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丝绸之路”成为社会和学术热点话题,然而历史真相往往远比浪漫的想象复杂——是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开辟了这条沟通东西方的传奇之路?葛剑雄在新书《何以中国》中通过详实的考古和历史证据指出,这条沟通东西的动脉,形成时间远早于张骞通西域,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是上世纪在日本学者为描述历史、因应日本航运发展首先提出的概念。本文从反思和比较中西“海洋观”入手,指出长期以来,历史上中国对海洋、航海缺少现实需求,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现主要以外国商人的经济诉求为驱动,“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部分不在中国——中国只是其出发地和终点;发展海洋文明,不仅要把海洋视为航运的媒介,也需注意共同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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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利益共同体”。我选择讲这个题目,通过这个题目来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这个变局我们中国应该怎么来应对。我想这个前提是我们应该了解真实的历史。

各位一定看到,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现在,关于“一带”我们已经有不少研究、论证、方案,我们也有很多措施。但是关于“一路”,也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举措。而且大家都觉得这个概念还比较模糊,到底是什么?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内容;另一个是我们关于海洋的很多观念并不符合我们面临的实际。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

德国旅行家,地理、地质学家。“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n)一词便出自其《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第一卷。

西方的海洋观:地中海及其沿岸的历史地理特征

首先我们讲海洋。现在流行那么一种观念,海洋是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一度要把我们中国古代的文明看成黄色文明,把西方、欧美的文明说成海洋文明,是蓝色文明,好像黄色文明代表了落后,而海洋文明、蓝色文明代表了先进。其实这里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西方的海洋观念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地理背景下形成的呢?是在地中海、环地中海形成的海洋观念。但是在地中海、环地中海地带形成的海洋观念,是不是适合全球,适不适合中国,是不是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不是,因为地中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海洋,也就是说它在地球上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个案,是否有普遍性呢?我们可以做个比较。

希腊领土和殖民地(750~550BCE)
▲希腊领土和殖民地(750~550BCE)

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有什么特征呢?第一,地中海是一个基本封闭的内海,它周围都是陆地,封闭的。有两个很小的口子,一个是西面的直布罗陀海峡,一个是东面的土耳其那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除了这些海峡,当然还要加上人工开挖的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就是一个封闭的海,这是它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在地中海中间还有众多岛屿、半岛和海湾。意大利亚平宁半岛就伸到地中海中间,还有巴尔干半岛、西西里岛、克里特岛、马耳他岛、科西嘉岛,以及希腊周围那些个岛,星罗棋布,而且形成了很多天然的海湾。这两个特点在古代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我们知道工业化以前,还没有机器动力的船,也没有导航设备,在这么一个封闭的内海,而且中间又有那么多半岛、岛屿、海湾,所以古代航海在地中海是最安全、最有效的。你从上海出去就是太平洋,事实证明在工业化以前,在大航海以前,人类是没有办法自如来往于太平洋,来往于那些大海大洋的。但是地中海呢,因为周围都是封闭的,比较安全,就是出了什么事故,船还是可以就近靠岸或者到达彼岸,而且实际上在地中海航行没有必要从这头走到那头,中间有很多岛屿可以过渡,可以停泊,还有很多海湾可以临时停泊。为什么在古代地中海的航行那么发达,那是因为有这些条件。其他地方有这个条件吗?你看我们中国尽管有那么长的海岸线,有几个地方有这样的条件?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渤海湾,相对比较接近这样的条件。

阿伽门农面具
▲阿伽门农面具(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黄金陪葬面具,出土于希腊南部迈锡尼青铜时代遗址。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利曼 (Heinrich Schliemann)1876年发现,他自认为发现了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人物)墓葬。现代考古研究表明,面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左右,比史诗中特洛伊战争时期早300~400年。

但是它还有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这是其他海洋所不具备的。海上航线的绝对距离不远,因为可以通过一个个岛、半岛过渡。地中海周围是发达的多元的文明,群星灿烂,两河流域、埃及、希腊、罗马、小亚细亚的文明,都是人类灿烂的文明,可以说人类古代最发达的文明都集中在地中海的周围。我们讲的四大文明之一印度,它主要的人种是雅利安人,欧洲过来的。它的文明早期都是希腊过来的。只有美洲的玛雅文明,还有我们中国的中华文明,现在还没有找到直接从地中海那边传过来的证据,但是其他文明都集中在地中海周围,交相辉映,相互影响。这个特点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海都没有的。

