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两岸新的思考空间】姜亚筑丨理想主义重构下的社会认知与主体培力

作者身为台湾“七年级生”世代，在中国大陆生活、学习了近十二年，在阅读陈映真的过程中，开始检视自身状态与台湾相关社会现实的关系，并对如何认知两岸分断的历史和现实影响、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等问题产生了更多兴趣。她从《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一书围绕陈映真和理想主义问题的讨论中获得触动，省思台湾左翼在致力于两岸工作时遇到的问题和困境，特别强调了一种从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及其《人间》实践中理析的工作方式和意识：不是将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左翼理论和相关观念的被动载体，或以左翼理论和观念对现实中的人和他们的经验加以简单回收、归类，而是充分正视在被社会历史所塑造的同时，人的心理、意识、心灵状态、情感价值取向与多样、复杂的生活、生命样态。在此意识下，对台湾现实和历史经验更深入和更充分的探索、整理和审慎地辨析，可能为六十年代后更多受到欧美批判知识型塑的台湾知识思想生产，带来自我调整、省思、更切实面对在地现实和在地社会肌理的契机。

▲“核废迁出兰屿”与兰屿的孩子们摄影：关晓荣，1987理想主义重构下的社会认知与主体培力[1]

——兼谈关于两岸的一些观察

姜亚筑

一

《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这本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与2021年一月举行的“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讨论会、四月“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主题工作坊，以及七月孟登迎教授主要推动的“90年代以来的青年理想主义工作坊”，这三次讨论密切相关。由于疫情的缘故，我只能在线听会，但仍能如临现场般地感受到所有发言者表现出的，使听会者高度共鸣和投入的真诚、真切、焦灼、急迫和认真。阅读这些讨论基础上编辑成的《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一书时，我也再次从中受到触动。

贺照田、李娜、莫艾、余旸、程凯、宋少鹏、张振、张艺英、冷霜、姜涛、黄琪椿、薛毅、付国锋著，台社，2022

而对我来说，这本书与台湾或隐或显的联系，又有着颇为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首先，书中许多基于中国大陆社会的深入讨论与思考，是由贺照田老师关于台湾作家陈映真的研究——《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〇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以下简称“陈映真文”)——所触发的。其次，台湾文学研究领域的李娜、黄琪椿两位令我特别钦佩的老师也参与其中，她们的讨论和写作都给我许多帮助与启发。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中所提供的诸多思考，在当下两岸交往遭遇困局、两岸关系愈趋紧张之际，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也正是因为如此，虽然《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一书囊括了非常丰富的面向，让我有许多思想的启迪和内心的共鸣，但是接下来，我的讨论将主要围绕与两岸相关的问题展开。

我出生、成长于台湾，读完四年大学后，又到中国大陆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专业继续读研、读博，在中国大陆生活、学习了近十二年，长期往返于海峡两岸。当初之所以会选择赴中国大陆学习有许多原因。比如2006年在中国大陆旅行时感受到的民众对台湾的好奇与善意，2008年前后两岸较为融洽的气氛，以及在此气氛下许多大陆老师来台湾讲课激起的进一步了解中国大陆的兴趣等等……而阅读陈映真带来的多方面影响，更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

记得初读陈映真小说时，我受到了极大的触动。无论小说中较为“苍白”的人物，还是那些更具理想主义气质的角色，都让我从不同方向来反观自身颓然无力的生活和生命状态，与之对峙，并面对身为台湾“七年级生”世代（相当于中国大陆所说的80后）[2]的苦恼，开始想象和思考人生应该怎么过，怎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也是在这些彷徨和搅扰中，我开始关注陈映真的“反帝”、“反殖”、“第三世界”等相关左翼思想、论述，试图检视自身状态与相关社会现实的关系，并对如何认知两岸分断的历史和现实影响、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等问题产生了更多兴趣。

近年来，一方面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论述，以陈映真所提供的这些知识思想为资源、立场，对台湾现实展开了犀利的分析与批判。但另一方面，我也常常困惑地感到，当下许多错综复杂却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现实状况和问题，似乎有时与这些论述的判断有所错位，或难以被充分涵盖进这些论述所提供的视野之中。

大概也是因为自己所遭遇的这种认知上的困顿，这次阅读《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一书令我受益匪浅。比起直接聚焦陈映真关于“社会经济阶级分析和批判的国际分析”，陈映真文别具深意地处理了这些分析背后的历史社会现实感和实践意识根基，即支撑陈映真在80年代之后更为有力地投身社会运动和各类实践的关键内在环节──理想主义重构。而围绕这一问题，书中许多文章也都进行了相当精彩的讨论。借用黄琪椿老师的话，这些讨论所蕴含的思考，也许将成为我们“打开生机的方式”[3]。

