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王志松丨《日本现代文学研究史论——转型期的理论与中国视角》

本书分为“转型期的理论”、“重审文学史制度”、“学术史与学术共同体”三编。书名题“史论”旨在拉开距离反思日本文学研究本身，考察其文艺理论和研究制度的历史性，解构“国文学”观。研究对象虽然是日本现代文学，但因中日现代文学密切的互文关系，这种解构也联动对中国的现代文学观念和研究框架的反思以及重塑。

王志松，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4.2

前 言

日本学界对文学被日益边缘化的现状抱有很深的危机感。近年来，日本文部科学省关于大学文科学部改革以及大学入学考试国语科目改革的举措更是加深了这种危机感，引发一轮轮激烈争论。然而，与一般论者的担忧论调不同，柄谷行人在《文学之衰灭》《现代文学之终结》等文章中力图从学理上论证文学衰灭的必然性。在此的“文学”是指“现代文学”。¹柄谷以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享誉学界，该著被译成汉语对中国学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他关于文学衰灭的思考值得关注。²‍‍‍

柄谷认为，日本的现代文学受西洋现代文学观的影响，在国民国家建构和言文一致体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文类上以小说（novel）为中心，提倡写实主义，压抑近世其他类型的文学。这样的日本现代文学始于国木田独步的创作，并成为文坛主流，即一般所谓的“国文学”。但随着国民国家和言文一致体等现代化进程的结束，现代文学完成历史使命便退出历史舞台，其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³尽管如此，柄谷从当时被排斥在主流以外的文学中也发现了新的可能性，如中上健次、津岛佑子、村上龙、村上春树、高桥源一郎等作家的创作。在他看来，他们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形成过程中被压抑的文类的再生（文艺复兴)。然而到了90年代，“那样的文学骤然走向衰落，开始丧失了知性的冲击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上健次之死(1992年)象征着作为总体的近代文学之死。那已经不再是另一种可能性。只能是终焉。”⁴由此可知，柄谷所谓的“文学之衰灭”是指，在国民国家和言文一致体等现代化进程结束之后，以小说（novel）为中心的文学丧失知性社会活力的状态。

柄谷特别指出了现代文学性质发生变化的两个时间点，即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就日本国内而言，可以说国民国家和言文一致体等现代化进程基本完成。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工业产业链的跨国境、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的形成、欧盟成立等区域统合趋势的强化，全球化浪潮猛烈袭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以国家为基本形态的现代化进程看似走到了终点。日本文部科学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提高大学的全球竞争力实施大学法人化改革，也可以说是全球化浪潮使然。这一改革的结果加速了重理轻文的趋势。⁵‍‍‍

尽管如此，也很难断定现代文学已经终结。据日本的《出版年鉴》统计，从1996年到2016年新刊文学单行本种类数量仍然处于增加趋势。⁶村上春树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流行，进而流行于东亚地区。在中国，村上文学的译介往往超出文学范围而成为社会现象。村上文学从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与中国这一时期的急速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近年《刺杀骑士团长》和《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也是一经翻译出版便迅速引发社会话题，其原因在于涉及南京大屠杀。其实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有很多，也不乏更深刻的论述，但在中日之间能够引起如此广泛关注的作品，无疑首推村上文学。虽然这种关注不乏消费的眼光，但是在村上文学社会效应的持续刺激下中日两国学者也展开很多严肃的思考，努力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和历史认知。

