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长起来的学术团体，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影响深远，学问传承延续至今。与之形成对应的日本市民社会派虽然也曾在战后日本的社会科学界盛极一时，却未能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开枝散叶，其原因何在？本文的作者山之内靖试图从“日本的哈贝马斯”——大河内一男与哈贝马斯的学问发展的异同中来回答这一问题。大河内一男的社会政策研究中虽然蕴含着批判官僚体制独善性、精神主义的合理性，但其研究目的在于对总力战体制的证成。战后，大河内一男的学术大多为其战时研究的重复甚或后退。对于总力战体制的深入研究虽然使得他具备了部分超越哈贝马斯的可能性，但战时遗产的两义性使得他丧失了进一步发展出社会批判理论的可能。
《毒气》描绘了一战期间受芥子气袭击的场景：一队受伤的士兵走向更衣站。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首场总体性战争。一战战场上不仅投入了毒气、坦克等新式武器，还将女性与青少年动员起来支持战争，并实行粮食配给制与征兵制以统制国民生活。这样一种举国一致体制的产生一方面造成了沉重的战争灾难，另一方面则为社会提供了根本性变革的契机，可以说，二战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日本的市民社会派知识分子对于公民社会的研究都与战时的总体战体制存在密切关系。
战时遗产及其两义性
[日]山之内靖 作
李梁 译
一、“近代的超克”与市民社会派
迎来战败的1945年之后，市民社会派曾是领导日本社会科学的有力学派。诸如大塚久雄的《近代欧洲经济史序说》（1946年）、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川岛武宜的《所有权法的理论》（1949年）、高岛善哉的《作为经济社会学者的斯密与李斯特》（1953年）、内田义彦的《经济学之诞生》（1953年）、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1952年）等一系列的著作，对战后开始学习社会科学的世代来说，简直就是辉煌的金字塔。作为本文主要考察对象的大河内一男，即为代表此一潮流的研究者之一。
经济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63年任东京大学校长，68年因大学纷争而辞职。著有《德意志社会政策思想史》（1936）、《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1940）、《社会政策》（1949~50）等。
这一学派的特点，或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理论性遗产，虽说延伸了点缀昭和初期的那场资本主义争论，但却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亚当·斯密的市民社会论这一完全不同的方法论立场，而将上述那场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心的论争相对化、多样化。由此之故，在阶级及再生产结构这类马克思的概念之外，诸如时代精神、身份状况，或者道德情感、分工关系，甚而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官僚制，等等众多的方法性视域受到广泛运用。
第二，虽然主要承继了日本资本主义争论中讲座派的方法途径，但对讲座派为表现日本资本主义独特的结构性倾斜现象而援用的“半封建制”，试图更严密地来把握其规定的意涵。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方式，大多限定于诸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构成以及阶级关系这些经济领域的基础之上。而韦伯以及斯密的方法，却得以从诸如主观、伦理以及习惯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乃至日常性行为的领域等方面来重新审视“半封建制”的意涵。值得强调的是，从意识形态以及日常性行为方面来考察的途径一旦打通，特别是在国家论的领域，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经济学的考察即为可能。
在此意义上的最大成果，即为丸山真男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1957年）。其中提示的天皇制论——内中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的天皇制式的权威主义（左翼天皇制、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极为出色地剖示了在深层结构上规定日本人行动方式的、无意识的习惯性特征。作为此成果之一，我们或许可以举出丸山的“压抑的委让”这一论点。就是说，日本社会中受到压抑的大众，在为侵略亚洲张目时，原封不动地将自己所受到的压抑委让给了亚洲的民众。
川岛的著作《日本社会的家族构成》（1948年），对这点也贡献颇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大多视国家论属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因此，往往倾向于将其视作经济基础的思想性反映。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及日常性行为本身便不在考察对象之内，一切由经济的逻辑来决定了。市民社会派的功绩，乃在于冲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乃至经济还原主义的局限，开辟了一条多元性考察的途径。大塚所谓“复眼的思考”（《社会科学的方法》，1966年），即为此指。
不难看出，市民派的诸功绩虽说是日本的内在性成果，却与例如意大利的葛兰西的霸权论极为相似，也与德国那群犹太裔知识分子，即集结了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艾利希·佛洛姆等的法兰克福学派有着知性上的亲缘关系。
然而，尽管这么说，暂且不论葛兰西，市民派的方法却在某一点上，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即在方法论上，法兰克福学派不仅熔铸了马克思与韦伯，而且自始就包含了弗洛伊德以及尼采的视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7年）中这样诘问道：“何以本应步入真正的人的状态之中的人类，反而会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1956年），则通过弗洛伊德的方法，透视了现代文明中超自我对自然的压抑。
不可否定的是，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市民社会派在展望近代世界的走向上，赋予了远为乐观的色调。而法兰克福学派，尽管是西欧近代启蒙理性冲破神话性世界观的产物，却能对自我的再神话化而警钟长鸣。
相反，市民社会派则汲汲于强调西欧近代的启蒙理性未能贯彻于日本近代化的侧面。如果说，近代理性的形式化反而转化为压抑理性本身乃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提示的问题的话；市民社会派则将近代理性理念化，并揭示为普遍实达的目标。
尽管内容上颇多雷同，但对近代理性的基本姿态的根本相异，却极大地左右了两学派其后的命运。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哈贝马斯，在继承第一代的近代工具理性批判这一基本命题的基础上，完成了《交换行为的理论》（1981年）。哈贝马斯重新构筑了第一代的工具理性批判的方法视点，通过导入语言论、系统论等方法而使之升华为功能性理性批判。
德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出生于杜塞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由于其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此相对，市民社会派却未能产生出堪称第二代的理论潮流。其中的一部分人，虽然汲汲于从海外输入调整学派Regulation（1970年代后半以降，主要产生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派。——译注）这一新的理论动向，然而这却恰恰暴露了市民社会派理论上的苍白无力。
不难想象，如果不重新觉悟自身背负的这一局限性，市民社会派的传统便难以再获新生。现今若要重新评价市民社会派，则须返回到其生成的原点，仔细地探讨其理论形成的最初出发点，究竟抱有怎样的问题意识。在面对近代理性的姿态上，市民社会派的立场何以如此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异？而这种相异又是由怎样的因素造成的呢？
