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这是一份年度阅读书目，不如说是去年年底“12.3戒严事件”及后续一系列事件带来的情感与学识冲击下，一位韩国社会观察者的阅读回应。
那道骇人的紧急戒严令，如向浑浊湖面投掷的一颗巨石，惊浪虽已过去，但之后的两个多月以来，不安的涟漪仍在扩散，四处沉疴泛起。我看到历史封印的松动，蛰居于当代时空底层的韩国血色现代史，正以不可遏抑之势浮出地表。
动员军队的最高级别国家暴力，激活了自下而上的民间暴力。比起在国会破窗而入的戒严军，1月19日晚发生的西部法院暴动更令人恐惧。极右翼青年毫不犹豫地借用了“革命”与“国民抗争权”的语言，一面肆意打砸、一面兴奋地高喊“这是我们的 5.18！”“爱国青年”掀起“圣战”时，尹锡悦则在宪法法庭上重复着“戒严即启蒙”“派兵为的是维持秩序”等——教人联想“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老大哥式呓语。这一顶层首脑与底层暴民携手并行的法西斯化，正拖拽着戒严事件后陷入困境的执政党亦步亦趋。
毫无疑问，“12.3戒严事件”已将韩国推入民主化后的至暗时刻，也注定将成为韩国现代史的又一临界点。对于身处同一时空的观察者来说，与纷繁刺激的新闻细节保持适当距离的阅读，或许是迂回审视这一临界点的更好方式，然而又不可避免总被乱入的现实打断惊扰，于是就有了这篇混乱的阅读札记。
分裂、战争与长期准战争状态下的国家与民间暴力，从来是韩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母题。除韩江的作品外，还有两本国内已翻译出版的韩国小说也值得阅读：文学大家黄晳暎的《客人》与林哲佑的《百年旅馆》。同样是表现20世纪中后叶发生在半岛的国家暴力与大屠杀，相较韩江充满诗性隐喻的文学处理，这两部作品更粗粝写实，因而读来也更觉凛冽窒息。
《客人》聚焦朝鲜战争背景下1950年10月至12月发生在半岛北部黄海道信川郡的大屠杀，相当于四分之一的当地居民（35383人）被害。这部作品源自黄晳暎1989年访问朝鲜时重返父亲故乡信川的经历。因访朝触犯《国家安保法》，他被迫流亡并入狱十余载，直至2001年才完成此书。
《百年旅馆》的作者林哲佑，和黄晳暎、韩江一样，代表了光州事件后深陷巨大悲痛与愧疚的一代韩国文学人。对光州的强烈负罪感驱使他逆流而上，直面国家形成期曾发生在半岛南部的另两场被遗忘的大屠杀——1947至1954年的济州四三事件与1950年的保导联盟事件。在小说中，他将大屠杀的冤魂与幸存者召唤到半岛南端与济州岛隔海相望的一座虚构小岛——影岛。
“我见过的鬼不计其数。”（《客人》）
*“在那座岛上，生者与死者共居一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虽然活著，但实际上老早就已经死掉的人」或「虽然很久以前已然死去，但还不忍心离开那裡的，一直在岛上徘徊的人」。”（《百年旅馆》）*
生者与冤魂被困在同一时空——两部小说不约而同都采用了同一种文学意象。事实上，这一意向也散见于诸多当代韩国文学与影视作品，朴赞郁在其执导的美剧《同情者》第一集，亦采用了同样的手法表现越战。
引用了越南裔作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在其著作《不朽：越南和战争的记忆》中的核心命题：“所有的战争都打了两遍，一遍在战场，一遍在记忆中（All wars are fought twice, the first time on the battlefield, the second time in memory）”。
这或许与韩国大屠杀的特殊性有关。与纳粹高度“现代理性”的犹太人大屠杀不同，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大屠杀并非针对异族的种族灭绝，它不追求“消灭”的规模与效率，而是民族共同体内部的自相残杀，并常表现为以强烈恐惧与仇恨驱动的私刑与虐杀。
