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双双丨翻译家钱稻孙与日本出版人岩波茂雄

钱稻孙凭借译业为其赢得盛名，北平沦陷时期因与日本合作而备受诟谇。岩波茂雄是日本著名的岩波书店的创办人，他在二战期间以发行岩波新书表达对时局的抵抗，并且经常接济中国文化人和留学生；战后为自己战时表现缺乏勇气表示忏悔。钱稻孙与岩波茂雄从相识到相知，交往长达二十余年。本篇论文叙述了二人的书信与交游，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意义。

钱稻孙（1887—1966），著名翻译家，清末外交官钱恂、近代先觉女性单士釐之长子。青少年时期留学日本七年，随后游学欧洲，归国后事于教育部、清华大学等。其一生译著丰富，文笔典雅,读其所译《万叶集》如诵《诗经》，所译《源氏物语》如读《红楼梦》。译业为其赢得盛名，而在北京沦陷时期的“失足落水”也使他备受诟谇。除译作外，关于钱稻孙本人的资料存世少且零散，遂给后人留下诸多谜团与揣测。所幸邻国日本尚有一些见证之词，甚至一些钱稻孙本人的亲笔日文书信。本文即介绍钱稻孙致岩波茂雄书信及其交游。

一

岩波茂雄，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创始人，1881年生于长野县，1913年创立岩波书店，主营旧书。翌年出版后来被誉为“日本近代国民作家”的夏目漱石的代表作《心》，并以此为契机向出版界进军并得以立足。如今，岩波书店已是日本如雷贯耳的实力出版社，主营文史哲，兼顾其他学科领域，长期以来作为文化传播先导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掐指一算，岩波书店已然是百年老字号出版社。

岩波茂雄的成就有目共睹，无需赘言。此处介绍他的对华态度。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开始后，岩波茂雄终日为中日关系而忧虑焦躁，逢人便指责日军的恶行，愤慨于日本政治家及军部的对华态度。¹长年在岩波茂雄身边协助工作的小林勇回忆：“岩波茂雄逢人便斥责日本的暴行，说中国乃日本之恩师，如此出击岂非恩将仇报！”²此时，岩波书店正效仿英国企鹅图书，筹划出版讨论现代问题的丛书。岩波茂雄对此大为赞同，表示“一定要多出版关于中国问题的”³。于是为寻找解决眼前中日问题的方法，“岩波新书”系列的发行一锤定音。岩波新书（新红版）卷末的“岩波新书创刊五十年、新版发行之际”（1988年1月）里记道：

岩波新书创刊于1938年。前一年，日本军部强行推动中日战争的全面化，招来国际社会的谴责。但欲想称霸亚洲的日本，不断加强控制言论和思想，开始步上世界大战的不归路。始终希望通过出版为社会作贡献、尽微薄之力的岩波书店创始人抵拒时代潮流，创刊岩波新书。创刊辞表达出其对日本违背道义的行为的深忧，对趋炎附势且狭隘偏执的风潮以及排他的傲慢思想的警戒，提倡在批判精神和良心行为的引导下实现文化日本的跃进。基于这样的创刊理念，岩波书店在战时也没有迎合时势，连续出版文化内涵丰富的良书，迎来众多读者。

战争结束后，岩波茂雄为了反思战争，为了培养民众的批判精神，创办综合月刊《世界》。创刊辞里他深为自己未能阻止日本的对华侵略而深感愧疚：

我一直希望中日亲善，无论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笔者注），还是支那事变（卢沟桥事变——笔者注），都表示坚决反对。在三国同盟缔结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我已无法抑制心中的郁愤。因为这个，有人称我为自由主义者、不战论者，有人却诽谤我为国贼，连工作也朝不保夕。尽管如此还是未能阻挡住大势，终归因我缺乏勇气。⁴