在此，我们所遭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经验。毋庸说，日本的市民社会派在基本经验上，显然不同于属于为最残酷命运所捉弄的犹太人集团的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法兰克福学派将他们作为犹太人的特异的基本经验，成功地升华结晶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设问，而今这一设问，则为非犹太人出身的哈贝马斯所继承、发展。假如说，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们设定了唯有犹太人才能共有的问题意识的话，则其自然不可能由非犹太人来继承；同样，作为提示了对现代社会批判性认识方法的先端性潮流，法兰克福学派也不可能获得如此广泛的瞩目。
与此相反，在日本，是否真的就不具备形成足以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抗衡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呢？在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即便是市民社会派的人们，难道不也或多或少具有与法兰克福学派相通的体验么？这也就是说，近代西欧孕育的文明业已碰壁，如果不突破这一壁障，时代便无法前进。在这一认识上，即使市民社会派在其出发点上，不也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共有类似的——至少在部分上——观点么？导致市民社会派的出发点接近法兰克福学派的条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世界史性的事件。
我们有必要再度确认的是，市民社会派的出发点是正值二战期间这一事实。他们无例外地都是在二战所必然导致的总动员体制之中度过了青春时期。他们被毋庸置疑地置身于人类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从未经验过的、全新的事态之中，因而拼命地思索了这一事态的含义。在这点上，他们所处的状况，既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更与参加所谓“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文学界》1942年9—10月）的知识分子不无共同之处。日本资本主义争论如若未因思想镇压而停止，或遭系狱的话，在面临或被迫保持沉默，或不得不以某种形式而服务于战时动员体制的命运之际，日本的知识分子几乎已经不存在任何自由选择的余地了。
因此，有必要从总动员战体制（总力战）这一世界性的共通体验的角度，来探索不得不在战时动员体制中度过了青春期的市民社会派的思想形成。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们，也曾因躲避纳粹的迫害而逃往美国，并以某种形式，在那儿参与了反法西斯的总动员战体制。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还有马尔库塞都依据这一经历，觉察到不仅纳粹德国，连美利坚合众国也在向某种形式的全体主义体制移行。汉娜·阿伦特也不例外。
如果不超越近代，移进到一种迄今未得知的全新阶段，则无法从近代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在不得不作如此结论上，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还是参加“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日本知识分子都几无二致。
然而，正如竹内好指出的那样，聚集在“超克近代”座谈会周围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实际上非常复杂多歧。其中既有林房雄、龟井胜一郎那种主张通过重返日本固有的精神传统而超越近代的、反动的浪漫主义，也有深受西田哲学的影响而构思世界史哲学的京都学派。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体验为精神源泉，试图以彻底地顺应近代而一举超越之的小林秀雄的立场，也属于其中之一。此外，虽然同样深受西田哲学的影响，却在自然科学史研究领域卓有创获的下村寅太郎，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即，相应于到达了一个全新水平的技术，非重新铸造一种全新的人类类型不可，舍此别无出路。可以说，下村的主张，并非怀古性地回归过去的传统，而是指向为超越近代这一通往未来学方向的。
此为战时出版的《近代的超克》（创元社，1943）的复刻版，并附有竹内好的同名论文。
若是比照聚集在“超克近代”周遭的人们，大河内一男的情形，可以说与下村的上述主张有着极为相似的轨迹。在大河内的场合，作为市民社会派一员的近代主义，是朝向超越近代这一超近代方向的。发表了《德意志社会政策思想史》（1936年）这一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一流作品后，在1937年爆发中日战争的状况之中，这一方向得以逐渐形成。
在大河内的场合，对近代的怀疑，即蕴含了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怀疑——也就是说，对作为理应担负社会主义变革主体的工人阶级的怀疑。因此，近代的挫折，他即自觉为马克思主义的挫折。参与筹划总动员战体制下的昭和研究会，并作为一名年轻的领导而在其中精力旺盛地活动，即是在经历上述那种曲折中而作的一个决断。
一般认为，与经历相似，并在昭和研究会中起到理论性支柱作用的三木清的交流，为大河内的这一决断提供了哲学性根据。这样一来，三木哲学背后的海德格尔、胡塞尔的思想潮流，虽然是间接地，也传给了大河内。大河内通过三木哲学的中介，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们一样接触到了《欧洲诸科学的危机》（胡塞尔）。
因此，对大河内来说，在体验战时动员体制的同时，近代主义便开始具有了一种接近近代的超克的意味。集大河内一身而彰显出的这一倾向，在市民社会派的其他成员身上，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得出来。在探讨战后市民社会派迄至60年代的巨大影响力，何以随着70年代的来临而潮水般地消退的原因时，此点的探明非常重要。在战后，市民社会派未能发展其自始便蕴涵于自身内部的“超克近代”的契机。
历史学者。曾任东京大学、法政大学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专长为英国经济史，其历史学方法将马克思经济学与韦伯社会学相揉合，自成一派，一般称“大塚史学”，与政治学者丸山真男的“丸山政治学”并称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性学说。同为“大塚学派”的东京大学学者，有德国经济史学者松田智雄与法国经济史学者高桥幸八郎等人，他们在提携后进之余引领战了后日本经济史学的方向。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像大塚久雄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马克斯·韦伯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那样，将这一被遗忘了的、处于未发状态的契机一气揭示出来的事例。但这不仅太迟，而且并非首尾一致。而将大塚的欲言又止痛快淋漓地揭示出来了的、内田义彦的可谓留给后世遗书的最终讲义（1982年12月，专修大学经济学部），则揭示了如欲继承市民社会派的遗产，现在应当做什么。本论即是沿着内田遗言的精神而展开的。发掘蕴涵于市民社会派中“超克近代”的未发的契机，进而将其升华为现代社会的批判性考察，此即本稿的课题。
二、战时动员体制与“第三条道路”
大河内一男作为研究者的生涯，始自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参加讲授社会政策学的河合荣治郎的讨论班（1929年）。如所周知，与河合的师弟关系，其后在围绕河合的东大退职（1939年）时的态度抉择而终致决裂。然而，尽管如此，获得河合这一特立独行者的知遇，可以说对作为研究者的大河内一生，给予了无法估价的影响。
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并开设社会政策讲座。从彻底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提倡以人格主义和议会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亦反对马克思主义。1938年10月其《法西斯主义批判》等著作遭禁刊。翌年被停教职，并以“违反出版法”受审，1941年被判有罪（史称“河合荣治郎事件”）。另著有《格林思想体系》《社会政策原理》《社会思想史研究》等。后刊有《河合荣治郎全集》。