如此巨大的仇恨源自何处？这或许是韩国现代史中最尖锐的一个问题。黄晳暎用书名正面回应了这一问题——“客人”。在朝鲜民间传统中，每当天花病盛行，巫女便会举行“客人祭”以祈求安泰。黄晳暎认为，朝鲜半岛的悲剧正与两位如天花般来临的“客人”相关，分别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当然，“客人”更深层的象征是现代性）。饱受封建与殖民压迫的近代半岛人民，怀着对平等与解放的渴望迎来的这两位客人，当日本殖民者离去后，在民族共同体内部激起了腥风血雨的“排异反应”。
这是否意味着罪恶与悲剧的根源应归咎为外来的客人？黄晳暎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对《客人》的解读是：“每个人都应知道‘客人’是谁，这样才能不忘记自己要做主人。”在这部作品中，黄晳暎更侧重展现的是，外来“客人”导致对立的表层之下，更深层的内部阶级对立。在朝鲜至今的官方叙事中，主导信川大屠杀的元凶被指认为美国。毕加索创作于1951年的《朝鲜大屠杀》，据说便是受法国共产党委托，为了控诉美军在信川的残暴罪行。然而，更多的证据证言表明，在北方土改过程中，出身中小地主阶层的右翼基督徒的强烈仇恨与报复，才是信川惨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南北分裂后大量亲日地主、基督教徒与基督教领袖南下逃亡，反共主义作为其信仰，自此深深刻在韩国的国家基因中。然而所谓反共主义，又有几分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或信仰？《客人》展现了其内在，根本是混揉了失去土地财产、流亡南下的失乡痛苦，及对阶级僭越的仇恨。在《百年旅馆》中，济州四三事件与保导联盟事件中，比军警更为残忍的西北青年团，正由这些愤怒的南下者组成。宗教信仰与民族国家的晕眩，为他们的仇恨赋予了至高的合法性与崇高性，最终转化为突破人伦的肆意暴力。
两部小说将韩国现代史的悲剧性矛盾集中在一北一南的信川与影岛，而这两面破碎之镜映出的，岂只是半岛的悲剧？我阅读这两部小说时，眼前总不时浮现出那幅《朝鲜大屠杀》，以及毕加索创作时借鉴的戈雅名作《1808年5月3日的枪杀》。两位画家用颤抖的笔触，毫不留情地揭开了一切为战争正名的纱幔，还原其匿名屠杀的本质。
生者与冤魂被困在同一时空，也因更大的暴力并未止于大屠杀，而发生在杀戮之后。战后两位“客人”以三八线为界盘踞在南北两端，并在对峙下日益僵硬。为支撑迥异的国家身份，大屠杀中蒙冤的“死者的时间”被各自不同版本的官方记忆掩埋、压抑、扭曲，而无法真正成为过去，只能如幽灵般浮游在“生者的时间”，与现实交叠杂居，生者绵延不绝的怨恨便来源如此。
北方用对美帝的仇恨化解怨恨，正如《客人》中的朝鲜指导员所说：“为了民族的团结，就全当它是外部势力造成的吧。”南方则或强化空洞的反共主义将左翼刻画为恶魔，或选择遗忘：“忘掉，忘掉吧。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拼命地奔跑。”
《百年旅馆》中的幽灵，却在生者耳边声声呼唤：“记住，必须得记住！”两部小说不约而同地都收尾于一场盛大的萨满祭祀，文学扮演了与萨满巫女类似的角色，其拯救生者的方式，是回到历史与记忆的最幽暗处，代替死者与被压抑生者开口说话，从而释放出被压抑的“死者的时间”。
试图走近自己被埋葬了的过去的人必须扮演挖掘人的角色。（……）必须不惮于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同一件事情上。将它揉碎就像揉碎土块；将它掀起，就像掀起土壤。（……）记忆一定不能以叙述的方式进行，更不能以报道的方式进行；而应以最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和狂想曲的方式进行。要将铁锨伸向每一个新地方；在旧地方则向纵深层挖掘。（《柏林纪事》）
记忆是名词，更是动词，其反义词是掩埋，同义词是挖掘。从这个意义上，2018年出版的《国家暴力与遗骸发掘的社会文化史》一书，与《客人》、《百年旅馆》一样，都是关于对抗掩埋的记忆之书。