以下是我的一些想法。

二

在《“看见”——“悬置知识─观念、以对象为方法”的陈映真研究的启发》一文中，李娜老师指出，陈映真是台湾文学必读作家之一，并一直在大家的视野里，但在陈映真思想和实践中占有关键意义的，1980年代初的“民主、民族理解的重构”、“理想主义重构”，却是由贺老师这样一位中国大陆学者所“看见”的。这一“看见”，恰恰是因为贺老师一开始就“悬置”了陈映真身上的诸多“知识─观念”，以对象为方法“随物赋形”：

贺照田悬置陈映真身上丛集的知识─观念，目标并不是要突破和否弃那些知识─观念，而是将陈映真置于他所面对的历史变动和他的苦痛、问题中，摸索其文字、语言表述之下更深心情、感受与思想脉动，抵达陈映真这个“人”，来捕捉他的反应、他所调动的经验、探索的思想资源，重新铸就他指向现实行动的“观念与感受型构”──如此，才能让标记他的那些概念，比如“左统”，比如“理想主义”,拥有与时代课题缠斗的紧张感和思想意涵。[4]

这样一种“坚持从历史中人的具体生命经验出发、而非从思想观念逻辑设定和学科逻辑设定出发”[5]的认知努力，在莫艾老师的《探寻深入社会的认识之路——围绕理想主义重建和社会改造议题的点滴思考》一文中，得到更为展开的阐释。她扼要地概括了贺老师的历史研究、精神史研究的核心工作致力之一，在“有力揭示塑造人的历史─观念机制和相关时代结构性要素，同时加入人文视角的分析，努力对时代进行整体性贯通把握。在社会视角中引入人文视角，意在思考、探索历史展开如何在把社会改造和更顺畅一社会内部的生机脉络结合的意识努力中，积极发挥人自身的主动性”[6]。并且，结合了贺老师另外一篇文章《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莫艾老师分析道：

人的意识状态和人的表现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阶级位置”，同时紧密关联于人“又流动又稳定的价值感受状态、心理感受状态”和“他们所遭遇的种种具体问题困境”，需要结合具体条件“不断……作出新的政治─社会─心理分析”──这些理解告诉我们，认识人的真实生存状态，需要我们开启物质、经济、制度之外的观察视角。“又流动又稳定”一句同时表明，不同的现实条件、因素、情境，不同的互动方式、互动氛围，都极可能影响到人的“价值感受状态、心理感受状态”；面对不同的问题，这些作用因素的表现形态和它们所搭建起来的结构关系，也会变化。因而，需要结合情境条件来具体辨析、准确把握不同人的价值感感受、心理感受中哪些部分相对稳定，哪些部分更为“流动”……结构意识意味着认识者始终在动态的情境、条件和对象所处的具体困境中，来体察、把握具结构性位置诸要素的相互关系。[7]

这段关于如何才能更有效和准确地对社会中人进行认知的细致描述，表现出在面对具体的人的复杂性时，需要相应留出适当的弹性和空间，以对人的复杂性进行更充分、细致和准确的把握与体察。当了解到人的心理、精神、情感、感受等方面，并不全然被社会经济阶级位置所决定后，该如何能够更有效地理解人、体察人、把握人，变得具有更复杂的挑战性。而对具体的人身上所存在的“价值感受状态”、“心理感受状态”的理解、体察和把握，可以成为面对人的复杂性的切入点。

这些讨论，让我联想到一位在台湾长期从事左翼运动的朋友的苦恼。他认为，中国大陆近年来以其特殊的发展模式获得了快速的经济成长，在此条件下，包括经贸在内的两岸良好互动，有助于台湾减少对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依赖——台湾在此体系中受害颇深——使台湾社会中经济弱势阶级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在两岸关系被政治高度挑动的对立气氛下，这些群体所支持的政治人物，不仅无法对他们的经济生活起到正面帮助，反而将带来更严峻的经济困境。在他看来，经济弱势阶层是这一政治选择后果的最终承担者。故而向他们介绍中国大陆的经济成就，能够通过他们切身的经济要求，绕开当下政治构造的意识形态隔阂。同时，他认为台湾具有“亲美反共”体质，缺乏“左”眼，因此在台湾应对美国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继续展开批判，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以消除共产主义在台湾长期被污名化后造成的反共心理和对中国大陆的敌对意识。因而，他认为当下的首要工作，便在于介绍中国大陆的经济成就，与进行更多的左翼启蒙，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揭露美帝国主义表面亲善实为压迫的本质。然而，这看起来相当具有现实性的两方面工作，在实际展开中却似乎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

