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2023年一样，2024年的阅读重点依然是鲁迅著作。毕竟，主业是鲁迅研究。而且，2024年适逢鲁迅西安讲学一百周年、仙台留学一百二十周年，9月、10月连着两场纪念研讨会，牵扯精力太多。现在，回头看看2024年读过的书，与东亚问题有关并且值得一说的，有三本。
一、《何为“成田”——战后日本的悲剧》
我手里的这本是中文译本责任编辑惠赠的，获赠之初就草草读过。因为我翻译的《以命相搏的青春：安田讲堂1968-1969》也被编入“世界”丛书系列，而且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日本的学生运动与成田斗争有联动，所以找出这本书重读。重读的感受自然比初读深一些。
我1994年2月去日本留学，是从成田机场入境。当时对成田机场的感觉，就是太现代化了。刘姥姥进大观园，恍惚之中满眼的玻璃门窗，辽阔的建筑空间，似乎一时难于适应。出了机场，乘接机的日本朋友的车往东京，途中看到公路北侧巨大的风车，觉得风景真美。当时绝对不会想到，成田机场建设的后面存在着残酷的斗争，风车旁边居住着与政府抗争多年的日本农民、存在过抵抗组织的“树之根团结小屋”。宇泽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成田机场建设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著者将农民朋友对抗政府暴行、保卫家园、保卫土地的斗争称为“昭和起义”，指出：“成田斗争最大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日本政治权力的腐败。”确实如此。日本政府可以无视当地农民的基本权益、生活习俗、思想观念，单方面地决定征地、建机场，甚至动用警察机动队，暴力镇压，逼死抗争农民。书中引录的两份遗书，颇有冲击力。一份是抵抗运动骨干小川明治去世之后，并肩战斗的战友以他的名义写给首相佐藤荣作的，题目是《白骨的怨念》，一份是22岁的农民、青年行动队队员三宫文男上吊自杀之前留下的。三宫是在秋收结束之后到村子的产土神寺庙里上吊自杀。日本在何种意义上是现代国家？“成田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讲述成田斗争的时候，宇泽在抗争者与中国革命之间建立了特殊联系。他多次把成田斗争的领导者描绘成中国革命家式的人物——从精神到外貌。“在此我想要强调的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曾在其著作《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描写了中国革命人民的敬爱领袖之一朱德的光辉形象。而我们反对者同盟运动的核心人物柳川先生，就是一位与朱德有着相同风貌、人格的领袖。”此处的“柳川”全名“柳川秀夫”。另一位核心人物佐山忠，不仅是“像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一样的，有着同样风貌、体格以及说话方式的人”，而且为抵抗阵营的农民朋友做形象设计——开展斗争的时候头戴毛泽东式的帽子，胸前佩戴毛泽东纪念章。还有一位叫石毛道博的核心人物，“风姿、说话方式、一举一动完全酷似年轻时代的周恩来。”对于这种“相似”的描写，显然不仅是文学性的修辞，而且是政治性的表述，是对身份、处境、命运同一性的强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遭受国家机器压迫、榨取的农民，起义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这是成田斗争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共通点之一。
身为东大教授的宇田弘文参与成田斗争、追求社会正义，这种行动本身，对于知识人如何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也具有启示意义。
二、《我与中国》
这本书是今村匡平的女儿川手敏江女士2002年5月下旬从长野县寄给我的，当时我还在东京品川区的小松川闲居。今村匡平是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日本人。他生于1921年，1941年3月从日本本岛中部长野县的老家前往“满洲国”哈尔滨医科大学读书，1944年12月毕业，参军入伍做日军军医，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被苏军俘获，1946年春天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还是做军医，随军入关，走遍大半个中国。他在中国结婚生子，直到1953年5月才回到日本。《我与中国》，就是他的三本回忆录、散文集中文译本的合编本。2002年年初，我在日本采访原日籍解放军官兵，经由他们的联谊组织“回想四野会”的会长中村义光先生介绍，知道了今村，那时今村已经在八年前的1994年去世。与今村女儿川手敏江取得了联系，川手敏江寄给我的几本书中，就有这本《我与中国》。相关情况，我在长篇报告文学《寻访“日本老八路”》的《尾声：“国籍”暧昧的人们》中曾经写及。关于“日本老八路”，我已无暇做更深入的研究，清理相关图书时，重读了这本《我与中国》。重读之后，觉得“今村们”的个人史涉及的问题太多，而且是人生、政治、身份、区域等方面的大问题。今村称自己是由一个日本国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改造成具有一定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医生”，而他参加解放军之后，最初的思想教育是从学习野坂参三的《民主主义论》和河上肇的《贫困的故事》开始的。抗日战争期间野坂曾滞留延安，组织反战同盟，当时用的名字是“冈野进”。日军俘虏穿上解放军军装参加拉法战役（1946年5月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通化事变等历史事件，今村的这本书都有写及。1946年春节发生的通化事变，是国民党特务参与策划、日军战俘发动的一场暴乱，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今村的朋友森实也卷入暴乱，得到当地中国人的救助，才死里逃生。
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复杂性，现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在“满洲国”及其“国民”的命运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相关研究好像还有很大的空间。原日籍解放军官兵中的许多人都写了回忆录，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应当有出版社翻译、整理，集中出版。
三、『魯迅の仙台留学―「藤野先生」と「医学筆記」』
本书收录了渡边襄、大村泉、坂井健雄等六位学者研究《藤野先生》和鲁迅医学笔记的论文。与从前出版的同类纪念文集『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鲁迅与仙台》相比，本书的研究范围相对窄，但更细致，细致到了藤野先生修改医学笔记对鲁迅标点符号用法的影响。鲁迅在日本留学七年半，但回忆留日生活的文章却非常少。除了《〈呐喊〉自序》《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等文略有提及，专写留日生活的仅有《藤野先生》一篇。因此，对《藤野先生》的细读，有助于了解鲁迅留日生活的实际情形。鲁迅写《藤野先生》，是1926年10月12日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里，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北京一个半月。由于资料限制、记忆误差等原因，文中的若干记述与事实有异。相关问题已经被研究者指出。这次阅读本书，我注意到大村泉先生对课程表的考证。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他第一次看到藤野先生是在藤野先生上骨学课的时候，大村先生指出，实际上担任骨学课的是敷波重次郎，藤野先生担任的是筋肉学课，而非骨学课。这样一来，《藤野先生》对于藤野先生询问中国女性裹脚导致脚骨变形一事的记述，就有些可疑了。也许，提出脚骨变形问题的是敷波重次郎，鲁迅写《藤野先生》时为了批判中国女性的裹脚陋习，才把事情转移到藤野先生身上。事实上，《朝花夕拾》中的《范爱农》一篇也讽刺了中国女性的裹脚陋习。《范爱农》的写作时间只比《藤野先生》晚一个月零六天。坂井健雄认为《藤野先生》是以仙台留学记忆为基础、将复数故事合而为一创作出来的小说，有道理。后来的研究者已经习惯于在中日关系的框架中对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做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解读，实际上，鲁迅本人在《藤野先生》中也已经在强调藤野先生作为日本人对中国的善意。日中战争期间，太宰治接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以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为题材，创作表现“中日亲和”的小说，并非全无根据。
作者简介
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4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学，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邀研究员。主要著作：《“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茫然草——日本人文风景》《东张东望》《寻访“日本老八路”》《鲁迅形影》《撄心者说——论鲁迅的政治与美学》。译著：《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建国大学”的幻影》《蒙古新疆旅行日记》《国家与祭祀》《何谓“现代的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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