这本书的作者卢镕锡（音）是一位人类学家，主要从事韩国与拉丁美洲国家暴力与大屠杀的对比研究。2006至2010年间，他参与了朝鲜战争屠杀受害者遗骸的发掘工作。在书中，作者结合其研究与现场经验，全面梳理了韩国战后遗骸发掘的历史与变迁，并从文化与历史人类学角度阐释了遗骸发掘的意义——它不只是运用考古、法医学技巧探测、挖掘、再安葬遗骸的物理过程，更是还原历史真相、揭露国家暴力，重塑社会记忆，修复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仪式。
作者亦明确定义了朝鲜战争期间大规模的平民伤亡，绝非战争波及的意外遇难，而是国家暴力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是李承晚政府有组织、有规划的屠杀。根据2005 年“真相与和解过去史整理委员会”依靠有限证据的调查报告，战争期间的平民屠杀遇难者至少达57,882人。屠杀多发生在战争初期，李承晚政府迅速溃逃南撤后，在庆尚道等南部地区屠杀了近2 万“疑似亲共者”（保导联盟事件），1950 年 9 月韩国军队收复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等原人民军占领区后，又以“合作”“同情”左翼嫌疑为名，对当地百姓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性屠杀。为防止真相外泄，军警往往遗弃或草埋遗体，并严令禁止亲属收尸。
内战中的屠杀尤为惨烈，是因为每个人随时可能被卷入攸关生死的“思想验证”中。《百年旅馆》中的一幕惊心动魄地再现了那段历史：韩国军警假装撤退后，伪装成人民军重新“占领”影岛，将岛民聚集在操场，中间拉起一条草绳，要求投诚者站在一侧，拒绝投诚者站在另一侧。一条草绳，成为了不知政治为何物的百姓的生死分界线。
当大家知道那是一场表演的一瞬间，草绳两边人们的命运完全颠倒了过来。（《百年旅馆》）
战后半个多世纪，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变成了禁忌。不论遇难者遗属、幸存者、加害者、兼具加害与被害两种身份者，都紧张恐惧地接受了同一套官方记忆，屏息不语。这让我想起一位韩国哲学家，席间谈及韩国人好饮酒，他却突然提起当天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某建筑工地挖出大量无名遗骸。“战后全社会难以想象的压抑，不靠酒精如何化解？”我仍然清晰记得他当时的叹息，“哲学？韩国人做不了哲学。”
如此想来，韩国现代史何尝不是一部掩埋与挖掘不断较量的历史。书中提到，1960年李承晚被赶下台后，曾短暂撕开一个窗口期，民间开始寻找挖掘遗骸，并非为了揭露国家暴力，而更多出于人伦诉求——寻找亲人遗骸、完成未尽的葬礼。即便如此，在当时反共压倒一切的时代气氛下，被屠杀者背负的“赤色分子”标签，也让这一诉求实现异常艰难。
书中重点介绍了济州松岳山的一处挖掘现场，人们在矿坑中挖掘出149具遗骸，仅17具得以确认身份，遗属们决定将剩余132具难以分辨的遗骸合葬，墓地命名“百祖一孙之地”，寓意“百祖百孙，同日罹劫，残躯相缠，权作一脉，归骨同茔，灵毓新壤”。翌年朴正熙军事政变上台后，窗口期便迅速关闭，军警以反国家之名大肆拘捕参与挖掘的遗属，并在巨昌、镇营、东莱、蔚山、密阳、大邱、济州等地将已发掘的遗骸、合葬墓地与祭奠碑一概捣毁。至今，在济州岛的“百祖一孙之地”，仍能看到当年被砸得粉碎的墓碑。
此后约40年，民间遗骸挖掘被完全中止。直到2000年前，韩国政府的官方记录几乎难寻有关平民屠杀的记载。直至世纪之交，随着民主化与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对历史清算问题的推进，以及1999年美联社对美军“老斤里屠杀事件”的曝光，朝鲜战争遗骸挖掘工作才得以正式启动。这也是《客人》与《百年旅馆》写作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学写作、历史清算、遗骸挖掘，几乎同步地，对掩埋与遗忘展开了拉锯战。
