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在冷战余晖与东亚区域整合憧憬交织的特殊时刻，贺照田老师携手铃木将久、丸川哲史和米谷匡史三位学者，共同编纂了“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专辑。该专辑编译自1990年代日本知识界的9篇思想文章。这些研究以“后殖民主义”为框架，但并非机械套用理论，而是结合东亚历史与现实，批判性反思日本近代殖民遗产。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切入：中野敏男等分析“总力战体制”在战后的延续性；尹健次、徐京植、李孝德揭示“在日朝鲜人”被遮蔽的生活经验与身份困境；屋嘉比收、成田龙一等人则通过冲绳、遣返者等个案，打破简单的加害-受害二元叙事，挖掘历史细节中的复杂性。
此次“谓无名”公众号重推此经典特辑，邀请贺照田老师和铃木将久老师撰写“编者按”，不仅是为了回顾那段充满善意与建设性期待的东亚知识交流往事，更是为了在当下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重新激活那种直面历史之重、跨越认知隔阂的思想勇气。贺照田老师在“编者按”中深情回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东亚知识分子“人生初见”般的交流氛围，以及中日知识共同体对“理解之难”的深刻洞察。这些思考提醒我们：唯有悬搁成见，真诚倾听他者的痛苦与焦虑，才能在“没有共通性”的基础上构建真正的“共同”，为东亚的未来寻找出路。
读了铃木教授这值得大家极认真阅读、体味又很周全的编按，我知道，我其实没有再写编按的必要了。不过，考虑到最初我也提供编按的承诺，考虑到距当年编辑这个专辑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想也许写一个非典型编按，就我这么一个日本研究界之外的学人，为什么却会成为这个大型特辑“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的直接催生人，作些脉络性交代，以通过我个人有关时代感受、经历带出2000年前后东亚知识思想交流中一些不该被忘记的存在，这也许是“谓无名”读者会感兴趣的。而把这些对我个人很有影响的、后来基本都成为朋友的2000年前后一些东亚知识人的努力初步记录下来，当然也是我自己非常愿意的。
一
现在回想，我所以有机会参与到2000年前后东亚知识思想交流的一些脉络、场域中，首先跟时代有关。1990年代初冷战体制在欧洲的崩解和在东亚的极大松动，所带给很多人的东亚区域有可能就此走向相互更友善、更有区域统合实质的憧憬，加上九十年代美国对日本、韩国等贸易政策的调整等，使得东亚能不能像欧盟那样发展为具有高度统合性的区域，在九十年代后期甚至成为日本、韩国有相当舆论效应的议题。这样一种今天很难想象的时代氛围，不仅有助于越来越多以东亚未来为重要背景、心情的知识思想交流空间出现，而且使得这些知识思想空间开始就有相当建设性期待、指向的气氛、感觉在其中弥漫，而这样的气氛、感觉弥漫当然又有助于积极、坦诚、开放交流的出现。
当时对东亚未来有积极期待的氛围，各地知识界之间可直接展开交流的空间、途径在九十年代的快速加多，共同催生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东亚知识思想交流中，又有一些不是瞩目于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和对如何使这些积极交流、合作被稳定保证的制度调整、制度创设的探询，也不满足于由体制主导的相对制式的知识、文化，而是希望通过知识人之间直接、坦诚的交流，既对交流对象所在区域的人心、生活脉动及这样脉动背后的历史与现实有真切、贴近的理解，交流者双方又可以成为真诚、互信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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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当然，当时有这样相当理想化交流期待的人们比较多出现，除和时代比较乐观的氛围带给他们的鼓舞，他们对新接触地方知识分子有比较多的善意想象有关；还和这些人当时自觉不自觉地如下相信有关：这种善意、开放、坦诚所包含的在对方的生活情境中以心观心、以情感共鸣情感，然后再由之认真延展出去的认知努力，所会产生的认知、理解、领悟，最有助于快速跨越长期的隔断所带来的不同区域之间的观念、认知、价值感觉隔阂，而这种实在、有效的理解跨越、情感跨越，又会对东亚更好的未来开展有其他努力不能代替的意义。
1997.09.06
成为参观九一八纪念馆的首位日本首相，也是唯一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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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1990年代后期的东亚交流中，包含了如上所述这种很以对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生活感觉为相当理解关切重心，而非以可以分门别类的知识交流，以政治、经济区域互动推进为关注重点的脉流，九十年代后期对中国大陆一些知识思想现象试图有较多思考、对正在快速变迁的时代中人的状况有比较多的掌握、理解的我，由于我的这些关切能相当程度上通过我编辑的《学术思想评论》辑刊表现出来，我又有生活、工作于北京的地利之便，就使得当时还很年轻、不善交际的我，也能被这样的东亚知识脉动直接扫到，并被这样的脉动非常大地塑造、改变。
