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李晓东、李正吉主编：《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

《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一书收录24篇专论，研究视角对既有“东北亚”论述的突破在于：（1）以“东北亚的‘近代’”为中心，特别从历史、思想、文化的视点进行探讨；（2）在研究对象中，重视蒙古与俄罗斯／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3）将东北亚看作一个网络，以取代由国界等各种界限区隔而成的东北亚，同时特别关注发生在各种“接触空间”中的接触、碰撞以及所产生的变化。整本书构成了立体的东北亚论，呈现出对西方“近代”之抵抗与接受的多样性。

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NEAR）中心作为日本大学共同利用机关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的地域研究实施计划“东北亚区域研究”的研究基地之一，从2016年开始了以“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与影响”为主题的共同研究项目。本书是此项研究的最终成果论集。

推进本研究的NEAR中心是在2000年岛根县立大学建校时设立的。大学从一开始就将东北亚研究作为大学的办学特色。自设立以来，本中心一贯追求“东北亚学”的创建。关于这个理念，本中心的创建者、也是岛根县立大学第一代校长宇野重昭指出：“东北亚学的思想核心，在于超越由西方创造的‘亚洲’概念，再从世界性的视角重新把握亚洲的诸问题，并以这种开放的世界性视角从亚洲方面促使西欧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在与改变了的欧美间的相互激发的关系中重新审视世界史课题，以此来探索解决亚洲以及东北亚地区的‘难题’的可能性”[1]。这个理念在本项目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关于这五年的研究进程的介绍，将放在本书最后的“研究历程”中，在绪论中笔者将基于自身的理解并结合迄今为止共同研究过程中的讨论，在阐述本研究的目标、特征和意义后，概观各论文的内容，确认本书的意义。

一、通过“接触空间（Contact Zone）”来研究把握东北亚的“近代”

（一）论述东北亚的意义

如果说“历史是过去与现在间的无尽对话”（E. H. 卡尔），生活在现在的我们从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从过去时空里的无数事实中选取对我们有益的事物来进行“对话”，是十分自然的做法。

迄今为止，以“东北亚”为框架的研究其实并不少。例如以国家为主角，对该地区中有关安全保障、环境、资源等相关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在意识到接壤性或此地区的比邻关系的基础上，在东北亚的框架中寻找地方（Local）经济发展机会的研究；还有批判性地看待狭隘民族主义，以超越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又作国民国家）界限为目标，提倡建立“东北亚共同之家”等共同体的研究，等等。因此，东北亚作为研究对象，由于论者问题意识的不同，其范围能够任意地伸缩。这个框架既能够包含到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又能限定于中、日、韩三国及相邻的国家与地区，此外，还可以成为地方振兴的战略。同样以“东北亚”为框架的本书，在问题意识上亦有不少相同之处。

另一方面，与迄今为止的关于东北亚研究相比，本书的特征有以下三点：（1）以“东北亚的‘近代’”为中心，特别从历史、思想、文化的视点进行探讨；（2）在研究对象中，重视蒙古与俄罗斯／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3）将东北亚看作一个网络，以取代由国界等各种界限区隔而成的东北亚，同时特别关注发生在各种“接触空间”中的接触、碰撞以及所产生的变化。以下笔者将围绕此三点特征来阐明这个共同研究的目标。

首先是历史、思想、文化的视点。东北亚地区因西方“近代”的东渐，最终不可回避地迎来了“近代”，在此之前，这个空间里包含了蒙古、俄罗斯／苏联、中华以及日本等多样的“帝国”的兴亡，具有悠久而独特的历史，它不但拥有欧洲基督教世界所不能相比的宗教多样性，还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作用的熔炉。这个充满多样性的空间在近代以后，虽然被近代国家系统所替代并均一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问题。因此，只有通过追溯到近代以前，在历史的文脉中重新把握东北亚的历史、思想、文化，考察东北亚的多样性和与西方“近代”所发生的相互碰撞，才能够重新“发现”在近代国家的均一化过程中被忽略掉的、东北亚所具有的独特性。同时，我们还将在“近代”化这个不可回避的过程中，重新发现拥有多样特征的东北亚的“近代”，它们或在外观上呈现了“近代”的外形，但是实际上内部却有着与“近代”异质的内涵；或者即使可被称作是“近代”，实际上已是被不同程度地再诠释了的“近代”。

其次，重视蒙古和俄罗斯／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的第二个特征，可以使东北亚区域研究避免往往容易陷入的偏向性。

所谓区域研究，例如在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起来的Area Studies被运用于国家战略之中，具有政策性、实用性的特点，研究立场也往往是西方中心主义。以中国研究为例，所谓“冲击—反应”模式以及“近代化”论长时期左右着学术界。这样的视角终于在1980年代，遭到了“中国中心观”（保罗‧柯文）和“作为方法的中国”（沟口雄三）等重视内发性因素立场的批判。这些新的方法成为针对东方主义的有力批判。但另一方面，“中国”这个内发性的立场，存在着容易陷入仅将视野限定在以汉字、儒学等为象征的“中华”传统的陷阱。的确，在中华的内部，由于中华的“可变”（华夷互变之可能）性和中华圈因地区间的差异，包括“反中华”在内，中华内部亦充满了多样性。政治和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中华”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各种对立、以及文化上相互激发和变化的过程。例如，在思考东亚儒教的特征时，不能排除元朝的蒙古文化要素，还需了解儒教在内、外各区域的“本土化（Nativization）”的过程中充满了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与西方的“近代”的接触中更增加了其复杂性。但是，无论是“中华”还是与“中华”对立并意欲取而代之意义上的“反中华”，还都是“中华”框架下的思考方式，而与“中华”的逻辑完全不同的“非中华”的却容易被忽视。例如，当我们谈论宋、元、明的历史时，不能忽视不同于江南社会经验的辽、金统治下的北方社会的经验；研究清朝的政治统治时，不仅要谈科举，还需要谈“八旗”。这些都是象征了“非中华”因素重要性的典型事例。

与此相反，近年来作为“中华”框架的反命题，被称为“新清朝史”的研究动向颇受瞩目，有关研究重视清朝的“满洲性格（Manchuness）”，从以蒙古为代表的“内陆亚洲”的立场出发，描绘出清朝“非中华”的一面（如Mark Elliott、Evelyn Sakakida Rawski等等）。围绕中华与“非中华”，特别是在中美两国的学者之间引起了争论。这样的视角对修正传统上偏重“中华”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在不能从民族主义意识中获得完全自由的背景下，研究立场上的对立无法完全限定在学术领域内，争论往往难以摆脱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了解上述区域研究的倾向的前提下，本研究重视蒙古和俄罗斯等区域“非中华”因素的同时，注重包括地理空间和思想空间的“接触空间”——例如作为可视的接触空间的驿站、武汉等“条约港”、大连等近代都市空间、对马与济州、琉球／冲绳等岛屿，以及不可视的空间的统治理念、概念和思想的接触与碰撞、制度、条约、教科书、留学等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将东北亚视作各种关系和连锁所构成的网络，以这一视角取代用国界等排他性的界线划分出来的地区的视角。这是本研究的第三个重要特征。

因为将东北亚视为一个网络，我们特别注视其中的接触空间中的相互激发与演变过程，对本研究而言，近代国家体制的框架已不再是讨论的预设前提，至少在我们的意识中，与以西方的“近代”为基准的东方主义是相对立的。不仅如此，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东北亚的“华夷”秩序也将被相对化。具体地讲，除了“朝贡”、“册封”等中华逻辑及支持这一逻辑的儒学理念以外，例如从蒙古和西藏的角度观察中华王朝，就会注意到其中存在着的与“华夷”观相异的逻辑。并且，从近代国家的立场来想象历史上的“中国”这一视角也将被解构。本研究正是在力图摆脱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解构往往被视为正统的“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对东北亚进行探讨的。