然而，作者指出，相较由国家主导的阵亡者遗骸发掘工程，平民遗骸挖掘始终处于边缘，主要由市民社会团体及学界主导。由于这两类遗骸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尖锐对立，前者被神圣化，用于强化国家身份与叙事，而后者稍有不慎便有削弱乃至否定前者之虞。在巨大的阻力下，平民遗骸挖掘与相应的历史清算自2008 年李明博政府后陷入低迷与停滞，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
作为亲历主持遗骸挖掘现场的人类学家，作者不无委婉地批评了多数遗属对“恢复名誉”的核心诉求（即为死者与遗属摘除“赤色分子”的标签），指出这一诉求实际上顺应并巩固了曾作为屠杀正当化工具的反共意识形态。但他并不苛责遗属，而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思维的成因：让遗属无法摆脱怨恨的根本成因并非屠杀，而是让死难者及其家庭后代长期背负集体耻辱的“社会结构”。直到今天，“赤色分子”在韩国仍是一个随时可能被套用的笼统标签，用以合理化排斥、歧视乃至暴力。故遗属选择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下“安全”的要求“恢复名誉”，根本是肉身经历过那个黑暗时代的人的生存本能。正如书中引用的一位老者证词：
“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别惹事了。”（《国家暴力与遗骸发掘的社会文化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屠杀遇难者遗骸在韩国社会既不被视作历史“遗物”，也非揭露罪行的“证据”，它们始终是令人不安的“陌生人”，即便被挖掘重新安葬，仍属未被国家与社会接纳的非正常死亡范畴，而永远处于漂泊的状态。而正是这些“游离的幽灵”，展示了冷战在朝鲜半岛南部运作的独特方式。
相信任何一位读者掩卷后，都无法不长久凝视这本书的封面。在庆山钴矿附近发现的屠杀遇难者头骨上，长出了绿色的新芽。如何在大屠杀的历史中生长出希望？要记住，也要挖掘。正如作者所说，由于对“掩埋”的对抗性，发掘天然地具有变革与进步性。遗骸象征着那些被主流记忆排斥在外的“非官方记忆”，唯有解除对后者的压抑，重构那段黑暗时代，铭记将其历史化，进而映射到当下，才可能引领韩国走出悲剧的20世纪。
在掩埋与挖掘的漫长拉锯中，巫术祭祀、文学、历史、遗骸挖掘，能否迎来极端暴力后的和解与“解怨”？恐怕仍是不能的。解怨的前提，是建立防止恶行重演的机制。这一机制不能依赖进口现成的先进制度，必须依靠对极端暴力的勇敢自省，究竟是什么曾经、并正在为暴力穿上正当乃至神圣的外衣？
奥地利哲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让·埃默里，在被释放20 年后出版的文集《罪与罚的彼岸》中指出：“大屠杀、酷刑，每一种伤害在客观上都不过是一连串物理事件”。对被施暴者而言，不存在所谓“集体罪责”的抽象暴力，所有暴力都是具体切肤的，是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和“一把铁锹”时“极端孤独的体验”。他精准地提炼出国家暴力的形状，那是“一个由党卫军、党卫军的帮手、纳粹党官僚、盖世太保和佩戴勋章的将军构成的颠倒的金字塔”，“用它的塔尖将人戳到地上”！
正因如此，即使当年虐待他的党卫军已被送上刑场，埃默里也无法获得平静与和解：
我怀揣怨恨。既然我不能摆脱它，也不愿意摆脱它，我就必须和它一起生活，并有义务向反对它的人做出解释。（《罪与罚的彼岸》）
拒绝和解不是为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埃默里对这根“怨恨之刺”的期望，是“在他人那里唤醒对自我的怀疑”。
“德意志民族将这样敏感地延续下去：它的民族历史中的一小块不允许被时间中性化，而是必须将其吸纳进去。”（《罪与罚的彼岸》）
在来的太慢的正义与来的太快的遗忘之间，保持对极端暴力的怨恨是必要的。即使明知风和日丽的某天，总会有人跳出嘲笑，到现在还恨吗？真是自虐！
1月9日，一群头戴白色头盔的右翼青年在韩国国会公开亮相，自称“白骨团”——这曾是全斗焕时期暴力逮捕示威者、让人闻风丧胆的便衣组织。十天后，西部法院的暴动现场便出现了白色头盔的身影。