借由前述《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提供的视野，有助于观察这两方面工作遭遇阻力的一部分原因。比如：

一、从介绍中国大陆经济成就来看：

台湾内部一些高度肯定中国大陆经济成就的言论，有时一定程度上回避或淡化了大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和状况，或简单将之视作不可避免的代价。特别是其中的有些问题和状况，如阶级分化、环境破坏、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等等，在台湾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经过了主要由左翼思潮推动的批判和反思，并获得了台湾相当一部分社会运动者、知识分子乃至民众的接受、同情和支持。这就使得上述人群，尤其是其中被左翼思潮启蒙的人，面对这些言论、试图接受这些言论时，有可能感到很强的张力。

这些言论的出发点，往往是出于对台湾的“爱之深”，希望两岸的友好往来与靠近能够重振台湾衰颓的经济，改善民众的生活。因此，面对政治影响下不断加深的两岸隔阂，他们试图通过高度强调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成就——并在有些情况下批评甚至贬低台湾的经济现状来作为对比——达到当头棒喝的效果。但是，也因为这“爱之深”，听到那些对两岸交往及大陆的经济发展抱有疑虑乃至抗拒的声音，他们就容易“责之切”，对这些声音缺乏耐心，不理解或无视这些声音中包含的“价值感受状态”、“心理感受状态”。比如，过快地将其中一部分人视作意识形态影响下固步自封、不求上进的“小确幸”，而没有意识到这“小确幸”背后可能一定程度上受到反思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的社会气氛影响，意在拒绝过度以经济收入来衡量人的价值，拒绝高强度的竞争感和比较心给人的身心、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8]。

这就使得这些肯定中国大陆经济成就的言论，难以被更多的人以正面的方式接受。如果这样一种对台湾的“责之切”，进一步发展到将上述不同的声音全部视为“被洗脑”、“无可救药”而予以全然否定，那这样的作法不仅无法有效建立批评者所期待的连带感，也无法让他人意识到这些批评言论背后的责任心和“爱之深”，并认真地对待这些批评中的建设性内容。

并且，过度以经济成就肯定中国大陆并以此衡量、评价台湾社会的言论，还导致这些原本出于“爱之深”的“责之切”，同时不同程度地被大陆的一些媒体与民众吸收，甚至在有些网民那里转化为没有“爱之深”基础的、充满不削的冷嘲热讽，因而容易形成与许多台湾民众感觉和心理的对撞、冲突。也是在这一情境脉络构成的对撞和冲突中，日本被更多地拿来与中国大陆比较。比如，日本许多普通民众在与人相处时谦和有礼[9]；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在简单、朴素的物质生活中仍然能够维持生命质感与尊严的许多经验等等……这对同属经济衰退期、重视“人情味”的很多台湾人而言，在感觉上相对接近，也更容易得到他们的好感。

当然，这些对日本的好感和殖民历史以及台湾战后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复杂状况，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然而，忽视上述具体情境脉络中构成的中日比较，将这些对日本的好感全然归结为殖民性、亲日、皇民化、对殖民时期的怀念，便难以把握到形成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并容易受制于那些被认知为殖民性、亲日的表象中特别极端的言论和表现。仅仅留意这部分极端的言论，过度将之作为代表，来理解其他实际没有那么极端、但仍然由于各种原因表现出某种对日本好感的民众，并在对那些极端言论大加挞伐的时候不加分析地连带进这些更为广泛、也实际具有转化可能的群体，不仅无助于导向期待中的两岸友好的方向，还可能进一步强化那些非常成问题且极端的言论和表现，并为这些成问题且极端的言论和表现提供了社会土壤，将那些本来通过细致分析与耐心工作完全有可能争取、或至少成为中间派的民众，激化为那些极端言论的积极支持者。而这在表面上似乎又反过来论证了对这些人的过于简单粗糙的判断，即他们就是受到了殖民意识形态的“洗脑”。

结果，本来旨在打击带有殖民性的极端言论而进行的批判，由于缺乏对台湾具体情境中人的细致分析，结果不是分化、孤立对方，反而有可能在观念上和现实中加强了对方的力量，形成“批判殖民——激化、巩固被认为带有殖民性的表现——因此进一步批判殖民——进一步激化和巩固上述表现”的恶性循环，甚至让自己陷于孤立。