正是在这样我当时还缺少认知、理解的时代脉动中，我1997年夏见到了第一次集体到大陆访问、我之前可说一无所知的《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学人群。匆忙的见面之后，听人比较多介绍了我情况的钱永祥先生，托朋友带给我6册《台湾社会研究》杂志。这六册杂志当时给我惊喜，也给我很大冲击。惊喜的是，里面一些和时代现实很有关系的政治、历史、思想方向的论文给我非常有益的帮助；冲击的是，那些和台湾八九十年代具体现实以及兴起的各种新社会运动有紧密关系的文章。读前些种方向的论文，可说是对我已经有一定关怀、理解的知识思想方向的培力、生长性浇灌；读后面这些关怀方向的文章，则超出了我那时的知识思想视野。好在我当时被冲击感到困扰后，能知难而进，努力的结果是我知识思想视野、社会理解视野的进一步打开乃至重塑。好在有了一定的阅读准备，1998年底台社的赵刚和陈光兴先生、1999年初钱永祥与郑鸿生先生等再度访问北京，交流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再通过和他们直接互动，让我得以因之进一步校准了我通过杂志阅读建立起的理解，同时也让我比较多地了解了他们的知识思想关怀，和台湾1987年解严之后历史的展开之间的深切关系。这之后和台社朋友们持续至今的密切关系，使得台社成为我最熟悉的学者自组织团体之一，而他们的知识思想工作一直是我知识思想学习、价值感建立的重要资源；他们对知识思想责任的理解，知识思想选择，更推动我虽然身处学院，但实际上做知识思想选择时，总是会认真参照我所关注的社会人群、时代历史展开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论题，并努力赋予论题我理解、期待的价值、情感质地；而台社二十多年对我始终不变的认真支持，更是支撑我能够坚持走自己路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在这样我当时认识自觉非常不足的时代脉动中，和我年纪相仿、现在都在首尔大学工作的李政勋、柳浚弼两位我一直充满敬意的朋友，在1998年底1999年初前后出现在我面前。和他们及他们当时处身的由韩国一批很有反思性的中青年学者组成的水踰研究所的朋友们交流的意义，有些是当时我就很有感觉，对我就很有触动的：比如，通过带我和北京的一些朋友看韩国电影，有效打开我对韩国二十世纪历史的认识；比如，他们的西学朋友在运用尼采、德勒兹于当代问题思考时所产生的思想冲击力；比如，在意识到如果反思主要停留在观念层面会有很大的问题，他们非常有行动力积极探索让身心、生活从被时代给予从而也限定了的身心、生活形态中摆脱出来。比如，他们非常渴望从近代以来的中国经验中寻求知识思想资源，期望东亚具有反思性自觉的知识分子一起努力，建立更能有效面对东亚历史和现实遭遇的问题，更能让东亚人民具有主体性地位、主体性能量的现代理解，等等。现在回想，可惜那时我不会学习，没有趁他们当年多住多来北京的时候把他们愿意打开给我的他们经验、思考、感受世界的机会，愿意带我进入、掌握的韩国思想、文化、社会运动、文学艺术、历史纵深，进行自觉、有章法地学习，否则如果那时就埋下更多韩国对我的研究、思考非常重要的种子，现在的自己一定会成长得更有厚度、更有力量。不过虽然如此，通过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展现出来并被我意识到了的，通过他们所打开的门窗让我窥见的，我已经看到韩国七十年代以来浮现的，一方面直面现实、一方面相信现实是可以改变的，而激发起的思想、文化、知识、文学艺术意识，行动勇气，并真诚、努力地把思想、文化、知识、文学艺术置于对不断变化现实的正面直视和对运动的强韧、建设性作正面承担的紧张中，所产生出的思想、文化、知识、文学艺术的特别品格，和与这样的思想、文化、知识、文学艺术品格有紧密关联的社会运动特别品格，及有这些品格的思想、文化、知识、文学艺术、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历史支撑力、现实突破力、未来开创力，都让我认为，韩国七十年代以来这样一些不断发力、不断展开的宝贵而又强韧的存在，不仅为韩国过去几十年方方面面的成就作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为今天、未来的韩国确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知识、文学艺术、社会运动传统，也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问题、世界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源。也即，虽然因为语言和未有在韩国长期访问的限制，我未能对上述韩国存在有较多的消化，但李政勋、柳浚弼当时所带给我的认识意识、理解感觉及后续帮助，和在他们视野、意识延长线上更多韩国朋友带给我的认识、理解帮助，都让我意识感觉中的上述韩国存在总能在我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东亚区域、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理解、思考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当然，我2000年前后能比较快地建立起一些对我之后的认识、思考有很大影响的日本感觉、日本理解和东亚感觉、东亚理解，还非常非常得益于我非常幸运地有孙歌老师这样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同事。
