意即照此遵行。”²¹由此可知，1927年晚春时节，赵尔巽曾就《清史稿》刊行事宜征询过袁金铠。赵尔巽征询的重点，可能包括：（一）《清史稿》成于众手，没来得及作系统的删润；（二）时局不定，北洋政权有垮台的可能，《清史稿》又未免“反动”。4月26日，袁金铠再次写道：“次老因清史有法缴卷，乃惕惕焉桑榆之景迫。行长途者忘其疲乏，到目的地乃觉得神气顿倦，其此之谓欤。”²²所谓“有法缴卷”，当是指赵尔巽认为袁金铠的意见切实可行。到5月，赵尔巽即以清史馆的名义聘任袁金铠总理发刊事宜。袁金铠入馆，作《移入清史馆总理发刊事宜有作》一诗：

岁华荏苒十三载，旧地重来有所思。败叶留阶犹待扫，繁花绕路尚含滋。一朝文献资初稿，全史输舆作导师。报德酬知关此举，踌躇满志是何时。²³

除了“报德酬知”而外，事关“一朝文献”也是袁金铠所看重的。

这并非没有挑战。袁金铠首先面对的就是清史馆内的纂修、修撰诸人。理学家、道学家与文人名士向来是“世仇”。政治家也每每鄙弃文人名士的大而无当、浮而不经。袁金铠以圣贤而兼豪杰，就尤与名士凿枘不相入。1927年5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有号称名士，只支史馆之薪，不交一字功课者。名士爱财，语虽近谑，应非岢论。其天良盖已汩没矣，不然何以出此。²⁴

他的责备不无道理，不少清史馆馆员正是冲着“噉饭”来的²⁵。民初袁世凯决意开设清史馆，本来就带着安顿故老、拉拢人心的意图。人浮于事，大概伊始已然。谋印前夕，还有很多人没有交稿。9月17日，袁金铠在日记中记载道：“对交稿事发激烈语。此等冒险之举，易于奏功，亦易于误会。淮阴背水阵法，亦万不得已之举也。”²⁶可以想见，迟迟不能交稿者遭到了他的斥责。1928年12月9日，他再次在日记中予以严谴，嘲笑清史馆“名士之末路”，为他们“架子已倒，而钱亦拿不着”而幸灾乐祸²⁷。

更大的挑战来自时局。《清史稿》将近完稿的时候，北洋政府垮台在即，南京国民政府可不会体恤《清史稿》撰稿人的那点情怀。事实上，在国府看来，这部《清史稿》充满了“反动”。袁金铠1927年7月13日日记云：

金子缄函称史稿能早一日成功则早了一日心愿，此中殆有天焉。以公之毅力与次老忠贞，当有回天之力，惟日祝大功告成等语。维宙亦具此心理，其望尤切。²⁸

“具此心理，其望尤切”的人物“维宙”即王树翰（1874-1955），维宙其字，辽宁沈阳人，1924至1926年任吉林省代省长，1929年起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长²⁹。日记中的“回天之力”云云，就是指刊印《清史稿》本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1928年2月27日记又云：“王书衡、邓守瑕谓无论如何，但史稿印成，则一朝典章文献，藉之以传，其关系亦綦大矣。”³⁰王书衡即王式通，邓守瑕即邓镕，他们二人也力主刊行《清史稿》。其中，王式通曾任清史馆纂修，领得《刑法志》，不过根据朱师辙的回忆，《功课簿》里没有他“交稿”的记录³¹。1928年夏，《清史稿》进入印行阶段。时局动荡，袁金铠忙于政务，不能久居馆中，因而委托金梁代理刊发事宜。《清史稿》刊行甫竣，正值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旧历五月，金梁从已经印成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中抽取四百部运回辽宁，是为“关外本”《清史稿》³²。袁金铠1928年7月11日日记云：“史稿刊竣，完成一件事，心为大慰。”³³令他“大慰”的，一是“一朝典章文献，藉之以传”，一是完成了老师赵尔巽的遗愿。他在5月9日的日记有“为《清史稿》事，夜梦无补老人殷殷致谢，此无他，慊于心故形于梦也”³⁴之语，即所以自我表功之意。赵尔巽之子致函袁金铠有云：“史稿印竣，俾先君十数年，硁硁苦志，获底于成，皆出自我师毅力担当，全其终始。此次事变之先，将未印者预为料理，尤征筹虑周详，无任钦佩。”³⁵袁金铠将致谢函录入自己的日记，其意可知。“此次事变之先，将未印者预为料理”当是指国民革命军围城之时，授意金梁将尚未印完的《清史稿》从清史馆移至个人寓中继续刻印，历二十日而印成足本一千一百套。1929年，在汹汹民意下，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请国民政府将《清史稿》列为禁书。袁金铠还不无得意地说：“国府禁售清史稿，此事早在意中，此后应增几倍价值。”³⁶

“北伐”收官阶段，北京时局扰攘。袁金铠对《清史稿》的刊发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他自己也引以为傲，在1927年9月6日记中说：“柯凤老以吾办理史稿极端，称赞谓此事纵办到极完善地位，所全者终小，何不出而干天下事？俾吾侪坐享承平，岂不美哉！予笑谓用行舍藏，自有遇合。学者不可不知命，亦不可不知天。枉道求合，无好结果。听天由命，顺其自然。”³⁷柯凤老即柯劭忞。由参与《清史稿》事宜而讨论到“所全者终小，何不出而干天下事”，则“天下事”为何等事，不难想见。这段对话更精彩的在后头：

凤老笑谓：若当日袁世凯易而为袁金铠，则中国且跻于强矣。予谓：惟其如此，此之谓天，但盼终有转机耳。³⁸

不用说，与往常对待师友们的赞誉一样，他对柯劭忞“若当日袁世凯易而为袁金铠，则中国且跻于强矣”的褒奖语也照单全收。他个人随之发出的议论，表明他早为自己的“圣贤豪杰”之梦做好准备。1928年2月4日日记里有关《清史稿》的那段议论又为我们展示了袁金铠的精神世界：

舫极满意《史稿》之成功，谓范文肃开清局之始，佣结清局之终，皆辽沈人，为之遥遥辉映。³⁹

袁金铠号佣庐，这里的“佣”是他自指。范文肃即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辽东沈阳人，历事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帝，乃是清王朝的开国元勋。去世时，康熙亲撰祭文。李霨《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云：“国家定鼎燕京，武功赫奕，其以文臣著，变调绥乂，勋为中外瞻倚者，首故太傅范公。”⁴⁰陈康祺《郎潜纪闻》云：“巨清开国元辅，在汉臣中必首推范文肃公文程，其遭遇如汉之留侯、明之诚意，而建树宏远则过之。”⁴¹《清史稿》修成出版，一句“范文肃开清局之始，佣结清局之终，皆辽沈人，为之遥遥辉映”，正像上文论述过的“白山黑水”，显示了袁金铠作为奉天人所具有的别样的王朝记忆。这连同他的“圣贤豪杰”之梦，将他引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成为千古罪人。

“九一八事变”后，他故技重施，组织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伪满洲国成立，历任伪奉天省省长、省政府最高顾问、参议府参议、尚书府大臣。1943年，辞官归乡。1945年，被抄家。两年后，病殁于辽阳。

潘静如（1986～ ），江苏灌南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主要研究近代文学，旁及古典诗学、明清艺术史。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种。著有《民国诗学》，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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