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23年感觉都在和各种流感病毒支原体作斗争，买的书不少，也承蒙师友惠赠，但很惭愧读的不多，夹缝中的阅读多和正在上的课有关。
《琉球见闻录》可以说是一曲出自琉球人之口的亡国悲歌，作者喜舍场朝贤（1840-1916）是最后一任琉球国王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任琉球“藩王”尚泰身边的仕官。亲历琉球争端的喜舍场朝贤记录了1870年代日琉之间算不上漫长却变数陡生的交涉历程，全书分为四卷，若以“事件”论则集中于1872年伊江王子前往东京庆贺明治维新的首次“朝觐”日本天皇之旅、1875年被阻止朝贡清朝后与松田道之的交涉以及1879年废琉球藩置冲绳县。
既往对于近代琉球被日本吞并的历史叙述和研究最经常参考的资料是明治政府“处分官”松田道之编著的《琉球处分》，从此三卷本将时间起点置于1871年宫古岛渔民台湾遇难就可窥见编著者的立场，而“胜利者”历史清单的另一面是喜舍场朝贤、与那原良杰（马兼才）、幸地朝常（向德宏）讲述的“失败者”的故事。与后两位积极奔走东京、福州、京津向清朝（包括驻日公使馆）寻求援助不同，喜舍场朝贤始终陪同尚泰左右，记录下了琉球王室最后的抵抗、不甘与妥协。
《琉球见闻录》最晚于1881年完成撰写，但正式出版是在1914年，并由时任冲绳县立图书馆馆长、日后被誉为“冲绳学之父”的伊波普猷作序《“琉球处分”是一种奴隶解放》（序に代えて 琉球処分は一種の奴隷解放なり）。两年后，这篇序言被纳入再版的《古琉球》中，第三版也予以保留，而在1942改版时又被删除，这一反复与伊波普猷对“琉球处分”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因何而变，又转向何处，崎滨纱奈在《伊波普猷的政治与哲学：重读日琉同祖论》中展开细致的考论。
有志于冲绳研究的人都必须要面对伊波普猷这座高峰，崎滨纱奈也不例外，《伊波普猷的政治与哲学：重读日琉同祖论》是她在提交东京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改而成。作为出生在冲绳的年轻学者，不论是“教科书问题”还是“美军基地问题”，“冲绳问题”始终与个人生命实感缠绕在一起。
作者通过解构式地阅读伊波普猷，特别是作为其思想核心的日琉同祖论，向读者展示伊波试图消除的“政治”实际上始终存在于他的文本内部，并呈现出从朗西埃“政治哲学”向施密特“政治神学”的转变。作者将伊波提出的“日琉同祖论”分为初期和后期，初期观点主要体现在《古琉球》中，旨在肯定日琉统一与同化并追求冲绳“个性”的保留；而后期的“日琉同祖论”则体现在伊波普猷自京都时代开始阅读琉球古代歌谣《おもろそうし》及其他琉球祭祀相关文献所展开的研究之中，以被记纪神话掩盖和消除了的“海部”（アマミキヨ）神话为起点，在“真正之神”的统治下讲述了没有支配、完全平等共同体——“原日本”与“原冲绳”之间的同一性。在作者看来促成这一转向的正是冲绳1920年代遭遇的经济危机苏铁地狱事件（一战后砂糖价格暴跌，作为冲绳支柱产业的甘蔗种植业受到巨大冲击，食不果腹的农民食用去除毒素的苏铁果实来充饥），资本主义的冲击令伊波普猷意识到早期日琉同祖论存在局限，与此同时也受到柳田国男和折口信夫等人影响进而转向“乡土研究”，这也使得其后期的“日琉同祖论”洋溢着“救济”的色彩。尽管作者认为伊波此类尝试中隐藏着批判以天皇为核心的大日本帝国民族主义的思路，但同时也具备彻底抹消“政治”的一面，呈现“政治神学”的面貌。
过去两三年间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和王宏志教授新书的出版令1792年访华的马戛尔尼使团再度成为热点，阅读这两本书经常让我回忆起21世纪初硕士课堂上讨论何伟亚《怀柔远人》的情景，顺带会想为什么在20年前翻译不会成为关注的问题？其实《怀柔远人》里已经有了小斯当东的身影，有拉丁文作为中英语言中介的出现，也曾注意到中英双方就远人带来的究竟是“贡品”还是“礼物”发生争论，但语言的问题、翻译的问题却未能引发更多的思考。
当然不同的学者问题意识不同，发掘和使用的文献不同，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阐释和塑造。何伟亚依靠的主要是东印度公司的印度事务部档案《马戛尔尼通信》、《马戛尔尼日记》等英文资料，而沈艾娣、王宏志都关注到了梵蒂冈传信部档案馆和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档案，也正是从这些拉丁文和意大利文文献中钩稽出这位来自甘肃、在意大利受训成为天主教神父的青年李自标的故事，在马戛尔尼使团他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翻译工作。尽管这两部著作论述的重心有所不同，但它们共同强调了在中外交流中备受忽视的“译者”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马戛尔尼使团中译者的故事，不仅是他们个人身世与命运的故事，还关联着两个世纪以来关于中英关系的历史叙事。