（二）“近代”给东北亚带来的影响

提起“近代”，在作为其源头的西方也拥有着多种多样的形态。但是，之所以统称之为西方“近代”，是因为它与“非西方”形成了对照。反观“近代”东渐之前的非西方地区的东北亚，除了具有民族、宗教等文化的多样性以外，历史上众多力量的角逐和不同的帝国统治的历史不断重绘这个地区的地图，正因如此，过往并没有“东北亚”这一统称。因此，在此意义上，如同硬币的正反面一样，思考东北亚这个充满多样性的非西方地区的“近代”时，西方“近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参考。

这里西方“近代”可以从广义上来把握。首先，从物质方面来说，使近代西方人自身也因为无法适应巨变而为之感到“狼狈”（福泽谕吉）的蒸汽机、电信、印刷等近代物质文明带来了近代的全球化。而思想和文化方面，“近代”在理念上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代表；在制度上的象征则是近代立宪制度，同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运动和制度也同样是“近代”。不仅如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东北亚而言也是讲述“近代”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因素。

关于东北亚的“近代”，迄今为止已从各种角度被讨论，但是无论是“近代化”论还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内发性发展”论，以及“文化触变”论等等，尽管论者的立场各不相同，但同样都是以西方的“近代”为前提的。

充满多样性的东北亚的“近代”也存在着多样的形态。但是本书的研究并不仅仅满足于展示东北亚“近代”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力图深入纷繁复杂的东北亚各个地区的“近代”─它们或是主动，或是被动甚至是被强加的“近代”─的各自的特征，并对其意义进行考察。

既然西方的近代是思考东北亚“近代”时不可或缺的参照，那么首先思考西方“近代”的东渐给东北亚带来何种影响应是十分有意义的。东渐至东北亚的西方“近代”可以说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如下几方面的影响：“排他性的领域性”、“近代国家的均一性”、“近代性”和“强迫观念之形成”。

我们先讨论一下有关“排他性的领域性”。

在东北亚地区，即使是在主要由农耕为生而过着定居型生活的人们构成的“中华帝国”，它虽然有着“朝贡”、“册封”这种松散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但在“普天之下”这种一元性的“天下”世界观中，“王土”中的边界是暧昧的。更何况对蒙古这样的游牧民族以及以海洋为生活基础的人们来说，让他们自身倍感不自由的排他性界限的意识应是不存在的。

与此相对，近代国家的最大特征是设置了排他性的界线，领域内的人民构成了国民，独立的民族国家拥有排他性的主权。西欧“近代”的东渐，大大地改变了东北亚地区原有的基于“无为之治”的松散的统治关系和不具有明确分界线的世界，以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意识。两者之间意识的落差和偏离，成为了引起许多对立与纷争的原因。

首先，条约将明确的排他性界限带入了以往暧昧的领域性中，在“外压”中开始形成了向心性的国家认同，为了免受外来的干涉和入侵，创立一个自主自立、具有排他性主权的近代国家成为至上课题。对各个地区的政治体来说，虽然“外压”绝不是始于近代西方列强，但是抵抗外压，追求自主、自立的行为以创建近代国家的形式出现是前所未有的。并且，社会进化论为其提供了科学根据。对于多数人们而言，为在适者生存的竞争世界中“竞存”，对建立排他性国家而实现“富强”成为强者的目标的追求，已由进化论证明了它的科学性与正确性。

因此，例如具有“多个面孔”的清帝国统治理念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维持了两百多年的和平，在20世纪初也不得不开始了“仿行宪政”以成为一元性的近代国家。在东北亚的一部分地区，近代以来创建近代国家的趋势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在国民的形成尚处于建设中的东北亚地区，领土问题延续至今，超越“一国史（National History）”的门槛依旧很高。

第二个需要探讨的是“近代国家的均一性”。近代国家拥有排他性主权，对内以确保领土的完整和创造出均一的国民。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各国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将建设近代国家视为至上课题，进入了创造“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

但是，要把松散、多元化共存的文化嵌入到一元性民族国家框架中，必然会产生很多问题。

首先，由于接壤地区对近代国家的各种“想象”会出现重合的部分，发生在国家边缘部的国家的对立会作为领土问题表现出来。同时，性质不同的多元的文化被强硬地塞入到近代国家的框架中，导向均一化的过程，但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龃龉没能避免强制与压迫的出现。这种现象在对外的殖民地统治和对内的国家建设这二者的过程中都无可避免。另一方面，从对内的角度看，在理念上的目标是基于One Nation-One State的理念来形成同质均一的国民（Nation），但实际的统合过程中必须建设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导致了同一民族被阻隔在国境的两边；在国内产生了少数民族问题，这个不安的火种至今依旧是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所面临的难题。自古以来，例如清朝虽然以多样的统治理念维持了统治的安定性，但在近代国家原理的刚性面前，已失去了这种灵活性的余地。越是以这种刚性来推进近代国家建设，为防止国内的不安定与分裂的危机，其结果就必然越是要强调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第三个是西方的“近代”所带来的近代性。西欧工业革命之原动力的铁路、电信、以及近代武器、军舰等可视性的“西力冲击”给东北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已经无需赘言。由于近代的全球化，譬如英国饮茶习惯的大众化作为鸦片战争的远因，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发生地壳变动的契机；西伯利亚铁路的铺设使东北亚地区政治力学发生变化，被视为影响日俄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密度的贸易管道所构成的经济网络，以及由人的移动而形成的人的网络在经受国际和国内政治状况冲击下跨越国境，形成了全球化。另外还有无形的，例如自由、平等的近代理念、立宪政治等近代制度以及自由贸易等等，在欧洲历时数百年时间形成的近代文化共时性地流入东北亚。在东北亚各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具有多样形态的“近代”被接受，这些思想理念的渗透与相互作用，在各地区形成了近代以来的新传统。

另一方面，作为接受外来因素的一方，从接受冲击而被动地接受“近代”到主动拥抱“近代”，东北亚人的反应各不相同，但这一过程却是一样充满了纠葛的。在接受西方近代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人们根据各自面对的问题、以各自的传统思想、文化为基础对“近代”进行了“再诠释”。虽然这个过程包含了“误解”与“歪曲”的一面，却更意味着各地区的人民为构筑各自的“近代”而进行的摸索，其再诠释的意义值得探求。

再有，东北亚在接受“近代”过程中产生的时间差，更使这个过程具有多重性的特点。例如，在日本受到西方近代文化与思想熏陶的中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著作在朝鲜得到广泛阅读，就是这个特点的典型例子。它反映了东北亚内部的思想的交流与连锁。

第四点是西方近代所带来的强迫性。如上所述，近代东北亚的知识人站在接受西方近代的最前列。但是，尽管他们是自主地拥抱西方的“近代”，同时又不得不受到精神上的创伤。这是因为，知识人主张引进西方文明的重要性，就是承认自身与西方相比处于落后状态而需要“文明”化，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积极地接受“文明半开化野蛮”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观念。在这种认识下，实现“富强”，跻身“一等国”成为当时东北亚知识人的强迫观念。不仅如此，在国家内部，来自这个强迫观念的压抑使民族国家内部的“中心—周边”、“内地—外地”等构造不断衍生。例如，处于“边缘”的冲绳人民为了成为近代国民，不得不在自身心中也植入了积极向民族国家“同化”的观念。