河合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专业毕业后，即成了一名农商部的行政官僚。他以当时刚刚公布的日本最初的“工厂法”为武器，立志做一名改革派行政官，并自愿任职为工厂副监督官。1919年，河合被破格擢升为农商部参事官，参与草拟第一次ILO国际会议的日本政府案，终因与上司意见相左而辞职。当时，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辞官之际》的痛批官僚体制的文章。
其后，即在1920年，河合受聘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摇身一变为研究者，从而开始持续不断地从事研究关乎时代核心问题的课题，并接连发表了《劳动问题研究》（1920年）、《社会思想史研究》（1924年）、《托马斯·希尔·格林的思想体系》（1930年）、《社会政策原理》（1931年）、《法西斯主义批判》（1934年）以及《时局与自由主义》（1937年）等广受瞩目的著作。
河合的这种精力旺盛的研究活动也好，或其对现实政治的积极的发言也好，无不原封不动地为大河内所蹈袭。在此，值得注目的是，作为置身学术界顶峰的学者的活动，与中央官厅的政策立案以及行政活动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开始了难以分割的交流关系。顺便提一笔，这一时期，许多优秀的人才从官厅界转移到了学界。大内兵卫、森户辰男、舞出长五郎、丝井靖之从财政部转到东大经济学部，田中耕太郎、南原繁、高木八尺等也辞官进入了法学部。
这一事实，一方面是对应超越议会政治框架的、行政官厅的积极的活动。从来，在地方政治方面，传统上是由名家望族起枢要作用；而在中央政界，则由这类名家望族作为政党代议士来决定国家政策的方向。或许可以说，大正民主即是依据于这种名家望族的支配结构的吧。
然而，由于受一战以及俄国革命的影响，更因战后萧条以及1929年的大恐慌，奠基于这种名家望族支配之上的大正民主机构，却陷入了功能不全之中。大米骚动（1918年）、关东大地震（1923年）等宣告时代转变的征兆暴露无遗。城市的工运、农村的佃农争议，都导致从来的名家望族的支配结构发生裂变。而在农村里，在发挥政治性领导作用上，甚至萌发了佃农贫农层抬头的特异事态。
至此，国家行政介入到地方行政末端，开始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议会政治的机能不全，以及代之而起的行政国家的抬头，都促进了与之相应的新型的行政官僚的出现。而对这些新型官僚来说，首先必须逾越的关门，即行政官僚的身份保障。占议会多数的政党每因选举而交替时，从各县（省）的知事（省长）到高级官僚都不得不被轮替这一猎官体制，不仅导致官僚身份不安定，而且严重制约了行政的机动性和一贯性。因此，由于志在建设日本型行政国家的新官僚阶层的运动，终于由1932年的“5·15事件”后成立的斋藤“举国一致”内阁，颁布了文官分限令修正令，从而实现了行政官僚脱离政党支配的目的。
文官分限令的修正，不外是谋求由中央官厅来集中并计划性地控制国家行政运作运动的一个顶点。这一系列的动向，在为国家行政提供一贯性根据，以及寻求世界观的正当性方面，对大学学界的合作要求自然是有增无减。对行政国家的官僚层来说，河合荣治郎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河合之所以在昭和十年前后得以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盖因其资质和经历极为吻合了时代要求的缘故。
作为河合门下的俊英，大河内背负了继承河合之后的荣光与宿命。然而，自从其最初的论文《通过概念构成看社会政策的变迁》以后，大河内的社会政策论，便已在方法论上与乃师河合大异其趣。如果说，河合思想上的据点是代表理想主义的托马斯·希尔·格林的话，大河内则自始便基本上依据于马克思。对河合来说，大河内无疑既是值得骄傲的弟子，同时又是令人敬畏的竞争对手。肇始于不公正地被迫从东大退职的河合与大河内的诀别，即是以上述时代背景为舞台而上演的一场爱憎剧。
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英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先驱。生于约克郡伯尔的牧师家庭。1855年入牛津巴利奥尔学院学习。1862年留校任教，主讲过历史、哲学和《新约全书》等课程。1865～66年兼任普通教育调查委员。1876年当选为牛津市参议议员。1878年任牛津大学怀特讲座伦理哲学教授，主要讲授道德哲学，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河合与大河内之间，横亘着一种客观性条件的推移变化，此即伴随时代的急转直下而出现的社会性角色变动的事实。河合在农商部时代曾获留学美国的机会（1918年8月—1919年5月），在那儿他曾深受一本著作的影响，即戴雪的《19世纪英国法律与舆论的关系》。通过此书，河合懂得了19世纪英国的立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托利主义时代；第二时期为边沁主义改革的时代；第三时期则为团体主义的时代。河合在这里，认识到自己曾以为自由主义仅仅指经济性自由主义的谬误，醒悟到作为自由主义母国的英国，业已进入大众化时代。英国并在与此大众化抬头的同时，迈入了行政国家的阶段。当然，对河合来说，引导大众化时代的思想性平台，始终必须是理想主义。托马斯·希尔·格林的社会哲学，成为他这一立场坚定不移的支柱。在此意义上，尽管认识到大正民主的机能不全，并将行政国家的登场视为时代的要求，但河合依然以大正民主的嫡出而自居。因而，其社会政策论自然属于理想主义的谱系。
与此相对，大河内在方法论的据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们引发的日本资本主义争论。因此，大河内严厉批判了以理想主义原理来对置经济理论的二元主义方法。的确，在大河内的场合，也开始重视国家的作用，但即便如此，那也始终应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性逻辑中推导出的事态。国家并非立于经济的外部来给经济注入理念的场所，而是控制伴随个别资本行动而必然产生的非合理性的机构，是代表社会性总资本的利害场所。所谓社会政策，绝不可能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替代个别资本非合理性的、社会性总资本的合理性所在的资本主义内在性功能。因此，在超越了河合的理想主义，并立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的大河内的场合，自始便觉悟到了社会政策所能从事的内容，是具有历史性局限的。
在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立场的大河内看来，一战以后出现的欧洲政治局势，已经彰显了社会政策的这种局限性。纳粹德国的登场，即不外是社会政策局限性的证明。这样，在面对社会政策到达极限这一事态，即“社会政策的危机”之际，战前大河内的社会政策论，势必具有了为未来的可能性投石探路的性质。例如战前他在昭和研究会提示“第三条道路”可能性的行为，即是作为这一角色存在而对了然于心的时代状况的应对策。作为总资本的国家的合理性，业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最后重点，怀抱这一认识的大河内，更要面临人类历史迄未经验过的总动员战这一事态。总动员战这一异常的动员体制，或许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为合理性带来哪怕丁点的进步。基于这一极为微妙判断的大河内，却作为行政国家的理论家，准备参与到将乃师河合作为反国家分子而揪上法庭的总动员战体制之中。假如说，河合的抉择，是对应在大正民主的延长线上出现的新官僚的话；大河内的抉择，则是因应日本型法西斯主义的革新官僚的结果。
由于经过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起点，大河内的方法当初旨在激烈地否定理想主义。也由于此故，大河内在面对试图重返日本精神源流的保守的精神主义时，一贯表现了毫不妥协的反抗姿态，始终坚持了合理主义的立场。不过，不久以后，大河内开始积极地尝试在经济的逻辑之中，导入伦理性主体的契机。为了战时体制，不仅经济上的各种资源，精神上的各种资源的动员，作为新的课题而编入了大河内的研究计划之中了。
战争时期大河内的活动，可以1938年为界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第一期——1931年至1937年
