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陈言老师邀请，借此机会梳理一下一年来工作和阅读。说来惭愧，作为一个日语专业出身的编辑，盘点了一下去年做的书，居然日系书只占了不到一半的篇幅，而且基本都是大众人文向的作品，离学术领域越来越远。但出版本身更多就是面向大众的工作，是自我问题和时代问题的共振，所以跳出专业限制也是势在必行，尤其是当下这样一个站在历史分歧点上的巨变时代。
如果是向日研界的朋友介绍，我可能会这么说：要说中国国内年轻学者中有哪位最有可能成为像丸山真男那样的人，那毫无疑问就是林垚老师。这点绝不是夸张。读这本《空谈》里的许多文章时候，好几次都让我想起多年前初次读丸山绿会论文时候那种头脑火力全开才能跟上的酸爽感。林老师和丸山真男一样都是研究政治哲学，立场也非常接近，都可以归为自由主义左翼，或者说“自由平等主义者”，也就是日语里的リベラル派。说起来在日本也好，欧美也罢，这原本都是知识分子的主流，但在国内却似乎是个小众标签。国内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更多是从右翼的角度，或者说“放任自由主义”角度切入，而如果说要关心福利、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公平，关心劳动者权益，似乎又只能使用官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左翼话语，这又会让一些人感到抵触。但从自由主义左翼角度出发，关心这些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与自由主义原则更是毫不矛盾，因此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关注现实的切入点。本书是作者学术和公共讨论的文章合集，包括同性婚姻、METOO、死刑废除、言论自由、美国政治、道德哲学与科学哲学等诸多面向，缜密逻辑下抽丝剥茧层层展开的论证思路让人叹为观止，堪称赏心悦目，去年出版后也被读者评价为“思想市场的刚需”。
但我最佩服林老师的一点，就是他在公共讨论中毫不隐藏自己的立场，不做理中客说些看似客观、不痛关痒的话，而且这种立场在当下不是没有风险的，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正直和勇气。这是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对另一些人来说也是“招黑”的原因。可能有人会说研究应该中立客观，实际上所谓没有立场的中立客观是不存在的，一个以中立客观标榜自己的人必然是隐藏或者说不敢面对自己的立场，而一个负责任的作者则是亮明自己的立场的同时尽量做到客观，然后把评判权交给读者，林垚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学术研究固然不是意识形态先行的立场之争，但就像丸山真男所说，即使说研究者应该“禁欲”，但这么做的前提是也先有所谓的“欲”才谈得上“禁”。“欲”其实就是研究者自身问题意识所在，没有欲望的研究者不过是去势的病夫，也不可能生产出对现实产生影响的知识；而一切只从立场出发、只服务于立场则意味着放纵和堕落——所以“禁欲”的意思是意识到自己立场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客观，这才是学者应有的姿态。
另外很想推荐这本给日研界的朋友，也是希望能够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一些交流。作为一门从外语切入文化研究的学科，特别是在人文社科方面上的研究，优势在于能直接接触到更丰富的一手材料，但劣势在于缺少相应领域的学术知识积累，这样就很难和研究对象建立起真正的对话。尤其日本学者大都有很好的西方学术理论功底，如果仅限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不去理解其思想根源，交流也好研究也罢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因此打破壁垒看一些其他领域的研究还是会有不太一样的收获。
秦晖老师的这本新书是我今年私人阅读中分量最重的一本。近几年秦老师的知名度在年轻一代读者中似乎弱了很多，非常遗憾。不过这本书出来以后也是在没有做大的宣传的情况下，靠大家口口相传上了年底的不少榜单，还是挺让人高兴的，也非常敬佩做出这本书的同行朋友。作为秦老师的老读者，其实会感到书中很多观点其实挺熟悉的，在以前的《传统十论》等作品中都已经接触过，所以这本书更像是一种追溯梳理，了解这些观点形成的过程。秦老师也是一个带着“温度”、带着现实关怀做研究的人，从历史看到今天的现实问题，这背后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让人心生景仰。