实际上，许多看似“亲日”的表现背后，其基础可能并非是“殖民性”，而是上述对人与人良好交往氛围的坚持、对过度竞争的拒绝、对不以经济收入为前提的尊严和生命质感的向往等等“价值感受状态”。这就意味着：一，由于这些“价值感受状态”本身并不绑定特定的国族认同，所以如果中国大陆在这些方面的思考、探索与实践能够得到充分的面对和呈现，那么它同样可以吸收这部分“价值感受状态”的能量，成为这些“价值感受状态”的承载者[10]；二，如果意识到这些“价值感受状态”的存在，那么在突出大陆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不应有意或无意地贬低、否定这些“价值感受状态”的合理性，避免不自觉地把中国大陆塑造为这些“价值感受状态”的对立面——特别是在大陆自身近年来也在认真面对其中一些问题的情况下——不然便会使得抱有这些“价值感受状态”的个人，感到内在的张力，或被推向那些能够承认这些“价值感受状态”的其它力量。

二、从批判“亲美反共”来看：

台湾社会内部有不少出于责任心的、对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美日依附型经济、新殖民主义和对美国“重返亚洲”的认真分析和真诚批判，意在揭示美国、日本的发达与进步，建立在对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损害之上。这些批判和揭示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但倘若这些批判和揭示不将社会大众不同群体间的“心理感受状态”、“价值感受状态”进行充分辨析、考虑和把握，过快将社会中各种不配合乃至对立的声音，认知为“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影响或思想力贫弱的表现，则不仅无助于推动社会往基于这些批判和揭示原来期待的更理想的方向前进，反而容易导致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在思想言论的表层表现上相互对峙。如此一来，这些批判和揭示背后的善意、爱和责任心，就难以在这样的对峙中被社会更好地接收、理解；这些批判的出发点，也可能被误解为仅仅是为了维护批评者自身的立场或政治利益。

因此，运用“亲美反共”、“去殖民”等认识框架，一方面在台湾内部，特别是面对一些具体议题时——如此前的莱猪议题、核食议题或美国对台军售议题等等——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能够揭示美、日对台交流的各种不平等压迫。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过快运用上述框架认识台湾，反而可能成为真正深入、耐心理解台湾现实和民众心理的干扰。因为倘若将各种不配合、不友善的声音都回收进上述框架，那么就会认为，需要做的工作是继续批判“亲美反共”、继续在意识形态上去殖民，而不会把注意力引向那些尚未充分认识与理解、但却实际发挥着关键作用的现实因素，并据此调整工作的方式。

事实上，倘若认真面对现实中的复杂状况，会发现台湾对中国大陆不友善的声音，并非完全来自“亲美反共”意识，或受过去的殖民历史影响。比如，在两岸持续的交流互动中出现的诸多成问题的状况和理解上的错位，也造成了相当具破坏性的影响，一点一滴地加深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与隔阂，并且让一些投机的政客有机可乘，不断通过挑动两岸民众的冲突获取政治资本。

例如：几年前台湾一个评论名嘴在电视节目中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引发中国大陆网友对台湾的嘲讽、回击，掀起了两岸网络骂战，并刺激了那些原来对中国大陆并不抱有那种偏见与敌意的人，引起他们的反弹。事实上，台湾社会中大多数人早已通过网络、媒体和亲身的体验了解了中国大陆的经济成就[11]。然而在这一成问题的互动底下，在一些台湾民众的感觉中，中国大陆的经济成就与“大陆网民”[12]对台湾的蔑视、谩骂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在此互动状态和氛围的影响下，他们也可能会在言词上表现出对中国大陆经济成就的反感和质疑。更有一些政治投机者食髓知味，趁势制造更多对中国大陆经济成就的消解或否定性的挑衅言论，甚至捏造违反真实的假新闻，从而进一步煽动和激化两岸的对立情绪。

此时，若只从表层上着眼于讨论这些新闻的真假，与列举中国大陆各项经济成就及相关数据，来驳斥这些否定中国大陆经济成就的言论，指责这种言论是认不清现实、“装睡的人叫不醒”，不仅不能解除形成这些对立的机制，反倒落入这些算计中成为支撑这一对立的助力。[13]因为这些假新闻只是挑起对立的工具，它们真正的目的和所发挥的作用，不在于否定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而是制造一种情绪性的、反感中国大陆的“心理感受状态”。倘若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工作的重心也就不应是对事实的澄清，而应是有针对性地化解两岸民众在此对立状态中形成的芥蒂。

与上面的案例相似，在两岸关系中许多事件和现象，在以相当触目的方式引起我们的注意之前，很可能已经经过了好几轮的、来自各种力量的触发、激荡和构造。如果我们不去追溯与分析这些事件和现象发生的过程，而仅凭其触目的那一时刻表现出的、颇为易于识别的符号——如“西方普适价值”、“亲美反共”、“殖民主义”等等——就直观地加以定性，那么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些事件和现象得以发生，究竟由哪些现实条件和因素构成，在发生的过程中调动了人们的哪些“价值感受状态”、“心理感受状态”；也就更不可能准确地判断这些事件和现象的后果，并采取有效应对的方式。