在以《通过概念构成看社会政策的变迁》（一、二，1931、1932年）、《德意志社会政策思想史》（1936年）、《社会政策的形而上学——评爱德华特·海曼的社会政策论》（1937年）、《社会政策的日本性形态》（1937年）、《资本积蓄与社会立法》（1937年）等为代表的前期诸论考中，可以看到基于马克思方法的社会政策论的展开。社会政策既非以经济因素外的理想及伦理来介入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东西，亦非由资本主义外部的新主体——工人阶级的运动而高擎的改革理念制度化的产物，而无非是克服个别资本的非合理性、试图保全资本主义整体循环的国家总资本及社会总资本的政策。不错，作为结果，社会政策在实现工人的“自由与劳动的尊严”这一点上有一定的贡献。然而这种贡献，却并非来自作为政策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原本的主观性意图，只不过是一个未能意想到的客观性结果而已。
在大河内看来，魏玛时代的阶级调和性社会国家，不外是一种暂时性的样态。纳粹的登场，暴露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政策的局限。纳粹捣毁了工会，却保护了保守的旧中间阶层。
这一时期的大河内，汲取了日本资本主义争论中，尤其是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1934年）的成果，阐述了其独特的日本型社会政策。一般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军事性格，使得日本型社会政策所具有的问题性变得更为深刻。
1938年初，大河内为风早八十二的《劳动理论与政策》写了篇书评，发表在《帝国大学新闻》（1月23日）。风早与大河内是同样活跃在昭和研究会劳动问题研究会的同志。风早先于此书出版的《日本社会政策史》（1937年），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日本社会政策，从中发现了独特的日本型，可说是一本点缀了日本资本主义争论最后时期的杰作。
昭和时期法学家、律师。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27年任九州帝国大学教授。因三・一五事件被大学驱逐，1932年加入日共，1949年成为众议院议员，后成为律师。著作有《日本社会策略史》《劳动的理论与政策》等。
然而在《劳动理论与政策》书中，却出现与此异质的论调。风早认为，由于中日战争这一新形势，知识分子被迫在下述三种态度的设定中任选其一。
第一种是，“转身而为官僚机构的成员之一”的立场；
第二种是，保持“拱手旁观”的态度；
此外，还存在“第三条道路”。即“决心与战场的勇士一样，知识阶层也有可能作为国民的有力的批判性因素，来发挥其独自的积极作用。以科学之光照亮时局中的种种矛盾，以期在难局中获得长足的进步”。
在这里，风早放弃了作为全面地与体制保持距离的、冷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性立场，现在却站在战时体制的合理性运营的观点上，俨然要以一位扬鞭激励官僚体制保守性的积极的参与者自居。
大河内之所以要为这样一本书写书评，正是由于他自身也发生了与风早同样的方向性转换的缘故。大河内在书评中这样写道：“战时体制的展开，当然要求加强对劳动的统制。然而，这一方面须在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另一方面则须在劳动科学的实际成果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劳动统制中常见的那种精神主义以及官僚独善的危险性，正是由于不具备这种科学性基础的缘故。”单纯的精神主义以及官僚的独善将危害日本的命运。因此，为抗衡这种倾向，则须以科学为旗帜而积极地参与到战时体制的合理性运营之中。1938年以后的大河内作了如此决断。
作为昭和研究会的分科会而设置劳动问题研究会，是在1939年2月的事情。大河内作为主要成员之一而参与其中，在同年9月公开发行的《我国长期建设时期的劳动政策》里，执笔撰写了《长期建设时期我国劳动政策的基本动向》，其中引人注目之处是，“事变和长期经济建设的必要性，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我国劳动政策有必要乘此机会，一举解决迄今为止一直为体制所阻碍的劳动力的保护、提高以及培养等问题。此乃一扫日本传统性低工资劳力的疲敝性，使之趋于健全化的绝佳之机”。大河内以为，在战时动员体制之中，未来性社会政策的登场亮相在此地日本也即将成为现实，并试图在与这一现实的实践性的关联中，来确立自己议论的正当性。
本书对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的行动轨迹做出了考察。于1936年11月成立的昭和研究会对新制度运动产生了思想上的影响。它是由后藤龙之介创立的，其成员包括贺屋兴宣、风见章、蜡山政道、笠信太郎、尾崎秀实、三木清等新官僚和“转向”的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从事国家政策研究。
在收于《战时社会政策论》的《战时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初载《经济学论集》1939年7月）一文中，由于认为从来的社会政策论业已完全适应不了战时社会政策的展开，因而被毫不留恋地弃置一旁。第一，他列举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精神性价值体现者的人被商品化，从而对之加以伦理性批判的立场。认为基于这种观点的社会政策论，由于缺乏内在于经济的逻辑，因而始终停留在从经济的外部来对经济加以批判的立场。第二，他列举了社会民主主义者从阶级斗争中寻求社会政策的本质的主张。
在这里，社会政策被理解为是在相对立的两个阶级的社会性力量达到势均力敌时的一种均衡的制度化的产物。即便在这里，社会政策依然被理解为是一种外在于经济机构的东西。“这种对社会政策与经济机构的内在性的、机构性的关联熟视无睹的理论，固然无从理解战时经济的发展究竟要求怎样的社会政策，因而当然也就无法回答战争究竟与社会政策有着怎样的内在性关联的问题。（站在这些立场来看）战争并不带来社会政策，毋宁说恰恰带来与之相反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最后结论。”对此，大河内提示了他的下述纲要。“战争通过经济体制向战时体制的转换而强有力地推进社会政策。平时经济需旷日持久才得以实现的社会政策，却由于须迅速地转向战时经济体制而得以在极短的期间实现。”
那么，如果站在经济机构的内部来定位社会政策，进而论证其在战时体制中的必要性的话，则我们将会看到哪些论点呢？
第一，社会政策并非是一种惩罚个别企业，以及救济作为个人的工人的东西，归根结底是一种作为“经济机构再生产的条件之一”而必需的、基于这种立场来推动劳动力商品的社会性保护的产物。换言之，作为生产因素的人的劳动，并非是在作为个人所从事的活动，而是唯有在被视为商品而社会化时，社会政策才能作为一种社会性行为而登场。在此，“工人被视为产业界全体的劳动力，既非被看作值得怜悯的受保护者，也非经济机构的反抗者”。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场合，“劳动力”并非是在身份上隶属于某一个人，而是相应于生产的社会化，“劳动力”也成为了一种社会性存在，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问题“并不在声言由于现在的机构是营利经济，所以才难以实施对‘劳动力’的照顾这一点上，而是相反，即便是在营利经济的结构中，正因须稳便顺当地继续这一机构（反而由于这种营利经济的机构本身），对‘劳动力’的全社会性的合理性照顾势在必然”）。大河内基于经济机构的全体性再生产的立场，认为唯有从此角度来理解社会政策，即使针对战时经济体制，也能够为其社会政策的必然性找到根据。
这一认识在下面一点上值得瞩目。在此，个人以及个别企业这些独立的主体，都被摈弃于社会科学的对象之外；工人，或个别企业，都被放入“社会性再生产的总体及其循环这一全体性运作”中来定位。同样，倘若大河内来论述资本的话，他的理解大概不出以下的论断。即在他看来，作为个人的资本家销声匿迹，资本仅仅是“作为经济循环总体运作中一环的资本”。虽说是基于社会政策这一有限的观点，但大河内已经认识到此点。这显示了被视为近代主义者的大河内的认识，其实已经脱离开了构成近代原点的个人，而选择了全社会性系统的立场。基于这种认识，个人也好，企业也好，统统都归属于系统运作的整体，并承担其功能之一。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业已不再是个人以及企业，而是针对作为一个系统的经济社会全体的运行。社会政策即是为了调顺作为一个系统的经济社会全体的运行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为此，大河内采用“社会性总资本的合理性”这一概念，来描述作为系统的经济社会全体性运行的情形。一旦站在这一立场，则单纯个人或个别企业的活动，反而被看作为体现非合理性的东西了。
如此，大河内的社会政策论便自然内涵着一种向系统论展开的萌芽。在战后未能使这一萌芽茁壮成长，此即大河内以及市民社会派遭受挫折的根据之一。市民社会派缺乏这样一种努力，即一旦接受了系统论的立场，则彻底依据其观点来尝试重新构筑社会科学的努力。只有付出了这种努力之后，才能在系统社会中，显示作为独立而为的批判者的新的可能性。