我在1996年7月入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已经因孙歌老师在《学人》辑刊上刊发的《东方女性的文化立场——论向田邦子》与《日本近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中国古典戏剧研究》，以及她在《读书》杂志上对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主编的系列论文集《在亚洲思考》的评论，而对孙老师印象深刻。不知道我入职社科院后头几个月有没有在楼道里碰到过孙歌老师。我记忆中第一次见她应该是在该年底或1997年初于北京西山大觉寺举办的一次以“学术史”为主题的会议上。在那次会议上孙老师作了应该是和她《日本汉学的临界点》文章内容很有关的发言。她发言中所打开的认识、思考空间，非常启发我，让对当时时代通行的知识意识、知识理解极感不满的我深感钦佩。会下跟她打招呼，回所里上班时跟她请教，知道她写出来的只是她很有心得的理解、思考的太小部分。
孙老师那时在北外日本学研究中心开课，我1997年就来上她春季学期的课。想不到的是，那时在作中心日方主任的沟口雄三先生也来上孙老师的课，我意外和沟口先生成了同学。记得我和沟口先生每次都坐那间不大教室的最后一排。可惜那时和沟口先生没有挨着坐，要不我现在可以说和沟口先生同桌了。孙老师的课应该是上午三四节，下课后我们就三人一起出去吃饭。那时真是对我这如此难得际遇缺少足够意识，要不那时的孙老师、沟口先生思维高度活跃，我若有意识录音，或回去马上追记，吃饭时的交流一定有太多可圈可点处。如此，我现在也就更可以详细、确切了解，我那时听到了什么，吸收了什么。不像依我现在的记忆，可以无误记得的是对当时中日知识思想状况的批评、对新的知识状况如何生成的讨论构成餐间谈话的核心主题。另外可以确定记忆的是，由于对既有知识思想状况不满、思考怎么构建新的知识意识也是我其时关心的核心主题，故当时孙老师、沟口先生的餐间交流一定有很多超出我知识范围、理解深度的讨论，但由于大的意识、感觉方向是我也共享的，是以每次餐间交流我应该都是非常高兴的。
那时除了听孙歌老师的课和课后交流，作为近水楼台的同事，周二返所日的中午也有很多机会听孙老师讲，并且我的住处离孙老师家不远，我们平时还有几个朋友约了一起去拜访孙老师的机会。现在想，那时的孙老师正处于攀登至之前没有人到过的高处，看到了很多之前没有人看到的景象，一些之前被人看到过的事物、景象现在由于视线出发的位置不同，也在她面前显现出之前没有的面向，她一方面兴奋地观察、兴奋地思考，一方面她由这高度看见了之前被云雾遮住的峰顶，并从看似人力不能征服的峭壁中发现了攀登的可能性，而这样能帮助进一步看清历史与现实、帮助负责任迎向未来的认识前景，进一步激发着她已经非常专注、热烈的思考热情，喷涌的灵感让她的热情不断有各种精彩的凝结，描述的天赋、长期养成的让人惊叹的分析力和高准确度表达思想的语言能力和被思想推动的热情一起，让那时的她坐下来就讲，一讲就把人带向现实的深处、思想的高处。这些对之前有太多不足的我无疑是再再难得不过的成长课堂，从这些熏陶、学习，孙老师让我不仅看到我之前不了解或了解极为表面的很多战后日本面向，更重要的是她还让我看到了她思想化这些日本经验的方式，她对这些历史、现实所作的思想性回应所开放出的对现实与未来的建设性理解空间，所开放出的具实际实践建设性效能的有益指引。
也是在这样的学习状态中，孙老师介绍了我和铃木将久教授相识，由于有孙老师所打开的思想认识感觉空间作媒介，铃木教授在我的认知理解中，一开始就不只是一位日本中国现代文学优秀研究者、一位对人很善意温厚的好人，而还是一个对中国历史、现实、未来都有很展开的关心，对中日关系和变动中的日本很有责任心，对日本知识思想社会运动状况很关怀很有掌握的日本知识人。而这当然也就使得我和铃木教授的交流，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展开的经验视域中进行的。
显然，从1997年春到2000年秋，从跟孙歌、沟口雄三、钱永祥、陈光兴、赵刚、郑鸿生、李政勋、柳浚弼诸位师友和他们朋友的学习，已经让我有一定的准备，使2000年底陈光兴、孙歌两位老师带我进入比较大型的东亚交流活动现场时，我已经能从这样的交流现场中有比较多的学习。显然，这也是——我后来能从陈光兴、孙歌、白永瑞、池上善彦、王晓明、张颂仁、高士明等先生推动、整合成的更大东亚知识分子交流网络中，能从我对东亚各地访问中，都能比较有成效学习的——重要起点。由衷感谢孙歌、沟口雄三、钱永祥、陈光兴、赵刚、郑鸿生、李政勋、柳浚弼诸位师友不是一般地把我带入东亚天地，而是在把我带入其中时，他们还把很多东亚经验性存在已经活化为方便我理解、吸收的知识思想资源。
从这些对东亚的学习中，我除了具体的各种长进外，我还发现这些学习和我对西方各种理论、知识、经验的学习有一种深处的不一样，对这些具体学习意义的总结和认真思考这种深处的不一样感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努力理解，让我在2000年总结我主编《学术思想评论》所写的〈在困惑中搏求在不安中承担〉文章中写下了如下几段话：
几年来，我们贯注心血的努力，为《学术思想评论》在最活跃、最具未来可能性的中青年学人中赢得了一个稳定的读者群。常常我最看重的中青年学人，了解起来正是《学术思想评论》认真的读者，这让我感到安慰，也给我压力，怕辜负他们的阅读期望。尤其是当中那些对我们特别信任的读者，他们认为《学术思想评论》刊登每一篇文章都别有深意，不能以粗粗一读所获的印象轻加评价。这是一种让编者既感光荣又感惶恐的信任。我承认我组织一篇稿子、选定一篇文章经常斟酌再三，这固然是我办事认真，但何尝不是我对自己的编辑眼光缺乏自信的表现呢。
但即使是这么信任我们的读者，在我们把相当精力转向对亚洲各国各地区学术思想资源的关注，并尝试陆续开掘这些资源时，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疑虑。这样一种疑虑，不能归罪具体个人，而是几十年来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介绍和研究方式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体制和国家媒体设计中，对亚洲的研究和报道本来是有着制度化保证的。但细究其实，这些研究和报道中的绝大多数由于从来没有突进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与知识分子的主体感觉、主体焦虑和主体性的复杂思考，所以，这些研究和报道大多只能停留于外在性的描述和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析。
