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杨舒蕙｜显影与抵抗：近代中国医学肖像及其视觉主权

本书的构思，始于纯粹的偶然。四年前，当我在研究外销画时初次遇到19世纪广州画师林呱（Lam Qua）为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绘制的医学肖像时，那些膨胀的肿瘤与坦然暴露的残肢，并未引发我的任何生理不适，相反，它们竟激起了我心灵深处的某种审美偏爱与智性好奇。作为一个长期以画笔与魔幻现实世界对话的创作者，我对游移于真实与怪诞之间的图像有着本能的亲近感。就像我的画作《百年孤独》中那些扭曲的轮廓——是人？是兽？或是某种被遗忘的机械装置？他们既是确凿无疑的身体事实，又充满了超现实的寓言感——而这也同时代表了活生生的、赤裸裸的现实性。正是这股原始的、来自视线的引力，让我提笔写下关于林呱医学肖像的第一篇论文《肿胀与怪诞：从病患肖像到时尚表达》，并得以在《艺术设计研究》上发表。当时我并未预料到，这一偶然的、跨艺术史与医学史的初步探索，会最终蔓生为眼前这本专著。

人们惯于用“西医东渐”来概括这段历史，但我始终无法顺延这一单向叙事——世间的事情繁芜复杂，怎会如此简易被归纳？我非常喜欢一位学者——韩瑞（Ari Larissa Heinrich），我读完了他的全部著作。在《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一书中，他细致考察了在华医学传教士的话语及图像，并提出正是这些话语和图像将“东亚病夫”这一形象带到西方，再经由译介至中国的西方医学文本、中国民族主义文学书写本身，最终回流至中国，同时也传播到世界各地。至此，“东亚病夫”这四个字深深嵌入乃至二十一世纪之后的观念和话语中。但我在观看他所提供的图像证据以及论证过程时，总觉得，他提供的阐释，只是其中一种阐释。他看到的事实，只是其中一种事实。我天然觉得“那不够充分”，我天然觉得“话未说完”。是的，这源自于我的直觉。我的学术永远源自我的直觉。我在想一个问题：韩瑞如同一位精密的制图师，勾勒出病夫的文化地形图，但我不可能在这张地图上描红，我一定要潜入图像生成的地层深处。

韩瑞一直在书写中国身体。可我至始至终觉得，被描写者不该噤声。中国人的身体，要自己来写。身体的拥有者必须自己言说。

我是个画画的人，我深知何为创作者的主体性。无论被如何遮蔽，创作者永远无法真正湮灭自身的主动潜能。那些下笔的积习、衣纹的描法、乃至对《医宗金鉴》中“指向乳房”手势的无意识沿用，都是一场游击战——无论绘者本人是否有意为之。这也是我与韩瑞的根本分野：我更关注“抵抗”。从林呱画室的分绘组装，到《全体新论》中木刻线条对石印解剖图的转译，再到图像在报刊流转中被悄悄改变，近代中国身体观的演化，绝非温顺的“冲击——回应”，而是一个充满褶皱、断裂与混杂的辩证场域。

本书也是我学术实践与艺术实践的一次互渗。我在故纸堆中探查被“科学客观性”遮蔽的视觉线索，正如当年在《百年孤独》里寻找魔幻现实的真正出口。书中那些插图，无论是宋代《纺车图》中的哺乳妇女，还是《全体新论》里的产科图谱,皆是重审“健康中国”的棱镜。在算法与AI日益规训视觉认知的今天，重审林呱笔下这些粗粝、带血带肉的肖像，或许能找回一种未被彻底统摄的视觉伦理：身体不仅是被治理的对象，更是文化主体性得以栖居的感性疆域。也是最后的疆域。感谢光启书局，让这些早已沉寂的图像得以重新显影。

“健康中国”的视觉形构：华人身体的医学肖像与国族叙事》杨舒蕙，光启书局，2026 — ▲《“健康中国”的视觉形构：华人身体的医学肖像与国族叙事杨舒蕙，光启书局，2026》内容简介

横跨视觉史与医疗史，重回近代中西相遇的历史现场，审视医学图像背后交织的殖民凝视、文化抵抗与主权博弈。本书以医学图像为切入口，探索近代中国“视觉主权”的建构历程。从19世纪广州画师林呱惊心动魄的医学肖像，解剖图谱的跨文化转译，到摄影等现代医学影像的兴起，作者追踪了一系列医学视觉实践。围绕国族、性别与技术的三重维度，本书揭示在“西学东渐”时代，近代中国身体如何被卷入国族健康的定义权争夺，凝视机制如何因性别差异而运作，中国的画师、医者与知识精英如何调用本土视觉传统持续进行着文化转译与主体性的重建，新媒介技术又如何重塑医学视觉体制与全球知识秩序。