地中海周围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都集中在沿海,像埃及,它主要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我曾经从直布罗陀海峡沿着海岸一直走到埃及,我们发现稍微往内陆一点的地方就是沙漠,就是一片荒原。城市、橄榄树、农庄,都集中在地中海的沿岸。欧洲也是这样,像意大利、希腊,内陆往往就是山、高原、丘陵,或者荒山,少量平原都集中在沿海。

埃及古迹分布图
▲《埃及古迹分布图》

这些条件决定了在地中海沿岸线周围形成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经济文化地带,这些地方从沿海到内陆距离不是很远,所以这个发达的地带也可以影响到内陆。当时海上绝对是最方便、有利的交通路线,比如从埃及到希腊、罗马,如果在陆地上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得了,甚至根本不可能,在海上就很方便。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无论是文明地进行交流,还是野蛮地进行战争征服,是经商还是掠夺,都可以通过海洋,海洋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

地中海是一个独立的海洋单元,以它为基地,这里的文明与其他海洋的文明基本上是隔绝的。在大航海以前,欧洲的航行主要在地中海里。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世纪已经航海到亚洲来,而地中海文明基本上就在自己的小环境里。现在世界上主要的海洋观念,欧洲的海洋观,就是在地中海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背景下形成的。所以他们认为海洋代表了文明,代表了希望,代表了财富,代表了开放。当年黑格尔认为海边的人一般都心胸开阔、目光远大,马克思也赞成这个观点。这个海是指什么海呢?地中海。如果是中国的海,在古代,在海边哪里接触得到外来文明呢?连外地人都见不到,那里的人能够心胸开阔吗?能够目光远大吗?海洋给地中海周围的人提供的条件,其他地方的海洋是没有的。

青铜时代爱琴海地区贸易往来路线图
▲《青铜时代爱琴海地区贸易往来路线图》

[公元前2700年~1400年,青铜时代的爱琴海地区历史演示图](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zMjcxNzA5OQ==&mid=2247485249&idx=1&sn=a22aaff4644bbb47e0dd0ff406c70e2a&scene=21#wechat_redirect)

我前面讲到中国唯一跟地中海有点相像的就是渤海湾,辽东和山东之间距离很近,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是渤海湾周围有没有发达的文明呢?有没有对中国这一边的人产生吸引力呢?没有。长期以来在渤海湾,我们中国这一边是中国文明比较发达的地方,但是那一边呢?出了渤海湾,就是朝鲜半岛,如果再远一点到日本,长期总体上不如中国发达,所以中国对他们有吸引力,他们对中国这边没有什么吸引力。而地中海的互相吸引力是全方位的。

中国的海洋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内聚型发展

今天硬是把西方人在地中海这样特殊环境里形成的海洋观,随便用到世界各地,用到我们中国来,这是讲不通的。在地图上看看就更明白。把中国跟它对比,在周朝的时候,比较发达的地方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沿海呢?并没有什么太发达的文化或者比较强大的诸侯国。至于海外面呢?虽然中国海岸线很长,但是在当时航海可及的条件下,最多到日本,到朝鲜。再远呢?除非是偶然的机会。我们现在有些人老是说中国人几千年前到了美洲,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很确切的证据。有的人说一万多年以前通过白令海峡,那时白令海峡结冰,人可以步行通过。一万多年前,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产生了吗?这有什么意义呢?属于中国的文明史吗?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这样的条件,等白令海峡的冰化了也就不存在了。就算几千年前到了美洲,请问这些人回来过吗?这叫交流吗?实际上中国的海岸线在大航海以前,在人类具备现代航海技术和条件以前,对远的地方是起不了作用的。

利玛窦像
▲《利玛窦像》明·游文辉 绘,油画,(梵蒂冈耶稣会档案馆藏)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明万历十一年(1583)前往中国居住,是天主教在华传教开拓者之一,也是首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2022年教宗方济各宣布利玛窦为尊者。本画被普遍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由中国人创作的油画。

