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在过去之中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花。——本雅明
竹内好曾在《作为方法的亚洲》中提倡，“东方的力量为了提高产生自西方的普遍价值要变革西方。…[亚洲]在逆袭的同时，自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在他看来，只有在作为创造别样可能性的主体形成过程的意义上，“亚洲”才有其存在的必要。
时至今日，“作为方法的XX”已成为流俗方便的起标题专用句式，而竹内所期待的那种独特的东西却仍难觅踪迹。今日世界的多边关系紧张、贫富差距加剧、社会团结瓦解以及气候生态崩溃，无不是现代性体制所引发的种种危机局面的延续。面对这一现状，亚洲社会似乎并未创造出什么独特的可能性来。相反，保持着赶超心态一路走来的东亚版发展主义，似乎只是机械压缩地复刻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既有世界格局，因而也更加露骨地展现出可持续性危机。
正在变得愈发明显的现实是：现代性计划并没有给予亚洲社会承诺中的美好未来，反而处处造就人人疲于奔命、孤立无援和前途渺茫的局面。明明正面临着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社会再生产无以为继的危机局面，人们却前所未有地倦怠和沉闷。对未来的愿景被尽数抛弃，收缩与独善成为普遍的时代心性。
面对如此种种的危机局面，如何可能立足本土语境，展开面向未来可能性的探索？基于这样的问题关切，我开始以“后增长东亚社会转型”作为主题，探索在经济停滞、人口萎缩的当代东亚社会中正在上演的文化转型与体制变革。作为该研究的一环，我尝试回顾基于亚洲语境展开的批判性社会研究，重估它们在提升社会韧性、应对照护危机等方面可能的当代意义，以此拼合出一份可欲未来的脚注。在不断攀升的不确定性中，阅读成为与往昔风景重逢，以之对抗不安与绝望的精神复健。
一、重探来时路
在我所属的社会学领域，“现代社会”是长期位于核心地位的关键词。尤其是在后发东亚社会里，社会学（乃至广义上的社会科学）自形成伊始便旨在探明西方社会的运作方式，以帮助本土社会推进自身的现代化。然而不知从曾几何时起，社会学逐渐疏远了“现代”这个核心能指而进入一种无根状态。各个细分领域不断推进，把握整体的理论尝试变得愈发不可能。
然而，密涅瓦的猫头鹰只会在黄昏起飞，身处经济停滞、人口收缩的后增长语境里，有必要回归经典，从全新视角审视对亚洲现代化进程的种种隐微洞见。也只有如此，那些别样的可能性才会逐一闪现。
收录于《丸山真男集》第9卷的长篇论文《个体析出过程的种种类型（個人析出のさまざまなパターン）》，是丸山真男原创性社会理论建构的尝试，体现了他对后发亚洲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刻洞察。
现代化进程总是与传统共同体瓦解后社会成员个体化、原子化的过程相伴相随；然而在丸山看来，这种个体化进程在不同社会情形中将会呈现出极为异质的样貌。在本文中，丸山考察了个体脱离传统共同体之后可能出现的种种形态。以个人对权力中心的态度为横轴，以是否寻求与他人形成结社为纵轴，丸山区分出了现代个体可能样态的四象限图。
在其中，第一象限的民主化个体寻求通过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变革；而第二象限的自立化则远离权力中心，但同时也寻求与他人的联合，尝试通过自发结社而形成在地的社会团结。而在第三、第四象限中，人们则不寻求这样与他人的连结。第三象限那种私人化的个体并不寻求公共连结，对自家以外的事情一律不闻不问。而第四象限的原子化个体，则会在保持孤立的同时又具有对中心的向往，这导致他们会在极度的自我中心和极端的排外主义之间摇摆。其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纳粹德国统治之下民众的极端沙文主义。
在丸山看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后发现代化社会中，第三和第四象限的情况出现得极为普遍。这是因为亚洲（后发）现代化进程的特点，便在于中间团体、中间势力的极端虚弱所导致的高度集权化体制。在面对中央权力的无限膨胀时，亚洲社会中的个体往往缺乏借以抵御外部压力的社会团结机制。