如上所述，西方“近代”所具备的排他领域性、均一性、近代性与压抑／强迫性对东北亚地区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本共同研究主要从理念、制度、交流等角度切入，深入探讨这种往往带着冲突（Conflict）性质的接触（Contact）。

毋庸置疑，我们的研究绝不会止于西方的“近代”给东北亚带来了什么。正如近代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文化进化”论在殖民地行政中遭到了挫折显露出其缺陷，而正是以这种在西方“外部”的殖民地统治的失败经验为契机，使西方内部出现了否定自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2]。同样，我们期待对西方外部的东北亚的“近代”进行的考察和研究，能成为对西方“近代”的反问，促使对既有“近代”的反省并成为从更普遍的视角研究“近代”这个“未竟工程”的新始点。

（三）网络与“接触空间”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东北亚视为网络，而非一个被用界线俨然划分的地区。特别是将它作为各种力量的紧张和相互作用、异质文化相互混合的网络交结点，我们将其作为“接触空间（Contact Zone）”来把握。

作为网络的东北亚形象，笔者认为可以藉助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研究来理解。斯波认为宋朝以后伴随“商业革命”产生的中国社会的变化起源于“市（场）”的发达，而非“村落”。对斯波而言，施坚雅提出的“原基市场町（Standard Marketing Town）”才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单位[3]。“市”是物品的流通、人的移动与交流等各种各样的关系交织而成的场所。中国社会则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结点的“市”交织而成的网络。这种理解方式与以往的以“家‧村‧乡‧国‧天下”为单位来理解中国的方法相比，通过重视关系性与交流性的侧面，更能逼近各种各样的主体相互作用的实际状态，因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动态。

上述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方式，在思考东北亚时值得参考。即如果将“市”这个结点扩大看作为异文化间的接触空间，将东北亚理解为由人、物、讯息、观念、思想等的交接点，即由接触空间织合而成的网络，而非以往的国家、王朝等政治体，便会浮现出一个与以往面貌不同的东北亚形象。

同时，将网络状的东北亚中的每一个接触空间放在“近代”的背景下思考时，可以将其分为有形的地理空间，和思想、精神方面的交流空间这两个层面进行思考。

首先，地理意义上的接触空间─或亦可称之为“接壤地区”─若将其与“近代”联系起来，其特征可以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多个因素相互交错、相互作用的混合性与复杂性；（2）边缘性与边境性。就（1）而言，例如有历史上成为人们移动中转地的蒙古“驿站”；“锁国”时代成为对外窗口的广东和长崎；还有华夷秩序下具有“两属”特征的琉球、对马，多种文化混杂的原满洲地区，还有作为“条约港”发展为近代都市的上海、武汉，等等。就（2）而言，有成为民族国家边缘部的、例如冲绳、对马、济州、萨哈林等地。

本来，东北亚作为网络或有疏密之分，对边界并不重视。但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划分了排他性的界线，在民族国家内部产生了“中心－边缘”的构造。近代国家明确地将“内”与“外”区分开来，对内追求等质性，对外追求排他性。它规定了近代化这一大方向，而在近代国家内部被编为边缘的地区，同时也被植入到了受压迫和被牺牲的结构之中。其中，藉助接触空间所具有的混合性在近代化潮流中发展起来的城市和地区固然不少，相对于此，在民族国家的统合过程中，处于民族国家的边缘部的许多地区失去了原有的特性与自律性。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各个接触空间的命运出现了明暗之分。

本书以各种接触空间为中心，不仅考察近代化这一宏大叙述“光”的部分，更会留意在“光”的照射下所产生的“影”的部分。

其次，“接触空间”还是一个思想、精神上的空间。

在接受“西力冲击（Western Impact）”时，东北亚地区的人们为了寻求自主与自立，将创立近代国家作为首要课题并追求近代化。比如在近代中国，梁启超在他的《新史学》中批评道，中国以往“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即便是《资治通鉴》，也仅仅是供君主之用。他主张史学乃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4]。梁启超提倡民族主义，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在优胜劣败的世界中自立，写下“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5]而发起“史界革命”，提倡构筑称之为“新史学”的一国史（National History）。

这样，西方文明所孕育出的近代理念和“文明的精神”在被作为普世性“公理”为东北亚的人们接受的同时，也被看作为了生存的唯一选择。也就是说，在东北亚地区开展的近代启蒙思想倡导中，时刻伴随着“不近代化就会灭亡”的强迫概念。

不仅如此，如何使新导入的近代价值观在各个地区被接受和生根也是一个难题。这是因为，不光要找到与旧有观念的妥协点，而且，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近代价值观在被接受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的异质性，在各个地区都存在着不可翻译性、误读和再诠释的现象。价值观的相互碰撞和相互激发，为东北亚地区的近代“空间”带来了复杂的面貌。而且，在各个地区中的“东”与“西”相互作用的近代性空间并不是孤立的，东北亚地区的思想空间是一个相互连锁，并相互影响的多层性空间。

另一方面，直接影响东北亚近代空间形成的西方“近代”本身也是多样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为东北亚的人们呈现了“近代”的多面性，这些思想同时在各个地区的文化背景下被接受和重新诠释。另外，为了对抗西方的“近代”，还产生了例如朝鲜的“东学”这种自生性的近代。

最后，还有一个导致东北亚的近代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因素，那就是这个地区的近代化时间差问题。无论是近代化得以顺利进行的国家还是遭受挫折的国家，或是没能获得实行近代化的环境和条件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在国家内部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地区等等，由于各地区内外的环境以及政治力学，使这个地区的近代化过程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况。加之，殖民地化─不光是来自西方的殖民地化，成功实现近代化的日本也开始加入获取殖民地的行列─进一步拉大了这个地区的近代化的时间差。在这一点上，例如民主化问题依然是当今东北亚的课题就是鲜明的例证。

综上所述，可视的近代化与思想上的近代化，无论是积极的还是被动的；无论是作为理想的还是作为生存战略的，对于受到“西力冲击”的东北亚地区而言都成为不可避免的追求目标。但是，如果用“冲击－反应”这样的单向解释，那只不过是仅仅反映了东方主义的视角。与此相反，本研究将东北亚地区近代空间的形成过程看作是一个文化上的交错与“触变”─接触与变化─的过程。为了理解这些交错与“触变”的特征，我们不但要重视近代化这一历史表面舞台上的宏大叙述，更须聚焦地理上的、思想上的接触空间进行考察。

二、本书的内容及特征

本书共收录24篇论文，执笔阵容由东北亚各个地区、多个研究领域的活跃在第一线的学者组成。虽然论文数量不少，但毫无疑问还不足以充分呈现出“东北亚”多样的历史文化整体形象。即使这样，本书的作者共同围绕“东北亚”这个主题，聚焦于“接触空间”里的各种“接触碰撞”（Contact），还是成功地将东北亚的“近代”特征展现出来了。特别是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同一或相关问题的考察，利于读者对问题进行立体的理解和把握，引发新的思考。可以说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当然，由于作者研究对象的时代、地区以及研究领域分布广泛，研究的方法与观点也不尽一样，因此将它们归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绝非易事。在这里，我们将本论集分成（1）从胚胎期到近代前夜的东北亚、（2）对“近代”的接受、重组与再诠释、（3）“接触”（Contact）的“光”与“影”三个部分。以下，笔者将通过概观各论文的内容，来确认本论集的意义。