在中国周围能够相对自由往来的地方,有没有超过中国本身水平的发达文明呢?或者中国人有什么理由必须要去这些地方呢?没有。一直到大航海时代,到明朝中期的时候,还没有大的改变。到明朝中期,中国外面比较有影响的事,就是西方有些传教士来了,包括利玛窦,带进一些新的知识,跟中国不同的文化。以前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文化都是通过陆路进来的,而他们是从海上过来的。其实当时还不是跨越大洋,是沿着海岸线航行,先到了澳门,从澳门再进入中国内地。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朝鲜对中国并不是很有吸引力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认识海洋、海洋观念一定要从具体的背景出发,不能硬套西方流行的海洋观念,也不能把工业化以后、大航海以后,现代的海洋观念随便用在古代。

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古代文化,为什么是内聚性的发展呢?西方人比较早地产生海洋观念,但是中国的观念一直是中国为中心,是天圆地方这样的一个概念。历史上无论是曾经出现认识所在空间的所谓盖天说还是浑天说,基础都是天圆地方。浑天说是比较先进的,认为整个地球跟周围的结构就像个鸡蛋,蛋黄浮在那里,周围被水汽包围。可是这个说法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而占压倒优势的还是认为上面是天,下面是地,海洋在地的周围,地是被海洋包围起来的,所以到了海边就穷尽了,是天涯了。为什么认为地是方的呢?中国人很早就有了方位感,定下来东、南、西、北四方。既然有四方,地肯定是方的,否则怎么可以从东过渡到南,怎么过渡呢?所以地肯定是方的。

民国火柴贴画中的“华夷”观
▲民国火柴贴画中的“华夷”观

黑人为华人拉车的场景与其说反映了社会现实,不如说是中国从“天下”转向“列国”的现代国际秩序时传统“夷夏观"与现代文明折冲后的国人“心像”写照,这颇近于小熊英二针对日本近代思想史提出的“有色的帝国”的逻辑构造。

因为有了这样的观念,人们长期认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一直有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都是王的。秦始皇开始叫皇帝,普天之下都是皇帝的。在这个观念下,对境外那些地方,不是说你不该是皇帝的,而是说你们太野蛮落后,还不配皇帝管你们。这个观念长期影响了中国对外界的认识,中国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最发达的地方,在华夏的各族就属于“夏”,而周围的人都是“夷”。这个观念从孔子的时代就很强调,强调“夷夏之辨”,要分清楚是“夏”还是“夷”。不是两个平等的种族,一个文明,一个野蛮,这条界线必须分清。以后“华夏”概念扩大到所有华夏各族,包括被汉化了的非华夏族,“夷”的概念也扩大到中国以外绝大多数民族。当初英国、法国、美国侵略中国,进入中国的时候,尽管一再被他们打败,但是观念上这些人都是“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又被打败了,与英国、法国签订的条约中居然还有这么一条:今后不能称英国、法国为英夷、法夷,要称大英国、大法国,对方称清朝为大清国,大家平等。因为清朝尽管一再被打败,但是观念上还是认为对方落后野蛮,属于“夷”。在国内也是这样,认为华夏各族是“华”,少数民族是“夷”,要等到他们开化了、进步了,才能够承认他们也是“华”的一部分。这个观念长期存在,跟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与地中海环境不能比。如果“华夏”比较早就能够面对总体上与自己不相上下的文明,或者面对多元的外来文明,恐怕这个观念不一定能够长期延续下来。

天涯石
▲天涯石海南三亚清雍正五年(1727),崖州知州程哲于此题刻“天涯”二字。

古代中国人把海洋看成土地的边缘、尽头,到了海边就是穷途末路,就完了,不像地中海周围的人到了海边就看到了希望、财富。天涯海角,我们现在讲得很浪漫,其实古代的意思就是走到边缘了,到尽头了,当然不是好事。而陆地呢?陆地的中心,四海之内,天下之中,这才是最发达、最文明的地方。

海洋有什么用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工业化以前,海洋对中国人来讲只是鱼盐之利,海里产盐,可以打鱼,就这两样而已。这两样当然有它的局限性。盐虽然非常重要,是人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不考虑工业用盐,盐只作为生活用品的话,那盐的需要量就是一个常数,基本上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超量生产。那鱼呢?在还没有形成食物冷冻链的条件下,利用价值很低。以前我们在上海,咸鱼、海里的鱼都是最便宜的,一到差不多现在这个季节(春夏之交),到了下午,上海菜场上一毛钱、五分钱可以买一大堆小黄鱼,因为再不卖掉就臭了。古代更是这样,古语讲,“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鲍鱼是臭鱼的代表。《史记》记载,秦始皇是死在旅途的,当时为了安全,要保密,加紧往咸阳赶,回到首都才能公布消息。因为天气热,他的尸体发臭了。怎么继续保密呢?随行的大臣下令,每一辆车带上一筐咸鱼,咸鱼的臭味与尸体臭味混杂在一起。可见当时的咸鱼散发出尸臭味很正常,这样的鱼有多少利用价值?