戒严策划者之一的前情报司令卢相源的笔记中，出现了“引诱朝鲜攻击北方分界线”字样。近日披露出一份以逮捕、拘禁甚至溺杀、毒杀为目标的500 人名单，按照不同级别分类，笔记上反复出现“回收”“处理”等“非人化”词汇，如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一般，轻盈地避开了“人”的重量。
国会弹劾通过后空出的光化门与汝矣岛广场，如今已被基督教右翼集会占据。曾经布满应援棒星光、高唱少女时代《再度相逢的世界》的广场，响起了朝鲜战争期间的韩国军歌《襄阳歌》：
人生之命如草露，祖国前路，襄阳何多。若我死去，国家得以存续，啊！啊！我愿如露水般消逝。
在这些反对弹劾的集会中，太极旗、星条旗与十字架构成三位一体的符号，浸染日本军国主义色彩的歌声与祈祷赞美诗交织。与以“非人化”词汇遮蔽屠杀的顶层设计不同的是，街边海报与传单上公然印着“肃清”“杀死”字样…… 我正目睹一个巨大的颠倒金字塔，正源源不断将其重量向塔尖蓄积。
虽然我早已熟悉韩国随国内政治波动而如痉挛般发作的厌华浪潮，但依然被新闻画面中一晃而过的“华侨大清洗”右翼标语惊骇到说不出话。韩国华侨，这些多来自山东的老移民一个多世纪前便已移居半岛，扎根几代却始终被排斥在共同体之外。在日据时期，他们曾遭遇骇人的排华暴行。1931年的平壤之夏，在日本操纵的阴谋论煽动下，同为被压迫者的朝鲜人被激起的滔天仇恨冲向更弱者华侨，几乎复刻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对在日朝鲜人的暴行。解放后，叠加了低贱、赤色、间谍等标签的华侨，至今仍是随时可作为替罪羊的欺辱对象。如果说殖民主义最大的恶，乃通过剥夺被统治者及其后代对殖民框架之外的世界的任何想象来延续其统治，那么，韩国仍未走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投下的巨大阴影。
引领我阅读让·埃默里的，是前年离世的在日朝鲜人学者徐京植的《流散者纪行》。这本书提醒我，要从颠倒的金字塔塔尖不断往上攀爬，穿越冷战史，扎入更遥远的殖民历史；要注视半岛内部的苦难，也要聆听半岛外部，“被现代民族国家框架抛出的流散者”声音。
在日朝鲜人可谓另一面外部之镜，折射出的不仅是朝鲜半岛，更是20 世纪历经殖民统治、分裂与冷战的一部东亚悲情史。在前言中，徐京植将其祖辈比作庄子说的“涸辙之鲋”（有关流散者多么悲伤又贴切的比喻！）——殖民统治的洪水将他们卷入日本帝国的滚滚车轮，洪水褪去后，这些被剥夺日本国籍的旧殖民地人，被遗留在车辙下的水坑，相濡以沫挣扎求生。1965 年日韩建交后，在日朝鲜人群体又被一条无形的“三八线”一分为二，加入民团（亲韩国团体）者被赋予韩国国籍，加入朝总联（亲朝鲜团体）者则属无国籍的“朝鲜籍”（此“朝鲜”并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意指朝鲜民族），后者也被划为韩国《国家安保法》中的“反国家势力”。
徐京植出生在京都，国籍是韩国，民族是朝鲜，母语是日语，国语是朝鲜语。在日朝鲜人饱受歧视压迫的“半难民”身份，以及他两位兄长在韩国的被迫害遭遇（关于徐胜、徐俊植兄弟被囚十九载的“校园匪谍事件”，可参考『獄中一九年: 韓国政治犯のたたかい』），让他对民族国家始终抱有警觉。
为了营救兄长，他与韩国人民经历了共苦的“试炼年代”，并设想与韩国的同胞们最终在斗争中“汇合”，
“汇合”，是源自韩国民众神学的概念。然而“汇合”并未发生。如今，我仍然深感自己处于“外部”，并且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将持续保持这样的状态。（《流散者纪行》）
徐京植对韩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抱有深切且复杂的情感。他曾期待与同胞在更普遍的“人的解放”这一目标下“汇合”，却不得不与后者的抵抗性民族主义保持审慎距离。他敏锐地嗅出，曾为暗巷里痛哭的人们写下《燃烧的渴望》，在最黑暗的时代给予人们光明的诗人金芝河，斗争胜利后的诗歌中，却开始散发类似瓦格纳歌剧激昂自恋的“圣杯民族”美学与“选民”气息；当重访曾关押两位兄长的西大门刑务所时，他不安地目睹这座见证韩国20 世纪悲剧史的标志性建筑——从20 世纪上半叶关押朝鲜独立志士的牢狱，到20 世纪下半叶对反抗军事独裁者的酷刑之地——如今变成了仅仅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暴虐的纪念馆。