（一）从胚胎期到近代前夜的东北亚

首先，饭山知保和冈洋树的论文通过揭示元朝与清朝具有多层性和灵活性的统治构造，为我们展现了西方“近代”东渐以前的东北亚的多样性及其特征。

饭山知保的论文相对于以往的、以中国的“江南”社会为中心来思考宋、元、明的断代史的视点，提出应重视12-14世纪的“华北”社会，考察了蒙古帝国这个“非中国王朝”的统治为这个地区带来的影响与遗产。作者具体考察了蒙元时期蒙古统治下的华北社会所运用的官员起用方法。蒙古时代的统治除了“州县官衙”外，还运用了“诸色户计的管辖机构”和“投下位下”等三种统治主体，可谓是“多层次的统治体制”。尤其是后二者可以不受中央政府的意向影响，可独自免除服役和授予官位。正因为这种具有自律性权益的蒙古王侯的存在，与他们的关系（“根脚”）成为获得官位的关键。作者认为，通过庇护者的提拔而得到晋陞（“侥幸”）的方法“可以说是当时官界的捷径”。由于庇护关系会因庇护主的死亡或失势而消失，因此是不安定的，这使得金元元明等朝代更替的时期，华北地方社会权贵阶层的兴亡交替十分激烈。它与江南社会在整个宋、元、明具有一定连续性的特征形成了鲜明对照。作者指出，不能轻视华北社会的蒙古因素而无条件地将江南社会的看法适用于华北，要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地区性差异。不仅如此，还有必要解构近代国家的先入之见，在东北亚这一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中国史”进行相对化的反思。

接下来的冈洋树的论文首先指出了近代国家统治的均质化不允许多样性的共存，将特定的“本民族”历史特权化，而把其他部分当作“他者”将其边缘化的事实。对此，作者以蒙古为例，考察了“多面孔的帝国”清朝是如何使多文化主体的历史认识得以并存的方法。清统治下的蒙古，分为由作为八旗一部分的“旗人”构成的“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后者是蒙古统治氏族属下的各个群体。统治氏族的权威是由皇帝授予的“王公台吉”爵位来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王公台吉的谱系（即“根源”）的记载是与护法王的谱系和氏族的王统的谱系相接续的。同时，比这些更受到重视的是记载了王公对清朝所作功绩的王公传记的记述。这样，满洲为了统合服属的各个蒙古王族的群体，同时接受了蒙古的权威的源泉成吉思汗以来的王族血统与信奉藏传佛教的护法王的历史认识，用汗以及护法王的身份将蒙古成功包摄到了清朝的统治体制之内。作者指出，这种多面孔帝国的巧妙统治方式在近代以后，由于被纳入单一民族的脉络之中导致种种困难，这才是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

对于以上冈氏论文中指出的清的“多面孔性”，以下围绕涅尔琴斯克（尼布楚）条约中的“蒙古要素”进行分析的S. 楚伦的论文、对漠北蒙古的驿站进行考察的中村笃志的论文，和从清国统治者的满族的角度思考“大中华”思想的韩东育的论文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楚伦的论文将俄清间缔结的涅尔琴斯克条约尤其视为“蒙古”问题，明确了条约签订前的蒙俄、清俄关系以及蒙古内部的状况。从1670年代起，俄罗斯意欲统治阿穆尔河流域，而清国为了保护故地和属民，要求俄罗斯禁止建筑要塞并归还属民，终于包围了阿尔巴津（雅克萨）并呼吁蒙古的土谢图汗等人介入事件。土谢图汗此时正面临着与葛尔丹‧博硕克图和札萨克图汗对立的危机，同时也与逼近色楞格河和乌金河流域的俄罗斯因先住民的管辖问题而对立。当时正与土耳其和鞑靼处于战争状态的俄罗斯为了和平解决东方局势，派遣了特使戈洛文。戈洛文为了与清朝交涉并且不让土谢图汗站在清朝一方，在与蒙古方面围绕着属民问题进行争论的同时，反覆协商。同时，他还希望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成为涅尔琴斯克条约交涉的中间人。最终，戈洛文利用蒙古内部的纷争，通过行使武力使众多的蒙古贵族服从后，为了缔结条约而进入涅尔琴斯克。如上所述，在涅尔琴斯克条约缔结的背后，“蒙古”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中村笃志的论文以清朝统治下的漠北蒙古“喀喇沁驿站”为例，对作为“接壤地区”的驿站的意义进行了考察。在清朝的“封禁”和“盟旗制”制度下，虽然人们的移动受到限制，但由于喀喇沁人口总数的3%-4%长期都在所属旗外服差役，为此产生了人口的流动。其中三到四成的差役承担的是清朝为强化统治而设置的驿站任务。驿站是当时维持人们移动和交流的重要存在，驿站周围设置了寺院和商店，是喇嘛和商人常驻的广域交流场所。喀喇沁驿站占有40-50里的广阔面积，负责管理的是内蒙古各部的士兵，同时也有被征集的大量喀尔喀兵丁在当地从事辅助业务。虽然喀喇沁群体属于少数派，又因担当驿站管理工作的中心部分而处于优越的地位，但他们与喀尔喀社会处于共居与合作的相互关系。本土化了的喀喇沁群体在清朝崩溃和漠北蒙古宣布独立时，提出了归顺蒙古的请求。虽然随着1930年代驿站的消失，使喀喇沁群体也退出了历史的表面舞台，但实际上直到现在他们还仍然生活在驿站故地周围，保持着群体性。就这样，帝国在创造了边界的同时，也将各地区连接起来。这种现象给人与物的流动带来了活力，使边境变得暧昧。而这个变化又会为当地带来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和流动性。

与以上“蒙古”视角的各研究相对，韩东育的论文则将目光投向清朝的“中华”思想。论文针对记录了清朝雍正皇帝与反清儒教知识人曾静之间围绕“华夷”争论的《大义觉迷录》，和清末最后一位皇帝宣布退位的诏书《清帝逊位诏书》两个文本，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阐明了贯穿于两文中的“中华大义”理论。因为清的统治者并非汉民族，所以需要论证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和法理上的根据。作者认为，雍正在反驳曾静时，正是运用了中华的思想，认为“华夷”应以天理人伦为基准；皇帝必须是有德者；中华要以“大一统”为大义；“华”与“夷”之别不能与君臣之礼分割；并且，在“天下一家”的思想下，不应强调“华夷”的界限，雍正通过这些主张驳倒了曾静。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帝和曾静实际上处于儒教中两种华夷观的延伸上，即曾静承袭的是被极端化了的孔子的“华夷之辨”的理念，而雍正的主张则是“天下一体”的孟子理念之延伸。作者认为，雍正的逻辑和理念为《清帝逊位诏书》所继承，清帝坚持了“大一统”的理念，遵循“天命人心”的逻辑，自愿退位，维护了“五族共和”的中华大义。

另一方面，如果将目光转向“中华”内部，除了上述韩东育的论文以外，泽井启一的论文和井上厚史的论文也表明，作为东北亚众多传统之一的“中华”内部，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华”传统也是多样的。

首先，泽井启一的论文以儒学中的“心学”为题材，从儒学“本土化”（“大众化”、Nativization）的观点出发，论述了东亚共通传统中的差异性。这里的“心学”是广义上的，它是为了克服创建了“理气论”的朱子学中存在的修养方法的问题而诞生的。与朱子学提倡的正确学习儒学经典的方法相对，在中国，经由重视“心之修养”的陆九渊等，最终形成了阳明心学。阳明学认为“理”是先天内在于人心中的“良知”，提倡通过“事上磨练”，即通过日常的各种行为来直觉地把握“理”的方法。它的流行促使了儒学的大众化。在朝鲜，李滉创建的“性理学”虽然被认为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但同样是对“心之修养”抱有强烈的关注，与阳明学的方法相对，李滉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实践各种“礼”的方法。接着，李洱又修正了李滉的主张。他重视现实中的实践，通过对朱子学修养论的再解释使其适合于朝鲜社会，实现心学在朝鲜的本土化。而日本则同时从中国和朝鲜接受了心学，山崎闇斋将其与神道结合，又有中江藤树关注王学左派等等，形成了带有宗教信仰性和精神上修养方法的形态。心学这一“儒学实践”在东亚本土化过程中，在各个地区都形成了各自的“惯习（Habitus）”，也给各地区的近代化过程中带来了差异性。