中国古代对海洋不重视,是很正常的。海洋有什么用?第一,中国不需要远航,不能够远航。第二,海洋能提供的不过是鱼盐之利,而自己处于天下之中,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天朝无所不有,无须仰赖外人”。的确在农业社会,中国的土地足够生产出养活自己人口的粮食和基本的物资,再加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倡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要讲艰苦朴素,以农为本,商业为末。这样就长期形成这种观念:天朝什么都有,不需要依靠外人。而且也不看重“奇技淫巧”,把工艺、技术,还有新的发明、科学,当作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并不见得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都不稀罕。这并不是归咎于哪一个人,而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很正常的一种因果关系。中国的历史文化长期是内聚性发展的,譬如说佛教是外来的,好多物质、精神是外来的,但是主要是通过陆路来,而不是通过海上。不会因为有这些就提高人们对海洋的需求度,或者对海洋的重视。

明永乐年间大型探险活动路线示意图
▲明永乐年间大型探险活动路线示意图

黑色线条表示郑和船队路线,蓝色线条表示亦失哈船队路线,绿色线条表示陈诚路线。

人类与海洋

比较了两种海洋观念,比较了中国与地中海周围那些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背景以后,我们来看人类与海洋究竟是什么关系。海洋对人类究竟有什么意义?我想无非是这几个方面:第一是作为资源的海洋。刚才说中国古代认为海洋只有鱼盐之利,其实西方也一样,日本、朝鲜都一样,因为在工业化以前,海洋中人类所需要的资源还不能直接利用,都是工业化以后才能利用的。工业化以前只有鱼盐之利,北欧国家、地中海周围国家,当时能利用的也不过是鱼盐之利。但是工业化以后,到了现代,可以利用的东西就很多了。比如说同样是盐,以前只利用食盐,实际上工业用盐好多是从海水中获得的。到了近代,海底下的石油、天然气都能开采了,而且越采越深。现在人类在探索,中国已经在做试验,海洋有多金属结核(锰结核),未来好多金属可以在海洋中提炼。水把陆地上的金属成分长年累月带到海里,在海里富集结晶,这是今后可以利用的。最近这几年我国宣布在海里找到了可燃冰。当然陆地上也有,但是海洋里更多。而且就在广州附近的海里找到了比较有开采价值的可燃冰。现在科学家有个估计,地球上很多贵金属,将来几乎都可以在海里找到。一方面是长年累月水把陆地上这些东西带到海里,另一方面是海洋占了地球面积的大部分,很多资源还埋在海底下。

这些资源怎么利用呢?已经找到了多金属结核,为什么现在不利用它呢?这取决于成本。比如海洋的石油、天然气,到现在为止开采的成本还比陆地高得多。另外,勘探的过程要靠风险投资,现有的技术还不能百分之百有把握,风险很大,投入很高。所以工业化以后对海洋的利用虽然不限于鱼盐之利,但是取决于成本。如果海洋能够获得的资源陆地上也有,成本比它低,那么就没有必要先利用海洋的,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比如出于战略考虑。

第二是作为航运介质的海洋。这一点起的作用更大更多。地中海早期的发达靠什么呢?不是鱼盐之利,也不是提前获得了海洋资源,而是通过海洋运载船舶。海洋只是一种介质、媒介,就像今天陆上运输离不开道路一样,海上运输就是离不开海洋。这取决于航海的目的、工具和代价。我们今天讲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天海运还是最便宜的。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其他什么道理。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贸易的货物,70%以上是通过海运的。现在集装箱船越造越大,就是因为成本低。但如果你没有航海的必要,没有海运的必要,海洋这个优势对你来讲就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古代需要外贸吗?“天朝无所不有,无须仰赖外人”,当然就不需要海洋。对于阿拉伯人、波斯人、东南亚国家来说,需要到中国来贸易的,海洋就是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