这其中较有现实感的是一些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分析，但亦主要是对策性的，不以深入了解对方精神和思想世界为目的。这种长期的媒体和学院研究共同运作的后果，就是中国大多知识分子都在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精神和思想是贫乏的，现代世界具有原创性的、根本重要性的灵感都来自西方。这样，中国所谓的世界，在学术和思想方面实际上是在意指欧美，然后附带加上日本的实证性知识研究而已。
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当代中国在面对如此令人焦虑的、困难重重的现实时，所使用的资源却非常有限。偶尔使用一、二亚洲的资源，也不过是印象式的为特定的意识形态作服务性论证而已。在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热中，频频出现日本字样，但细究其实，大多只是
“日本因为充分西化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中国要想现代化成功应该走日本的路”这一句话的各种奇巧变形。在八十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思潮和九十年代初的东亚模式倡导中，又开始频频出现台湾、韩国、新加坡字样，所要表达的大多又是在围绕如下单一主题：这些国家和地区因走政治上威权、经济上放开的路子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也应走这种政治上威权、经济上放开的路子。
凡此种种对亚洲资源的使用，让人哭笑不得。因为对这些亚洲国家与地区的称许，其下暗含的逻辑是：把近代西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加以粗糙的笼统的模式化，然后再把我们理解的模式在价值上绝对化，以之作为衡量一切的指标。这样，日本、韩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所以进入中国大陆视野，是以被简单化后的西方为媒介的，其形象也就演成了，在不顾一切奔向这些目标时，其对策可资参照借鉴的赛场畏友而已。在这样一种心态逻辑背景下，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这种称许，反而像在换一种方式参与固化这些国家和地区思想、精神确实贫乏的流行印象。
在我和一些朋友看来，中国对精神亚洲、思想亚洲资源的了解程度和使用方式，深刻地暴露了当代中国太多的问题。不仅是不深入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精神和思想资源，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些国家的其它方面这类知识上的问题；也不仅是后冷战时代中国和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上关系的调整，使得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精神和思想状况有了现实需要，等等这些会因实际需要而在一定时候会被以某种方式面对的问题。我承认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是必须加以认真解决的，但这些却不是《学术思想评论》转向亚洲资源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所在。
《学术思想评论》之所以转向亚洲资源，是看到了这些资源可能对我们的主体改变构成根本性的契机。中国的精英们惯常把自己和西方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获得一种自我意识。没有人否认，和差异性很大的他者比较亦会有其收获，但也不会有人否认，这种收获和与差异性比较小的他者比较所取得的收获，是不能互相代替的。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基本都是和中国同样有着悠久传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并有着文化、宗教、种族上的连带性。以经历相差甚远的西方作比照对象，我们太容易获得一种自我意识。
久而久之，会造成一种主体状态上的懒惰和迟钝，而主体状态上的懒惰和迟钝反过来使我们的自我意识更加粗略和似是而非。恶性循环的结果，是主体感受能力、向内精神挖掘能力的丧失。就我的知识视野而论，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代中国知识界那样，其思想和精神活动那么依赖抽象语词和知识表述。我也不能想象当今世界还有一个民族会像当代中国那样，感受力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中如此地缺少位置和不被尊敬。
所以，《学术思想评论》转向亚洲资源，试图捕捉的是那些我们亦曾经历过但没能将之问题化，而其他亚洲知识分子却将其问题化的部分。接触这种资源，在我是一种既有思想感觉、自我状态被敲击被撕开般的震动。自己主体被对方激活之后，对对方的精神和思想上的能量自然有一种刻骨铭心之感。这样，虽然我尚缺少有关这些国家和地区更多的知识，但自己主体被其突入和震撼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些民族特定时刻精神主体的某些方面。