其次，井上厚史的论文将朝鲜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追溯到18世纪，论述了朝鲜依据传统思想来构想其独特的国家及其特征。作者通过解读正祖的文章，认为正祖在文本中并非要表明体现儒教政治思想的近代性的“君民一致、万民平等”的“民国”理念，认为正祖的文章是在宣言“确立以王为中心的绝对主义政治体制”的文本。同时还指出，对于大量出现在朝鲜王朝时代历代君主文本中的“民国”一词，一些研究将之解释为“民之国”或“民即国”，以此试图将其理解为“国民国家”性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应将“民国”分为“民”和“国”来理解，在被称为“荡平君主”的英祖和正祖的文本中频繁出现的“民国”，意味着重视“民与国的利益”，这不仅仅是英祖和正祖，也是朝鲜王朝时代多数知识人常使用的“爱民”思想。朝鲜王朝正是以“爱民”和“民国”所象征的“儒教式抚民政策”来运作政权的。作者主张，与西方国民国家不同的朝鲜的国家构想，可以从这种“来自元朝经高丽王朝后为朝鲜王朝所继承”的“爱民”思想中发现其独特的特征。

除了上述“蒙古”和“中华”视点之外，接下来还有刘建辉的论文聚焦原满洲地区，以清朝到近代的满洲的生态、移民、铁路为中心，对“满洲国”之“近代”诞生的前提条件进行了考察。首先，清朝为了限制人们移动实施“封禁”政策，并利用“柳条边”进行了行政区分，为了禁止外来人口流入又在其周围半径达数百公里的范围内营设了众多狩猎场兼旗兵的军事训练场─“围场”，为满洲留下了广阔的未开垦土地和丰富的森林、草原资源。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和保护国土，解除了“封禁”并采取了“移民实边”，推进满洲地区的移民政策。这个政策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被继承了下来，其结果使得1930年的满洲人口达到了三千万人以上。不仅如此，铁路等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完善。不光是俄罗斯和满铁，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也进行了包括贷款在内的大量铁路建设投资，到1924年为止铁路总长达到了六千公里，并且在沿线诞生了都市群。除此以外，到1909年为止满洲地区还拥有二十五个开放港口。如上所述，满洲的近代绝不是在“满洲国”时代忽然出现的，而是建立在至今为止未被重视的、满洲的丰富遗产上的。

以上的诸研究展示了西方近代“东渐”之前的东北亚丰富而独特的传统。金、元时代的“华北”（中国北方）社会，需要将其放在包括蒙古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内进行考察，这一主张指出了带有排他性界线的近代国家这一成见的局限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对“中国”概念的解构。而在之后的清朝的统治中可以看到，一方面，被称为“中华”的帝国持有将“天下”纳入视野的“大中华”理念，它与狭隘的汉民族为中心的“小中华”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清朝通过巧妙运用成吉思汗以来的王族血统与信奉藏传佛教的护法王、甚至是西方的条约体系等多种多样的统治理念，将蒙藏等非汉地区与人包摄于其中并维持了其统治的安定。正因为具有这种灵活性，清朝才得以将不同的文化成功地进行了统合。而且，即使是“中华”本身，其内部也包含着多样的特性。在以朱子学为中心的相同儒学传统背景下，根据不同地区的儒学实践，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惯习”（Habitus），形成了“爱民”等各具地区特色的统治理念。东北亚最终先后进入了近代化的进程，东北亚各地区的各自的传统与在历史中形成的诸前提是思考东北亚“近代”不可或缺的出发点。

（二）对“近代”的接受、重组与再诠释

东北亚相继进入近代化过程后，开始了制度和体制上的重组，在与东渐而来的外来文明、文化的接触中，由于外来的世界观、理念、逻辑与各地区的本土思想发生了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混乱与摩擦。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区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对“近代”的接受方式。

首先，石田彻的论文和柳泽明的论文以条约为背景，细致地描述了东西方不同逻辑交错的实际状况。

石田的论文以幕末、明治初期的对马为舞台，以原始史料为基础再现了外国船只到港和出航的几个事例，通过对这些事例的分析，考察了西方的“近代”给日朝之间传统的“通信”、“交邻”关系带来的影响。对马是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外交和“藩屏”的最前线，直接参与交流的藩士们在与朝鲜的外交现场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们在对马和釜山的草梁倭馆负责接待到达对马的外国船只和前往朝鲜船只的相应工作。在安政年间五国条约（1858）签订后，幕府和明治政府不得不以近代西方的规则来对应西方各国，而此时的朝鲜正处于对西方采取攘夷态度的紧张状态中，藩士们为使“万端稳顺”而煞费苦心。对马藩士们敏感地察觉到了条约体制的逻辑与“通信”体制传统逻辑间的差异，考虑到重视传统交流方式的朝鲜，他们成功地向政府（幕府长崎奉行所）提出建议，即在告知朝鲜“日本已与西方各国缔结条约”的事实之前，暂缓蒸汽船往来于朝鲜，并阻止到港的外国人上岸及自由行动，这使相关事态得以稳妥解决。但是其后的“赫塔号到港事件”（1870）中，由于藩士们的外交经验未能得到运用，这一德国军舰问题最终成了导致日朝关系恶化的肇因之一。

柳泽明的论文以18世纪初和19世纪中叶的事例探讨了俄清外交中的“沟通隔阂”问题，通过外交文本的考证对其意义进行了考察。18世纪初，俄国（涅尔琴斯克的长官）与清之间的外交文件是由旗人阿尔巴津人担任俄语与满语间的翻译的，但是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连续发生单纯的错译和对错译的敷衍行为，结果，包括基本事实在内，俄语原文与满文翻译之间都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致使清俄双方产生认识偏差，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涉。到了19世纪中叶签订瑷珲条约时，担任谈判翻译的是俄国人，条约的条文包括满语文本在内都为俄方所制。同样，北京条约的俄汉翻译也完全由俄方担任。这样，俄方利用语言能力上的优势，操控了俄汉翻译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有意将俄语原文的表达进行扭曲或模糊化，甚至将清方重视的内容故意在俄方文件中省略，使俄方能够得到有利于己方的解释。而清朝方面却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验证条约文本间的差异，结果，俄方利用语言能力的优势在涉及近代主权的谈判中获得了实质上的单边权利。

雅克萨之战中被俘获的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人在康熙帝的钦定下编为镶黄旗满洲都统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史称“俄罗斯佐领”。1951年的民族识别，将俄罗斯佐领后裔划归满族，一小部分阿尔巴津人将自己改为俄罗斯族。

随着“西方冲击”的深入，接下来值得注目的是，东北亚各国为了保持独立与自主，无一例外地将建设近代国家作为建立或重组政治体的目标。茂木敏夫的论文探讨了近现代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支撑“中国式秩序”的理念，论述了不同意义的重组过程中的变化及其意义。井上治的论文和黄克武的论文分别考察了蒙古和中国在追求近代国家过程中、知识人围绕民族、历史等问题的思考和努力。