有人老是批评中国古代不重视海防,不守卫海洋,本身没有外来威胁,搞什么海防?西方也是这样的,西方为什么特别重视海防,它有来自海上的威胁。譬如布匿战争,腓尼基人跟罗马人隔着海打仗,最后罗马人跨过地中海把它灭了。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当然要做海防。中国历史上到了明朝时候才开始受到日本海上的威胁,而且明朝中期那些“倭寇”,其实基本上不是日本人打进来,而是明朝的武装走私集团雇佣了日本人来对付自己的政府。现在我们看到沿海的古代军事设施,就是明朝才开始建的。如果说海上根本没有威胁,造什么炮台?西方国家为什么重视航海,有它具体的目的。谁也不会做亏本买卖,航海能带来财富,能够便利贸易,才会发展。为什么航海?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都要有一个正当的目的。还要看航海的工具、航海的代价。现在我们有一些特殊用途的船,造价很高,但是它是有价值的。譬如我们现在用的天然气,以前都是从管道进来的,但是管道建设成本很高,而且管道往往有它的局限。现在采用液化天然气,体积小了,通过特殊的船运输。这种船造价高,技术也比较复杂。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取决于工具和代价的性价比,算下来还是合算的。我们从航运的角度看海洋,不应该是盲目的。有些地方处在内陆,海运对它来讲并不便宜,就不要赶这个时髦。现在建海上丝绸之路,它也要建,那没有必要,用不到。从第二个目的来讲,就是要从实际需求出发,讲到底无非是在航海的目的、拥有的工具和付出的代价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今天讲“一带一路”,到底货物该走陆路,还是该走海路。不要因为中央重视什么,就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明明在沿海,或者离沿海不远,或者算下来海运成本比陆路便宜得多,却非要舍近就远,舍廉就贵,一定要走陆路,一定要走中欧班列,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工程来建。我知道好多列车现在都在亏本。相反地,海运的价格这几年一直在降,因为相对饱和。从海洋的航运角度讲,当然要尽量利用它好的性价比。这方面专家都在预测,未来海运在整个物流体系中的比重还会提高,也就是说将来更多的货物要走海上。而且从生态环境来讲,海运更加绿色,更加环保,有更多的发展余地。相反,陆上、航空,再要提高效率很困难,成本只会越来越高。比如说如果环保这条线收紧,碳排放限紧的话,欧洲不是提出进入的飞机要收碳税了吗?而海上的优势还会长期存在。至于说到利用海运作为军事手段,也要从实际出发,讲到底还是一个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有些军事手段在陆上发展更容易或者更有效,那就没有必要改到海上。海上、陆上、空中,各有自己的优势,各有自己适用的范围。

第三是作为文化传播的海洋,可以说是随着人流而改变的,到了现代社会,作用越来越小。今天海洋对传播文化基本上已没有作用了。我们一讲到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有些专家就提出要利用海上丝绸之路传播文化,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基本的常识。文化最主要通过人传播,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物,现在还要通过海运吗?当初在还没有其他传播手段时,跨国之间只能通过海上联系,海上的确是传播文化的主要途径,有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传播文化的是人,不是海洋。海洋的作用还是我前面讲的作用,不过是一个航运的介质,一个媒体,是因为人必须通过海上交流。民国时还没有跨洋的民航,中国到美国去留学的人,都是坐轮船走的,他们离得开海上吗?离不开。历史上文化的传播好多也通过海上,但不是说文化本身,而是说那些传播文化的人通过海上来交流。像当年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大多数都是海上来的。陆上来的也有,但是少数。佛教传入中国有一条路线也是海上。民国时上海引领中国时尚,美国有什么新的电影,英国有什么新的时尚,一个月以后就到上海了。为什么要一个月?因为那时候开始没有航空,无论是演员、书报杂志,还是一张唱片、一个电影胶片都要通过海上运来。像一些岛国,文化传播不通过海上怎么进去?但是当航空越来越发达,长距离的人员交流基本上都通过飞机,或者通过陆上的汽车、火车。特别是有了电视、电影,现在有了互联网,海洋对文化传播基本上已经没有作用了。

