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陈凌虹丨《清末民初中日新潮演剧的跨文化诠释与传播》

《清末民初中日新潮演剧的跨文化诠释与传播》一书聚焦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日戏剧界的交流，在挖掘使用诸多新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戏剧作品的译介、戏剧舞台的借鉴、戏剧人的往来等具体实例，深入探讨近代中日戏剧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本书除导论和结论，主体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介绍近代新潮演剧发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第二章探讨中日两国新潮演剧的演出内容和特征;第三章以艺术论的形式，探讨男旦艺术、剧场革新、戏剧机构；第四章通过剧团、剧人的个案研究，阐明中日戏剧交流的具体事实和经过。附录收录“新剧俱进会”资料一篇、考察上海最早的爱美剧团“实验剧社”论文一篇、考察包天笑译《梅花落》英、日文底本论文一篇。

此次推送的是刘建辉教授为本书写的序。序文扼要阐明了近代中日演剧碰撞的历史景深，介绍了本书的创新之处。‍‍‍

关于近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我一直持有一个“二百年史观”的粗浅认识。即自19世纪初至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9世纪末为前一百年，甲午战后至20世纪末为后一百年。在前一百年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基督教新教首先扩张和传播到中国，特别是广州、香港、上海等地的先后对外开埠，在接触西方文化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基本上是领先于日本，并影响了其对西方认识的。而后一百年，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两国对于西方文明、文化的接受程度发生逆转，日本开始在政经制度及文化等方面全面接近西方，尤其是在先后战胜了中国和俄国而一跃成为所谓的“列强”之一后，更确立了其在东亚地域内作为西方文明与文化“代表”的地位。

作者始终认为以一国为单位的文学史、文化史研究有悖于文学文化自身成立的原理，也有悖于实际历史。该书构建了二百年来日中的时空存在一体性，从整体上检阅日中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走向，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提供了可能性。

在19世纪这一百年里，虽然我们首先受到西方的冲击，并在数次抗争失败无果后，亦发起了像洋务运动这样的改革举措，但由于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中心无法迅速地摆脱其以往的旧习而进行一种脱胎换骨的“自我否定”，所以当曾是东亚一隅，亦为文明“边缘”的日本在完成了华丽的“转向”（竹内好语）后，便成为了我们学习西方间接的目标和新的窗口。可以说，正是日本这一近邻由文明的“边缘”转向“中心”，由受中国的影响到开始影响中国的历史性转变，才促使我们真正开启了接受“近代”的大门，并成为二百年来中日文化交流中最为重要的节点。

回顾这一历史节点中所发生的种种事象，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近代文化机制，都是在中日两国频繁的人员与物质交流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而这一切又始终是日本在起着先导的作用。比如，在教育方面，我们在甲午战后不仅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的赴日学生，同时还聘请了以服部宇之助为代表的众多的日本教习来协助我们的教育改革。文学方面，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启发，首先开始认识到“小说”的启蒙性及其社会功能，并通过其创刊的《清议报》等媒体译介了十数部日本的政治小说。这些小说都是以当时日本的“汉文训读体”所作，因此，他还将翻译这种“汉文训读体”而获得的简易中文文体作为一种“新文体”推荐给国人，成为了日后言文一致运动的先驱。美术方面，虽然之前也有李铁夫这样个别赴英美留学的先驱者，但真正影响了中国近代美术成立（包括舞台美术）及美术教育的则还是京师大学堂开设后陆续来华的数十名日本美术教习和1906年前后赴日学习近代美术的，如李叔同、曾延年、高剑父等这一留学生群体。音乐方面，也是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基于音乐的启蒙作用，首先在横浜的大同学校创办了“大同音乐会”，后又有沈心工等留学生于1902年成立了“音乐讲习会”，以学堂乐歌的形式开始了近代的音乐教育。特别是沈心工，1903年回国后，执教于南洋附小，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普及以日本为模范的“唱歌”事业中。在戏剧方面，作为从传统戏剧过度到现代戏剧演剧形式的，是清末时期大势流行的所谓“文明新剧”，而文明新剧的濫觞亦正是李叔同、曾延年等人于1906年在东京创立的“春柳社”剧团。春柳社深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并在相关演剧人士的帮助下发展壮大，曾在中日的演剧舞台活跃了长达十年之久。在春柳社的感召下，曾几何时春阳社、进化团、开明社等“文明新剧”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诞生，而这些剧团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日本新派演剧的影响，亦正是由于它们的努力，中国戏剧才逐渐实现了其迈向现代戏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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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述的教育、文学、美术、音乐等领域相比，有关中国近代戏剧与日本的关系，其所谓先行研究尚不十分充分。陈凌虹博士的这部新作《清末民初中日新潮演剧的跨文化诠释与传播》，通过本人在中日两国发掘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几乎是全面地梳理和展示了“文明新剧”由发生到发展的过程，并深入地探讨了中日两国新潮演剧的互动机制，在诸多层面上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其主要贡献，大约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聚焦以留日学人为主的春柳社等剧团，通过大量的考证，详细地阐明了在中国演剧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演剧，特别是新派剧所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发掘了任天知、徐半梅这样以往未被关注的人物，对其不仅在演剧史，同时也在文化史上所做的贡献，第一次将其展现在读者面前。2.通过对日本有关先行研究的整理和自身的调查，从如何导入西方“情节剧”的新视角入手，重新梳理了日本“新派剧”的发展走向，同时也详细地考察了日本学界亦未深入涉及的大阪、京都等地的“新派剧”活动情况。3.对日本新潮演剧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歌舞伎改良、壮士剧、新派剧、新剧等相关形式，就其各个阶段的演员及演员组合、舞台装置、效果音乐、剧场设计、媒体宣传、观众构成等均做了详尽的整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春柳社等移入“新派剧”时剧目与表演风格的变化以及上述各种机制如何被导入到国内这一过程亦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梳理和介绍。4.通过发掘《太平洋报》等媒体的相关资料，首次厘清了文明新剧的第一个统合机构“新剧俱进会”的成立始末及其在戏剧史上的意义。同时亦首次发掘了至今被学界所遗忘的“上海实验剧社”，就其作为上海最早诞生的“爱美剧团”之一对推动现代话剧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也进行了非常具体的考察。

陈凌虹博士200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2007年留学日本，就读于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文化科学研究科国际日本研究专业，在学期间既已发表了《清末民初的上海文明戏与日本——来往于中日之间的演剧人》等较高质量的论文。其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演剧的成立与日本——以文明新剧和新派剧为中心》不仅受到评审小组的高度评价，且于2014年以《日中演剧交流的诸相——中国近代演剧的成立》的书名公开出版后，获得了第20届（2015年度）日本比较文学会学会奖，是历届获得该奖项不多的外国人之一。

此次的新作《清末民初中日新潮演剧的跨文化诠释与传播》，是在以上业绩的基础上，增补了其回国后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并顾及到国内的学术要求和阅读倾向，较之博士论文，更将中国置为“主体”，在一个较大双语境下，重新展示了中日近代演剧创始期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历史过程。作为博士课程期间的指导教师，看到她这些年的成长与进步，此刻感到无比的欣慰，并对她能将其这一进步的成果以中文的形式展现给国内的同仁和读者，表示由衷的祝贺。蒙作者好意，写下了以上粗浅的感想，是为“序”。

刘建辉

2023年正月于京都大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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