我自己读秦老师时常常会忍不住和丸山真男的观点进行对比，特别是关于国家现代化（日语叫“近代化”）过程中对于大小共同体的认识这一问题上。两位学者整体立场很接近，但也存在非常关键的差异。对于丸山真男来说，近代化建立国民国家（国内一般叫“民族国家”，但是这一译法是有很大问题），是个人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从“臣民”转变为“公民”，成为国家主权者的过程。因此需要打破小共同体的束缚，有主体性的个体能够通过自由结社的形式彼此结合形成新的小共同体，同时也在更大层面上组成“nation”这个大共同体。而在秦老师那边，他虽然也承认传统小共同体的束缚性，但同时也看重在面对大共同体的一体化强制时小共同体的抵抗性，因此对传统的小共同体有相对更好一些的评价，在《秦汉史》这本书中，也体现为对周制比秦制更高的评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复古回归，对于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有更高的评价上两位学者是一致，对现代国家缺少中间层结构、一盘散沙的原子化个体直接面对大共同体毫无抵抗力这一点的担忧也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对小共同体评价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传统的日本社会是比中国社会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小共同体的束缚比中国更强或者说地缘社会更紧密，而且在自明治以来自上而下打造政教一体的天皇制国家过程中小共同体也几乎没有太多抵抗就变成了执行国家意志的组织末梢，因此丸山对其评价不高（不过丸山对日本农村历史的了解不一定充分，色川大吉在其关于明治史的一系列研究中就提到了“秩父起义”、五日市“民制宪法”等源自农村的草根抵抗，展现了小共同体另外一种原本可能的发展方向，对丸山展开了批评）。倒过来也可以说“千年行秦制”的中国社会中大共同体的束缚是更大。秦老师的研究展示，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是极有限度的，中国传统吏治一直是对上负责而不需要太多对下负责，过早“成熟”的大共同体压抑了个体发展，相对而言，保留一定自治权力的小共同体反而能有一些有限的、相对自由的空间。
不过秦老师这本书读完让我感到很沮丧的一点是，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行秦制的地方（群体）打败不行秦制的地方，而且含“秦”量越高、越野蛮残酷，越能打败更为文明、友善的群体，之后再由其内部自我衰败灭亡，民众获得短暂的喘息，但随即又要走向一个新的周期，历朝历代似乎都是这样的轮回。而在吏治体系中也一样，越是为民众考虑，越不是一个合格的“吏”，只有对上负责才是官场存身之道，因此结果总是“劣币驱逐良币”，这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似乎是无解的。似乎只有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给出了走出这个怪圈的希望，而这一变局迄今也仍未完成。但多一个人阅读，多一个人思考，完成这个转型也会更顺利一些。但愿如此。
这本书说起来也是受秦晖老师的启迪而“诞生”的。“福利国家”在国内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不仅同时遭到来自左右两翼的抨击，在一般大众中也饱受误解。许多人在尚未弄清其优点之前，就似乎早已对其缺点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了：大政府、高税收、高物价、缺少自由、养懒人、老龄化……即使勉勉强强承认其社会保障上的优势，也要立刻加上“国家小好管理”、“资源丰富得天独厚”（尽管北欧只有挪威有石油，其他国家资源都很贫瘠）等限定条件，强调其不可复制性。然而，发达国家经济中存在“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两大传统，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放任”思想为主流的社会中，福利国家往往被误解为某种“集体主义式保姆国家”，要求个人交出自由服从集体以换取生存保障。这其实是对其本质性的误解。秦老师很早就指出：“所谓福利国家，其福利并非‘皇恩浩荡’，而是民众责成政府履行的一种服务。有之民众无需感恩，无之民众可以问责。”这显然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包办一切的国营大厂或硅谷高福利待遇的互联网大公司，前者可以一夕之间让无数人下岗，后者同样会在盈利达不到股东期待时裁员过千，员工没有多少置喙之地。而在福利国家，国民是“业主”，政府不过是“物业”，“业主”不满意“物业”就会被更换，因此要削减、改变福利政策必须更加谨慎，也许多更多的社会共识，不能像股东那么随心所欲。正如秦老师所言：“这样的国家只能是民主国家。”
出版界对福利国家的引介极少，我在挑选这个题材时候找了好几本，最后放弃了更学术更系统的作品而选择了这本写得更为通俗好读的书，也是希望作为一个小窗口让更广层面的大众读者能对这一问题产生兴趣。本书是一位嫁到美国的芬兰记者所写，文风非常幽默，内容却不失深度，在美国也被一些高校选为比较政治学课程的阅读书目。她为了爱情从北欧国家来到这个“梦想之地”，却发现仿佛从“未来”来到“过去”，陷入了深深的焦虑。美国是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激烈的职场竞争、缺少保障的劳工权利、充满风险的医疗体系、卷生卷死的鸡娃教育……这一切也让大洋彼岸的我们觉得非常眼熟。而回望被她放弃的北欧，几乎像个童话世界。福利国家通过制度性的保障来为个体可能遭受的社会性风险托底，从而维护个体的独立和自主发展，由此，伴侣之间不需要考虑经济水平差异而可以仅仅基于爱情结婚、父母不再需要依赖孩子养老所以可以更多关注双方之间的亲情交流、穷人也可以像富人一样看得起病……但这些核心价值取向并非集体主义，而恰恰是高度的个体主义——高税收的另一面是国民对政府保有高度的监督权，虽然每个人都“牺牲”了一定的个人自由（市场选择的自由）来换取公共福利供给，但这样的结果是换取到了每个成员更高程度的社会选择自由。“机会平等”带来社会潜能的更大发挥。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集才华与家庭财富于一身的极少数天生幸运儿不能如赢者通吃的社会那样获得最大收益，但更多中低层家庭出身的国民能够享有更大的才能发挥空间，因此社会收益的总量是增加的。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卷得看不到出路的时代，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东西。
