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演讲时遭枪击身亡，此事在日本国内外引发巨大震动。据称，凶手因母亲长期向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统一教会）进行巨额捐款，导致家庭破产，因此对该宗教团体怀有强烈怨恨。然而，这一事件成为将战后日本政治中长期存在的“宗教—政治”关系一举推向公共视野的重要契机。此前未被充分讨论的宗教团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也因此骤然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一问题与战后日本政治的结构性特征密切相关。
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拟以近年来出版的《宗教与政治的战后史》(櫻井義秀『宗教と政治の戦後史』朝日新聞出版、2024年)与《日本政治与宗教团体》(蔵前勝久・中北浩爾『日本政治と宗教団体』朝日新聞出版、2025年)两书为线索，重新思考战后日本政治中“宗教—组织—政治动员”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两本书虽然都以统一教会、创价学会、日本会议等为主要对象，但分析视角却明显不同。前者带有较强的“战后保守政治批判”色彩，重点批判宗教与权力的结合；后者则更强调宗教团体作为战后日本政治动员基础的制度性作用。通过对照阅读这两本书，可以发现，“宗教与政治”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教分离”争议，而是涉及战后日本政治统治结构本身的重要议题。
一、“政治宗教”的视角
《宗教与政治的战后史》的作者樱井义秀提出了“政治宗教”这一概念。所谓“政治宗教”，是指“为了实现基于宗教教义与信仰的社会，通过介入政治家与政党，或自行建立政治组织，积极利用政治权力的宗教”（樱井，第20页）。作者指出，“政治宗教”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社会秩序的重构性。它往往以宗教理念为基础，试图重新构建整个社会秩序。这种强烈的信念，也容易使其对其他宗教团体或社会群体采取排他性态度。
第二，选票动员的资源化。它会将信徒组织的选票动员能力转化为政治资源，以扩大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政治家为了获取稳定的选民基础，也会主动接近宗教团体，从而形成一种相互依赖关系。
第三，宗教能量的再生产。宗教运动本身的能量，会通过政治参与或政策成果不断被再生产（樱井，第20-22页）。
不过，“政治宗教”这一概念虽然有助于横向把握宗教团体、政治运动与保守思想网络之间的关系，但也存在将不同组织逻辑混合于同一类别中的风险。书中将统一教会、日本会议、创价学会都纳入分析对象，但实际上，统一教会与创价学会属于具有强大资金募集能力与组织动员能力的宗教法人，而日本会议则更接近于以神社本厅为核心、联合保守知识人与地方保守势力所形成的政治运动网络，两者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将日本会议与创价学会、统一教会并列为“政治宗教”，在分析上仍需保持谨慎。前者更偏向于“意识形态网络”的构建与政策议程的影响，后者则建立在实体组织、信徒网络与持续性动员能力基础之上。若将两者简单归为同一类型，容易遮蔽“组织资本”与“意识形态资本”在现实政治中的不同运作逻辑。
二、创价学会与公明党：最制度化的政教关系
两本书都高度重视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的关系。创价学会于1930年由牧口常三郎与户田城圣以教育运动的形式创立，是战后迅速实现大众化的日莲佛法系在家佛教运动。1960年，池田大作出任第三代会长。1964年，其政治部门成立了公明党。创价学会通过组织公明党直接参与政治过程，因此成为战后日本最制度化的政教关系案例之一。
创价学会会员最多时曾达到827万个家庭。关于其为何能长期维持庞大的组织力量，樱井义秀总结出以下五点原因。
第一，领袖认同。会员对于牧口常三郎、户田城圣、池田大作三代领导人，以及创价学会作为日莲佛法“正统继承者”的强烈认同与忠诚。
第二，地缘特征。创价学会属于典型的城市型宗教团体，其信徒主要集中于城市居民阶层。
第三，阶层基础。其社会基础主要由中下层市民构成。
第四，现实利益。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在社会福利与生活保障层面为信徒提供现实利益与组织支持。
第五，共同体意识。通过持续动员信徒参与选举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组织内部的共同体意识与凝聚力。
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也成为创价学会能够长期影响日本政党政治的重要基础。尤其重要的是1999年以后形成的“自公联合执政体制”。对自民党而言，创价学会弥补了都市地区的选票不足。对公明党而言，联合执政不仅意味着稳定议席，也意味着能够持续分享中央政权资源，并维持其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影响力。
然而进入2020年代后，这一体制开始发生剧变。2023年池田大作去世成为象征性转折点，随着会员老龄化与地方组织衰弱，传统草根动员能力持续下降。步入2025年，在经历了自公两党在众院、东京都议会及参院选举的“三连败”后，围绕自民党的“政治与金钱”丑闻，双方的裂痕彻底表面化。2025年10月，随着自民党高市早苗体制的建立，公明党毅然做出脱离联立政权的决断。这场被日本政界戏称为“熟年离婚”的政治巨变，宣告了维持长达26年的自公联合执政体制正式崩解。这不仅意味着自公体制的终结，也象征着战后日本依赖宗教团体进行政治动员的统治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三、统一教会与保守政治