此外，将台湾社会中这些成问题的事件和现象，笼统、观念化和抽象地批判为“亲美反共”，不仅无助于对这些现象所对应的具体现实情境加以深入把握和分析，进而准确找到见招拆招的用力点，而且也把在上述许多具体的两岸互动过程与现实结构中，实际上不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放在过于重要的位置，反而给美国以更多干涉和发挥其影响的机会和空间。因而，这一作法的结果，是反倒忽视了中国大陆或台湾面对相关问题时实际存在的改善可能性和主动性。

综上所述，虽然“亲美反共”、“殖民主义”等概念对台湾的许多现实仍然具有分析效力，但是倘若在进行真正深入、耐心的辨析之前，习惯性地将过多现实状况挂靠在这些概念名下，甚至形成认识思考上的路径依赖，便难以让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时保持敏感、紧张感与灵活性，并找到能够真正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当然，本文在上述分析中所举的例子，并不足以涵盖“亲美反共”、“殖民主义”等概念被用来指涉的各种纷繁的现象，也不足以应对两岸当下的复杂问题[14]。但是，这些例子旨在说明，避免笼统、先入为主地使用“亲美反共”“殖民主义”等概念，相反，对台湾社会中各种声音更耐心、仔细地倾听和辨析，在今天的现实中，具有高度重要性。倘若认真深入这些声音内含的心理、情感、价值感觉状态并将它们作为深化自身认识的重要指引线索，而非过快把它们回收到批评者自身既有的观念意识轨道乃至变为对批评者所信奉理论或立场的捍卫，那么，具有两岸视野、两岸关怀、期待两岸能朝建设性方向发展的知识分子，应该能够通过以细腻的认识为基础的大量深入、精准的工作，创造出积极超克两岸分断的机会和空间。

建设性地超克分断的知识思想工作，并非是从既定知识、思想、立场出发对两边孰好孰坏进行判定，然后选择站在被判定为更优的一方，为之辩护与捍卫，也非无视两岸长期分断下各自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不同脉络下造成的差异。而是在对双方差异的充分尊重这一基础上，不断沟通两边的声音、两边的心理和情感，不断向彼此解说差异，不断增进彼此的有效理解，并在朝向这些努力的知识思想工作中，开放出两岸交流的更多正向意识、能量，促进两边社会大众相互理解的有效深化，帮助人们建立起切实的心理、情感连带。

2017年1月成立的“社团法人钓鱼台教育协会”，认为以钓鱼台为出发点的教育，能有助大众认识国际局势、认识台湾本地的过往历史，藉由政治经济的分析探究社会发展的脉动，提高公民意识，为台湾社会带来正向的帮助。

针对现行教科书中对钓鱼台列屿主权论述的缺失，保钓团体钓鱼台教育协会、渔民与教师代表，于2022年9月16日上午在“立法院”会议室召开记者会，呼吁“正视课纲与教科书的问题，挽救钓鱼台主权教育危机”。

三

也是对上述知识思想工作和知识思想状态的躬身自省，使我对贺老师在《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文中，对中共早期的革命实践何以能达致对社会有效且准确的把握，以及革命知识分子如何有效调整自身状态以面对社会等方面的分析，有更多的感受和触动：

为了把这社会中被认为有革命性的阶级、阶层的革命性召唤出来，常常需要革命知识分子不仅要把握住不同阶级、阶层通常都会分享的那些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意识、价值感，还需要深入去掌握只在一阶级、阶层内在才有有效共通性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意识、价值感，并每每要深入到一阶级、阶层内部不同人群，乃至其中很多具体个体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际遇中去认识理解他们。而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最能让知识分子有效突破知识分子经常犯有的对社会的观念式理解、直观印象式理解毛病，真的深入社会内在去理解社会，并对社会诸阶级、阶层的多方面际遇感同身受……也只有通过这些对现实、对现实中活生生人的深入了解与多方面的情感共通、感受共鸣，才能使真诚投入历史─现实的知识分子在构想自己的介入实践、革命组织时，能真的充分根据在地资源来行动作为，并同时更多消化、吸纳、解决多方面在地问题，同时又更充分畅发本有的在地生机与活力。而且也正由于能切实知晓这些介入和在地者情绪感受、价值感抑扬、问题际遇的切实关系，这些知识分子也才更能在介入行动中，在情感、心理上有更结实的意义感、身心充实感，当然也更容易使自己的情感和心智受到切实淘洗。[15]