第二，强调社会政策的课题，并非仅仅在于维护经济社会的单纯再生产，而是在于维护不断自我革新的扩大再生产。然而，所谓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扩大再生产，“并非仅仅是意味其总量的扩张，而是意味伴随着各个产业部门的质量的高度化而出现的诸产业部门之间的结构本身的高度化。而这种生产手段的精密化以及生产技术的高度化，则自然而然会在比例上，相对于轻工业来说，加大了重工业、化学工业的比重。在此形势下，产业劳动力也不得不在素质条件上接受新的要求”。这个问题，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提高劳动效率这类单纯的个别资本性的、劳动管理性的视角，而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新的课题，即这样一个国民经济上的课题：“从社会性培养的角度来看，相应于产业技术的高度化，劳动生产性的不断扩大化，以及技术的高速发展，人应不断陶冶自我，以成为一个足以独自掌握这一高度化技术的‘劳动力’。”“保持具备技术上的先见性，以及组织能力的基干劳动力大军”，这才是战时经济中致其死命的最重要课题。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培养造就具有亲自去理解新技术的要求、主动从事高度的学习及研究这种劳动态度的人才，对作为高度工业社会的系统社会来说，这是保证其持久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阿尔伯特·梅鲁契（Alberto Melucci）在其近著《现代的游牧民》（1989年）中，注意到“学习学习行为本身”这一自我回归性（self reflexivity）的重要性，并据此展开了其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考察。大河内也在其《战时社会政策论》中，论述到如果没有具备自我回归性的劳动力人才，高度产业社会就绝不可能顺利地发展其再生产的事实。
米兰大学社会学教授，并教授临床心理学。其关于社会运动和集体身份的著作在文化、心理学和文学社会学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列举的是，经济机构在快速变动期所需的重新配置劳动力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政策的必要性等论点。在战争时期，这种“真正具备配置能力（einsatzfaig）的劳动力”尤为必要。“战时的社会政策，是保护与配置的结合。表面上来看，配置的问题以所谓劳动统制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这种场合，即便如被视为转换期保护设施的失业扶助那样，其实反而是‘配置’‘劳动力’的一种暂定性的消极形态。”
最后，第四个论点是，问题并不仅限于诸如劳动力的保护、教育或配置这类经济机构的内部，“培养工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自主性”这一目的，也是构成社会政策的内容之一。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即工人自身在其组织性存在中，将如何来协助推进战争经济这个问题。在战争初期的短暂时期里，工人的自主性这一因素不为社会政策所重视，而劳动力的保护和配置问题则因其紧迫性而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然而，若从长期维持战争经济的观点来看，“劳动力的积极的协作和理解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因素”。这里所谓劳动力的自主性，并非是转化为阶级斗争能量的那种东西，相反是“在创造产业协力的主体的运动中，因应重新编制经济机构而实施的‘劳动力’保护，尤其是‘配置’的事实，也就是说，作为‘自下而上’地积极地参与协作的推动力而起作用的东西”。在这里，大河内收回了他曾经强调过的那种“主观上拟定的社会政策”（即维持体制）的“客观性的意外结果”（即形成对抗性的社会势力）这一悖论式的逻辑。这究竟是他的本愿呢，抑或是他经过伪装了的转变认识的假面呢？
此第四个问题，构成了前面列举的昭和研究会报告《长期建设时期我国劳动政策的基本动向》的一个主题。此报告主张，形成劳动政策对象的劳动力，既是一种客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
作为客体性存在的工人，不外是作为“工人”的存在，而劳动政策在此则必须以“一种作为顺利发展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来维护、培养产业工人”为目的。在战时的长期建设中，具体地来说有两个中心点：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养成并配置熟练工人，以及科学性地、合理性地维护、培养熟练工。
以作为主体性存在的工人为对象的劳动政策为出发点，在此情形下，并非在仅仅将“工人”视作一种“人力性资源”乃至产业的“工人”，而在将其理解为一种“具备其自身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要求的自主性的力量。”如果把前者看作为经济社会再生产的“经济性”条件的话；后者则是经济社会再生产的“社会性条件”。
然而，劳动政策本来却是应以“劳动大众的客观性身体及其主观上的自律性的均衡性发展”为目标的，但战时体制却导致了此两者之间的失衡现象。
“日中事变后，出于推进战争的目的，在使之意识到了前者问题的必然性的同时，反而滞后了后者问题的合理性解决。”“尊重工人的客观性存在与轻视其主体性的结合，是战时劳动政策的一般性特征。但在一直以彻底的无视维护劳动力以及对其主体性的冷漠为特征的日本经济的场合，虽在第一个问题上，被迫对从来的态度作了反省，但在第二个问题上，却更为加强了从来的态度。
但是，从长远来看，对这种失衡现象的熟视无睹自然难以为继。“一旦事变长期化，长期的经济建设放上了议事日程，理所当然地会渐次意识到工人们有组织的自觉性合作的必要性。”问题在于，“应当如何去创设具备了这种新的大众性基础的经济以及社会文化运动实体的工人阶层的新型组织”。大河内在这里谈到了现有的劳动工会，认为“那种组织性低下的历来的劳动工会运动，不可能有发展的前途”。
那么，如何才能建构起一个协作战时体制的工人的自主性组织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大河内是怎样来论述这个问题的。
至少在目前的经济转换时期，我们所需要的，并非是仅仅产生于组织性薄弱的社会阶层的单独性组织，毋宁说是尽可能包含各社会阶层的多面性组织。在此组织中，工人必须培养各自的自主性，并加强其组织性能力。此外，工人的组织不能单方面地依赖诸如工会、雇主团体、官僚、军方、普通知识阶层等中的任何一方，而须依据上述各方的所谓合力而创设一个足以培养工人自主性的组织。至少须在工人、雇主、官僚这三者之上形成一个特定的组织，并由这些组织的相互协作，转换时期的产业工会才能真正付诸实现。历来，在国家巨大的经营方面既无存在感亦无发言权的工人，通过此一新的组织（把它叫做‘产业报国会’或者什么都行）可以学会掌握其自律性。
从此发言可以看出，大河内的提案是，分别从工人、雇主、官僚这三者中选拔出职能代表者，并通过此三者的合作来创设一个因应战时体制的动员机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将工人的“自主性”乃至“自律性”组织化始终是问题的中心点，而且尽管认为“不可能有发展的前途”，但是劳动工会却被看作为组成这一合作性协议机构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如在美国新政中同样的合作性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市民代表”——尽管仅点了一句“普通知识分子”——的构想，则不现于此。随着与战时社会国家的关联加深，大河内频频用勤劳者来代替工人（劳动者）这一用语，致使市民这一概念与工人重叠，终致无法拥有作为居间调停劳资纷争的第三者评判员的市民这一观点。
从来，大河内的社会政策论，归根到底是作为一种内在于经济逻辑之中的生产政策、生产力政策而构织起来的。因此，工人的主观性因素被视为属于经济之外的伦理性领域的东西，或者说被看作为与社会政策所无法预测的“意外的结果”相关的领域而被排除在考察对象之外。不过，当他自身作为战时动员体制中社会政策的设计者而决断参与其中的现在，却不允许工人的主观性因素依然被排除在外的现状继续下去。而且，正如已经确认的那样，这时的工人已经不再是作为个人的工人，而是作为社会化了的集体性或组织性存在的工人了。而在社会总系统中，如何来为这种作为集体性、组织性存在的工人做功能性定位，正是问题的所在。大河内说道：“雇主一方的劳务管理机关与工人一方的工人教育以及调查机关，由于一方面接受了劳动科学的，另一方面接受了社会科学的教训而终于具备了重要的发言权。对此，官僚在并非单单从‘厚生’政策的角度，而是基于实际的产业、劳动政策性立场来发挥其能量时，不正是在此处，一种既有别于工会的斗争专一主义，也有别于雇主一方家长制式、Herrim Hause式福利主义，也有别于官僚温情脉脉的独善主义的合理而科学性的总动员组织才是可能的么？”