在这本人文纪行中，徐京植选择与历史中、以及今日依然散布在世界各处的“涸辙之鲋”相遇——大屠杀中的犹太人，如今的巴勒斯坦人，被乌干达驱逐的印度裔移民，流离失所的难民，一切因特定身份或出生地而被歧视者。
漫漫行路，徐京植的核心关切始终是，被压迫者、被排斥者如何抵抗？解放意味着什么？他提及阿伦特区分的两类犹太人——趋附者（新贵）为了摆脱歧视而选择同化，成为150%的德国人、维也纳人和法国人，“无论残忍的命运将他推向哪个国家，他都会一眼爱上本地的山川”；只有少数派拒绝成为趋附者，而甘愿做“自觉的贱民”。趋附者“无法理解贱民的疯狂梦想，还因同贱民经历相同的命运而深感羞耻”，贱民虽不受待见，被四处驱逐，但历史之门对他们洞开，“犹太历史也得以首次不再绝世独立，而与所有其他国家联系在了一起”。
让·埃默里便是这样一位“自觉的贱民”。他1912年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这个家庭已完全同化于奥匈帝国，他从未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不懂希伯来语，不关注犹太传统……直到1935年某天，他在维也纳一家咖啡馆里读到德国新发布的纽伦堡法案。
读完纽伦堡法后，他意识到自己与30分钟前的自己已是两人，他成为了犹太人，虽然他的面容并没有突然变得“像犹太人”，也并未突然记起一切关于希伯来语的事物。（《流散者纪行》）
埃默里从未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在外部强迫他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后，他毅然接受这一身份，并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抗争。徐京植说，如同一些生长在日本的朝鲜人二代三代，虽然他们从未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朝鲜人，但依然选择接受这一身份而反抗，不为了“民族意识”或“爱国心”，而是为了捍卫人的尊严。这条路并不容易。
如此想来，书名副标题“被放逐者的视角”，何尝不正是“自觉的贱民”视角？或许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徐京植在为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普里莫·莱维的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韩文版撰写的后记书评中，洞察了“发达国家”这袭华美袍下爬满的蚤子，几乎预言了当下韩国社会发生的种种。
或许是因为我对这个国家了解不深，每当与人交谈时，我总能感受到一种乐观的氛围。年长者笑着断言，“现在不会再发生过去那样的事了”；年轻人则困惑地表示，“无法感同身受以前的苦难历史”。我的日本朋友们说，“我们的国家没有希望，但韩国有希望。”我也希望如此。但真是这样吗？在这个朝鲜半岛近现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和平与民主时代，你是否已开始感受到阴影的逼近？
仅仅60年前，这个国家还深受殖民统治的悲痛与屈辱。解放后，屠杀与内战的悲剧接踵而至，军政府的暴力统治一直延续到15年前。民族分裂的痛苦至今未解，没有什么真正结束了。今天，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潜藏着不祥的征兆。或许人们选择视而不见，但这些征兆随时可能在各种条件下，再次引爆残酷的暴力……
想象过去的苦难或远方的惨剧并不容易，但我们必须保持警觉，感受那份我们无法想象的恐惧。一旦失去这份警觉，冷嘲热讽的声音就会四起，将这艘载着我们的小船引向毁灭的深渊。这是普里莫·莱维留给我们的警告。（《这是不是个人》韩文版后记）