编辑推荐

为理解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全新框架。本书突破了“西学东渐”或“冲击-回应”的传统史观，通过“视觉主权”这一核心概念，深刻揭示了近代中西碰撞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一场围绕身体表征权、文化解释权展开的隐秘战争。它将医学图像从单纯的记录工具，提升为权力、知识与文化想象激烈博弈的关键场域，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化历程提供了极具原创性的理论视角。

横跨视觉史、医疗史、思想史，还原一段被忽视的历史。本书以林呱医学肖像等具体图像为“关键切口”，进行了极致的微观图像学分析，成功地从画面肌理中解读出本土视觉传统的隐性抵抗。作者融合艺术史、医疗史、视觉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的跨学科方法，不仅还原了一段被忽视的视觉史，也为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如何通过物质性媒介（图像）切入宏大议题的范本。

以历史为鉴，与当代对话。身体如何被观看、定义与叙事，始终关乎国族认同与文化主权。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更是为理解当代的身体政治、健康治理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坐标。近代围绕医学图像的视觉主权争夺，与今天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树立文化自信的时代议题紧密相连。

文章试读

第二章第一节“双轨”视域下的男性身体：

从“去势”焦虑到“阳刚”重构

在医学凝视的性别化运作中，“阴性化”作为一种权力规训的视觉机制，其对象并非仅限于女性身体。林呱医学肖像中的男性患者，同样被纳入了这套美学的塑造与解读。70号医学肖像（图2—1）便是一个关键例证。该画像呈现了一位壮年男子，其身体的核心叙事围绕一个从左侧腰部悬垂而下的、葫芦状的巨大肿瘤展开。画家的“阴性化”视觉策略并非直接展示残缺的性器官，而是以肿瘤的异常形态与沉重存在，遮蔽并取代了生殖器的正常视觉呈现。这种“遮蔽—替代”的修辞，将观者的注意力与想象牢牢吸附于这处怪异的肉身之上。当时的医学记录冷静地描述道：

关南京（Kwan Nanking），42岁，南海（Nanhae）人。他的左侧髋关节处有一个肿瘤，形状酷似葫芦。球状部分周长约一英尺，颈部长四五英寸，球体直径约两英寸，下部已经溃烂。它被切除。患者目前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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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70号林呱医学肖像

当肿瘤以如此醒目的方式占据并定义了下体区域时，它在视觉上便构成了一种功能性置换。男性的性征与生育潜能，在此被一个庞大、病态且最终需要被切除的异物所隐喻，去势感扑面而来。67号医学肖像（图2—2）采用了类似的视觉语法：画中男子与少女刘阿金肖像一样采取转身姿势，褪下来的裤子挂在脚踝边，与臀部连缀着的不是双腿而是一个梨形肿瘤，就像一个橄榄形道具，直接卡进男子的下体，占据了原本属于生殖器的空间。他的下身犹如怪奇恐怖的昆虫，令观者对他的生殖能力产生隐忧。

王克京，27岁，患有先天性肿瘤，是广州一位受人尊敬的茶叶经销商的儿子。肿瘤病史如下：孩子出生时被发现右侧臀部异常之大，用保姆的话来说就是“有点胖”。孩子直到8岁才引起家里人的特别注意，因为那时这种不自然的增大变得非常明显。之前几年里，肿瘤是缓慢增长的，但在过去四年里，它生长迅速，现在已经接近王克京体重的三分之一。肿瘤附着处覆盖了大约一平方英尺的表面，延伸到膝盖以下一点……重量估计在 60 到 100 磅之间。当他坐下时，肿瘤就会变成一个圆形大垫子，把他在椅子上抬高六英寸或更多。肿瘤还会随着天气的冷热而变化。早晨，肿瘤表皮会起皱……这个年轻人身体健康，动作很快，对轻微的触碰非常敏感。当他来到医院时，右臀部躺着时会出现一个大伤口，老茧和死皮看起来像厚重的皮革……表皮与肿瘤分离明显（切开后）。对于切除肿瘤的可行性和可取性，我不怀疑，并赞同各位先生的意见，他们中有苏格兰、法国、英格兰外科医生，他们遇到过这种病例，我对他们的辨别力和判断力非常有信心。但在手术之前，主要反对意见来自他的妻子……患者未接受手术。后来当患者去世时，曾试图进行尸检，但未能如愿。