这是最近新出的一本日本社会纪实，主要关注鸡娃和教育公平等问题。作者是大阪大学教育学方向的学者，90年代时候曾留学英国，亲历了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教育改革，比较早就观察到了放任自由造成阶层固化、导致“寒门再难出贵子”的问题。战后的日本教育界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原本一直是比较重视教育公平的问题，也有很多比较好的保障措施，但后来也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逐渐走向崩溃。教育公平一方面来说这是对人的尊严的最基本保障之一，另一方面来说教育公平和精英教育本身并不矛盾。从一个社会整体来看，公平的教育资源才能做到机会平等，让真正有才华的人冒出来，不论TA是什么样的出身；也才能让愿意付出更多努力的人获得相应的回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姑且不讨论罗尔斯的正义论，仅仅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说，这也是在有限社会资源下获得最大人才产出的最有效方式。就此而言，进步派追求的教育公平和真正的自由主义保守派追求的精英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就像被许多保守主义者奉为鼻祖的英国政治家伯克支持的也是“自然贵族”而非“世袭贵族”一样。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展开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自然贵族”已经很难出现，阶层固化的结果就像英国人会说的那样：“傻瓜上了伊顿公学，天才却在扫烟囱。”这是对社会最宝贵的人才资源最大的浪费。所以无论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还是人的基本权利的角度，教育公平都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作者指出，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优绩主义原本是对身份等级固定的封建社会贵族主义的反动，设想的是打造个人能够靠才华与努力打破阶层的精英社会，但最后却走向了重新固化的“种姓”社会，重新回到出身决定一个人的未来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巨大讽刺。这种固化事实上对每个阶层都是不利的：底层无法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积攒着怨恨与不满，中产既害怕掉落而不断向下踩踏又为了上升无效内卷而焦虑不已，上层看似最有余韵但实际上也处在潜在火山口爆发的矛头焦点上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心。作为每个阶层的不同个体来说，即使知道有问题，往往只能追求当下可见的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无视危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社会潜在风险将会越来越大。只有不同阶层都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整体性的解决方案才产生。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当下为了追求利益而无视的危险早晚有一天会反噬我们。
顺便一提，北欧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非常值得借鉴的先例，《北欧向左，美国向右？》中也写到过相关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两本放在一起读，相信会有一些有趣的收获。