这则警告写于2006 年。那年韩国人均GDP首次突破2万美元，民主化改革取得长足进步，前一年卢武铉政府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整个社会正从战争与暴力创伤中恢复元气，乐观地迈向未来。正是在这种气氛下，第二年夏天，少女时代的《再次相逢的世界》问世了。这首表达不惧未来、勇往直前的流行曲在当时反响平平，如今已被誉为“最伟大的出道曲”。
徐京植的《流散者纪行》跳出民族国家视角思考暴力与和平，这本美籍韩裔学者Eleana J. Kim的《与自然和解：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生态纪行》则走得更远，涉及本体论的转向。这部基于2011年至2016年间作者对朝韩非军事区（DMZ）田野调查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不以人为中心，我们能否/如何想象和平？
人们常将半岛南北的分界称作三八线，其实那不过是一条仅具地理与历史意义的抽象纬度线，实际横亘在南北之间的界线是非军事区（DMZ），那是一条横跨整个半岛宽4公里、长约250公里的狭长地带。作为朝鲜战争悬而未决的象征性遗址，DMZ是南北间的缓冲地带，颇似朝鲜半岛在冷战期间及后冷战全球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尽管称“非军事区”，这里却是世界上军事防御最严密的地区之一，以北驻扎着100万名朝鲜军队，以南驻扎着超过60万名韩国军队，内部仅南方一侧就掩埋了超过100万枚地雷。
韩江曾在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如此描述对DMZ的感受：
有时感觉非军事区就像海洋。好像我们不是住在一个半岛上，而是住在一个岛上。这种奇怪的情况已经持续了60年，韩国人已经不情愿地适应了这种紧绷感和淡漠与紧张兼具的矛盾情绪。（《战争阴影下，一个个脆弱清白的生命》）
将DMZ比作将韩国隔绝于北方大陆的海洋，在这一点上，韩江的想象力显得异常贫乏，并未超过普通人更多。一如我们对战争、暴力、和平、和解的想象力，从来都习惯围着人类的中心打转。
《与自然和解》一书中的DMZ，是战争与生态意外并存的特殊空间，也一个训练跳出人类中心思维的思想实验场。DMZ是世界上最危险、地缘政治最敏感的地带，也是罕见的多样性生物的栖息地。作为战争意外的副产品，高度军事化空间，反而使其成为地球上仅存不多的濒危物种最后的避难栖息之所。在遍布铁丝网与地雷的两侧，一侧是因燃料短缺而光秃的山脉，一侧则是密集的现代化建筑——人类视角下鲜明对立的贫困与发展，在DMZ内“生态难民”的眼中，实则并无二致。
DMZ的生态特殊性与悖论性，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民族分裂的怀旧感伤及对自然原始的浪漫憧憬，这种感性被纳入由国家与资本主导的DMZ空间叙事，将DMZ塑造为“大韩民国第一旅游品牌”。柏林墙倒塌后，DMZ成为了全球绝无仅有的冷战博物馆。各国游客被引导进入军事禁区边缘，体验窥探禁忌的快感，从而获得一种可控的恐惧体验，仿佛置身游乐园的惊险项目。进入21世纪后，自然生态又在冷战的残酷美学之上涂抹了一层绿色明亮的和平色彩，相关的生态研究课程也成为韩国中产家庭学生包装留学文书的绝佳履历。
一面是明晃晃地展示鲜活的冷战现场，挑起并贩卖战争想象，一面又用“绿色自然”淡化麻醉对战争想象的不适。本书尤为警惕这一由国家与资本主导下对DMZ生态的政治化与商品化，为此，作者通过深描DMZ的三大自然要素——水、天空与土地（分别以池塘、鸟、地雷三个极简的章节标题呈现），试图探索从自然出发想象新的和平的可能性。其中，私以为写得最精彩的是第三章《鸟》，以两代父子鸟类学家的传奇故事开篇。
1887年出生的元洪九，是近代朝鲜最知名的鸟类学家，他最小的儿子名叫元炳旿，1929年生于开城，自幼耳濡目染继承了父亲对鸟类的热爱。朝鲜战争爆发后，刚完成农业学业的炳旿与兄弟南下，在战火中与留守北方的父母和姐妹失联而天各一方。战后，元炳旿重拾对鸟类学的热爱，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成为了韩国首屈一指的鸟类学家。