今天中国与外界进行文化交流,有几个人是坐着船走的?除非是比较近的距离,或特殊情况。我们承认历史上海洋对文化传播还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也不是海洋本身或航海工具起的作用,而是利用它们的人起了作用。我们今天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它的作用。

大家一定记得,国家三个部委发布“一带一路”的行动计划和路线图时,曾经说陆上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是它的出发地。看了这个提法,我就很怀疑,为什么要从福建出发呢?难道福建是最合适的地方吗?有一次我直接问一位领导,我说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为什么要以福建为出发地呢?为什么不能是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呢?从建设条件讲,福建无论是港口设施,还是跟其他地方的联系,即港口和它的腹地(没有大的腹地,它的目的地是哪里),有什么便利呢?如果是以台湾为目的地,台湾愿意不愿意?台湾的需求量有多大。台湾本身有高雄港,与福建有一种竞争的关系。有些目的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说福建要建海西经济区,与海东商量过没有?你建了他们就会过来吗?没有海东,有海西吗?结果怎么样?

那位领导没有直接回答我,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说中央对“一带一路”,并不是已经有了完整的计划,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的。这话我听明白了,我想你们也能够听明白,这几年我们还提这个吗?不提了。海上丝绸之路该怎么建,另一方面到底是不是要限定一个出发地,或者重点出发地。根据前面我讲的这些,我想现在可以更加明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作用就在前面我讲的第二条,不过是利用了航海,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主要是航运,满足物流。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今天讲海上丝绸之路并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含义,简单一句话就是发展航运。而且它也有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如果海运性价比比陆运高,就用海运。如果陆运,或者空运性价比比它高,就用陆运、空运,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历史性的优势,现在往往夸大历史上的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甚至把这个发明权、主动权写成是中国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起了一种误导的作用。

阿拉伯上商船“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
▲阿拉伯上商船“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

“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东南亚、东亚、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东非和欧洲。它始于公元前2世纪,一直繁荣到15世纪。其主要由东南亚的南岛语族水手建立、运营,他们驾驶大型长途远洋的缝制船和绑扎拖耳船。该路线也被阿拉伯海及其他地区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单桅帆船,及南亚泰米尔商人利用。13世纪中国也开始建造自己的贸易船,并在后期(10~15CE)遵循这些路线。海上丝绸之路追随了东南亚古老的南岛语族玉石海上网络、东南亚和南亚间的海上香料网络,及阿拉伯海的西亚海上网络。

最早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是166年抵达中国的罗马商队与使者。唐宋时广州港曾大船云集,最多每年有四千多艘大食船,安史之乱时还曾发生千名大食、波斯穆斯林劫掠广州的事件。

历史上中国对海洋、航海没有什么需求,现在我们讲大航海前最发达的几个例子,唐朝、宋朝、元朝的泉州,有多少国家的船?船这么多,请问是中国主动出去,还是人家主动来的?我们查了史料,像唐朝后期,广州城里外国商人就超过十万。这个比例比今天广州的非洲人高得多,而且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社区。干什么的?做买卖。他们得利,通过海上。中国人有没有人出去?整个唐朝查不到什么人主动跑到海外去做买卖,因为唐朝没有这个需求。扬州、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都是来做买卖的,是因为做买卖才长期待下来的,待下来以后还是做买卖。唐朝长安城里做买卖的人,那些商人就来自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今天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那一代的人,因为他们陆路来方便。宋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容许百姓在海上贸易,但是严格规定只限于国内,不能跟朝鲜、日本做买卖,而且基本是沿海的贸易,不是什么外贸。因为认为没有必要做外贸,所以限制。元朝短时间内曾经开放真正的外贸。为什么元朝会这样做呢?蒙古人除了建元朝以外,还建了其他四大汗国,统治者都是叔侄、堂兄弟,都是一个家族的。今天中亚、西亚、东欧这些地方来往的话,海上方便。在自己的族群、友好政权之间做买卖,才有这个可能,但开放时间不是很长。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東西やきもの交渉史』《寻找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陶瓷贸易史
▲『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東西やきもの交渉史《寻找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陶瓷贸易史』三杉隆敏,大阪:創元社,1968