这段对中共早期革命实践及革命知识分子自我状态调整的整理分析，在许多方面给两岸互动中的意识、交流和知识思想工作带来许多启发之外，也激发我对台湾社会运动现状的相关思考。在台湾这些年的政治和社会气氛状态下，“运动伤害”和“政治收编”成为了困扰许多社会运动参与者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与运动中下面这些考虑的不足有关：即对社会中多种声音乃至多种声音背后的情感经验、心理际遇等关注不够，对参与运动的成员本身的身心状态的注意不足。而运动成员从关怀社会的善意出发的行动难以得到社会的正向反馈，也导致成员内在的理想性维持遭遇更多困难。这些情况都将使成员的意义感和身心充实感受到损耗却缺乏修补，以及难以通过行动和实践与社会形成有效的互动，形成相互连带和相互培力的关系状态。如何通过对自己处身的现实、对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深入了解与多方面的情感共通、感受共鸣，使基于自身内在的理想感受出发投身社会运动的运动者，能更多认识自己所处身的社会现实，并在与社会他人的共通、共鸣中重新构想实践介入与组织动员的形式与内容。即，社会运动如何调整自身并重新找到与社会的有效接合，是运动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和挑战。

从运动者主体和身心状态的角度，切入对贺老师陈映真文中关于理想主义重构的讨论，就会发现文章分析电影《甘地传》对陈映真重构后的理想主义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分析指出，电影《甘地传》促使陈映真自觉地思考：“二次大战后独力的殖民地所存在的种种让人伤怀的问题，新式殖民主义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这些独立后的人民，‘失落了一种如甘地那样对人的真诚的信念，失落了对真理和无差别的众生之爱，──而这些，在整个第三世界的传统文化中，一直都以不同的样式丰盛地存在着──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罢。’”[16]贺老师指出，陈映真由此认识到除了需要对世界不平等结构进行变革，还需要在第三世界的内部产生有力的精神运动，以及作为陈映真重构后理想主义的榜样，甘地经验“事实上在加强陈映真把对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领悟和重构，看成以爱和希望为中心的新理想主义要在第三世界获得有力的在地实践形式的重要基点性前提之一”[17]。而这一重要基点性，又使“从不丧失对在地苦难、在地在世界不平等结构中的位置和民族主体性问题的关心”[18]的陈映真，调整了他此前常常过于着重从世界政经结构来切入问题的思考把握方式，转而关注对“从在地精神和文化肌理的审视与分析进一步发展出对生活、社会、制度肌理的审视与分析”[19]。贺老师进一步阐发说，在一时难以撼动不公平不正义的世界性结构这一现实前提下，第三世界精神和社会的荒废仍不是必然的，甘地经验应该启发推动陈映真和我们“把看起来进入并享受这个社会‘进步’、‘现代化’的人们的精神与思想荒废的改善问题，与这个社会被损害、被牺牲人们状况的改善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20]。

如上的整理，除了想强调以“爱和希望”为基点的理想主义思考，连带出陈映真日后思想和实践的特殊心理和情感质地外，还想指出陈映真日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批判性国际分析，也需要被放在经过这些环节所重构的理想主义内涵脉络中，来加以认识。并且，可以进一步考虑，如果不是将陈映真这些思想资源放在这一理想主义重构的意涵脉络中考虑，而仅仅单纯挪用陈映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批判性国际分析，将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思想和实践后果？以及，在今天台湾社会的情境和条件下，如何能再度启动贺老师借由陈映真的探索所阐述的，将台湾社会享受“进步”和“现代化”的人们与这个社会被损害、被牺牲人们有机关联起来思考的思考方式？以及该如何理解贺老师指出的，处于理想主义重构后的思想感受状态中的陈映真，和在由此状态开展出的《人间》实践，陈映真“其时特有的把握台湾社会与社会中人的方式，与其时他政治经济学分析方式、过于结构性地把握问题的方式之间的紧张没有发展为冲突”[21]？今天台湾一些左翼思想实践者，是否对贺老师有关陈映真当年思考方式内含的这一重要紧张，具有充分的意识和认识？对此缺乏意识自觉，与今天台湾左翼思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关系？

贺老师的工作使我认识到，在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过程的几重线索和脉络中，确立了“爱和希望”作为第三世界在地实践形式的重要基点性意识，奠定了陈映真日后创办《人间》杂志时的感觉意识基础，由此感觉意识基础出发连带生成了丰富的社会、历史、政治和运动效能，和我极为敬佩的、参与《人间》实践的诸位前辈师友的精神、思想、行动和实践面貌。贺老师对《人间》经验有非常多极富启发的整理、分析与阐发，下面撷取其中和参与社会运动的朋友们与我分享的苦恼更直接相关的部分：