统一教会于1954年由文鲜明在韩国创立，1964年在日本获得宗教法人资格。1968年，统一教会系反共政治运动组织“国际胜共联盟”在韩国成立，同年4月日本支部也正式设立。此后，统一教会以反共为媒介，逐渐接近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在这一过程中，笹川良一、岸信介等保守派政治人物，对统一教会在日本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尽管统一教会因“灵感商法”与高额献金问题长期遭受社会批评，但其仍通过选举支援、人脉网络与基层动员，与部分保守政治家维持了密切联系。
《宗教与政治的战后史》将这种关系视为冷战时期反共网络的一部分。作者认为，统一教会与自民党保守派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选举合作，而是与战后保守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密切相关。
而《日本政治与宗教团体》则更强调制度层面的原因，即为何自民党右派需要宗教团体作为外部动员组织。书中指出，从中曾根康弘时期到安倍政权时期，双方关系逐渐从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联盟”，转变为以选举支援与人脉网络为核心的务实性合作。换言之，统一教会与保守政治之间，既有理念上的结合，也有组织动员上的现实利益关系。
四、日本会议与“宗教右派网络”
日本会议是1997年由“守护日本会”“守护日本国民会议”等多个保守团体联合成立的政治运动组织。它以神社本厅等宗教势力为社会基础，在修宪、教育政策、历史认识以及靖国神社问题等领域持续扩大其政治影响力。
《宗教与政治的战后史》将日本会议描述为一种“宗教右派网络”。作者认为，神社本厅系传统主义价值观，通过日本会议被系统性地导入保守政治运动之中，并在安倍政权时期与修宪论、历史修正主义形成深度结合。作者指出，在2015年前后，安倍内阁20名阁僚中有13人属于“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此外还有大量国会议员与地方议员参与其相关组织。
相对而言，《日本政治与宗教团体》则并不把日本会议视为“支配国家的秘密组织”，而是将其理解为以神社界与地方保守势力为背景的“松散保守联盟”。日本会议并不像创价学会那样拥有统一的组织票，而更接近一种连接神社界、地方保守层、保守知识人及议员联盟的“理念网络型”政治运动。
双方之间并非单向支配关系，而是一种基于保守政治议程与组织资源交换的“相互利用”关系。安倍晋三通过战略性利用日本会议，进一步整合并掌控了自民党内部的保守势力。而日本会议也借此使部分主张进入了主流政策争论的中心。
五、立正佼成会：一种“协调型”宗教政治
《日本政治与宗教团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将立正佼成会列为重要分析对象。立正佼成会是1938年由庭野日敬与长沼妙佼创立的在家佛教系新宗教。该团体与创价学会一样，同样继承日莲佛教传统，并以战后城市大众阶层为基础迅速发展，因此与创价学会长期处于竞争关系之中。1993年，立正佼成会公开宣称拥有654万信徒，发展成为仅次于创价学会的大型新宗教团体（藏前，第241页）。
不过，立正佼成会介入政治的方式，与创价学会存在显著差异。创价学会通过组织公明党，直接参与制度化政党政治。而立正佼成会并未建立自己的政党，而是以和平运动、市民活动与政策倡议为媒介，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灵活调整与政治的距离。它既有接近自民党的时期，也曾支持在野党，其政治参与并非固定的党派结合，而更重视具体政策议题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联动。从这一意义上说，立正佼成会并不属于“组织票型”宗教政治，而更接近一种“市民运动型”或“协调型”的公共参与模式。这也说明，日本宗教团体的政治参与，并不必然走向政党组织化或直接权力参与，而可能通过社会运动与公共活动实现间接性的政治影响。
六、宗教与政治为何持续结合
战后日本的宗教团体，并不仅仅是“选票供给机器”，更是弥补地域共同体衰退的重要社会整合装置。随着高度经济增长，日本传统的地域共同体与工会等中间组织逐渐衰弱，而宗教团体则凭借生活咨询、相互扶助、价值共享等功能，维持了强大的共同体联系与组织动员能力，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从宗教团体自身的角度来看，接近政治权力也具有现实利益与制度性优势。
第一，提升公共合法性。政治联系能够提高宗教团体的社会影响力与公共合法性。宗教团体若能够与执政党、国会议员或地方政治网络建立联系，便更容易进入公共政策讨论空间，从而扩大其社会发言权。
第二，维护组织制度利益。在日本，宗教法人享有税制优惠、法人资格保护以及较高的组织自治空间。宗教团体若与政治权力保持良好关系，往往能够在宗教法人制度、教育政策、社会福利政策乃至土地与设施问题上获得更有利的政策环境。
第三，内部凝聚力的再生产。对于许多新宗教团体而言，政治参与本身也是宗教运动扩大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通过选举动员、社会运动或政策倡议，宗教团体能够强化成员的组织认同感，并将宗教共同体进一步转化为政治共同体。
因此，“宗教与政治”问题关系到战后日本社会究竟依靠何种中间组织来整合民众、组织政治参与。所谓“55年体制”，不仅意味着自民党长期执政，也意味着一种由行业团体、工会、宗教团体等中间组织共同支撑的“组织动员型政治体制”。
然而，如今日本的宗教团体本身也正面临老龄化、组织弱化以及后继乏人的危机。尤其是在地方社会，许多佛教寺院已经出现“住持继承困难”乃至“无僧可继”“寺院消失”的现象。一方面，地方人口减少与年轻人口外流，使传统檀家制度不断萎缩；另一方面，葬仪、法事等传统宗教需求的减少，也使寺院维持运营愈发困难。部分寺院不得不兼营观光、咖啡馆、墓地经营等业务以维持生存。
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来看，传统佛教与檀家制度的衰退，不仅意味着地方共同体整合能力的下降，也使战后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中间团体型社会结构”进一步弱化。过去，大量人口正是在地域共同体、宗教组织与各类中间团体之中获得社会联系、身份认同与生活支持。而随着传统宗教与战后新宗教同时进入老龄化阶段，日本社会原有的“中间过渡带”正在逐渐收缩，越来越多个人开始脱离稳定的组织归属，并转向网络空间寻求新的身份认同与情绪连接。