身为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沈艾娣擅长将全球视野与微观史研究方法相结合，以小观大，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卷入宏阔的社会变革和全球联系当中，此前出版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以及《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都是这样的尝试。在沈艾娣的梳理下，使团成员身份只是小斯当东和李自标翻译生涯的开始。在结束出使七年后的1800年，小斯当东就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广州商馆，再次来到中国，在十三行行商的引领下，成长为一名成熟的译者。在广州期间，他还翻译了《大清律例》，之后回到英国，并在鸦片战争期间成为一名国会议员。而李自标在深度参与马戛尔尼使团的工作后，留在山西传教，在此意义上完成了与《梦醒子》《传教士的诅咒》并称的“山西三部曲”。沈艾娣将小斯当东和李自标视作“跨文化中介者（cross-cultural mediators）”，他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活跃在中英交流一线的身影及其日后的隐匿，勾勒出一条别样的通往鸦片战争之路。
如果说沈艾娣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中英早期外交关系中两位译者的人生历程，王宏志的《龙与狮的对话》在关注译者之外，还将着眼点放在外交文书、礼品清单、国书与敕谕的翻译上，正是不同的译本、原文与译文的参差、译者的真实身份（如李自标的中国少数民族和天主教士的身份）、翻译的背景和场景、翻译的策略、文本的阅读与接受成为中英官方最高层第一次正式接触中最关键的要素。很长时间以来，乾隆对待马戛尔尼使团的“傲慢无知”作为某种刻板印象规训了晚清大变局大分流的叙事，也成为这位盛世皇帝的污点，时至今日介绍这一历史事件的短视频也夺人眼球地称其为“中国失去了搭乘时代列车的最后机会”。沈、王二书中对于使团访华细节的钩沉、对于翻译的考察既有助于澄清这段历史，更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视角重审近代早期全球联系的样貌和被遮蔽的可能性。
《日本核殇七十年》的日文原著书名是“核电站与核爆：‘核’的战后精神史”，是311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川村凑在其早年论文《文化研究是什么——“核爆”是如何被叙述的》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从电影、动画、文学等多个角度梳理了从原子弹爆炸到福岛核电站泄漏近70年间日本“核去核从”的“核”文化史。从1954年拍摄的第一部哥斯拉电影到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从黑泽明的《活人的记录》到大友克洋的科幻动画《阿基拉》以及宫崎骏的《风之谷》，这些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塑造了日本文化影响力的作品均与“核”脱不开干系。在号称“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的日本，出现这样的创作并不奇怪，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部分的抵抗，但在审视“核”文化的同时，需要继续追问的是，为什么在理应与“核”不共戴天的日本，反核运动既没有形成规模，更未能发展壮大？
在早期哥斯拉电影中，核被视作恐怖与破坏的象征，哥斯拉为什么要攻击日本？哥斯拉为什么总是从品川登陆？面对近在咫尺的皇居，哥斯拉又为何生硬地“调头”离开？对哥斯拉的质疑往往成为对日本自身的质疑。但也几乎与此同时，“心地善良的科学之子”阿童木（日语发音为atomu，来自英文“原子atom”一词）诞生了，在科学万能思想的加持下，“核”也能以正面和正义的形象出现。2011年福岛核事故彻底粉碎了核电安全的神话，川村凑书中不可遏制的愤怒也暂时停留在这一刻。在2016年庵野秀明的《新哥斯拉》中，哥斯拉被注入凝血剂冻结在东京街头，与“核”共存是隐喻更是现实。
作者简介
孙洛丹，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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