我们长期以来存在误解,现在讲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在1980年由日本学者正式提出的。如果一定要根据以什么物流为主来命名的话,古代也不应该简单叫丝绸之路,还应该是瓷器之路、茶叶之路。日本曾经提出要重建海上丝绸之路,不是为中国,而是自己有这个需求。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已经很发达,但是日本的主要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包括工业化所需要的90%以上的资源,都来自海外,都要通过海运,所以要借助历史上的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讲的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是在日本专家学者重视下,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考察团,从波斯湾沿着印度洋一路过来,最后到了泉州,然后由这批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认定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地。这个过程很清楚,你到泉州去,那个地方还竖了一块碑,当时参加的专家学者都签了名,里面好几个是日本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段时间是日本人担任总干事,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推动倡导的,现在还在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应该由沿海这些国家一起申遗,而不是由中国单独申遗,因为他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部分不在中国,中国不过是出发地,也是个终点。但是我们到现在还在自娱自乐,认为中国古代多发达,好像海上丝绸之路完全是我们主动的。

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欧亚草原的遗传史示意图
▲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欧亚草原的遗传史示意图

图1显示了与印欧语系语言的最初传播和随后的发展相关的类似雅姆纳亚文化(Yamnaya culture,c.3300~2600 BCE,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传播扩张。阿法纳西耶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具有与雅姆纳亚相同的遗传特征。

国家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公布了初步结论,其中有一条是,中国古代的小麦、黄牛、绵羊、青铜都是外来的,都是差不多四千年前从两河流域传播过来的。两河流域制成青铜比我们早,青铜是从那里传过来的。要说有一条丝绸之路,不是四千年、五千年前中国人有这个需求,而是外界要来推销这些商品,要传播,通过贸易、传播获得利益,是他们首先主动往东扩展的。我们以前讲张骞通西域,不是说张骞开通了到西域的路,而是张骞因为要执行外交、军事、政治的使命,要到那边去。张骞去了回来,把西域的情况报给汉武帝,使汉武帝产生了向西扩张的愿望,以后汉朝势力才扩展出去,不是说张骞修了路。从一个细节就看清楚,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带了一个匈奴人,干什么?当向导。而张骞带了一百多个人,有没有筑路工?不需要筑路,路早就存在了,否则哪需要什么向导呢?张骞是依靠向导,利用现成的路,经过匈奴又到了今天中亚、西亚,今天的阿富汗和伊朗一带。我们长期不从历史事实出发,用现在的概念自娱自乐,夸大了古代的开放发达。人的开放观念不是天然的,是周围环境造成的,无论是海上、陆上,古代中国都没有这样一个开放的观念。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我们今天讲海上丝绸之路也好,讲未来也好,实际上应该是在讲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概念,是怎么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做到这一点了,那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才算是成功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该从海洋的资源出发,合作研究,共享成果,共同开发,协商互利。海上丝绸之路如果只是航运,不过就是起到一个介质、媒体、物流的作用。如果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话,主要就是海洋的资源怎么利用的问题。现在还可以加上一个,海洋的环境怎么样共同保护,这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基本的需求。

利益共同体:海洋的未来

讲到建设利益共同体,就要处理好几个关系。海洋资源的利用,如果只是科学技术上的,那没有问题。大家合作研究,关键涉及利益。现在海上的一些油气资源,包括海洋的渔业资源,之所以没有办法有效地利用,就是因为存在利益之争,包括具体的经济利益,也包括国家利益。因为只要有国家,就总是国家利益至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首先考虑别国利益的,总是要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如果对方国家领导人主动考虑你,那对方就是卖国了。所以国家跟国家之间出现利益之争,这很正常,而且是个永恒的主题,除非国家消亡了。国家消亡了,还有地域之争,也是出于利益。

对待利益之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协调好国家利益最大化与利益共享,这就是中央提出的“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中国面临的海洋,如果要建设利益共同体的话,不是科学技术上的难题,而是利益。正是在这一带,利益共同体的建设有很大的障碍。一个是领土之争,比如钓鱼岛,科学家早就预测这一带可能有很大的油气田,现在主权都有争议。我们跟南海周边国家,如越南、菲律宾,都有争议,跟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有争议。在争议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比如当初跟越南、菲律宾初步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大家联合开发。大家知道,邓小平在接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时提这个话,“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到现在都没有做成。一方面我们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国家主权是不能放弃的;但是另一方面怎么掌握这个度,在主权争议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合作。

