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新文化史代表作。16世纪的法国实行皇家赦免制，戴罪之人可陈情求赦，赦罪书由此产生。作者以16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为史料，深入分析了赦罪书的制度运作，讲述者、书写者、审阅者的种种表现，求赦故事的叙事结构和技巧，以及其中女性的声音，呈现了16世纪法国社会的世情百态。
作者在本书中打破了传统史学对档案 “客观性” 的迷信，促使历史学者重新审视档案作为史料的构建性，推动史学研究从注重史实挖掘转向探究历史书写背后的心理机制。通过解析赦罪故事的叙事文本，作者为我们理解 16 世纪法国的社会百态提供了微观而深刻的视角，让我们看到社会文化如何在个体叙事中留下烙印。同时，对普通民众赦罪叙事的研究，也丰富了我们对 16 世纪法国底层社会生活与民众心态的认知，补充了宏大历史叙事下被忽视的民间视角，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多年来，我一直在读有关16世纪犯罪的赦罪书，一边尽责地记下名字和法案，一边摇头发笑，仿佛手中有一本《十日谈》（Decameron）。一开始，我特意找出里昂人的案件，但我总是被朗格多克的异装癖者的骚乱或皮卡第的家庭杀人案所吸引。后来我有幸为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Montaillou）撰写评论。通过探查这项精湛的研究背后的宗教裁判所的原始资料，我意识到我们可以在这些完整而连续的叙述中，找到14世纪早期比利牛斯山的村民讲故事技巧的某些证据。我将我的评论称作“蒙塔尤的故事叙述者”（The Storytellers of Montaillou），并期待有朝一日我会对自己所研究的那个世纪的档案作这样的分析。当斯坦福大学邀请我做1985—1986年的哈里·坎普讲座（Harry Camp Lectures）时，我想，“我的机会来了”。到那时为止，对马丁·盖尔个案的探索，使我的目标变得扑朔迷离。在那本书中，我能够描述法官和法院职员在冒名顶替者命丧黄泉之后如何建构事件，但村民的记忆是怎样的呢？他们利用什么文化资源去界定离开和归来、身份和同谋？如何从他们的叙述方式中获得证据？所以，我必须回到档案，搜集来自法国许多地方的赦罪书。即使不关注鲜明的地域风格，但我至少可以探讨在数个省份档案中发现的叙述技巧和主题的范围。同时我也必须回到16世纪的法律文献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中短篇小说（novella）。
要对赦罪文本作文化分析，就必须领会它们创作的规则。我希望研究法律和犯罪的史学家能同我一道品味档案中讲故事的特征，而批评家/学者可能会在这里发现一种颇有意趣的文学创作模式。当我开始整理资料时，暴力、讲故事和寻求赦免之间的联系突然随处可见。它们出现于16世纪，我在以前的一本著作中已注意到暴乱和礼仪之间的关联，现在看起来它们相当重要，这不仅因为事件以那种方式发生，还因为当时的人们以那种方式来讲述它们。尽管20世纪在价值观、法律和司法程序方面与旧制度时期存在巨大的差异，但类似的主题仍出现在各种犯罪报告中，而在应承担的责任及寻求正当理由方面，也爆发了相似的争论。“听听这个，”当我的丈夫在做早饭而我在看《纽约时报》时，我可能会对他说，“有个男人因为打死母亲而被判刑，原因是她拒绝在感恩节为他做肉丸子……‘当大家正在跳舞的时候’，有个不速之客在聚会上枪杀了另一名青年男子……有个父亲要他儿子接受死刑，以赎谋杀之罪。”其间，有人给编辑写信，争论应该如何理解伯恩哈德·戈茨在地铁枪击案中的“自我防卫”，而琼·哈里斯在她坐牢期间出版的书中告诉我们，她从未打算置她所爱的男人于死地，她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被杀的。我的研究将严格限定于16世纪的范围，但我希望读者能产生更广泛的共鸣，包括感知历史、文学与法律之间恒常的关联，也包括阅读当代赦罪与犯罪的故事。
・本次推送内容为《档案中的虚构》一书的序言。
・感谢出版社与译者授权转载。
・图片源自网络。
作者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2023），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专长为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研究，先后在布朗大学、多伦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任教，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戴维斯因其杰出的史学成就，荣获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加拿大勋章。她以“为小人物立传”著称，擅用司法档案、戏剧、税单等边缘材料，将人类学、文学理论与电影研究引入史学，重塑16—18世纪欧洲及大西洋世界的社会文化图景。著有《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边缘女人》《电影中的奴隶》《行者诡道》等。
译者
饶佳荣，主要关注中国学术思想史、日本中国学研究等，译有《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等。
陈瑶，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曾在中英文期刊发表20余篇论文，著有《籴粜之局》《江河行地》《玉扣纸》，译有《简明中国现代史》。
五月厦编辑
夏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