直到1965年，一只编号C7655的北椋鸟意外地穿透冷战铁幕——这只两年前在汉城被元炳旿环志的候鸟，竟在平壤被父亲元洪九捕获。元洪九见鸟的脚环上刻着Japan字样，而北椋鸟的迁徙范围仅限朝鲜半岛，这激起了老科学家的兴趣，于是辗转通过莫斯科致信日本鸟类研究所查询环志记录，方知环志者竟是失联十五年的骨肉！据说仅0.26%的环志鸟可被回收，而同一只鸟被儿子环志，被父亲回收，堪称奇迹。
对黑脸琵鹭的研究也成为了维系父子的隐秘纽带。1966年，元炳旿发表报告称未能在韩国找到该鸟的繁殖地，同年元洪九便在朝鲜自然期刊发表文章，详述北方黑脸琵鹭的生态，并特别引用了“韩国学者元炳旿” 三年前在ICBP报告中的保护倡议——当年初读这份英文报告时，因姓名拼写元洪九未能确认作者身份，真相明朗后，老父亲在论文结尾写下了一段含蓄深情的文字：
“韩国的这种状况引起了朝鲜生物学家的关注。我真诚希望朝韩学者之间建立合作，以保护野生生物及其栖息地，并定期交流我国珍稀物种的信息”。
在元氏父子的隐秘合作下，韩国于1968年将黑脸琵鹭列为国家天然纪念物，DMZ也成为这一全球濒危物种硕果仅存的繁殖区。元炳旿曾喟叹：“我无比羡慕那些可以自由穿越分裂之墙的鸟儿。”但直到2002年，他才获得韩国政府许可前往北方探访，而父母早已在30多年前去世，他们至死一直珍藏着那枚北椋鸟的脚环。
纪念邮票右侧为元洪九博士肖像，左下方为那枚铝制脚环的复刻图案，写道：“飞向元洪九博士的鸟”。
读至此，我已泪流满面，尔后才意识到已落入作者的叙事“诡计”。作者很快便将读者从人类中心的感伤中捞出，冷静地提醒道，沦为故事配角的那只编号C7655的北椋鸟，实则并未真正超越地缘政治，而也深深嵌入在一个军事化的跨国知识生产网络之中。鸟儿被浪漫化地赋予了一种超越分裂的自由象征，但其生存实则依赖于朝鲜半岛的分裂——那些因军事化而得以维持的栖息地，使它们免受资本主义开发的侵蚀，其迁徙路径亦无时无刻不受人类活动的直接影响。
提起鸟，我无法不联想到去年12 月 29 日韩国客机着陆时撞墙致179人遇难的悲剧，据说鸟类撞击是导致这次空难的重要原因。有环保人士质疑这与务安机场的选址不当有关，因机场周边13公里范围内有4个冬季候鸟栖息地。有人则以仁川机场为例反驳：“鸟击怎么没有发生在仁川机场？”上世纪 90 年代末建设竣工的仁川机场，在黄海滩涂上大规模填海造地而成。黄海滩涂是地球上最广阔的滩涂之一，曾被称为“鸟类天堂”，许多当地人仍然保留着当年飞鸟遮天蔽日的记忆。仁川机场的安全背后发生了什么？
在这本书中，鸟类学家李基燮博士提及，冷战结束后的90 年代末，黑脸琵鹭突然从半岛西海岸的常规繁殖地集体消失了。他推测，这与某种重大干扰有关。当时正值朝鲜“苦难行军”的大饥荒时期，饥饿的居民可能从黑脸琵鹭及其他鸟类巢穴中偷取鸟蛋，在黑市出售或食用；韩国则正值金融危机前大动土木的经济繁荣期——正是贫穷与繁荣，携手造成了黑脸琵鹭的消失。
被想象为“世外桃源”的DMZ及其相关传奇故事中，并不蕴藏着疗愈现代性弊病的解药，因其本身就是现代性弊病的遗迹，它的生态奇迹只是短暂地建立在战争与和平悖论的平衡之下。对朝鲜半岛而言，战争与统一，无论哪一个先到来，都会迅速摧毁这一脆弱的平衡，一如疫情结束后我们记忆中迅速被抹去的外滩杂草，以及高架桥上奔跑的野猪。
我们何时能学会超越自身，去想象一种不仅属于人类的自由？
最后，让这篇阅读札记以书中的一幅画收尾吧。历经拿破仑战争和西班牙内战创伤的戈雅，在晚年身心俱疲之际，创作了这幅《械斗》。画面中，两名男子正用棍棒激烈互殴，浑然不觉脚下的泥泞沼泽已没过膝盖，正慢慢吞噬一切徒劳的缠斗。
作者简介
周晓蕾，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朝鲜语系副教授，著有《朝鲜殖民地知识人与“混沌”中国》（韩文）、《韩国：近代转型、民族认同与社会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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