不畏形势发行新书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岩波茂雄身为一文化人的使命感。他视中国为恩师，知恩图报，这种感情还表现在他对中国人的鼎力相助。郭沫若亡命至日本，得知日本全面侵华，留下妻儿孤身潜回中国后，岩波茂雄帮助其妻儿渡过生活难关，直至郭沫若儿子毕业。⁵另外，在收有与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思想家三木清和津田左右吉等人来往书信的《致岩波茂雄之书信》一书中，有一封来自中国留学生胡朝生的信。胡朝生乃岩波茂雄从高中资助到京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之一，他在顺利通过学士考试、等待毕业之际发出此信特向岩波茂雄表达多年资助的感恩之情。信中写道：“最让我伤心的事情是，刀光血影的战争仍在大陆继续。虽然我只是个技术工，但我决意要致力于中日友好建设，为中日友好贡献一己之力。我想中国现在应该需要像我这样的处于中间立场的特殊人物。”培养有志于中日友好的人才，应是岩波茂雄的愿望。

二

关于岩波茂雄与钱稻孙的交往之始，岩波茂雄挚友安倍能成回忆道：“早前因购书相识，大约是在大正五、六年（1916、1917年），岩波茂雄给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钱稻孙寄过图书。钱稻孙每逢来日必来书店，最后两家人都亲了。”⁶安倍说两家人都亲了，指的是钱稻孙子女们相继赴日留学，甚至寄居岩波家，多受照顾。长子钱端仁与岩波茂雄的外甥女增田时子还结为连理，两家由此亲上加亲。

笔者发现在岩波书店尚存有二十余封钱稻孙致岩波茂雄的亲笔书信。笔者前去阅览复印时，书信尚未整理翻刻公开。信件不仅仅披露了钱氏的所思所想，也印证了两人的情谊之深。信件共十八封，另有明信片六张，以及钱氏儿女的八封。其中钱稻孙致岩波的书信内容概要如表1：

表1

写信日期

形式

内　容

1924年1月18日

信函

购书事宜

1924月4月12日

信函

购书事宜

1924年6月8日

信函

购书事宜

1927年12月26日

信函

购书事宜

1928年2月7日

信函

购书事宜，告知蒋方震情况

1928年7月23日

信函

北京东方文化建立图书馆，请岩波呼吁日本志士赠书，并恳请向孔德学院赠书

1930年11月17日

明信片

问候

1932年9月10日

信函

感谢赴日时的招待

1933年9月16日

信函

长子婚后表谢意

1933年

信函

请岩波助清华大学毕业生乔冠华实现日本留学

1934年1月1日

明信片

新年问候

1934年5月23日

信函

应诺翻译涩泽荣一传

1935年1月1日

信函

新年问候

1935年3月26日

仅信封

1937年1月1日

信函

新年问候

1938年2月11日

信函

诉述卢沟桥事变后心境大变，问候岩波全家

1938年9月30日

信函

报告儿女们的状况

1939年8月29日

明信片

拜托寄送《敬语法》

1941年4月26日

信函

拜托帮助儿媳增田时子回国

×年×月9日

信函

邀请岩波来钱氏东京寓所赴宴

×年1月23日

信函

感谢对长子的照顾，谈及《源氏物语》的翻译，报告蒋方震已获释

×年8月12日

信函

将四百五十元转托松村先生带给在日本留学的三子钱端礼，因自己失业，恐今后无力交付学费，届时希望岩波能相助

×年10月7日

陈锡明转交

希望岩波为陈锡明介绍日本的导师

×年11月22日

信函

感谢对长子夫妇的照顾

由上表可知两人自1924年开始互通书信，在整个20年代内容主要是关于购书事宜。如1924年1月18日的信里写道：“因9月的突变（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笔者注）或许导致某些材料不可查，另寄上之前所欠书费，烦请寄送别纸所记报纸及杂志。”别纸记为:

《中央美术》  1月期号至12月期

西田几太郎  《艺术与道德》

此外，能否寄来贵店的出版书目？费用无所谓。去年订阅的《思想》及《中央美术》自3月后就不见送来。今年也请格外费心。

可见钱稻孙在定期订阅岩波书店发行的杂志《思想》（1921年创刊）及中央美术社出版的《中央美术》（1915年创刊）。同年6月8日的信里，钱稻孙让岩波茂雄为其寄送森口多里所著《近代美术十二讲》（东京堂书店，1922年9月初版）的增订版，并咨询《美术丛书》和矢代幸雄所著《西洋美术史讲话》（1921年岩波书店出版）情况。

20年代钱稻孙的文笔活动也显示此时期他对美术颇感兴趣。自从在1920年第1期的《绘学杂志》上论述《何谓美》以后，相继发表《画行》（《绘学杂志》1921年第3期）、《看了阿博洛展览会的感想》（《晨报副刊》，1923年1月7日）、《看陶璇卿先生画展的小记》（《京报副刊》，1925年3月20日）等评论性文章，翻译《美术哲学》（《造型美术》第1期，1924年6月），并为陈万里的写真集《大风集》写序，刊登在《晨报副刊》第217期（1924年9月13日）。

事实上，1921年“五四运动”后的第一个美术团体——阿博洛美术学会成立之初，钱稻孙就作为第一批会员参与其中，随学会积极展开活动。⁷并被蔡元培委托主持北京大学的“造型美术研究会”，每周定期开展美术展览会。⁸同时，钱稻孙又以日译本为蓝本，翻译原著为德语的《造型美术》，并于1924年出版。可想而知，钱稻孙从岩波书店购得的书籍是他汲取西方美术知识的源泉之一，对他从事诸多美术活动提供了有力帮助。

1927年钱稻孙出任清华大学日语讲师。尽管在20年代早期他似乎对日本文学尚未抱有很大兴趣，但鉴于授课需要，便向岩波书店订阅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幸福者》和森鸥外译的《即兴诗人》等文学著作。1927年12月21日的信里写道：

小生不才，此次始任清华大学讲师教授日语。苦于难有好书能推荐给学生阅读，忆起仁兄今年出版的文库本里收有武者小路实笃《幸福者》，遂想以此充作试读教材，烦请寄送二十三册至敝处。

可见，钱稻孙从岩波书店购得的书籍不仅有美术方面的，也有教学用书。1928年7月23日信则及于捐书：

近年传言两国人士欲筹建日本语图书馆于北京。最初办法是让具留学经验的人士将不用书籍捐赠出来，或是贵国人士归国之际将弃用书籍寄赠出来，虽杯水车薪，尚可构筑基础。又望有志之士捐献茶钱或藏书，积少成多。此议得到贵国人士的一致共鸣，想必仁兄也愿鼎力支持，此良辰佳时之际，请务必费心劝诱界内人士。

1923年日本利用庚子赔款设立“对支文化事业”，并计划在建立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同时，建立东方文化图书馆。由于种种原因，该图书馆未成，仅成立一个附属于研究所的图书部，且不对外开放。此处钱稻孙所言图书馆，即未能建成的东方文化图书馆。从字里行间可看出，钱稻孙对日本新建图书馆表示欢迎，并积极地为筹集资金和图书奔走斡旋。

30年代及以后，钱稻孙与岩波茂雄已成互敬互重的老友，除从岩波处购得种种书籍外，还充分利用岩波在出版界及学界的人脉，为其学生提供便利。如1933年的一封信，即是钱委托岩波为清华毕业生乔冠华介绍东京大学三木清教授。在岩波帮助下，乔冠华于同年顺利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专业进行深造。尽管不久后，乔冠华因热心革命而被日本强行遣送回国，但短暂的日本留学经历成为乔冠华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能拥有这段经历，得益于钱稻孙与岩波的搭桥牵线。