基于这一认识，丸山分析阐明了在日本确立自立化个体的意义所在。丸山一般被视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然而这篇文章中他所集中考察和高度评价的，都是如同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歌人石川啄木那样的自立化个体。这体现了关注在日本确立离心的社会连结，也即中间团体之意义所在。这种对于丸山思想形象的重探，也是近年战后思想研究中的关注重点。比如三宅芳夫的著作《在法西斯主义与冷战的缝隙中（ファシズムと冷戦のはざまで）》里，便细致分析了丸山在后期著作中显示出的思想转型。三宅指出，以《个体析出过程的种种类型》为分界线，丸山的思考重心从一种卢梭主义式的国民国家主义立场，逐渐转向了更接近托克维尔式的观点，即强调中间势力的存续对市民社会建设之意义。这一思考也体现在了丸山中后期的集大成作品《忠诚与反叛》之中。
再来说说大冢久雄对于共同体的关注。同样作为战后思想的代表成就，大冢史学甚至给人留下了更深的现代个人主义礼赞的印象。从早年对西欧自耕农阶层（Yoeman）这一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推动者的关注，对鲁滨逊这一现代人代表形象的深入挖掘，直到《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对个体从传统共同体中脱离过程的分析，大冢史学中一以贯之的是对现代自立个体形象的正面树立。或许正因如此，对于共同体价值的分析，一直是大冢研究中被忽略的暗线。
在论文集《从大冢久雄出发思考资本主义与共同体（大塚久雄から資本主義と共同体を考える）》中，这一大冢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缺失得到了弥补。本书中收集的论文以大冢关于民富（commonweal）、联合体（commonwealth）的讨论为线索，重新对大冢关于现代共同体形态的思考成果展开了资产重估。其结果很大程度上刷新了对于大冢史学的种种固有认识。
比如在第一篇论文中，作者斋藤英里考察了大冢的commonweal论，指出其中体现着他对确立一种自发而又团结的现代人格类型的关切。在大冢看来，commonweal是封建制解体后出现的财富形态或社会关系，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成立母体。在战后发表的《先于自由主义之物——现代人格类型的创造（自由主義に先立つもの――近代的人間類型の創造）》中，大冢否定了那种将现代社会视作孤立个体的原子状态的孤立主义社会观，认为现代人格类型所形成的，恰恰是“自发地将社会团结内化于自身，并始终对整体保有关切”的“联合体（commonwealth）”状态。
对于今日受到全球知识界广泛关注的共有物（common）、共有领域（commons）研究，大冢关于commonweal（th）极富远见的相关讨论，将成为有待深入探索的思想资源。
二、当下的危机
在《去增长与欲望的资本主义（脱成長と欲望の資本主義）》一书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家斋藤幸平与捷克经济学家托马斯·赛德拉奇克（Tomas Sedlacek）展开了一场围绕未来愿景的辩论。作为日本当前最炙手可热的青年学者之一，斋藤以面向大众的语言阐明了他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愿景。在他看来，为了克服当代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气候危机，人们必须放弃一味以经济指标提升为目标的社会体制。相反，未来社会的可能性存在于基于小规模市民的共同运营而成立的共有领域（commons）中。具体到实践中，这意味着将社会基建改造成为在地社区自主管理的替代模式，以此来取代以大规模官僚体系为特征的现代机构制度。然而在体验过社会主义政权的赛德拉奇克看来，斋藤的主张毋宁说是在为曾经的集体主义、人民公社制度招魂。赛德拉奇克主张不应当反对资本主义本身，而应该推动虚拟经济等环境友好领域的不断创新。