这是去年我做的一本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的小书。内山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在野学者。他是五零后，父亲是偏自由派的电影导演，对他学业没有做过多干涉，学生时代又正好遇到社会运动高潮，因此他没有进入大学，而成了一位长年在群马上野的农村和东京之间往返生活的自由研究者。内山的青年时代，日本还处于战后动荡不安的时期，生活在战争可能随时会再次爆发的阴影中。当时他曾经深深苦恼于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日本重新进入战前的法西斯时代，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是随波逐流卷入战争，还是坚决反战，但是有可能被逮捕、被杀害，甚至在狱中默默死去连个知情的人都没有。在经过一段时间苦恼后，他忽然想通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那就在狱中默默死去就好，没有人知道也没关系。想通了这一点后他眼前豁然开阔，心灵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可能也正是这种态度造就了他后来不走寻常路的人生。也许也正因如此，内山的作品有学院派少有的奇妙的自由度——也许不够工整、不够缜密，却有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内山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劳动生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其关注的核心点是如何突破现代产业社会的框架找回人有尊严的生活。2015年农文协出版了他十五卷本的著作集。本书则是其近年来最为大众所熟知的一本新书。
近几年国内兴起的日本学研究中，有一支被称为“妖怪学”的研究分脉。从学科分野来说可以和民俗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相接壤，但是我总觉得这里似乎少了一种最关键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样的研究往往容易沦为表象性的分类学、考据学甚至纯趣味的猎奇，而无法和人的生命体验发生联系。所以看到内山这本书时候，我非常惊喜，因为他非常准确捕捉到了表象和内核之间关键性的联结，这正是“妖怪学”研究中所缺失的核心关键物。从一个看似无厘头的问题出发，内山实际上考察的是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认知变化，即从身体的、生命体验的历史转向了纯智性的历史这一变迁过程。所以他给这本书起的原题是“历史哲学序说”。有人可能会简单把它解读为一种提倡回归一种“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但这种解读也稍有偏颇。内山指出，重要的不是“被狐狸骗”这件事是不是事实，而是那些具备“被狐狸骗”能力的过去的人，他们感知到的世界与我们有何种不同？换而言之，在现代化的发展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找回这一点，可以照亮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生命的哪些不同面向？而这些面向很可能对于走出当下“单向度”的社会极为重要。
或者也可以这么理解，这种再发现一部分也和人类学的研究意义有所重合。参考过去并不是想回到过去，事实上也是不可能，但是通过这些陌生或者说被遗忘的世界观、社会视角来重新审视现代技术社会，看这些视角是否能照出我们社会的一些潜在面向，也许能为走出现代技术社会僵局提供一些助力。当下社会的最大问题之一，不是AI越来越像人，而是人越来越像AI：一方面分不清数字虚拟和现实的差异，另一方面人也越来越把自己当作信息消费处理的工具，被自己发明的技术、算法等所支配。这里关键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正因为人正在失去人之为人的一些本质性能力，所以才在一个错误的维度上对AI产生劣等感，所以才会导致技术越发展人的心灵越枯竭、能力越退化，走向一种“动物化的后现代”，而其终点就是虚无。如何找回生命的充盈感，对于很多现代社会的人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审视曾经那个还能“被狐狸骗”的时代中被遗忘的“心灵史”，也许会得到不一样的启示。
内山节的另一部作品，也是很容易被标题误导的一本书。本书其实可以看作以系列散文构成的专著，论述了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一系列问题，并揭示出彼此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非常有内山节特色。
从战争作为切入点，实际上说的是现代社会的工作问题。对于士兵来说，“服从命令”是天职，而无法考虑命令本身是否合理，这也是现代工作的一个极端体现。诚然，今天军事战争确实在减少，但隐形的战争无处不在，从应试到求职，从企业的市场竞争到国际经济战，无一不是以“消灭”对手、残存下来获得“上升”空间的战争。竞争代替了合作，这倒过来也败坏了“劳动”，让工作也变得“颓废”。“对工作的自豪”也消失了，这也可以用军事来类比。军人对自己的工作有骄傲感，但这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政治判断寄出上。从历史上看，反倒是错误的判断比比皆是。就如同“虚构的军人骄傲”一样，现代社会劳动者的“骄傲”也是虚构的。又比如他提到，在个人社会中，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凭借一己之力生存，而不是互助共生，因此生存的所有责任都压在个体身上，由此产生了两种倾向：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因为再多的责任和关心，个体已经无法承受）和对现有保守秩序的偏爱（因为害怕社会的激烈变化，无力应变）。这就导致人容易对现有社会的问题点视而不见，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的不正当行为。同时，为了守护现有秩序，外部的“敌人”总是需要的（战争总是需要的）。因此在“战争”这一罪恶中，存在现代的病理。