此外，由陈锡明转交的一封信里记：“此番北京大学毕业的陈锡明君欲赴贵国自费留学，因其毕业于法律科遂想继续攻读此学，欲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从学于各大教授。目前语言尚不精通，可在东亚预备学校等补习。恳请为其介绍合适教授。犬子在仙台时多受照顾，深表谢意。”此信乃钱稻孙拜托岩波为陈锡明介绍日本的指导教授。对于想帮助学生实现留学梦想的钱稻孙而言，借力于学界资源丰富的岩波，无疑是事半功倍。

三

中日全面开战，两国关系跌至谷底，钱稻孙和岩波的通信却并未因此中断。笔者所见信函中，战时的有四封（另有明信片一张），从这些信件可窥见钱稻孙当时的境况。钱稻孙五儿五女⁹、妻子、年岁已高的老母亲，外加1936年去世的胞弟家的一儿三女，钱稻孙作为一家之长责任不轻。北京沦陷后，家景自是大不如以前，推测乃1937年8月12日写的信里记道：“与犬子失去交通，得挚友松村先生归国之便，委其带银四百五十元以作学费。战事前途不明，小生亦失业，恐日后无力支付学费，届时请援手相助。蒙恩没齿难忘，坚信犬子也会铭记于心。”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长子钱端仁一家尚在日本，三儿钱端礼也在日本学习。不久后，随着北京各大高校的南迁，钱稻孙失业，因担心日后无力支付学费，遂致信岩波茂雄，希望他在困难时候帮忙照顾。家人，或许是钱稻孙不随大势南迁的原因之一吧。

1938年2月11日的信里记：“年贺状一直未寄出，失敬！恕罪！本欲去夏复信，无奈心境纷乱，竟无法提笔。”卢沟桥事变给钱稻孙带来的冲击非同小可。半年后，钱端礼从日平安归来，1938年9月30日的信里记有一段：

上上月末三男（钱端礼）归国，拜读信札，又承蒙惠赠美味之鱼，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欲速复，无奈儿孙聚集一堂，吵闹不宁。又端礼回国后患扁桃体炎，已卧床四五日。小女亦患耳疾，终日心神不定。心虽挂念复信一事，却迟迟难以提笔。

1939年1月，钱稻孙出任伪北大秘书长，走上“汉奸”的不归路。1941年，其母单士厘感怀于庭院苏铁着花，赋诗一首以示钱稻孙：“吾年八十四，绕膝孙曾侍。筑屋凤城西，地僻嚣尘避。团圆聚族居，雍睦无诟谇。槐柳荫参天，杂卉亦繁殖。中庭双苏铁，冬令仍苍翠。辛巳八月初，双树生丛蕊。……”

时已八十四岁高龄的单士厘，儿孙满堂，合家欢睦，远离尘世喧嚣，心境淡泊。她非常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触景生情，赋诗一首，意在感谢钱稻孙的付出。只是此时的她焉能料到几年后钱稻孙会被抬上“汉奸裁判”的法庭。

战后，钱稻孙入狱，其含辛茹苦建立起来的“泉寿东文书库”之所有图书全部被没收。出狱后，重启译业，据说其赖以参考的工具书全来自岩波书店¹⁰，尽管此时岩波茂雄已辞世长眠。

钱稻孙与岩波茂雄从相识到相知，交往长达二十余年。从最初纯粹的购书往来，到结亲，到共同为学生留学牵线搭桥，乃至战时的互帮互衬，无论世态如何变化，两人的友谊未曾断。钱稻孙从岩波书店购得的美术类书籍、教学参考书，还有贯穿其一生的翻译作业中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等，毫无疑问对他汲取知识、钻研学问、从事翻译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战争时代，两人能超越政治和军事障碍、一如既往地坦诚相待实属可贵。两人的这段交游，纵然无法抵挡当时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汹涌大势，但却是汹涌潮流下的一股暗流，是中日文人交流史上的涓涓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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