《学术思想评论》转向亚洲资源，在我，是期待读者也会有如我一般的收获。如果确有一些读者和我有同样的阅读感觉，我们就在学院和媒体几十年对亚洲营造出的灰色罩布上撕开了一个缺口。更多的学人、思想者和刊物做同样的工作，会使中国知识和思想界发现，西方之外，我们原来有这么多同样有价值、彼此价值又不能互相代替的参照体。
经历相近又相异的纠缠，使我们困难于获得自我意识，这将逼着我们向主体内部推进更深，并通过推究导致这些纠缠的原因，对历史和现实进入更深，从而产生更贴近真实的复杂理解。这种通过有可类比性经历的他者的问题，来把自己的经历问题化的资源使用方式，和单纯引进理论大不相同。只有将经验中那些以现有方式无法有效被触及、整理的困难加以问题化，那些与现有意识形态、现有理论逻辑和流畅叙述相校正甚至相冲突的、内在于我们生活的那部分真实，才会被凸显出来，被反复意识和集中思考。所以，问题化是现实、历史和理论之间的枢纽，它既深深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之中，又是有效思想的起点。
感到亚洲资源的重要性，使我深深忧虑并试图改变当代中国只有中西资源起实质作用，而其他资源仅具象征性附加作用的思想状况。整理我自己从亚洲资源受益的经历，也使我反思，我们以前使用西方资源时，太缺少有意识的“问题化”层面的工作。或过分依凭有关西方事件的叙述知识，或过分依凭西方既有抽象论说，这两种非此即彼的方式，由于缺少“问题化”层面工作作为中介，很难在两者间进行真正有效的互动和勾连。
那些常见的勉强勾连，以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指出一种思潮、一种理论产生的原因，指出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所在。这类勾连不仅对深入了解该思想和理论的人没有说服力，而且无助于我们深入而非简单隔膜地把握一种思想、理论在他空间、他历史阶段的可再生内涵及其有效性边界，而这恰恰是我们研究、挖掘历史和他民族资源的根本目的之一。这种彼此缺少有质量互动的情况造成的后果，只能是另一部分人更教条、更乏反思自觉和边界意识地使用理论和思潮资源。①
而这样一些理解和自觉，也使我更积极致力向亚洲学习。虽然事实上由于机会等的限制，我的亚洲学习实际上主要是东亚学习，但即使有这样的不足，对东亚的学习也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我。
三
但即便如此，按我现在的记忆、理解，如果只有上述这些对我的开启、带动和我从这种带动中的学习、思考，而没有沟口先生和孙歌老师推动的中日知识共同体努力，我想我会推动“后冷战时代日本的思想课题”“后冷战时代韩国的思想课题”这样的思想特辑，但仍然不见得会有积极推动“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的认识意识、行动动力。
1997—2000年由沟口先生和孙歌老师共同推动的中日知识共同体计划，由1997年7月（北京）、1998年12月（北京）、2000年1月（北京）、2000年8月（东京）四次以“中日知识共同体”命名的会议，和其间、其后一系列交流、出版组成，在中国也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在日本则引起了更大的关注。我因为和孙老师、沟口先生相熟，完整听了在北京开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其间、其后的一些相关场合，我也在场，有些据孙歌老师说还起了些小有意义的作用。当然，我更幸运的是，活动的其间、其后，我还有机会听沟口先生、特别是听孙歌老师反思、分析这中间太多深有意味的环节，而没有他们的细腻分析，活动中很多症候式现象我即使有反应，也不知道怎么一层一层打开对之作深入理解。
对我而言，中日知识共同体让我所以记忆特别深刻，首先在于这个知识思想活动，其现场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思想的收获、认识视野的打开，还让我在身体感觉上直接经验到了历史、现实之重。就是对我而言，活动现场流动的不仅是呈现知识思想的语词；还有很多容易不容易被感觉到的情绪的起伏、历史-现实的滞重，感觉-心情的无法言说、不想言说，和说出来就担心会被误解的纠结、抑郁；更有与通常的知识思想活动不一样、却明显有特别承重的、然而我却常常不知道怎么确解的激动、误解、机锋、冲撞、失态。
这种大脑、身体的同时被冲击、铭刻，让我认识、体感一起真切地知觉：不面对内在有极深纠葛东亚内那些已经强韧置入不同区域人感觉、理解，对各区域之间关系有极强塑形力的——有时潜隐、有时浮出水面直接发力的——被赋予了很强情感、价值、意义承担的事件、知识、记忆、感受机制、理解逻辑，不仅那些很浮表、行礼如仪的交流，就是很多很善意、渴望有建设性效能的交流，实际上都没有正面承载、化解历史-现实之重的作用。
就是，从第二次中日知识共同体会议开始，沟口雄三先生、孙歌老师等一批很有思考力、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直面中国、日本、中日之间一些最尖锐历史－现实之重的努力，清楚地告诉我：要正面面对这些历史－现实之重，真诚、勇气、责任心当然是重要的，有相当宽广的知识思想视野和很强的反思意识自觉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知识思想积累、反思意识还停留于九十年代后期常见的那些知识思想反思意识、工作意识，显然不足以面对强韧存在多年、演变至1990年代后半已经变得极为纠缠但仍有极强塑造现实面貌、走向能量的那些历史－现实之重的。
就是，中日知识共同体的经验让我真切地了解：要面对演化至当时东亚的一些历史－现实之重，需要产生很多新的知识思想意识，和把这样的知识思想意识充分落实为每个环节都有切实有力知识、思考支撑，合起来又能汇聚为能正面对战、分解、转化使这些历史－现实之重以破坏性方式强韧存在的——由太多历史－现实条件和太多有问题的知识、认知逻辑共构成的——沉重挑战。