内山节非常令人欣赏的一点在于他作为在野学者对社会痛点的洞察力，能够从普通读者都看得懂的日常经验处入手指出现代社会的病理，有过社会职场经验的人都会对他戳出的痛点心有戚戚，从而也觉察到看似个体问题背后的整个结构性问题，这对于鼓吹“自我责任”观的日本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剂解毒药。不仅如此，他还热心于解决问题之道，从自己生活的上野村作为小共同体的实践，到“半市场化”的“社会事业”（Social Business）的案例分享，都有非常明确的现实指向性，这一点和只关注理论建构的学院派形成鲜明对比，也以“自身为方法”为体制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条治学之路。
日德对比是我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领域，这个策划谱系下目前已经出版出来的有雅斯贝斯的《罪责论》和对马达雄的《希特勒的逃兵》，今年还会有仲正昌树的《日本与德国》和长谷川恭男、石田勇治对谈的《“纳粹骗局”与紧急状态条款》两本。这里仅介绍《希特勒的逃兵》。对马达雄这本书和小熊英二《活着回来的男人》或者《“民主”与“爱国”》中介绍的接受越平连援助的美国越战逃兵的经历放在一起看会很有意思。二战中，被俘虏并处死的纳粹国防军逃兵有3万多人，远远超过了英美两国。在纳粹“逃兵必须死”的严苛军法下，逃亡的死亡风险甚至高于战场，所以很多人并不是因为胆怯而临阵脱逃，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对不义战争做出抵抗。战争结束后，幸存下来的逃兵长期被斥为懦夫，受到社会的否定，但他们最终成功地揭露了军事法庭的不公正的真相，恢复了名誉。 本书通过最后一名逃兵路德维希•鲍曼的生平故事，讲述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作者是日本德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文献梳理非常缜密，但整体写法比较考虑大众，故事性也很强。读这样的书需要一种“进入历史的能力”，也就是将自己放入当事人的处境去理解当时的历史伦理问题，思考如果是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决断，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评判当事人的行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能力是稀缺的，所以往往会站在居高临下的角度评判，而忽视了自己的“道德运气”——比如我们只是运气好出身在受害者（或者第三方）而不是加害者的一方，正好不需要在那样极端的境况下进行判断。我还挺惊讶不少中国读者依然认为像鲍曼这样的纳粹逃兵的行为是有争议的，毕竟是“逃兵”，毕竟“背叛”了国家，甚至有读者认为把逃兵定义为反抗者是对留在战场上的人的不公平，留在战场的一些国防兵也不等于是希特勒的支持者，不应该赞扬逃兵……诸如此类的，表现出了非常令人想象不到的逻辑和伦理混乱。今天的中国读者读到这样的书尚有这样的想法，不难想象那些幸存下来的逃兵在战后德国遭到怎样的非难。但正如二战中德国的某位女性抵抗者所说那样，真正的爱国者就绝不应为希特勒而战。雅斯贝斯在《罪责论》中也说：“民族责任感的内涵远比盲目顺从统治者更为深邃。如果祖国的灵魂被毁灭了，它就不再是祖国。国家政权并不是天然的效忠对象，如果它毁灭了德国的本质，它就具有危害性。”不进行伦理判断、盲目听从命令不过是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这些本应是常识的东西，今天依然需要一遍又一遍重申，也让人觉得很唏嘘。同时，鲍曼曲折漫长的战后复权史，也让人重新思考“恶法非法”这个法学伦理上的经典难题。
“进入历史的能力”既是考验我们对极端情境的想象力，也是训练我们自身的伦理判断力。（这一点上，前面提到内山节关于面对战争的思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另一方面，它给我们的警示是要尽量避免这样的极端情境的出现。正如丸山真男所说，当征兵令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时候能做出反抗的只有极少数的英雄而已，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英雄。我们所能做的，是在还可以有选择的时候、反抗的风险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不断发声和行动，尽可能让历史不要走向那个让我们别无选择的极端情境。每个人能做到的不一样，但每个人都能做点什么，有时候只是要跨出你为自己设定的安全线往外一点点，也许就是这么许多的一点点积累起来，就会改变潮流的走向。
作者简介
薛倩，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编辑。
瓠巴编辑
夜明、春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