斋藤与赛德拉奇克的论争所呈现出的对立图示，可以被认为是资本vs国家那个二十世纪图示的重演。辩论未能澄清什么事实层面的是非对错，而只是显示了对两种往昔体制的怀旧情绪，推动了许多人朝着南辕北辙的方向展开探索。放在中文语境来理解，这就如同是《繁花》和《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受众在讨论应当如何展望未来。当代流行文化中呈现出的这种怀旧情绪，时而寄托于人心思变、努力有所回报的市场化进程，时而又托付给了物质匮乏但充满理想的集体主义。然而不应被这种种呈现形式所蒙蔽，而忽视了它们的产生源泉实际在于社会大众对那个人人怀抱希望的往昔之怀念。这样的怀旧情绪无法支撑起当前对于未来愿景的探索。真正需要重拾的，是主体地展开时代考察、并进而展望未来可能性的热情与勇气。
那么，出口究竟在哪里？前文中回顾的丸山、大冢的研究都展示出一种可欲社会形态的雏形。然而，社会形态的成立并非仅仅基于制度设计，而同样依赖于成员生活中的观念倾向或心态（ethos）。为了展开对未来的展望，有必要反思现代社会的观念形态，以明确其给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态所带来的种种深重灾难。
在《少即是多：去增长构建可持续的未来（Less Is More: How Degrowth Will Save the World）》一书中，斯威士兰出生的经济人类学家杰森·希克尔基于去增长论而展开了对现代体制的彻底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于一种“为增长而增长”的无止境追求，然而环境的有限承载力显然无法支持这种永恒扩张的欲望，这一情况正在引发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生态危机。希克尔在书中批判这种构成现代社会根基的增长主义（growthism），转而提倡以节制、均衡的观念态度重构我们的社会生活。
本书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作者对构成现代社会基底的二元论思想展开了反思。将人类与非人自然加以区别对待，认为“人类不同且优越于自然”的观念，将对非人存在的无节制索取与控制合法化了。尽管人际间的互惠原则在人类社会中极其普遍地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完全成了单方面的控制和掠夺。
因此，当务之急便是重新恢复万事万物之间的互惠性。这并非在要求确立一种遥不可及的崇高伦理。恰恰相反，希克尔是在主张一种朝向自然状态的回归。一直要到16世纪，将人推上万物主宰地位的二元论思想才获得主导地位，目的是为资本主义体系作背书，使得后者得以将一切对象纳入到可供攫取的资源范围之内；相反，人类在其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候里，都并不认为天地万物与他们自身有着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种一般被我们统称为“泛灵论”的存在论，正在科学界和社会思想领域经历令人瞩目的复兴，也有望成为我们展望未来行星式社会关系的思想基础。
类似的认识也在经济思想研究者、发展学家中野佳裕的著作《蜗牛的智慧与去增长（カタツムリの知恵と脱成長）》一书中有所体现。不同于英语语境中奠基于生态学的去增长论（degrowth），中野更多受到法国经济思想家塞尔日·拉图什的去增长论（décroissance）影响，主张一味以包括GDP在内的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荒谬性。实证的社会研究已经表明，当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社会的幸福指数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便不再具有明确的正相关性。中野在本书中以一种近乎随笔的平易文风铺展讨论，探索了对于一个成熟社会而言，究竟什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富足”。在中野看来，资本制主导下私有领域无节制的扩张，正在不断破坏社会团结与人际纽带，而将社会存在还原为孤立无援的原子化个体。为了对抗这一趋势，我们有必要引入“关系富足”等不能以经济指数来衡量的良好生活标准，推动公有领域（commons）的重建。
三、更好的回归
