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丨怎样评价冈田英弘所著《日本史的诞生》?

早餐后去东京大学，偌大的校园里空无一人，显得很寂寥，但各处的杜鹃花却开得热闹。从龙冈门进去，经医学院、图书馆到安田讲堂，总共遇到的人不过三四个，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进入四月，疫情依然严重，安田讲堂前那棵巨大的古树，叶子已经变得翠绿，看到景色变换，不由得有些伤感。

在研究室读冈田英弘的《日本史的诞生》（《日本史の誕生》，ちくま文库，筑摩书房，2008 年版），随便记下一些感想。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专任研究员。一生研究满蒙历史，尤为注重分析与思考游牧民族建立政权的历史。其著作包括《世界史的诞生》、《历史是什么》、《从蒙古到大清》等。“新清史”代表人物欧立德（Mark Elliott）在满蒙研究方面深受冈田影响。

这次到日本，打算多读日本学者的日本史著作。在阅读中越来越感到，日本史学界对“自古以来的日本”这一说法并不那么敬畏。前些天，读村井章介先生的《古琉球》，我还特意写了一篇长书评（后来发表在台北的《古今论衡》三十四期），他就认为，17 世纪之前，北海道、对马岛、琉球都不应算在古代日本范围中。老朋友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更是和我在邮件中聊天，趣说在日本学界看来，琉球原来就是一个被日本侵略的外国。著名记者辻康吾先生看了我的书评后更直言，没有任何一个日本学者会误读日本现代国家之前的日本史，把这些地方说成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所以，一定要有历史意识，分清“前国家史”和“国家史”。

冈田英弘大概也是这样。如果你看到冈田英弘在《日本史的诞生》中居然说，“倭国是中国世界的一部分”“邪马台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概中国读者会相当吃惊。其实他要说的，只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古代倭国或邪马台，本来是在中华世界的历史记述中，作为“华夏边缘”（借用王明珂的说法）被呈现的。一直到 7 世纪后半，由于来自外部的压力，日本国才逐渐形成了“日本意识”。由于《日本书纪》之类的史书（其实也是袭取中国史书）从历史上确立了日本，这时候的日本，才真正成为日本。那么，中国史书如《三国志·东夷·倭国传》中记载的卑弥乎、倭国邪马台，按照冈田英弘的观点，那时候还不是 “日本”，所以，应当是中国史书中的中华世界的边缘。即使是 7 世纪这个时候的日本，也不过就是大和朝廷控制下 的那些地方（即所谓“畿内大和政权”），而日本人也是五方杂糅，日本语也是各种语言的混杂。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夸张地说，日本早期建国者乃是“华侨子孙”（第55 页）。

这就是他要说的“日本史的诞生”。中国学界由于“新清史”的缘故（特别是他是欧立德的老师之一），对冈田英弘有不少非议，因而连带地对他宣称“蒙古时代是世界史的开端”等观念，也相当不满或不屑，觉得他有什么阴谋或图谋。其实，如果看到他对日本自身历史的叙述，就可以知道他的历史观只不过是三句话。第一，要把日本、中国的历史重新放在全球或更大区域中审视；第二，要改变现代国境对古代历史的切割；第三，要把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移动并放到以中欧亚为中心的背景中去。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想要书写一个日本在适当位置的世界史，那么，要超越日本的国史、韩半岛的国史、中国的国史这种结构，只能从欧亚大陆与日本共通的视点出发来撰写”（第 20 页）。