这里谈到的“产业报国会”的构想，实际上在1940年11月成立的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的理念与结构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关于这点，作为今后的课题留待探讨。总之，昭和研究会劳动问题研究会在那以后仍然继续活动着，1940年11月刊发了其第二份报告书《劳动新体制研究》。当时，昭和研究会虽因受佐尔格事件余波的冲击已被迫解散，但在第二份报告书中，核心问题是分析产业报国运动这一点，还是值得留意的。战后，大河内在回顾当时的情形而执笔撰写的《“产业报国会”的前后》一文，内容多是着重强调产业报国运动带来的革新性因素。
1940.11.23
太平洋战争方酣的1943年6月，大河内出版了《斯密与李斯特》一书，副标题是“经济伦理与经济理论”。在迄至1937年的诸论中被排除在考察对象之外的主观性因素，此著中却被正面论及。
新的经济建设正在日新月异，茁壮发展。尽管如此，经济伦理不仅迄未成为足以推进这一发展的主体性力量，经济理论也未能对此一新经济秩序的成熟加以理论性说明。要不就是一味追随现实事态的发展，沉湎于没有积极意义的、低级的批判主义；要不就是将理论的课题极端技术化而藏身于其防风林之中。而经济伦理与经济理论，则像两条平行线一般，彼此毫无交涉地被放置于其上。
但是曾几何时，在将海曼的社会政策论斥为形而上学时，大河内却是站在与此截然相反的立场上的。乍一看上去，社会政策仿佛是从经济外部的理念，伦理性的场所来介入经济的主观性活动的产物。海曼之所以将社会政策理解为“社会理念的现实化，制度化”，乃因他未能看透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本质，将国家视为与资本主义经济保有距离的、超越性的存在所致。海曼未能理解虽说是魏玛时代的国家社会，却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之上才得以产生的，因此其社会政策在本质上，也是朝向维护资本主义体制的这一点。以上是大河内对海曼批判的核心所在。
然而，决意参与战时动员体制的合理性设计的大河内，现在却力陈在战时社会国家的体制里，须让活生生的理念，伦理占据经济活动的中心。即被视为位于经济外部的伦理，现在却必须放入经济的内部之中。为使这种经济伦理的换位成为可能，须有一个国家论上的飞跃。从来，经济伦理往往是“与经济理论的方向毫不相关地罗列道德规范，强调经济道义”。在那里，“宛如经济伦理是‘从外面’加于经济生活之中的某种东西一样”。“然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必须从经济活动本身的‘内面’取出伦理并将其锤炼成道义。整天睁着血眼来限制经济生活并非经济伦理的课题，毋宁说须从自身内部去创造、筹划最吻合国家要求的经济生活。”
不同于以往，对现在的大河内来说，国家不再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国家是开展战时动员体制的体制运动，并为其定向的一种功能。并且，为维持这一运动的顺利展开，把一切勤劳者转化成积极参与者的经济伦理，更是不可或缺。国家政策也好，理念伦理也好，统统都须作为在战争目的下被总动员起来的经济的构成要素而在此整齐划一化，并相互作用地循环往复运动。而且在此场合，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连“每天每日的经济生活”这一极其日常性的领域，也须被看作为其中一环而参与到这种战争经济之中。就连家庭中的消费生活以及工余的娱乐，也不应是离开勤奋工作即生产活动而存在的休闲场所，毋宁说休闲本身，也必须定位为勤奋工作即生产活动的一部分，必须作为充实勤奋工作即生产活动的一项而正当化。不可忽视的是，大河内在作如是说时，主观上是旨在对忽视消费生活及娱乐、企图将工人的全部时间都拘束在生产活动中的体制当局的非合理性加以批判，并予以掣肘。然而，同时也难以否认的是，在大河内的主张中，由于以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社会运动为准来寻求消费生活以及娱乐方式的正当性，从而导致人们的全部生活都全面地从属于自我运动的社会性生产系统的结果。如此一来，不受以经济为中心而运转不停的系统控制的、自由的时空便不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甚至毋宁说，自由只存在于积极参与系统的运动之中，而且也只能如此。
的确，大河内曾谈到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没有工人们自主的、自律性的参与，便不能维持战争经济的长期性运作。可以说，迄今为止的历史研究，是多么的罔顾战时如此强调自主性、自律性的事实。然而，正是这种自主性、自律性，才是战争经济的动员体制中不可或缺的心理性因素。如果不将主体性、自律性为体制性资源加以全面性的动员，便打不了这场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争。
很明显，大河内是在自觉地以自己的理论活动，来对抗日本精神主义的那种非合理性的、神话式的动量。如果没有做好接受来自极右方面激烈反应的精神准备，是不可能有勇气如此发言的。尽管如此，大河内这一系列的理论活动，并非全面地反抗日本型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毋宁说是基于最为合理性思考来为日本型法西斯主义张本的产物。大河内的构想是，试图在战时动员这一历史性时代，最大限度地扩大民主性参与的可能性。但是，大河内的民主性参加的构想，绝非违反国家总动员法的东西，莫若说是将主体性、自律性编入战争体制中的一个尝试。因此才会将包括消费生活、休闲生活在内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嵌入战争经济的总循环中，并以之为理想的境界。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社会，果然与这种战争时期的构想丝毫无缘么？
下面让我们来再稍稍讨论一下《斯密与李斯特》的内容。本书的前篇由《亚当·斯密的伦理与经济》，后篇由《弗里德利希·李斯特与生产力》所组成。我们着重要探讨的是根据这前后篇的研究所写的、作为补论而收入进来的三篇论文。
补论的开篇是《转换时期的经济思想》（初载《帝国大学新闻》1940年7月15号）。在这里，战时动员体制被非常突出地理解为转换时期，大河内称之为“巨大的历史性磨炼”。“毋庸置言，吾等国民生活，无论是经济政治，抑或是科学文化等都处于险要关头。要不就毁于此凶焰之下，要不就闯过此难关，创造出一个新的、更为丰富多彩的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就二战所要求的战时动员，在此并没有被理解为仅仅是将和平的时代暂时性地停止一段时间，或者暂时地脱离一阵；而是被理解为非得从根本上来改造原来结构不可的、有划时代意义的现象。因此，这一转换期自然不是战争一旦结束即可还原的可逆性的东西。那是这样一个节骨眼的东西——即一个待之一旦不能克服危机就将全盘崩溃的危险性，而一旦闯关成功，则可开辟一条迄今未曾想象过的、充满新的可能性的通衢大道的节骨眼。大河内在此最为强调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在此情形下，构筑一个能够使得技术飞跃性发展的体制，当然十分必要。但是，那并非一个讨论个别企业、个别经营即可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全盘性地考察全体国民经济的问题。这样一来，大河内于是将转换时期的经济理论的课题，限定在从全社会的规模上来“把生产力从旧经济秩序中解放出来”这一点之上。因此，生产力说这一名称就常见于其笔端。生产力说这一名称，往往难免被理解为是一种轻视生产关系，忽视人对历史的主体性关联的机械性的历史观。
然而，这种单调的机械性思考的看法，完全适用不了大河内的场合。其实，大河内在此论文中一贯主张的，不外是认为有必要在转换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主体性伦理观而已。这种新的主体性伦理观，已经不能再是斯密时代作为个人的那种——即homo oeconomicus那种议阻，而必须是一种“各个人在生产‘场所’的生产者的伦理”，亦即一种职能伦理。这里所说的职能伦理，不用说是来自在法西斯主义国家被视为社会组织枢要的职能性团体（corps professionels）。大河内鉴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先例，冀望从这种职能性团体，寻求突破因劳资纠纷而陷于僵局的旧秩序的可能性。出现于《斯密与李斯特》中的生产力说，由于具有了这样一种内涵，因而同为河合门下的同辈安井琢磨在读到此著时，便将其视作大河内变身而为法西斯主义理论家的标识。
然而，将大河内在战时的构想仅与法西斯的社会理论混为一谈是十分片面的。这里需要想到的是，他这种并不以经济利害关系上截然对立的阶级的立场，而是亮出职能这一超阶级性的功能性立场的观点，与美国的塔尔科特·帕森兹极相仿佛的事实。如所周知，在帕森兹的体制论里，职业性角色结构（occupational roll structure）这一概念至为重要，在其角色结构论里，与大河内所谓“场所”理论类似的“角色”理论也是其核心概念之一。