就是，中日知识共同体的经验让我非常真切地认识到知识思想工作在东亚现实与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即，参加共同体讨论的大部分是非常难得有良知、有能力、愿意反思的东亚知识人，在认知上尚不能对这些演变至当时的、又重又缠绕的历史－现实之重进行充分的、可有力化纷解难的分析、说明，那要求政治人物不能往破坏性方向利用这些历史－现实之重是可以的，但若幻想政治人物、社会民众就能很好地面对这些艰难、化解这些艰难，乃至把这些艰难转化为积极面向未来的重要营养，则无疑是不现实的。在很大的意义上，东亚未来要实现——作为近邻的彼此之间最好能形成互帮互助、一起努力向前的——区域关系，离不开知识人认真直面东亚缠绕且沉重的历史－现实，并作出很多认识突破、认识积累。
由中日知识共同体所带给我的这些认识，我清楚看到自己之前在这些很有现实塑造性的历史－现实之重方面是多么的无知、无识，是多么地只在最最表层的意义上只知其表、不知其里。由我自己的状况看当时中国大陆的知识界，我发现我这些方面的无知、无识并不那么特殊，我的问题很大意义上也是很多知识界成员的问题。由对我自己的批判性审视，我明确告诉自己必须改变；由我从对自己的审视延伸到对中国大陆知识界的审视，我觉得自己应该在知识界有关方面的改善上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当然，由对问题的重要性开始有理解，由对在认识上要决定性推进对问题的把握所需要的知识思想意识和知识思想积累开始有所认知，由为实际知识思想状况和解决问题的需要的强烈反差所震撼，我当然更为敬佩推动了中日知识共同体这个有高度思想和现实意义系列活动的沟口先生和孙歌老师，更发自内心深处感激为这个系列活动作出贡献的每一个人，发自内心尊敬、感激在有关状况改善方面作积极努力的人们。
四
如果说我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所叙述的东亚学习主要是一种正面打开自己、正面成长的学习，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学习，则让东亚历史与现实中的沉重低音强力进入我的知识思想意识。在很大的意义上，从2000年开始，我仍然注重刚开始“开眼看东亚”1997-1999几年中所有的那种积极正面接收的学习，但也开始想有否可能把这种相当愉快的学习与正面面对东亚历史与现实中的沉重结合起来。也即，中日知识共同体活动带给我的改变，让我在对东亚内认真面对东亚内沉重的研究、思考努力充满了敬意的同时，也渴望向这些努力学习。
显然，我这样的变化，使我在2000年以后再见到铃木老师，对他表现为积极投入到竹内好研究会等为代表的——他积极尝试介入日本有关现实的——诸多努力，和与他一起办竹内好研究会的池上善彦先生、丸川哲史、米谷匡史教授等的诸多努力，所具有的思想、现实意义，也便更能顺利理解。以致在一些活动中，不用事先沟通，就能有相当默契的相互支撑、配合。而正是中日知识共同体带给我的变化，和2000年后在这样变化后方向上的积累，让我在2004年初见到中野敏男、岩崎稔教授之前，虽然只是通过铃木教授等日本朋友和孙歌老师言谈间的涉及，已经对以中野、岩崎教授为中心的他们研究合作群的工作的意义，对与中野、岩崎教授有密切合作的很有反思、批判性的在日韩国人学者徐京植教授等工作的意义都有了很强的了解渴望。这样等2004年年初我和中野、岩崎教授等相见时，不仅交流很顺利，而且也让我进一步确认，他们的工作非常应该介绍给中文学界。
这样一些视野、脉络展开所促成的想法——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要积极推动中野、岩崎教授他们研究合作群工作在中文世界的介绍、出版，使《差异》辑刊主编邀我为辑刊独立编辑一期时，我马上就答应了，并第一时间跟铃木将久、丸川哲史、米谷匡史老师商量，请他们编辑一个以中野、岩崎教授他们研究合作群为中心的、篇幅可以占到辑刊篇幅一半稍多的大型专辑。而铃木、丸川、米谷老师几位对中野、岩崎教授研究群工作的了解与肯定，和他们与我之间已经形成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也使得他们第一时间就答应负责编辑这个大型专辑。
交代至此，大家已然可以清楚地了解，铃木教授按语中说我提议编辑这个大型特辑，就事论事看当然是成立的，但若联系我上面的诚实讲述则很显然：这看似我个人自主的行为，其背后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在东亚极大松动后，一批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有责任心、有行动力、对东亚更好未来有特别期待的思考者，在其时浮现出的时代氛围、交流期待中，通过积极、善意努力所推动出的规模虽不能说大、但很有质量的思想-责任心脉流。
五
花了这么多篇幅讲述我所以会参与到“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专辑的中文出版推动工作背后的时代氛围、脉络、脉理，一个原因当然在向更年轻、没有经历过那一个时代的“谓无名”年轻读者们，介绍我所知的那一时期东亚知识分子的一些交流情况；另一个原因则在以今天的有关状况回视二十多年前的当年，也不能不有相当强的感慨。
可以说，沟口先生、孙歌老师推动的系列活动“中日知识共同体”中的“知识共同体”表达，据我九十年代后期、2000年初的有关经验、感受，可说把九十年代因冷战极大松动而开放出的东亚知识分子交流中相当部分人的善意期待作了最好的命名。