看到他(陈映真)在观念上重新把“人民”放到关于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思考的中心位置，并在《人间》实践中，通过“人间”这个既真实、又悬搁各种先入为主认识的场域，通过把“人”的现成理解逻辑、从关于这些“人”的社会命名所给出的各种现成理解逻辑中解救出来，然后通过思考怎样既展开、准确呈现这些“人”所遭遇的不公、伤害，又准确、展开地呈现这些人所具有的“生”之尊严，从而使这些被凝视的“人”不会被单纯视为同情对象，也同时成为凝视者学习的对象和充实自己生命的有效资源，而这样，在思考和这些人群有关的社会经济、制度改善措施时，“人”才不会被单纯视为问题的载体，被视为被动地救助对象，才会让“人”更准确更有尊严地被对待。显然，《人间》所相关的这些思考和经验，对我所特别关怀的──如何改造与深化我们的社会感、社会认识、“人民”感、“人民”认识，同时在改造和深化过程中，把对“人民”的认同切实而非概念性地落实，并同时把这些变为一种切实的自我成长，都具框架性启发意义。[22]

这段论述涉及一关键环节：将社会运动者视作凝视者，那么充分凝视作为“人”的对象，并充分面对对象作为“人”的生之尊严，指向着凝视者和被凝视者之间发展出一种相互激发、相互助益与相互培力的关系状态。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凝视者需要向被凝视者认真学习、进行自我反观、自我改造，这样被凝视者同时成为凝视者自身的生命成长与充实的有效资源。与此同时，也只有以凝视者对被凝视者的认真、耐心对待和充分且准确的认知为基础所展开的行动实践，才能较为切实有效地改善被凝视者的现实处境。

陈映真界定《人间》创办时的内容取向和价值关怀：“记录，因为台湾在文化、社会、经济上处于急遽变动的时代，许多外来的、传统的和自己的东西，正在以令人震惊速度，毫不留情，毫不顾惜地崩溃、消灭与涣散。我们想记录这些一去不返的东西。见证，是我们想见证台湾生活的骄傲与挫折、光荣与羞辱、进步与落后、发展与停滞。报道，则是以我们各自的观点与立场，去凝视我们的生命、价值和生活。”而“在这一切之上，《人间》把注意力集结在人的身上。人，是《人间》兴趣和关心的焦点”。

人间思想》繁体版，创刊于2012年夏 — ▲《人间思想繁体版，创刊于2012年夏》

原台湾交通大学陈光兴教授主持的“亚太文化研究室”主编。“时代早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们充耳不闻的要求：对我们所存在的乡土、民众与区域，我们当以更内在于自身历史的方式，提出创新性的视野与开拓性的解释。而这样一个新的思想与知识视野，必然同时也是人间的。……我们怀着戒慎警惧的心情，企图承继这一个从鲁迅到陈映真以来的极重要但却又被高度压抑的在地左翼传统。《人间思想》的自我期许是一个中文的国际刊物，在深耕在地的同时，把自身更紧密地镶嵌在亚洲与第三世界的内在。……呼吁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东亚区域知识分子，共同为一个历史的、现实的、人间的思想事业共同努力。”

高士明、贺照田主编。“《人间思想》是‘在人间的思想’，也是‘为人间的思想’……‘人间’在我们，是对象，是目的，也是方法。”

四

如果将贺老师对中共早期经验的分析，与我对台湾社会运动遭遇的挫折和挑战的相关认知相互参照，可以观察到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实践经验，和今天台湾社会运动面对的问题之间，存在深层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共这一时期经验对于今天台湾社会运动所具有的高度借鉴意义。察觉到这一层面，便能发现贺老师陈映真文和《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这两篇文章的写作里，实际包含和共享了一个基进的意图，即，将左翼思想实践经验中最为根基性的要素(如理想主义的重构、运动者的主体状态打造等)提取出来，帮助思想探索者、实践者更深认识自身所处现实和现实中的人，进而构筑能有效介入现实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新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石，而非不经过以有效现实认知为中介的转化环节，便将特定时期左翼思想实践中形成的认识、思想、论述和策略，或由此认识、思想、论述和策略所构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和实践型态，直接作为变化现实中新的思想和实践展开的依据。这一方式意味着，不是将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左翼理论和相关观念的被动载体，或以左翼理论和观念对现实中的人和他们的经验加以简单回收、归类，而是充分正视在被社会历史所塑造的同时，人的心理、意识、心灵状态、情感价值取向与多样、复杂的生活、生命样态。