这不仅是宗教界内部的问题，更意味着战后日本社会长期依赖的“中间团体型整合机制”正在发生结构性动摇。过去，宗教团体不仅承担宗教功能，同时也是地域共同体、人际网络与生活互助的重要节点。然而随着宗教组织衰退，日本社会原有那种以地域、血缘、行业与宗教为基础的“共同体型社会”也在逐渐瓦解。
结语：
中间团体的瓦解与“归属—动员”机制的重组
两本书共同表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并非战后日本政治的边缘现象，而是其统治结构的重要支撑。所谓“无宗教社会”的日本，实际上长期依托宗教团体、工会与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将政治参与嵌入日常生活与共同体结构之中。在高度经济增长与“55年体制”时期， 这些组织不仅承担选票动员功能，也提供社会整合与身份认同，使政治参与建立在稳定的组织归属之上。
然而，进入后冷战时代，尤其是SNS时代之后，这一结构正在发生深刻断裂。传统中间团体的老龄化与组织弱化，使以“长期加入—稳定归属—持续动员”为特征的组织模式逐渐失效，政治动员的基础也由“组织”转向“平台”。网络舆论、情绪共鸣与碎片化参与不断上升，使网络右翼、网络左翼以及各类“网红政治”成为新的动员形态，其核心不再是制度化归属，而是即时性的情绪聚合。
正如2025年自民党在失去公明党这一传统宗教团体的组织票后，迅速转头寻求与带有强烈民粹色彩和平台政治特征的日本维新会结盟。这一永田町的权力重组，正是日本社会从“组织化归属”向“情绪化动员”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缩影。
而这一趋势在接下来的现实政治中得到了最具戏剧性的印证。在2026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通过强化SNS传播与领导人媒介形象，获得历史性胜利，而依靠社交媒体矩阵以及强调“日本人第一”等身份认同议题动员的参政党议席亦大幅增长。相反，由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这两个高度依赖传统组织网络（工会与宗教）的政党所组成的“中道改革连合”，则遭遇严重挫败。这一政治版图的剧烈洗牌，某种意义上正折射出日本社会从“组织动员型政治”向“平台化情绪动员政治”的历史性转型。
这一转型的根本意义在于，日本社会正在从以组织归属为基础的政治结构，转向以平台、算法（algorithms）与情绪传播为基础的“平台化动员社会”。在SNS时代，政治动员越来越依赖平台通过推荐机制与信息排序所形成的信息可视性结构。算法不仅决定人们“看到什么”，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人们“愤怒什么”以及“认同什么”。与战后宗教团体依赖长期线下组织网络不同，平台政治对于持续性的日常生活关怀与稳定共同体联系的依赖明显下降，而更强调短期情绪刺激与即时性的认同循环。
因此，真正发生变化的，也许并不仅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而是日本社会赖以连接个体、组织政治参与并形成政治共同体的统合原理本身。战后日本政治的稳定，曾建立在宗教团体、工会与行业组织等中间团体对社会成员的持续整合能力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团体的衰退，并不只是宗教问题，而是战后日本“组织动员型政治”基础动摇的一部分。
而如今，日本社会正在逐渐从一个以中间团体为基础的“组织化社会”，转向一个以平台、算法与情绪传播为媒介的“平台化动员社会”。这或许意味着，战后日本赖以维系政治稳定与社会整合的“组织化社会”基础，正在经历自“55年体制”形成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结构性重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组织政治已经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其在政治动员中的相对地位正在下降，平台化传播机制则开始成为新的主导性力量。
・本文为段瑞聪教授为“谓无名”公众号读者所作。
・感谢段瑞聪教授授权发布。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段瑞聪（Duan Ruicong），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教授。庆应义塾大学法学博士。2008年至2010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APARC)、胡佛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17年至2020年兼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当代中国政治。主要著作:『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专著）、『改訂版 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晃洋書房、2012年、合编著）、『蔣介石の戦時外交と戦後構想1941-1971年』（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21年、专著）、『現代中国の国家形成：中華民国からの連続と断絶』（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24年、编著）。
往期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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