和伯驾记述中大部分出现的喜报相比，这是一个悲伤的例子：手术是可行的，但被阻止了，阻止者却是患者的妻子。在这里又看到了中国家庭对西医的拒绝姿态，当然这种情况也频繁地出现在传教团体的其他记录中。67号肖像简直给林呱男性叙事的“阴性化”提供了一个想象中的结局：阳性生命的中断与终结。

另一个例子更加典型：63号肖像（图2—3）中的男子长有另外一类巨大的肿瘤——被标注为“阴囊肿块”（scrotal mass），不过桑德·L.吉尔曼（Sander L. Gilman）在自己的论文《林呱与中国西化医学的发展》里将其命名为象皮肿（elephantiasis）——再一次证明了精确的科学术语在这批医学肖像里不是最重要的。命名的分歧本身即构成一种隐喻：科学术语的精确性在此让位于病理身体所引发的、更为原始的视觉震撼与阐释焦虑。这位名叫朱顺义的年轻男人索性把一条裤管脱掉，以便露出他骇人的肿物来。比起前两幅作品，这幅肖像更能令观者彻底地、清晰地看见阳具的全然消失。这一动作仿佛是对窥视欲的一种挑衅式迎合，既是对医学客观性框架的遵从，亦是对其的微妙颠覆。当肿瘤的体积足以吞噬性征，“男根”便被转化为不可名状的肉瘤，传统的、以阳具为中心的男性气质视觉叙事遭到彻底瓦解。

在生殖崇拜的视觉谱系中，巨物崇拜本应占据独特位置。对巨型阳具的礼赞不仅关乎生物性的生殖力崇拜，更将性征升华为一种权力隐喻，成为雄性暴力、征服与统治秩序的具象象征。然而，朱顺义胯间的巨物并非期待中的阳具，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异常肿胀的睾丸。本应作为视觉焦点的阴茎，却在此球体的挤压下悄然隐遁。“缺席的在场”构成了一种深层的视觉阉割，借由病理性增生对正常性征的遮蔽与取代，完成了对男性气质的符号性消解，并急转直下为一种引发生理厌恶与心理恐惧的畸变展示。63号肖像在丰饶与匮乏、膨胀与缺失之间，制造了一种不安的张力，朱顺义的身体成为一个矛盾的场域，既被过度性征化，又被剥夺了完整性与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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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63号林呱医学肖像

以上三个案例中，“阴性化”是一种通过视觉联想达成的象征性去势。通过对病患下体区域的聚焦与重构，将肿瘤塑造为视觉焦点，从而引导观者将对男性气质的关注，从生殖力悄然转移至病理的破坏力。无论肿瘤本身是否直接源于生殖系统，这种视觉表现都强烈暗示了疾病对男子“雄风”与生育功能的剥夺风险。男性身体从传统上主动、完满的主体，转换为一个被病理侵蚀、被凝视的客体，其力量不在于展示确切的伤残，而在于营造一种关于残缺、失效与男性气质流失的弥漫性焦虑。

柳叶刀或许可以切除肿瘤，但图像所植入的、关于“不育”与“去势”的想象，却作为一种文化隐喻被长久地留存下来。值得一提的还有63号肖像的姿势——“正面—背面”形象同入一画，这是百余幅医学肖像中的唯一一幅，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初看起来，同一画作中的两个人体一正一反完全对称；再仔细观察，实际上左边的朱顺义直面观者，神色消极，而右边的他则低着头，目光向下，表情不明，似乎与左边的肖像形成一种细微互动；左边的顺义将前摆的青绿色袍子拉起，露出肿瘤，而右边的他则将后摆掀起，前摆放下；两幅肖像一前一后，挺立在舞台前景中，并未完全彼此镜像。绘者做出这样的安排，能更好地体现出肿瘤的多角度形态，而这具年轻的身体，也更接近于“盛放”肿瘤的器皿了。

“正面—背面”这一展示形制，很容易被认为是“人类学视觉图制对晚清外销画的影响”。这是一种常规看法，在“西风东渐”的大趋势下，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困难，可以说，相似案例比比皆是，图像学的例证可以给这一论断以足够的支持。譬如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从‘霍屯督的维纳斯’到中国病臀：殖民凝视的全球谱系”中讨论过的萨尔特杰·巴特曼，她曾在《哺乳动物自然史插图》第二卷（Histoire Naturelle des Mammifères, tome II）中被作为附赠图片展出，其“正面—侧面”图示将其病理性臀部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且她出现的位置位于雌性褐马鸡和雄性叶猴图像之间，作为“哺乳动物”被科普性地展陈。