或许一些关心和担心台湾社会，又对中国革命缺乏深入认识的台湾朋友，可以通过贺老师这些有关上述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过程的根基性要素与基本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将台湾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自由主义理论影响的知识思想型态予以有效相对化，对台湾左翼历史思考实践经验中的一些根基性要素加以重新辨析、检视和激活。同时，对台湾过去具体历史经验更深入和更充分的探索、整理和审慎地辨析，也可能为六十年代后更多受到欧美批判知识型塑的台湾知识思想生产，带来自我调整、省思、更切实面对在地现实和在地社会肌理的契机。

与此同时，在“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和“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两次活动中，中国大陆师友们围绕贺老师陈映真文的热烈讨论以及由此带动的对陈映真的文学和其他写作的热烈研读和讨论，和他们由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历程的启发，对中国大陆自身问题的相关讨论(如中国大陆当代的理想主义重构和乡建实践等)——这些，也说明了陈映真经验不只有对台湾自身具有意义，还具有对两岸乃至东亚区域更为开阔的意义与启发能量。藉由这些讨论，台湾朋友可以获得关于中国大陆社会人心更加真切的认识，中国大陆也才能更真切感受台湾历史和社会之难。相信由这些伸进和分享彼此的苦恼和对由此苦恼生发的心理和情感的真实理解、共情，能够为超克两岸分断带来更为坚实、有效并更具建设性的交流意识和交流基础。

陈映真和《人间》杂志社同仁，1987 — ▲《陈映真和人间杂志社同仁，1987》

[1]2022年3月笔者有幸受邀参加“理想主义重建：应有的内涵与路径——以《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为讨论线索”会议，并有了本文的写作。在修改过程中，本文得到了贺照田老师、莫艾老师、苏敏逸老师、黄琪椿老师、李娜老师、石世豪等众多师友的意见与反馈，在此向诸位师友表示感谢。

[2]2000年之后，台湾社会舆论中关于“七年级生”生活过于安逸、抗压能力弱（比如用一压就碎的草莓作为对这一代的比喻，即所谓“草莓族”）、社会适应能力差、缺乏社会责任感等诸多批评，也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自我认知。

[3]黄琪椿(2022)〈打开生机的方式——读<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80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贺照田、李娜、莫艾、余旸、程凯、宋少鹏、张振、张艺英、冷霜、姜涛、黄琪椿、薛毅、付国锋著(2022)《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页313。

[4]李娜(2022)〈“看见”——“悬置知识─观念、以对象为方法”的陈映真研究的启发〉，贺照田、李娜等著(2022)《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页292-293。

[5]原文来自贺照田《朝向深处的旅行》（后记），此处转引自李娜(2022)〈“看见”——“悬置知识─观念、以对象为方法”的陈映真研究的启发〉。参见：贺照田、李娜等著(2022)《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页288。

[6]莫艾(2022)〈探寻深入社会的认识之路——围绕理想主义重建和社会改造议题的点滴思考〉，贺照田、李娜等著(2022)《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页316。

[7]同上，页323。

[8]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也因为过度竞争带来的压力而催生了“内卷”一词的流行和围绕“996”、“躺平”的诸多讨论，并引起了中国大陆政府的重视。

[9]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大陆五、六十年代物质条件远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下，仍然一定程度上在社会中形成了人与人的良好交往状态。而在台湾，经济相对不如北部发达的南部，也通常被认为比起北部更具“人情味”。因此，能否形成社会中人与人的良好交往状态，与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具有那种直接的、机械的决定性关联，不能将日本许多民众的谦和有礼简单归结为经济发达的必然结果，也不能将大陆五、六十年代精神文明在今天的失落，简单视作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10]事实上，这些“价值感受状态”本来也并非台湾所独有，在中国大陆同样具有类似的关切，因此正视这些“价值感受状态”对中国大陆自身也有积极的意义。

[11]虽然如前所述，可能对此经济成就的评价持不同看法。

[12]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其中可能也不完全都是大陆网民，还有台湾“水军”的反串。

[13]与之类似的另一个例子是，某些政客用极端的分离言论，容易激起中國大陸使用武力手段的呼声，而这造成的危机感，進一步刺激台灣社會尋求美國軍事保護，加强了美國對台軍售建立合理性，大陆对此又将作出进一步反应……如此的不断恶性循环。

[14]要真正有效地理解与应对这些现象和问题，都需要另外进行更为仔细与展开的讨论。

[15]贺照田(2016)〈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贺照田著(2016)《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台北：人间出版社，页446。

[16]贺照田(2020)〈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〇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贺照田、李娜等著(2022)《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页148。

[17]同上，页149。

[18]同上，页149。

[19]同上，页151。

[20]贺照田(2020)〈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〇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贺照田、李娜等著(2022)《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页152。

[21]同上，页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