首先，茂木敏夫的论文考察了支撑传统“中国式秩序”之理念的各个特征，探讨了它们在近现代是如何变换形式而延续下来的。作者将中国秩序的理念归纳为“人格高尚者之统治”、“无为之治”、“均质的整体”、“礼的媒介性”、“德治的政治文化”、“中国／非中国的二元化”等，特别是针对其中的“均质的整体”这一特征，作者指出，传统儒家的“万物一体”的理念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具有同一性的，这种追求内在完美的传统内含近现代的思想统制的因素。拥有以上理念的传统秩序在19世纪经历了采取近代形式却以传统理念来加以说明的“带引号的『近代』重组”后，又在20世纪以西方为模板进行了自主的近代性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以“无为之治”而“在结果上实现了多样性的共存”的现象，在经历了近代一元化过程后，处于共存状态的中国／非中国被重组为近代国家；在“均质整体”的思维下，“君子的内心及于他人内心”的逻辑很容易地与思想统制相连，并被强化。作者将20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定位在与传统的关系上，同时强烈批判了当下轻易地向过去的传统靠拢的缺乏批判精神的态度。

井上治的论文通过对后贝加尔地区出身的布里亚特知识人扎木察拉诺（1881-1942）主要著作的分析，考察独立的“新生蒙古国家”的构想和构建“蒙古一国史”中围绕“近代空间形成”的思考。青年时期曾于圣彼德堡学习西方“近代”的扎木察拉诺，通过实地调查，加深了对俄罗斯帝国在故乡阿嘎草原实施殖民统治的实际认识。1911年，扎木察拉诺迁移到了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的博硕克图汗政权下的蒙古，在那里亲身体验了蒙古从独立到降级为自治的外交挫折。在动荡的政治状况影响下，扎木察拉诺构想了君主主权的“拥有保障人权的近代宪法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国”，后来又参加了以苏联宪法为模板的制定宪法的工作。但是，从他一系列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的最大目标首先是创造一个自立于周边大国的独立的近代主权国家。这个独立国家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由具有共同特征的国民所组成的共同体。扎木察拉诺在“蒙古民族原初的地理空间”中，描绘了起源于匈奴在内的历史上最古老的北方民族─“蒙古民族”所组建的共同体，展望一个能够与欧洲列强相并肩的强大近代国家。

黄克武的论文则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考证了China Proper这一西方造词是如何被日本翻译为“中国本部”后，又在中国得到流行的历史过程。论文通过对语言翻译、传播和意义变迁的考察，描绘了继承清朝版图的中国在近代国家建设中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China Proper原本是西方人为了理解清朝而创造的词汇，译词所使用的“本部”，是与传统的“（行）省”相对应的概念，与以往华夷秩序下的“藩部”有所区别。此词在1870年被翻译成日语后不久，出现了认为中国只是“中国本部”，除此之外的例如满蒙等地区不属于中国的言论。中国本部的概念于1890年代传入中国后，清末的种族革命论也在“本部十八省”的范围内主张汉民族的建国。中华民国建国后，特别是19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在中华民族意识增强的氛围中，“中国本部”被作为将日本的侵略正当化的概念而受到了谴责。不仅如此，顾颉刚与费孝通针对此词的批判展开了论争，并以此为契机，围绕中国国家的建设提出了在中国是应该重视泯除民族边界强调一元统一，还是应该重视以多民族性为前提的“多元一体”的当前课题。

此外，东北亚对西方“近代”的接纳，不仅仅意味着共时性地引进在西方的历时性的概念。接纳不可能是单纯的调换（replacement），因此各地区“近代”的倡导者立足于各地区的思想、文化传统，为了解决他们各自面临的各种课题，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对“近代”进行了主体性的理解和“再诠释”。张寅性的论文、李晓东的论文和山本健三的论文分别以俞吉濬和福泽谕吉、梁启超和穗积陈重、申采浩和克鲁泡特金为例，阐明东北亚知识人对苏格兰启蒙思想、近代自然法思想、无政府主义的接纳及其特征。李正吉的论文则将韩国民主主义的形成过程追溯到朝鲜末期进行了考察。

张寅性的论文考察了近代韩国启蒙知识人俞吉濬通过福泽谕吉的译著，接受以伯顿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的过程。作者将俞吉濬的《西游见闻》和俞吉濬参考的福泽谕吉《西洋事情外编》（这是对伯顿《经济学教本》的部分译作）为中心，将文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明确了近代东亚启蒙思想中“思想连锁”的特征。作者认为，与正确地传达了伯顿所述观点的福泽相对，俞吉濬在其著作中，在儒学观念的基础上对苏格兰的启蒙思想进行了再解释。例如，俞吉濬使用“开化”来代替“文明”，创造了与“天禀”─“文明阶段”说中认为人类在社会中拥有自我改善能力，能够自然地从野蛮进步到文明─形成对照的“人禀”概念，主张“开化”必须是“以学问教诲人们道理，以法律保护人的权利”的“人禀”问题。此外，俞吉濬还将福泽对right的译语“通义”一词放在儒学的语境中，将其解释为“理所当然的正理”，目的是为了制约自由的放纵。除此之外，与福泽把社会＝“人间之交际”分成国内社会和国际秩序两个层次看待的做法相对，俞吉濬将社会称为“人世”，把“公道”和“正理”作为国内和国际交往皆适用的普遍原理。

李晓东的论文以穗积陈重和梁启超为例，对明治日本和清末中国在继承近代西方法律过程中的思想连锁进行了考察研究。清末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儒学中“发现”类似于西方自然法的思维，是受到穗积陈重的论文《礼与法》（1906年）的启发的。陈重在明治旧民法典的争论中，从西方的历史法学立场批判了对旧民法典有很大影响的自然法论，但不久，他意识到西方历史法学内存在着的自然法思想因素，示意如果将中国传统法背后存在的儒家的“德”、“礼”理解为正义的理念，就可嫁接到西方的近代自然法上。从陈重的论文中得到启发的梁启超从法理学的角度讨论了礼与法的关系，在管子的思想中找到礼与法结合的理想，之后又写就《管子传》。考察了梁启超主张的日本法学家田中耕太郎曾指出，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的结合与调和，在法与道德、自然法与实定法等法律哲学的问题中起到架桥的作用。由此可见，知识人虽然积极地接受西方的“近代”，但并非一味地西化，而是在思想的碰撞中为架起“近代”与本国传统之间的桥梁而努力。这显示了东北亚知识人的努力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接下来，山本健三的论文通过对《朝鲜革命宣言》（1932）的作者、朝鲜知识人申采浩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考察，探究申采浩思想中以“克鲁泡特金式的协同主义和暴力革命的混合体”为中心的“朝鲜固有的近代性”。在社会进化论对东北亚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时代，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互助和团结才是进步之主要原因的无政府主义”，通过对大杉荣日译本的重译被介绍到朝鲜。作者认为，“推崇科学至上主义逻辑和道德上的纯粹性”的克鲁泡特金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讲，具有超越并克服被理解为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所内含的野蛮性和暴力性的逻辑。在被日本吞并的朝鲜，克鲁泡特金主义成为了批判将日本殖民地化正当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武器，给予申采浩等知识人很大的勇气。而且，正因为它是科学的真理，所以是绝不允许妥协的，申采浩提出了用暴力正面对抗帝国主义的暴力革命论。朝鲜的克鲁泡特金主义的这种特色与它在日本的发展状况是不同的。作者认为，申采浩对创造出彻底对抗帝国主义暴力的强有力主体的摸索，正体现了朝鲜接受的无政府主义的独特性。