除此之外，摄影术的发明也在加强“正面—侧面”这一展示形式的迁移。图2—4中编号为“45282”的中国男子梁福以“正—侧”示人。从这张“罪犯入狱照”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摄影师几乎将被摄的“正—侧”两类形制叠加在一起，仿佛连体婴儿。这是一张典型的历史“面部快照”（Mugshot），通常包含囚犯的正视图和侧视图，并且其胸前佩有编号的标牌，此类摄影还可能拍摄全身照并标示身高尺寸，以此全面掌握犯人的身体数据——这一领域由法国人阿方斯·贝蒂荣（Alphonse Bertillon）于19世纪发明。摄影与权力借助人种学图像文档产生了紧密关联，通过“存档”来达成社会控制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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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梁福肖像

1929年，加州华人虚拟收藏：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精选集（Chinese in California Virtual Collection: Selections from the Bancroft Librar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UC Berkeley, Bancroft Library）

值得一提的是，63号肖像采用的“正面—背面”并置形制，在表面视觉特征上确实与西方人种学测量或刑事摄影中程式化的双视图式存在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自然容易导向一种线性的文化传播论，即将林呱的创作简单理解为对西方视觉范式的被动模仿。然而，如果深入图像的生成语境与画师自身的文化谱系，就有必要对这一看似清晰的源流关系保持审慎的追问。

这种将63号肖像图式直接归因于西方影响的阐释，虽然便捷且符合“西学东渐”的宏大叙事惯性，却可能在不经意间简化了跨文化实践中视觉语言生成的复杂性。因为它预设了一个单向的、从西方“先进范式”到中国“接受模式”的传播路径，却忽略了画师在调用视觉资源时可能存在的多源性与主动性。在断言其西方来源之前，或许首先需要叩问：林呱是否可能同时浸淫于本土的视觉资源库？这种并置的构图，是否也可能根植于中国自身图像传统的“共有表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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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人体图四幅，展示循环系统和穴位》（The human body, showing a circulatory system and acupuncture points: four figures）

彩色木刻，伦敦惠康博物馆

事实上，在晚清外销画师所身处的视觉文化环境中，存在着另一套成熟的身体展示传统，即中国本土医学与司法实践中的古典肖像图式。图2―5这张木刻版画由侧人明堂图、伏人明堂图、脏腑明堂图与正人明堂图（孙思邈明堂图则分为仰人、侧人和伏人三种图类）集合在一起，四幅线描肖像被并排放置于同一个画面中，不但展示了人体的“侧面―背面（伏人）―正面”，还夹杂了一张内脏解剖图（即脏腑图），最后形成了正面背面相对、侧面两两相对的互动之姿，遵循了隐性的对称美学观。这是一幅集体肖像图，西方学界也对此做了明确记录，称其为“针灸图”（Acupuncture Chart），并说明针灸是三种典型的中医治疗方法之一。

要岔开去说一点的是，这张总图也可以分拆后单独作图，图2―6就是单独成像的脏腑明堂图，被西方学界描述为《古代内脏器官解剖图》。以上两件作品收藏于伦敦惠康博物馆（Wellcome Collection），均带有西式编目卡片，直接附于画面之上，前者旨在向读者系统说明针灸的基本原理与应用范围，并引用1932年的学术著作作为权威参考，反映了当时西方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认知与整理方式。后者以西方解剖学视角，将中医脏腑图中的器官标识整理为一份编号清单，用自身的“科学”解剖学概念，来框定和解释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身体观念系统。合信（BenjaminHobson）曾这样写道：“中土医书，方论浩繁……每论一病，必浮举阴阳五行，缠绕不休……更或高谈脉理，妄事神巫，脏腑功用，茫然不知。”由此可见，西方传教医生对中国医学体系的认知存在显著的隔阂，而这一体系本身对西方人而言也意味着极大的理解困难。因此，凡提及解剖图，便会在前面加上明确的定语“古代”，以此作出区分，但给予“针灸”专门位置。针灸于是成为一种能够代表传统中医药学的治疗模式、显性符号、认知系统，在中西医文化的冲突与张力之中代表了一种能够揭示中医自我理解的他者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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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女性身体侧面图，展示肠道和主要器官》（Profileview of female body,showing intestines and main organs）

彩色木刻，伦敦惠康博物馆

另一个关键的例子来自中国古典的法医学视觉传统。在清代法医学代表作《洗冤录详义》的验尸图谱中，系统地采用“仰面—合面”（即正面与背面）并置的视觉程式来呈现尸体（图2—7）。这种服务于司法检验的、高度程式化的多视角身体展示图式，证明了“正面—背面”同框的视觉逻辑，在中国本土的认知与实践中早已存在且自成体系，并非西方人种学或刑事摄影的独有发明。因此，63号医学肖像所采用的构图，完全有可能部分承接或转化了此类本土的视觉成规，而不仅仅是对西方图式的单向模仿——至少，其视觉来源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混合性。