北海油田发现以后,也曾经面临这个问题,离北海油田最近的几个国家有英国、荷兰、丹麦、挪威。北海并没有明确划定领海、公海,也有争议。最后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共同开发,合理分配利益。挪威本来是北欧最穷的国家,因为从北海油田的开发中获得了利益,成为世界上人均最富的国家,长期都是每年人均8万美元。如果当初继续争议下去,或者诉诸武力,或者没有办法结成利益共同体而不开发,会有这个结果吗?有人说开发完了怎么办,开发完了还有什么争议呢?更没有争议了。海洋建设利益共同体,这个问题是一定要处理好的。两种倾向都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有人出卖国家利益。当年中国跟韩国谈判渔业协定时,就出了内奸,主持谈判的家伙最后被判刑,公布的理由是经济犯罪,据我所知就是被对方收买了。另外一种倾向是,讲国家利益最大化,超出了合适的度。利都让你得了,对方怎么会跟你合作呢?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利益共同体,不达到一个平衡,很多海洋资源是没有办法利用的。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他的出发点,还有他睿智地掌握着这个度。要知道我们现在享有的成果,已经是能够争取到的比较好的结果。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的利益,怎么会有共同的命运呢?

丝绸之路图》 UNESCO
▲《丝绸之路图 UNESCO》

https://en.unesco.org/silkroad/about-silk-roads

由于政治原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常被现代国家挪用和神话化,如印度通过2014年启动的Mausam项目试图重建与印度洋周边国家的旧贸易联系,并描绘自己曾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早期印度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常将其贸易联系和压倒性的单向文化传播描述为大印度愿景下的“印度殖民地”。

第三方面,海洋文化。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把海上航运理解为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这个概念就比较大了。应该承认像地中海周围那些地区,一些岛屿,一些海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或者沿岸的海洋,滨海地区,以及受海洋影响为主的地区,存在海洋文化。在某一种文化中,海洋的因素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文化可以称为海洋文化。现在讲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不是说仅仅通过人利用海上的交通路线去传播我们的文化,或者简单的人际文化交流,而是在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去认识、领略真正的海洋文化,或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我们的海洋文化。我们的海洋文化不是指古代,而是指今天。比如我们上海跟内陆比起来,在海洋文化上面当然有自己的特色,但还不是很强,因为长期以来海洋并不是上海文化中的主要因素。对海洋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我们不应一味强调自己的,而应该像习近平主席所讲的“文明互鉴”,像费孝通先生生前所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比如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那里的文化应该属于海洋文化,是不是就认为它只是代表一些落后的,或者我们接受不了的文化呢?对我们传统文化中在海洋文化方面的一些优势,我们要有自信,是“各美其美”。在文化交流传播中,还要“美人之美”。不同的文明不存在绝对的先进落后,更没有本质上的优和劣,各有特点。未来我们还是要秉持这样的原则,不同的文明之间应该互相欣赏,互相借鉴。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有可能对未来的海洋提出这样的愿景:未来的海洋、海上丝绸之路、海洋文化,应该是合作、友谊、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就是海洋利益共同体。在新冠疫情期间,大家注意到,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已经不止一次进行协商。我们之间有共同的利益,譬如说有些地方为什么要让日本人、韩国人回来?相互之间都有产业,这些人员对我们恢复生产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一些芯片、半导体元件,主要是从韩国、日本进来的,如果它们疫情太严重,影响生产,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这三个以海为邻的国家,应该逐步向利益共同体发展。

正确认识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海洋观念,从历史事实出发,做出正确的评价,未来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逐步与周边、与世界各国结成利益共同体,海洋文明才能提升到更高的阶段。未来的海洋将有可能成为合作、友谊、和平的海洋,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文为2020年4月21日下午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金融家俱乐部所作线上讲座的记录稿,刊于《何以中国 : 葛剑雄文集第8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原文无二级标题。

・感谢出版社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图注为谓无名编辑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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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葛剑雄文集第8卷
▲《何以中国:葛剑雄文集第8卷》葛剑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
葛剑雄(1945~),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人文学院兼职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二、三册执行主编。
▲葛剑雄(1945~),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人文学院兼职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二、三册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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