接下来的李正吉的论文是在历史中寻找韩国民主主义的渊源，以此说明韩国的民主主义绝不是到战后才被由“外部”所赋予的。作者将朝鲜末期（1876年至1899年）分成三个层面，以“选举、分权、人权、平等”等民主主义理念为关键词考察了这些理念在朝鲜末期的发展过程。在第一个层面中，开化思想包含了“选举、分权”的近代意识，但这些意识仅存于少数知识人之间；在第二个层面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东学“人乃天”思想包含了四民平等和人道主义，在“辅国安民”思想中，人权与平等的意识以与儒学民本思想相结合的形式得到了培养；在第三个层面，创刊于1896年并被广泛阅读的《独立新闻》，以及许多民众参加的独立协会主办的讨论会强调了近代“人权与平等”、法制的落实等，这一时期的民主主义理念尽管还保留着其传统性格而带有局限性，但它已得到了广泛的渗透。作者认为，在此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民主主义意识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历史资源。回顾朝鲜末期，在清日俄等大国夹缝中坚持追求“近代”的曲折历史经验历经了殖民地统治时代，终在战后韩国的民主主义发展中得到传承。

从以上的诸论文可看出，条约所象征的西方“近代”和东北亚地区原有逻辑间的差异和交错，意味着这个地区原有的“国际”关系的平衡开始出现破绽，也开启了东北亚各地区全面接受西方“近代”的过程。同时，各地区的知识人又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出发，思考如何在近代国家的新框架中“创造”国族、一国史，以及在引进西方近代思想、制度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和定位本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等问题，并分别进行了摸索。这一对西方“近代”的接受过程可以说同时也是对“近代”再诠释的过程。这样的探索体现了东北亚近代化的多样性。

（三）接触（contact）中的“光”与“影”

西方的“近代”当然不仅限于理念、思想、制度。始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近代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产生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样的“近代”浪潮涌向东北亚后，接触与碰撞所带来的“近代”的影响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光和影总是相伴的，“近代”所产生的“光”和“影”显然也不可能是以其中一种纯粹的形式来表达的。

首先，波平恒男的论文、松田利彦的论文、王中忱的论文、EduardBaryshev的论文对近代的殖民地统治、“中心—周边”构造所产生的歧视、压迫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波平的论文从冲绳的近代这一视角出发，对近代日本帝国的特异性和同化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首先，作者将从明治政府强制合并琉球到二战末期的冲绳陆战的66年间设定为琉球／冲绳的近代，回顾了从作为德川日本的“通信之国”、到被改为“藩属”、又遭到合并的琉球／冲绳的历史，阐明了冲绳作为“国内殖民地”的性质。日本帝国与同时代的西欧诸帝国相比，具有“超级国家主义”的性质，形成了以“与天皇的距离”来衡量人和民族价值的歧视结构。作者认为，日本在“处分”琉球后虽然采取内地延长主义政策而推行了同化主义，但是此同化主义是以天皇为顶点，根据与天皇的距离确定等级的歧视性结构，同时还包含着中华主义式的歧视思想。此外，尽管琉球／冲绳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与日本本土有着显著的不同，但“基于日本国民精神优越性信念”（矢内原忠雄）的日本同化主义的强制措施，与英国的“自治主义”型殖民地统治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同属于“同化主义”类型的法国相比又缺少了“基于自然法的人类观”（同上）。而这种歧视性结构至今还尚未得到清算，与今日的冲绳问题在根本上是相联系的。

松田的论文通过对大韩帝国时期的汉城、亦即殖民地时期的京城的自来水建设事业进行考察，探明了朝鲜殖民地统治下歧视结构的实际情况。迄今为止，虽然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生活在殖民地统治下汉城（京城）的日本人与朝鲜人在居住空间上的区隔中的差距，即“双重构造论”，但是作者认为，这种歧视结构包含无法单纯用二分法来认知的历史和国际关系问题。高宗为了维持大韩帝国的独立，采取了“势力均衡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强间围绕汉城自来水建设的利权展开了争夺，结果美国的企业获得了承包事业的利权。该事业负责建设向整个汉城供水的近代基础设施，朝鲜居民也是受益者。但是，将韩国沦为保护国后的日本开始抢夺列强在韩国的利权，对自来水事业也采取了高压态度。合并韩国后，国际辛迪加大韩自来水公司被日本收购。而日本对朝鲜人的自来水需求抱着否定态度。作者详尽地考察了当时包括总督府管辖下的自来水事业的实际状况，发现围绕自来水利用问题，在开展排水管铺设工程的地区、自来水利用户数、供水栓问题（包括公设共享栓和专用栓、私设共享栓的使用区别和待遇）等方面，内地人和朝鲜人之间因歧视带来的差距至少在1910年代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王中忱的论文分析了活跃于战前日本制造出来的“蒙疆”的画家深泽省三在蒙古的活动和作品，并对深泽描绘的“蒙疆”及其意义进行了考察。“蒙疆”是在战争背景下形成的，蒙疆政权的统治范围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区，具有流动性和多层性的特征。蒙疆对日本而言不单是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空间，也是一个以日军占领为背景、由对日合作政权统治的政治空间。在日本画坛已颇具名声的深泽于1938年来到这里，走上了从军画家的道路。在与当地权威人士的交流中，深泽与蒙疆政权和军队的上层建立了人脉关系。他作为“谋求蒙疆诸民族之融合、亲善”的“蒙疆美术家协会”的召集人也十分活跃，在振兴当地艺术传统的同时，他也有意识地参与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根据作者的考察，在深泽蒙疆时期的宣传性作品中，几乎所有肖像画都以政权上层人士和相关人员为题材，缺乏对于下层社会的关注，同时在作品中完全看不到战争时期的气氛。但是代表作之一《蒙古军民协和之图》的构图、以及画中日本军人（“军”）与当地民众（“民”）之间的视线中所体现出来的偏差和紧张氛围，表现出了与画家目的相反的，由画家直觉意外捕捉到的不协和音调。

Eduard Baryshev的论文对俄国革命后的1920年发生在萨哈林州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和日本占领萨哈林州的过程进行了考察。萨哈林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俄罗斯的远东战略要地。该地区发展矿山业，当地有许多中国和朝鲜劳工。俄国革命后，远东地区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游击队运动波及到了萨哈林。1920年，占领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游击队对旧“统治阶级”居民实施了“红色恐怖”，并针对日本的出兵，在撤退时采取焦土作战，大量屠杀反布尔什维克政权支援者和对日合作者，造成数千人牺牲。在此期间，部分中国和朝鲜劳工被动员为佣兵，并参与了屠杀。登陆当地的日本军在对萨哈林州进行保障占领方针下施行了军政。军政下，日军无视俄罗斯市民的人权，严格限制了他们的生活和移动，没收了尼古拉耶夫斯克残留下来的所有可用资源。这对该市来说，是紧接着大屠杀的又一场灾难。萨哈林的人们在革命主义恐怖活动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夹缝间，被迫做出重大的牺牲。不仅如此，事件也使日本的军国主义变得更加强硬、成为激化东北亚局势的导火线。

上述各研究更多聚焦“近代”的冲击所带来的“影”的部分，与此相比，森永贵子的论文、赵诚伦的论文和娜荷芽的论文，是对近代革命和殖民主义等政治所带来的动荡中，在“接壤地区”里顽强生活着的人们进行的种种考察。