日益严重的可持续性危机，正在召唤着对遭破坏的社会韧性、稳定性的修复和加固。然而这绝非是对传统封建共同体的招魂，而需要成为一种更好的回归。对于恢复共有领域（commons）的诉求看似是近期知识界的新潮流（广泛地体现在对里山共同体、照护研究、无政府主义等领域的热烈讨论中），其实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课题。在社会科学史中，这既隐藏于柳田国男对“常民”的发掘中，又体现在柄谷行人基于柳田的山人论而展开的，对游动民的关注上。基于交换样式论，柄谷将共有领域（联合）的重建视作传统共同体中的互惠性在更高次元上的回归。那或许也便是马克思称为“自由人的联合”的状态。
对于共有领域意义的重新挖掘，便顺理成章地将关注点引向了亚洲农业共同体中曾经存在过的种种生活技法。它们或许并不以增殖或扩张为目的，却能够为本地社区提供紧密的团结纽带，并确保了无数普通民众在牢固的相互扶持之中经营生活。作为农商务省官僚开始职业生涯的柳田国男对于民众的探索，便是出自于对日益凋敝的农村社会之关切。当反观中国的情况时，与之保有类似关切的费孝通的工作，便同样浮现出其现实性来。
作为东亚社会科学研究的早期开拓者，柳田国男和费孝通同样接受了当时前沿的现代人类学范式的影响。然而当回归故土并观察亚洲农村时，他们并非将其看作一种停滞、落后的状态，而是致力于找到民众那些蕴含智慧的生活技术。比如，两人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亚洲农村中长久存在着的互助金融组织。这种共同体成员一起出资轮流支援彼此资金需求的实践，在日本被称为讲、无尽或赖母子（《明治大正史世相篇》），在中国则被称为互助会（《江村经济》）。这样并非以财富增殖，而是以有效地支持社会成员为目的的生活技术，在后来席卷东亚的发展主义大潮中逐渐遭到边缘化。然而，在面对不确定性愈发凸显的当代社会情势时，这些几近消失的民众实践，又重新显示出其在增强社会联结、为成员提供支持方面的意义。从对这些亚洲共同体研究的系统性回顾中，我们有可能立足后增长的当代社会情势，展望一种并非通过无尽索取，而是以调和、节制的方式营建生活的方法。
最后想提及的是一部近期炙手可热的漫画（动画）作品《迷宫饭（ダンジョン飯）》。在向后增长社会转型的日本，对于可持续性、关怀照护伦理等议题的日益关注，正在推动着一批具有卓越未来想象力的流行文化作品的涌现，而《迷宫饭》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以一种对日式奇幻套路进行反类型重构的方式，《迷宫饭》展现了作者久井谅子关于“如何在此时此地建设革命之后的生活”的替代性愿景。自《勇者斗恶龙》以来的日式奇幻类型叙事生来便内含增长主义神话：通过升级打怪之路上的艰苦修炼，主人公最终打倒恶龙、救出公主并拯救世界。这种革命叙事不但会招致关于“革命后的第一天”的种种诘问，也极易沦为一种为了未来而牺牲当下的压抑性原理。在近期两部日式奇幻的热门反类型作品《葬送的福利莲》和《迷宫饭》中，如果说前者应答的是前一个疑问，那么后者则旨在超越内含于现代性增长主义神话中的压抑执念。
通过将冒险物语离谱地改写为一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美食番，作者重塑了奇幻冒险故事的意涵，将之改造为人类世生存境况的绝佳隐喻。尽管以“营救被恶龙吞噬的妹妹”这样俗套的设定开头，作者却花费了主要笔墨去刻画主角团如何保证膳食均衡，将苦修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当对成长、成就的执念被轻轻放下，“迷宫（或译为地下城）”便不再呈现为通往美好未来路上阴森可怖的艰难险阻。相反，迷宫便是世界和生活本身。在这样的视角转换下，旅途中原来被匆匆掠过的种种细节开始浮现出意义：热油滚烫的喷火陷阱就该用来炸天妇罗，而魔像身体的土堆则能成为朴门永续农业的试验田。主角们在历练中学习如何身处逆旅也要好好吃饭；跟随他们的冒险旅程，读者也开始练习思考如何在这颗行星的有限性中重塑自己的生活态度。这意味着不再幻想以某种突破和革新一举否定现状，而是以当前的动态平衡为条件，充分地展开创意功夫，练习如何与麻烦共存。这种想象力层面的革新，正在引导着许多替代性社会实践的不断涌现，而未来的点滴希望或许正蕴含在其中。
作者简介
吉琛佳，生于上海，现居于日本京都。 复旦大学学士，京都大学硕士、博士。社会学与思想史研究者，京都大学亚洲研究教育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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