由此，在近代中国医学肖像这一独特的视觉场域中，我们所遭遇的恐怕并非简单的风格嫁接或文化覆盖，而是一种深层的“双轨并存”结构。中国的传统图像范式与西方的写实主义图式，作为各自文化传统中高度自洽的视觉语法，在此形成了一种并行、对位与协商的独特关系。它们如两条源流不同、逻辑各异的轨道，被并置于同一视觉载体之内，却分别指向并维系着截然不同的认知体系与美学逻辑。

将中西模式进行本质化的区分与对立，固然是近代思想史中一个便捷的叙事。在医疗传教的时代语境下，西医往往将中医视作巫术与迷信，种种病患躯体的视觉化呈现似乎也在无声佐证着传统医学的“无能”。然而，63号林呱医学肖像的案例却展现出一种悖论性的协商状态。中西方视觉元素并未导致非此即彼的冲突，而是在图像的同一平面内达成了静默的共存与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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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洗冤录详义·四卷·附摭遗》（清）许梿编校，清光绪二年葛氏啸园刊本

注释

1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1/12英尺，合2.54厘米。
2案例编号4606，来自伯驾收藏，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历史文献特藏部。
3案例编号2231，来自伯驾收藏，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历史文献特藏部。
4Sander L. Gilman, “Lam Qu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westernized medical iconography in China”,Medical History, 1986. no. (30), pp. 57—69.
5巨大阴茎是一种疾病，而且极为少见。它的病理成因之一是阴茎海绵体血管瘤样增生，严重影响性生活。因此，对巨大阴茎的崇拜实际上是视觉符号层面的隐喻崇拜。
631、32号肖像的“正面—侧面”形象则分属于不同画面，并未合并一处，并且指向的是术前、术后对比，而非纯粹的人种学描绘。
7该男子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图莱里县（Tulare Co.），1929年4月5日于圣昆廷监狱（San Quentin）被执行死刑，终年54岁。他袭击了一名华人女性的头部，向她泼洒汽油，并点燃了她已被刺伤的身体。
8阿方斯·贝蒂荣（1853—1914），法国警官与生物识别技术先驱，其主要贡献在于推动了刑事鉴定的科学化。他创立了“人体测量法”，通过标准化身体测量为警方提供了早期科学识别罪犯的方法，取代了过去仅依靠姓名与照片的不可靠方式。此外，贝蒂荣于1888年将罪犯面部摄影规范化，确立了现代入案照片的拍摄标准。尽管其人体测量学后来被指纹鉴定技术取代，但他将系统测量与摄影标准化引入司法实践，仍在刑事科学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
9合信（1816―1873），1835年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1839年被伦敦会派往澳门，后担任中华医学传教会澳门医院的负责人。1843年被派往广州，在广州创办惠爱医馆（Wo Ai Clinic）施医舍药。1855年在广州用中文著《博物新编》，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又著《全体新论》介绍人体生理学和人体解剖学。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惠爱医馆被民众焚毁，合信避难上海，与艾约瑟合作翻译英文科学技术书，先后著《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医学书籍，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合信所著的医学书籍流传广泛，并被翻译为日文、韩文。
10参见［英］合信：《内科新说》卷上《总论病原及治法》，清咸丰八年（1858年）江苏上海仁济医馆刻本。
1119世纪初期首位西方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耗时13年，运用了音译、直译、意译和阐释性翻译，其难度可见一斑。
12《洗冤录》系列是对“尸体”进行观察、处理和分析的经验研究文本，补充了中医药学的“活体”内证视界。传统医学书籍《释骨》，详细列出人体的骨头数量、形态及相关位置，主要旨趣在于对尚有血肉的生者施以针灸治疗，内文详列诸骨，指导读者如何从体表触摸肉体，循着骨头的位置精准找到穴位。这种“活体范式”和《洗冤录》系列验骨图中表现枯骨骨架的“尸体范式”并不相同。“医学肖像”研究倘若忽视仵作的经验图像，将会是不小的缺憾。本章节提及此书，亦是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做准备。
13在中国学术发展脉络上，法医虽然不与医家同流，但法医学的“急救方”依然受惠于医家知识，从未与中医药知识隔绝。宋慈儒者出身，为弥补医家知识不足，刻苦研读医药学著作，把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等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死伤检验实践，力求检验方法多样且科学。只不过阴阳两隔，各有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