当然，为了强化他的立场，有时候他对中国文献的解释，就过于大胆和过于想象化。他对汉文文献的解读远不是那么严谨。比如他说，《三国志·倭人传》最重要的意义是，“对于3世纪的中国来说，日本列岛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根本的问题”。下面笔锋一转，冈田谈到对所谓“历史”，日本的“私小说式”的认识，和中国史书完全不同，他举《明史·日本传》有关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故事为例，认为历史学家们把《三国志·倭人传》当作毫无疑义的历史记录，从而争论“邪马台究竟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有疑问的。到此为止好像还是对史料的质疑，还有点儿道理，但下面的推论就不免走过头。他判断《倭国传》的基础资料来自240年梯雋与247年张政两次出使日本回来后的报告，可是，由于前者是带方太守弓遵的系统，而后者是带方太守王颀的系统，两个人对倭国的事情进行了完全不同的描述，但由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综合杂糅了这两次报告的内容，于是这篇《倭人传》内容有疑问。这就有点儿大胆的猜测了。因此他断定，《倭人传》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它记载的情况真实准确，而是它证明了“早期日本人，从纪元前2世纪末尾，进入中国的支配下，差不多有四百年以上的时间里，以汉语作为公用语言，并在中国皇帝的保护下和平生活。从纪元4世纪开头，中国进入大变动时期，由于皇权失落，日本才走上政治独立和统一国家之路，从此形成独立的日本文化”。这个跳跃有些过大，梯、张二人是否有过报告，陈寿《三国志·倭人传》是不是综合了这两份报告，至今还无法证明。至于他进一步认为，日本早期建国者是“华侨子孙”，并在第一章的结论中斩钉截铁地断定，“一言以蔽之，日本的建国者是华侨，日本人在文化上是华侨的子孙，这一点亚洲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不必对此大惊小怪”，似乎更是主观臆断。读他这本书，确实感到冈田的论述有很多想象之词，比如讲到日本使臣到中国，“旅行的经费全部由中国方面负担，进入洛阳，在入城之际，中国兵前后护卫，打着‘倭人朝贡’的旗帜，乐队也热闹地走在都城大道上，民众人山人海地围观，感受皇帝如何以德怀柔远人”，这就有点儿像戏说。不过，如果了解他的意图是瓦解后设的国家历史观的局限性，也许我们通过这些包含错误的历史论述，可以了解他强烈和固执的历史观念。

所以，怎样评价冈田英弘，其实还是要平心而论。

2020.6.27日本与中国学界的历史观念差异之一

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的国际秩序中，一个现代国家形成，拥有了领土（国境）、主权（外交与内政）和国民（国籍），就好像从雾霭中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但现代国家形成之前，疆域、管辖和臣民却可能是一片雾霭。这是一个漫长的变动过程；在前现代，由于并没有现代的领土、主权和国民意识，传统国家的疆域是移动的、变化的，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如此。

在日本历史学界，像是国家疆域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国家同一性也是在历史中整合的这种看法几乎是共识。举几个例子。

在《中世日本的内与外》（《中世日本の内と外》，筑摩书房，2013 年版）的序文中，村井章介就以北海道为例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在中世时，北海道并不是日本的“国内”，而阿伊努人也不是日本的“国民”。他在其他著作中也曾经以琉球、对马为例说到这一点。同时，也不能用现代国家的观念来理解传统国家的内部差异，因为传统国家并没有统一的国民概念、文化习惯和平等制度，内部也不是同构型的。所以，如果再看另一个日本学者网野善彦的《日本历史上的东与西》就会发现，我们过去以为的因为处于封闭的海岛，所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脉相承的日本，原来也是东是东，西是西，本来不像一个国家。在该书中，网野善彦以“西船东马”为核心论述了日本东西文化的差异，而且从语言、民俗、考古、历史和社会等方面说明“日本”不是一个，至少是东和西两个。

如果这种说法还不算严厉，还可以再看冈田英弘的《日本史的诞生》，在该书中，他对日本自己的祖先和历史瓦解得不留情面。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叫“倭国是中国世界的一部分”，第一部分的第一节就说邪马台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他还认为，日本的建国者是华侨，日本人在文化上是华侨子孙（第 56 页）。为什么？因为他的观点是，这个时代的倭国、邪马台都是作为中国周边而被中国文献所记载的。所以，他对中国史的某些看法，其实是他变动的历史观念的表现，因为在他看来，早期国家其实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确定性，它只是历史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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