当然，据我的经验、理解，有这样善意期待、理想想象的东亚知识分子实际所处身的经验、感觉位置也相当不同。在很大的意义上，虽然冷战松动更早，但要到九十年代后期韩国、台湾知识分子积极寻求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建立直接、坦诚交流的努力才比较多。也即，九十年代后期韩国、台湾知识分子积极寻求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直接、坦诚交流，实可视为被冷战分开几十年的中国大陆、台湾、韩国知识分子直接交流的开始阶段。这就很像抱着善意的人生初见，没有惯性反应、先入为主，但有美好期待，也渴望对方善意、真挚、给自己期待以惊喜。
相比，九十年代后期的中日知识分子之间，则因从八十年代开始中日知识分子间已经有比较多的交流，加上因为教科书、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所出现的中日紧张，已经很难有中国大陆和韩国、台湾知识分子之间那么单纯、饱满的人生初见感觉。不过，由于之前的交流主要是体制主导的，到九十年代后期则随着冷战松动后交流空间越来越大、交流机会越来越多，还是会有一些中国大陆、日本知识分子对主要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交流有相当期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些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直接、自主互动，也还是相当程度包含有人生初见那样的善意想象、善意期待的。
很庆幸自己赶上了由大历史导致的比较多东亚知识分子有如人生初见交流状态的九十年代后期2000年初那个时段。很大程度上由友善、坦诚、开放的好奇心推动出的交流氛围，碰到的又是一批很有思想力、责任心、善意的交流者，使认生，遇跟我工作、责任无直接关系陌生人通常往后退的我，当年却能没有太大障碍感地和东亚不同区域知识分子相交流，并且和其中一些成了友谊持续至今的朋友，便和这时交流者特别富于善意的人生初见般感觉的交流氛围高度相关。
也当然，这里愿意回忆当年，不仅在于相比很有深秋萧瑟感、担心冬天将至的现在，很有春天生机感、未来期待感的当年让我不能不很有感触地怀念，还在于，我想通过这些回忆，跟“谓无名”读者交流如下想法：就是我所经历、见证的当年时代的一些思考、经验、意识，就其实际发生过程而言确实是依托了当年时代的条件、氛围才得以发生的，但这不等于中间的一些经验、意识，在对其有自觉的情况下，就不能被条件、氛围有很大变化的后续时代的研究者、思考者积极继承。
比如，九十年代后期2000年初我所亲历、见证的东亚知识分子交流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视野开阔、很有学养的，但当时大家基本都能把自己已有的学识放下，努力把自己打开，积极观察、体味不同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中的人，认真倾听、渴望准确理解不同生活世界中人的讲述、表情、行为，而非着急用对象印证自己的学养，或表现上很有教养，实际上在过快把观察、交流对象纳入自己的已有理解。这样一些人，有的在之后的时段也始终保持当初的那样一种悬搁自己积累，认真对待对象的学习、努力方式；有的则在不久之后接受了一些解释逻辑，在观察和倾听时不再像之前那样，对不方便、不能纳入自己接受的理解能保持一种真正的开放性，交流也会越来越选择和自己立场、理解意识接近的人；当然，也还有一些人不再对交流寄予期待，而把精力放回在地脉络。
上面三种在九十年代后期2000年初东亚交流后的不同选择，第一种选择中给我极深刻印象的是孙歌老师和铃木将久兄。孙老师在学习、写作方面有很好地自我时间管理，有一次我见她开着的电视在放一个一看就过于大众、过于没有我理解的学习点的一般日本节目，我就问她原因，她的回答我有点记不准确了，大意是她除了直接接触，也找到用最新大众有兴趣电视节目的方式，以了解不断有变化的一般民众的语言状态、生活感觉，她很担心她稍不注意，就和民众的生活感、语言感有隔阂，就可能产生理解、交流的偏差。与孙老师相近，铃木教授对在中国具体生活情境中直接看到中国人“脸”“表情”的高度强调也让我印象深刻。在我的理解中，她/他们看起来和她/他们的写作没有直接关系的——总是努力像人生初见般悬搁自己已有积累，渴望如对象所是那样看到、感到、理解对象，也是她/他们的认知、写作始终能保有高度活力、准确性、分寸感，和没有变为后两种知识人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之愿意回忆当年的上述状况，更在于从那时走到今天，我一方面欣喜地看到：对亚洲，特别是对东亚，在不到三十年中中文世界已经有了极多认真的知识思想积累，且这些知识思想积累中，有不少就是和上面讲的，对认知、把握那些对现实很有塑造力的历史－现实之重存在很有帮助的知识思想工作。对此，作为读者，我由衷感谢对这些认真努力和贡献的人们；但另一方面，认真回顾有关积累，我也必须要说，相当部分和上面讲的历史－现实之重有关的努力、积累，并不是在对——当年中日知识共同体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如下基本感觉、基本意识有自觉的前提下作出的。我这里所说的基本感觉、基本意识：
一个是由中日知识共同体最主要的当事人之一孙歌老师明确传达的：
在几次讨论中，多数参与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包括民族主义批判在内的意识形态批判工作并不足以改变例如教科书事件或者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基本状况，而单纯地依靠国际政治关系的压力也不足以有效地对抗日本社会的保守化问题，这是因为，由小泉首相反复表述的非逻辑“心情”问题，作为日本新的政治“逻辑”，反映了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感觉的变化，而已有的斗争方式已经不能有效地对应这样的新局面。
——孙歌《跨文化知识状况的思考》
一个是沟口先生和孙歌老师在她/他们关于中日知识共同体的文字与谈话中都涉及，又被参加2000年8月4日在东京举办的主题为“如何超越战争的感情记忆的壁垒”的第四次中日知识共同体座谈会的酒井直树教授明确指出的：