如此，大河内便在各种场所与角色中承担社会性功能的职业人身上，来寻求新的经济主体，并将其伦理规定为职能性伦理。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要求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通过强调理论的实践性而证明自己足可成为新的伦理的承继者。大河内还言及以“客观性”之名而将理论与政策的关联切断的马克斯·韦伯，断定韦伯的方法无非是安定时期的经济思想。而在转换时期，例如像亚当·斯密积极地展开重商主义批判，提出政策性建议那样，理论与思想必须“成为政策本身不可分割的要素之一，必须转化为推行政策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一发言，可以视作大河内为自己的转向而辩解，并以之为据的表白。
补论的第二篇，是《生活理论与消费理论》”（初载《帝国大学新闻》1941年12月1日）。当时，生活的问题已经开始在各个方面引起了广泛的议论。然而，那些议论大多还只是“一种理解社会现象之际的哲学上的方法”，很难说是切合了“现实生活本身”的东西。对此，大河内强调说，对生活抱有正确的认识与否，对战时经济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历来，一般总以为消费生活纯属唯物性的领域，耻于为人所言，因而极少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生活的领域。然而，包括消费在内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并非一个仅仅与个人相关的领域，必须把它看作一个关乎“全体国民经济”的问题来加以考察。即必须克服认为消费是个人的私事，因而将其仅局限于家政学这一狭隘的视野中的旧观点。这是因为“消费对经济全体来说，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性行为”，必须在全社会性的关联上来定位消费生活。
然而，仅此还不够。消费生活在这种社会的相关性中占据枢要的位置，作为这样一种存在，具有能够声张权利的正当性。作为为消费生活正名的论据，大河内提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消费生活是维持、保护生产活动、工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大河内基于生产活动与消费生活相互作用的观点，重新审视被排挤于公共场所之外的、秘不可宣的私事的消费生活，主张应当将其在社会上及公共关心的地方公开。更进一步说，有必要将由个人私事一变而为公共性行为的消费生活，规划在战时体制的推行这一至上命题上面。
大河内将其经济学的课题，定于“容纳时局的需求的同时，增大消费生活对经济循环所具有的积极性意义，保护消费生活的实质”。其结果，这一课题“将会把我们长久以来习以为常的传统性消费生活的方式移往协同性、协力性的方向”吧。从大河内的思路中，我们似不难看到，总动员战体制下所推进的结构性变动，在历史性地构筑现代日常生活方面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这样都被定位到社会的公共性领域之中，并获得正当性。今天，即便我们把在自家内的生活看作纯属私人性的、隐秘的领域，但实际上，那也是背负着战时动员体制下被强制性编入社会性循环之中的历史，我们已经抹消不掉这一历史的框限了。
眼下，作为批判性经济理论的法国调整学派深受瞩目，对其学说的讨论在日本也颇显热闹。然而，调整学派极欲导入经济理论的消费的视点，大河内不仅业已在战时，而且是以与逆用凯因斯理论的调整学派不同的方式导入的。这可以说赋予了我们一个极富意味的课题，即探讨调整学派与大河内在导入消费观念上的本质性不同这样一个课题。
补论的第三篇，是有着《经济人的终结——为了新的经济伦理》（初载《中央公论》1942年6月）这一富有刺激性题目的随笔。在这里，主题仍是度过转换时期的新的主体及经济伦理，但特别强调的是，与战争的长期化一道，开始严格限制国民生活的经济统制的问题。战时的经济统制，只要是以将其单纯视作外在性强制的国民为对象，便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在总动员体制里的经济伦理，如果仅仅是个人性的伦理的话，则不足以担负其任务。这种战时的经济伦理，只有“对战时经济统制的客观性事态有着远见卓识的人”，才足以担当得起。并且，“在此前提下，对开展怎样的经济生活有着能动性的、自发性意欲的人”，才为时代所需。或者也可以这么来说，即并不把战时统制看作一种外在性的强制，“而是把它理解为出于发展全体经济生活的生产力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活动的人，对自己作为实现这个强有力国家的全体统制一分子的社会性职能，有着客观的判断和自觉的人”。
可是，再明白不过的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人的类型，一旦对比一下在极权主义全面控制下的警察国家日本的现实，便如同一幅讽刺画一般。如果日本国民大多都是这种理想的人的体现者的话，则那场那么拙劣且不义的侵略战争就该受到阻止吧。因此，大河内战时的理论活动，必须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然而，尽管如此，战时动员体制在日本社会的结构性转换上，却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那是以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这一命运共同体为杠杆，而将全体国民的生活由私人的领域转移到了具备公共意味的社会性领域。因此，始终缠绕着日本社会的传统的——或者说近代性的——生活落差被强制性地拉到了公开的场合，并在质量上被平均化。诸如解散财阀、农地改革，或民法里取消家父长制以及由于通过劳动法而使工会得到公认，等等，这些与其说是由于战败才得以实现，不如说是战时动员体制所要求的平均化的必然性结果。这是因为，在所有家族被迫承受着生命以及财产的重大牺牲时，继续维持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是断难允许的缘故。
战后日本的资本主义，正是以这种战时动员体制所推进，并以战后改革制度化的这种强制性平均化（Gleichschaltung）为前提开始了其令人惊异的发展的。如果以为这种强制性平均化只能见之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特殊例子的话，则只能说是暴露了此种看法并不理解二战时总动员体制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不仅在德国，在日本及意大利，甚至连在战胜国的英国以及在新政延长上编制了战时动员体制的美国，也能见诸这种强制性平均化现象。二战后的世界历史，必须上溯到战时动员体制时期的强制性均一化的比较研究来加以仔细咀嚼。
三、小结——从阶级社会到系统化社会
作为日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战时的大河内一男恐怕是当时从事最先端的研究，并且最富有系统化思想的人物。他把作为国家的行为而付诸实施的社会政策，一贯看作为确保经济社会的循环与再生产合理性的不可或缺的功能。因此，大河内对割裂经济学与政治学，致使各自向狭隘的专门学科领域分化的动向予以了批判。尤其是到了1938年以后，将一直被看作为处于经济外部的东西来加以考察的伦理定位于经济伦理，视之为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再生产所不可或缺的资源。并主张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应予否定，其在实践上必须参与筹划政策的形成。在这一系列议论的最后，大河内认为，不仅是作为勤劳者的国民，甚至连以家庭为中心而维持的消费生活、日常生活也不再被作为私事，必须作为经济社会总循环之一部分而具备公共的意味。
大河内便是这样企图来撼动各社会科学由于日益专门化而变得生硬僵化了的学界现状，并且为各专门学科应有怎样的内在性关联提供了一幅大胆的蓝图。大河内的这种构想，即便说并未自觉如此，但却可以说独自走向了日后介绍到日本来的系统论的方向。
黑格尔在《法哲学》第三部分的“人伦”中，特别指出家族·市民社会·国家这三个基本的社会集团，并以这三者的相互关系并非各自毫无关联，而是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贯的逻辑——移动（Ubergang）的逻辑来加以说明。黑格尔的这一尝试，可以说在社会哲学上提供了系统论的一种原初性形态。19世纪以后社会科学的发展，逐渐乖离了黑格尔的这种方法，其结果，即不外是胡塞尔的《欧洲诸科学的危机》。与胡塞尔在哲学上所共有的这种危机意识，在社会学上，则表现为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文化的悲剧”、马克斯·韦伯的“诸神的斗争”、涂尔干（Emele Durkheim，1858—1917）的“阿诺米”等。正是在与社会科学这种知性上的范式危机感的搏斗中，塔尔科特·帕森兹开始了其体系论的构想。从他的《社会性行为的结构》（1937年）——此处要注意的是，社会性行为上的“目的的随意性”这一“霍布斯式的秩序问题”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到《社会体系论》（1951年）的旅程，清楚地显示了这一轨迹。