森永贵子的论文以俄罗斯的茶叶贸易为题材，对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俄国人在19世纪中叶后以恰克图和汉口为中心展开的商业活动及其意义进行了考察。在19世纪初以前，被清朝“广东贸易系统”排除在外的俄罗斯与清朝之间的贸易是经由恰克图易货贸易，其中以毛皮贸易为中心。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清朝的门户开放和俄罗斯国内茶叶消费量的急涨，恰克图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事实上俄罗斯超过英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中国茶叶的消费国。茶叶贸易的活跃，加上易货贸易需要准备等价商品，刺激了俄罗斯国内纤维制品的生产。不久，易货贸易被废止，俄罗斯商人开始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以汉口为中心，开始了其他国家未曾开展过的制茶业，并经由恰克图出口到俄罗斯。同时，因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经由敖德萨的海上茶叶贸易路线也被打开。除了拥有海陆航线等广泛通道，具有多样的民族性和扎根当地的俄罗斯商人网络支撑着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茶叶贸易，它是不受政府的意图所左右的。相反，俄清间的茶叶贸易终结于两个帝国的革命爆发之后，政治因素成为阻碍经济越境的最大原因。

接下来赵诚伦的论文力图摆脱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观，从济州岛人们的立场出发，论述了历史上济州人形成跨国认同的事实。跨国认同的形成过程，也是济州人的生活不断被政治权力所摆布的历史。作者指出，济州在耽罗国时代是自主的政治体制，有着积极与其他地区进行交流的历史。但朝鲜时代被置于中央集权体制的统治之下后，岛民们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被“出陆禁止令”所束缚。到了日本殖民地时代，虽然济州人民处于从属地位而受到歧视，另一方面，为了生活却开始能到东北亚各地自由地务工，以大阪为代表，他们建立了具有强大团结力的在日济州人社会。实际上，若不论对国家的归属意识，从济州人的生活感受来看，大阪港比首尔更觉亲近。济州人建立了与济州岛紧密相连的网络，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并且，战后“偷渡的一代”与1980年代以后新出国的一代，也同样可以看作是在这种跨越国境的生活的延长在线的。

最后，娜荷芽的论文从教育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在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1932年间的军阀混战时期，内蒙古的有识之士和精英们为了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为创立各种文化团体和学校尽心尽力的事实。中华民国成立后，在“五族共和”的理念下，“蒙藏教育”的实施目标被明文化，但在军阀割据的状况中，中央和地方政权对蒙古的政策缺乏一贯性，对蒙文化教育政策有许多并未落实。相对于此，与这个时期活跃的蒙古民族运动相平行，以蒙古族知识人为主体的文化活动和教育事业十分兴盛，例如，以继承民族文化和振兴整个蒙古地区为宗旨的东蒙书局和蒙古文化促进会，以及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等组织和学校相继创建。蒙古族的有识之士们通过学校教育对年轻人进行意识改造，并且通过汉语著作向汉人的有识之士宣扬蒙古民族的立场。此外，由于资金不足而面临经营困难的很多团体与地方政府进行了交易。蒙古族有识之士们在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期展望了该民族的“民族性”。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后来推动民族文化教育活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上述各研究通过考察各种“接触空间”中的接触与碰撞现象，剖析了殖民主义、以及近代国家的排他性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特别是在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心中刻下的压抑和创伤，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人们虽然被近代国家的框架所限制，却运用了原有的东北亚的网络的各种资源，以本身的逻辑获得了强有力发展的生活态度。换言之，这些研究展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无法把握的“近代”的“光”和“影”，立体地呈现了东北亚“近代”形成和展开的过程。

这样，我们在理解东北亚的“近代”的时候，如果能够从“谁更正确地理解，更接近西方的‘近代’、谁更‘先进’”这样的想法中解放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对东北亚各地区对西方“近代”的抵抗、或接纳方式和内容多样性能有更深的理解和体认，笔者确信，这也必将成为反过来重新审视西方“近代”的新的契机。

以上概观了本书收录的二十四篇论文，当然无法涵盖每篇论文的所有论点，同时，经由笔者自身的视角和理解所带来的“过滤”作用也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但笔者还是希望以上概观能成为读者了解各篇论文对东北亚多样性和独特性的探讨所具有的特色提供线索，便于更多的读者阅读本书。

此外，2016年成立的本研究基地的成员有岛根县立大学的井上厚史教授（至2017年度为基地负责人）、井上治教授、石田彻副教授、山本健三教授、前田しほ助教（至2017年度）、李正吉助教（2018年度开始）、李晓东（2017年开始为基地负责人），以及本研究的合作机关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刘建辉教授与松田利彦教授、东北大学的冈洋树教授、早稻田大学的柳泽明教授、琉球大学的波平恒男名誉教授、筑波大学的Eduard Baryshev助教等共计十二名成员，还有中国东北师范大学的韩东育教授、（北京）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内蒙古大学的娜荷芽副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克武特聘研究员、首尔大学的张寅性教授等五名海外合作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众多海内外学者的协助，进行了充实的研究活动。在此对每一位为本研究项目做出贡献的人士表示感谢。其中，特别是冈洋树教授和柳泽明教授，他们从研究的计划阶段就参与研究的主题和方向的讨论。另外，刘建辉教授、韩东育教授、波平恒男名誉教授、张寅性教授、黄克武特聘研究员、李熙玉教授（成均馆大学）不仅参与共同研究并做报告及担任评论，还在共同举办研讨会、出版研究成果等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援。最后，还要致敬本书的每一位译者为本书论文的翻译付出的艰辛工作，还有我的同事孟达来准教授和本研究基地的同事们也参与了相关论文的校阅工作。在此对以上各位学者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1]宇野重昭，《北东アジア学への道》（“北东アジア学创成シリーズ”‧第1卷）（东京：国际书院，2012），页40。

[2]参照平野健一郎，《国际文化论》（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第三章。

[3]斯波义信，〈第III.章　社会と経済の环境〉，桥本万太郎，《民族の世界5　汉民族と中国社会》（东京：岩波书店，1983），页224。

[4]以上，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4、1。

[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7。

该文为《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一书的“绪论”。

《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

第一章 蒙古與「中國」的接壤地帶：12至14世紀的華北──蒙古帝國的統治與華北社會的變遷／飯山知保 第二章 大清國歷史記述中的蒙古史脈絡／岡洋樹 第三章 涅爾琴斯克條約中的「蒙古」問題：統治與解決／S. 楚倫 第四章 驛站守護人：蒙古國喀喇沁集團的歷史與記憶／中村篤志 第五章 從《大義覺迷錄》到《清帝遜位詔書》／韓東育 第六章 東亞地區多樣性的形成──以「心學」為題材／澤井啟一 第七章 朝鮮的近代國家構想：「民國」與「愛民」／井上厚史 第八章 生態、移民、鐵道──滿洲「近代」的形成軌跡／劉建輝 第二部　對「近代」的接受、重組與再詮釋 第九章 對馬與外國船隻──到港與出港／石田徹 第十章 俄清外交交涉中的溝通隔閡──以18世紀初及19世紀中葉的兩個事例為考察對象／柳澤明 第十一章 中國式秩序的理念──其特徵及在近現代的問題化／茂木敏夫 第十二章 扎木察拉諾描繪的蒙古近代空間／井上治 第十三章 辭彙、戰爭與東亞的國族邊界：「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變遷／黃克武 第十四章 俞吉濬的文明社會構想與蘇格蘭啟蒙思想──東亞接受近代思想及其變化的一個形態／張寅性 第十五章 近代中國對法理學的接受與展開──梁啟超對中國「自然法」的「發現」／李曉東 第十六章 朝鮮的「無政府主義式近代」：20世紀初東亞克魯泡特金主義的擴散和《朝鮮革命宣言》／山本健三 第十七章 朝鮮末期的近代空間：民主主義土壤的培育／李正吉 第三部　接觸（contact）的「光」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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