我们参加这次“中日·知识的共同”座谈会，不只关注日本与中国，还要回应世代与性别、以及其他的社会立场的差异，接近具有各种经历的人的感情记忆。但虽说如此，我们也不可能立刻理解对方。不如说，营造知晓不能理解对方的场所正是“共同”这一词语所表现的事态吧。在此范围内，“共同”就不是拥有某种共通性，而是为了知晓没有共通性所不可或缺的社会性状态。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战后世代才能够接近在战争与殖民地主义的暴力中受伤的人们。②
——高桥哲哉、酒井直树《如何超越战争的感情记忆的壁垒》
就是，1997—2000年由沟口先生和孙歌老师核心推动的中日知识共同体活动，其诸多贡献中的上述两个贡献：一个是指出旧有的批判路径，在面对日本九十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右翼活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因此需要新的历史－现实分析、新批判路径的建立；一个是日本新一轮的右翼问题，是在新的世界格局情况下产生的，因此要对其作有力回应，就需要有关国家、地区有责任心的人们有有效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而中日知识共同体非常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及时地把有反日本右翼相同目标的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为什么不能相当展开地相互理解、有效合作这个问题，作了相当有推进性的思考。
[日]沟口雄三 著，帅斌 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丨壹卷YeBook，2024 可以想见，若关心同样的时代现实，努力去做自认有意义的工作，却错过了这非常及时且关键的指出、进展，而仍很大程度上停留于原来的意识、理解，其真诚付出的时代建设性效力又怎能不打折扣呢。
六
“谓无名”的读者应该大部分都对东亚现实有相当关切。立足于让人不能不有惊心动魄之感的今天困境，在主要关注现实的同时，以一定精力回顾来时路，感慨之外应当也能有所发现，给直面当下、展望未来相当启迪。
但愿我这篇已经太长但实际仍属匆匆的非典型编按，属于这种回顾中也对今天的努力者有安慰乃至有一定启发的文字。
愿时代的挑战能让关于东亚的知识思想努力、实践努力，更快进入一个更有历史-现实把握力、回应力的阶段。
如此，中国幸甚，东亚幸甚，世界幸甚！
注释：
①现在读这篇2000年写的文字的上述部分，不自觉会想，经过了二十多年，我们在哪些有关知识思想认识方面已经有了可喜变化，又在哪些方面没有实质改变；有实质改变的方面带来的建设性与意义是什么？没有实质改变的方面带给我们的后果是什么？没有改变的方面又在何种意义上限制了改变的方面充分发挥出建设性力量？很希望看到上引文字的谓无名读者，也有动力想一想这几个实际和当代中国知识思想品质有非常关键性相关的问题。
②高桥哲哉、酒井直树：《如何超越战争的感情记忆的壁垒》，「谓无名」公众号2022年8月15日
・此次推送内容为“谓无名”公号邀请贺照田教授为“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专辑撰写的“编者按”。
・图片源于网络。
“现代化”的期待，还是“现代性”的忧思？——从“韦伯翻译”看1990年代以来的“西学想像”（罗岗） 汉学视点 马若瑟的选择：《赵氏孤儿》翻译的历史背景和美学缘由（鲁进） 古今书评
・评《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杨贞德）
・评《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家”的思想论争》（杨芳燕）
著译著简介
英文目录
编后记
作者简介
（刘欣宜画）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十八世纪中叶以降政治史、思想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著有论文集《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当中国开始深入世界》《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当代中国的思想无意识》《革命-后革命》；与朋友合著论文集《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如何可能？》《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扎根与远望》；主编的论文集有《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东亚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作为人间事件的新民主主义》《新人 土地 国家》《新与旧 理与时 情与势》《作为人间事件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方法的五十年代》《作为思想资源的五十年代》等二十余种。
延伸阅读
不折编辑
K、饴鱼审校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Dc0MjkzNQ==&mid=2247553036&idx=1&sn=2a5822ae35a03ce050c55beaf64b6f03&scene=21#wechat_redir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