哈佛大学社会学者，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美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统整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家，20世纪中期颇负盛名的结构功能论典范之代表人物。早期的主要理论倾向是建构宏大的社会理论，后期开始探讨从宏观转向较微观层面的理论方向，对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主要著作有《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系统》《关于行动的一般理论》。
在帕森兹的心路历程上，恐怕二战时期的经验也是举足轻重的吧。大河内经历了与帕森兹极为相似的心路历程，试图重新激活各相关社会科学中的内在关联性。那可以说是在经历了韦伯以及杜尔凯姆等的解构之后，企图再度复活黑格尔的Ubergang逻辑的尝试。不用说，一旦遭到彻底解构了的各相关社会科学的关联性，随着体系论的重新登台亮相，自然与黑格尔式的原初形态大异其趣。然而，尽管这么说，体系论却不外是黑格尔的问题关心在现代的再燃而已。
肇始于二战的总动员体制这一史无前例的经验，为作为体系化社会的现代社会奠定了的结构性基础。把这一结构性变动理解为转化时期的大河内，则预感到迎来了一个业已无可逆转的新阶段。这一预感十分正确。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先进的工业社会从阶级社会过渡到了系统化社会。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便在其从《苏维埃马克思主义》（1958年）到《单向度的人》（1964年）的一系列分析中阐明了此点。针对马尔库塞的这一分析，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伽布里尔·科尔克，则批判其在强调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功能方面，与帕森兹的功能主义相似。科尔克的这一批判，在暴露大凡对阶级社会向系统化社会的过度不具理解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局限性上，是饶有兴味的。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仅仅是内在于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的逻辑而已，而对诸如政治、伦理以及日常生活等其他领域所具有的功能上的独自性及其之间的有机的关联则视而不见。
在分析二战之后的现代时，下述的事实具有决定性的意味。即一个与职业分工相关的网络，终于超越了阶级上分为两极的社会阶层而广泛展开的事实。眼下需要的，正是以这种系统社会的功能性关联为对象的批判理论。开头提到的哈贝马斯，虽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但却使他的社会理论转化为功能主义的理性批判。哈贝马斯的功能主义理性批判的具体化，得益于以立足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总合力，来比照体现为系统总合力的制度性逻辑的战略。哈贝马斯也汲取了一部分马克思来充实他的理论，尽管如此，但他并没有拒绝系统论，而是先且予以肯定之。并以肯定地摄取这一系统论为前提，哈贝马斯试图把系统论重铸为一种新型的批判性理论。如果咱们日本人要来尝试对应哈贝马斯的工作，并且从日本的知性传统上来探求其源头活水的话，在对功能主义的理性批判上为我们提供了最为丰饶广阔思路的人物，恐怕正是大河内吧。
不过，虽说在部分上，大河内的构想显示了超过哈贝马斯的可能性，但另方面，在与哈贝马斯相比时，却有着可谓致命性的弱点。这是因为，大河内的体系结构，尽管他自身抱有与单纯的精神主义以及官僚独善对抗的意图，却是建构于旨在为战时动员体制提供可能性的观点上的缘故。针对这一点，战后出现了许多的大河内批判。其中的上乘者，可举出高鼻通敏、户塚秀夫、兵藤钊三人。刊载在《共同研究·转向》（中卷）的高鼻论文《生产力理论——大河内一男·风早八十二》，从“理论在权力状况之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理论与主体的关联性”等角度，仔细探讨了大河内的理论活动。户塚的论文《社会政策本质争论的回顾》则指出，围绕社会政策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保护为其本质，还是工人阶级的集体性意志表明的成果这一战后初期的争论，由于始终是“针对特定的价值理念，而以另一特定的价值理性来对峙”的一种“信仰告白的对决”，最后无果而终。从这一认识出发，户塚提示了这样一种方向，即重新回到各国的现实性课题的历史性展开的层面，来探讨社会政策形成的方向。兵藤的“劳动经济”是为《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五十周年史》而撰写的论文，在这篇全面性地探讨大河内理论的论文里，兵藤批判战争时期大河内的理论活动，是丧失了其初期马克思主义的性格，陷入了让人迷失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性格的结果。
1954~62年，“共同研究：转向”在鹤见俊辅领导下，由一群年轻研究者共同完成。该研究将战争的爆发视为思想的败北，致力于以“转向”的负面经验作为基轴探求战后思想的新生，被誉为日本近代思想研究金字塔。
这些批判，如果只顺着论者的逻辑来理解的话，是极富说服力的。然而，将大河内作为转向者之一来断罪，并斥责其放弃了马克思方法论的见解，同时却伴随着这样一种结果，即对大河内在转换时期的见识——从阶级社会向系统化社会的过渡——这一蕴涵丰富的可能性视而不见的结果。并且，一一去具体地确证各国社会政策，其结果只会把我们引到无限的多样性的荒郊野外之中，很难保证不会失去理论构成的敏锐性。假如我们正视现存社会主义的瓦解，世界正被一体化到功能主义系统化社会的现实，则有必要重新试探来积极地评价大河内理论所蕴涵的可能性吧。在此状况下，并不是把其理论看作为一种认可系统化社会的方法，而应将其作为一种批判性地观照系统化社会的方法，进一步加以提炼加工。毋庸赘言，这项工作，即是留给我们的课题。
然而，问题是在战后，大河内自身并未能进一步发展其战争时期的理论的事实。虽然即使在战后，大河内也继续保持了他精力旺盛的著述活动，但都不出对其战争时期的诸论著进行加工或复制再版之域，甚或不时有后退之虞。这显示了战后的大河内，内心对其战争时期的所为还是感到某种忐忑不安，因而丧失了更进一步深入思考当时——尤其是1938年之后——观点的意欲。无疑，战争时期的议论当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延伸到战后。然而，假如大河内能够发现在塔尔科特·帕森兹的议论当中，有与自己的构想相通之处，并受其触发而进一步展开其战争时期的议论的话，则战后日本的社会科学，或许可有与现今稍稍不同的可能性吧。至少可以说，如果我们彰显像大河内这样一位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资本论》造诣极深的人物，同时却对系统论的可能性不无关心的事例，则日本的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系列的社会科学——就不至于沉滞到今日这种地步吧。这样一来，在日本，或许也可见到与哈贝马斯和鲁曼争论相匹敌的、高水平的讨论吧。
・本文原载伊豫谷登士翁、成田龙一、岩崎稔编，山之内靖著《总力战体制》（『総力戦体制』，東京：筑摩書房，2015），译文收于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2辑（未出版）。
・感谢编者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山之内靖（1933~2014），日本社会学者、历史学者，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历任东京外国语大学、菲利斯女学院大学教授，代表作有《社会科学的方法与人间学》（岩波书店，1973，新装版2001）、《日本的社会科学与韦伯体验》（筑摩书房，1999）、《总体战体制》（筑摩书房，2015）等。
译者简介
李梁，日本弘前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研究领域为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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