其实，冷战结束之后，全球范围内现代国家建构和建设的进程远没有结束。在欧洲，随着苏联的解体，又有许多新的国家诞生。当下的俄乌战争依旧在严酷地叩问“国家”“民族”“语言”的内涵、边界和国际关系等问题。在东亚地区，长期被冷战格局压抑的日本战争赔偿等问题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浮出表面，中、日、韩之间民族问题变得异常敏感尖锐；同一时期，日本进入经济停滞期，中国步入高速发展期，由此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强力角逐，即现代化进程并未完成，而是还在进行之中。在认识这些社会巨变和新的身份认同上，文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现在的文学观与柄谷所说的“国文学”观相比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日本的“国文学”确实如柄谷所指出的那样，带有浓厚的国民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汉文学、女性文学、大众文学等一系列文学类型的排斥之上的。这样的“国文学”观受到冲击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的同时，随着安保运动和学生运动接连失败，战后民主主义理想和现代化理论受到质疑，思想界处于迷茫和转换之中。从这一时期开始涌入日本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叙事学（narratology）、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现象学（phenomenology）、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理论，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性别、国家等角度不断修正现代化理论，使得支撑“国文学”的理论失去根据。这一变化过程最终导致以“国文学”命名的两种日本全国性期刊21世纪初相继终刊。⁷‍‍‍

如果说柄谷所谓的“文学之衰灭”是指“国文学”的终结，那么这一终结反而有利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其实上述女性主义批评、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在瓦解“国文学”的同时也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大众文学研究和殖民地日语文学研究等等。因此，“国文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学的终结。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也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脉络。文革时期除小林多喜二以外的所有作品都被贴上资产阶级毒草的标签，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如何打破各种禁锢是日本文学研究的最大课题。需要留意的是，用以打破这些禁锢的文学史识是当时在中国最容易到手的一般日本文学史书籍，即“国文学”史。研究者们参考这些文学史，重新评价自然主义文学、耽美派文学、新感觉派文学等，努力多元把握日本现代文学史，为促进新时期文学观的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随着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以及与日本学界的广泛交流，中日学界既共享了许多研究主题，中国学界也在一些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其中最突出的是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将日本文学置于东亚文化场域展开考察，在冲击日本“国文学”观的同时，也修正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框架。

我阅读和研究日本文学，可以说与上述的大背景分不开。我于20世纪70年代末上大学后开始接触日本文学，正好经历了中日两国文学观的变化过程。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就日本文艺批评理论变迁、文学史书写和学术史等问题所作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分为以下三编：

第一编《转型期的理论》主要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文艺思潮和理论。第一章勾勒了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的大致发展脉络及其思想背景，其他五章分别梳理了叙事学和物语论、读者论、身体论、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反思日本的现代性，解构“国文学”观的同时也在探索新的研究视野，对于今天重塑文学概念具有启发性。

第二编《重审文学史制度》相关章节的写作，可以说受到上述理论的启发。但更与自己的文学作品阅读体验有关。自己喜欢有趣的作品，包括推理小说等，尤其很多作品是通过译本阅读的，因此有意识地选择从大众文学和中日文学关系两个角度展开自己的思考，探索新的文学史书写之维度。

第三编《学术史与学术共同体》是有关中国学术史的内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起步晚，整体上还比较薄弱，无疑需要积极汲取国外的研究成果推进发展。但日本文学在中国毕竟是外国文学的一种，其研究立场与日本的文学研究有所区别，因此梳理中国的学术史对于建立本土的学术传统至关重要。“不尊重和不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只能使研究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上。当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不等于完全认同，真正的尊重应该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吸收。”⁸这本来是学术常识，但在目前的学术环境下却有特别强调的必要。我在撰写第十一章《中国的日本文学史述评》时切身认识到这点，后来在其他学术史论著和书评中也努力这样去做，希冀能以此为建构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略尽微薄之力。

自西方的文学概念传入日本之后，围绕“文学衰灭”的争论便没有停止过，只是不同时期的内容各不相同。福地源一郎在明治初年哀叹“日本文学之不振”，其指以汉学为核心的文学的衰落。但日本现代文学就是从这样的“不振”的哀叹之中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末平野谦慨叹“纯文学的衰退”，其所指是以私小说为中心的文坛小说。但在“衰退”声中推理小说等大众文学逐步获得文坛的重视。近年，不只是在日本，在中国和欧美也在广泛讨论文学危机和重建的问题。或许这正预示着一个新的转机。在当下的文学概念转型过程中，文学创作不会消失，文学研究不会缺席也不可能终结。

王志松，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东亚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从事日本现代文学和中日文学关系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和文献整理》等。著有《小说翻译与文化建构——以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为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发表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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