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结束，未来我们该如何想象这一年？巴黎奥运会，巴以战争，叙利亚内战，美国大选，琼瑶离世……
2024年12月3日深夜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令旋即被国会取缔，尹锡悦被弹劾，共同民主党国会议员代表朴赞大的弹劾檄文，提到韩江的小说《少年来了》——描写1980年光州事件的小说。韩江曾经问过“过去能否帮助现在？”“死者能否拯救生者？”朴赞大说，“1980年5月的光州拯救了2024年12月的韩国。”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女作家韩江。韩江作为韩国第一位诺奖获得者，也是亚洲第一位女性作家获奖。她获奖，在我们东亚文学研究界引起震颤。我们有一个东亚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群，诺奖公布后，群中学者着实兴奋了一阵。韩国语文学获奖在东亚有特殊意义，韩语/朝鲜语，曾经是一种几乎要被“消灭”的语言。1910年，日本殖民朝鲜——“日韩和邦”，随即在朝鲜半岛推行激进的语言政策，全面禁止朝鲜语出版物，强行日语教育与出版。朝鲜语在朝鲜半岛被禁止，朝鲜语文学又能在哪里？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一个傀儡国——“满洲国”，傀儡国实行一种特殊的民族语言政策，鼓励生活在伪国的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写作。在朝鲜半岛必须用日语写作，在伪满洲国却可以用朝鲜语写作。在东亚殖民主义时代，伪满洲国是朝鲜语文学公开出版的唯一“合法”之地。韩国学者研究现代文学时，有一系是从中国东北的朝鲜语写作开始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韩江，让人们再次看到一种语言的脆弱和力量，语言文化多样的重要，如果没有了韩语，韩江的作品用另外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另外的意味了。脆弱和力量也是韩江作品的核心意向，《植物妻子》《素食者》《失语者》《少年来了》《不作告别》一系列作品，人们像灰尘一样脆弱，像植物一样坚韧，像火焰一样美丽，与我们共享这个世界的脆弱、坚韧与美丽。“深渊总是和对阳光的渴望一样切近”。
加藤周一的文章有一种特殊的调子，平易、舒缓、幽默，思想自然流出。这本《〈日本文学史序说〉讲演录》，是加藤先生84岁时，与白沙会（一个由学生、教师、编辑、主妇组成的市民读书会）会员畅谈他50多岁时的著述《日本文学史序说》（上下两册，1975-1980）的记录稿，是深思多年的思想结晶，口语体文著有如面对面的交谈。
加藤的日本文学史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增加了日本人写的汉文——文言文文章，“日本文学具有用日语和中国文言文两种语言进行书写的特征”，这在1970年代，是非常惊人的言论，经过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想当然地认为日本文学史是由日语文学构成的。加藤不仅把汉文编织进日本文学史，描画出日本文学史新样貌，还论说了日本文学的底色是汉文，于此，汉文流行的时代日文何以成为日本文学的书写语言？这是一个问题，答案是女性开始写作。
日本奈良时代文学是用汉文书写的，平安时代出现了日文文学。平安文学双璧的紫式部（约973年—？）的《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约966年~约1025）的《枕草子》都是用假名写成的，但这不是说日本文学此就从“唐风”转换成了“和风”，也不是后来被塑造的日本民族主义兴起，用加藤的话来说，“不是奈良时代一直使用汉文书写转变成了日文书写，而是当时在汉文书写之上添加了日文书写，最初只是一种书写方式，假名书写发展，书写范围扩大后，变成了两种。”也就是说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是双语文学，有汉文文学，还有日文文学，而这一变化源于女性进入当时的日本文坛，是平安时代宫廷女官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出色才华让日文成为了文学语言。平安宫廷有了一定数量的女官，但她们只是参与宫廷中的日常仪式，没有参与权力的可能性，虽在宫廷，她们处于双重边缘，性别边缘，权力边缘。平安女性地处第二性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果要写作也只能用低一等的语言来写，男性用汉文书写，女性用假名书写。语言是一种特权，就如早期犹太-基督教文化中，讲话的特权专属于亚当，他呼出的第一个词语是——上帝。夏娃没有自己的语言，出于需要，她学会了蛇的语言，如果她想要获得造物的智慧，那是唯一可用的语言，无论是在巴别塔之前还是之后，女性使用的语言都是低等级的。紫式部和清少纳言开始写作，用的是当时微不足道的女性语言——假名。但是她们让日本文学发生了质变，不仅写出那些男人从来没写过的内容，而且改变了也是奠定了日本文学的面貌，日本出现了用假名书写的物语。紫式部和清少纳言她们处于权力的边缘，不能参与权力斗争，却成为权力斗争的细心观察者，并用出色的才华表达出来，假名写的《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的巅峰之一。加藤对《源氏物语》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件现象级事件，堪比莎士比亚的戏剧。10世纪的《源氏物语》，“对心理层面的细微差别的描写有时候甚至比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说更细腻，几乎接近普鲁斯特，这是令人震惊之事，无法说明缘由。”
最后我想说一本尚在出版中的书，《国民的诞生——朝鲜族文学中的革命叙事与国家认同》（李海英著）。这本书探讨了一个大题目：移民而来的朝鲜人怎么变成了有中国认同的朝鲜族？即如书题——国民的诞生。该书重新思考当代朝鲜族文学中的革命叙事议题，朝鲜语文学如何从移植而来，花果飘零，落地生根，成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维。
在中国56个民族中，朝鲜族有其特殊性，作为一个跨境民族，朝鲜族与中国境外的两个主权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同属一个民族，且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和风俗文化，民族认同明确。如书中明确指出，“如何平衡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是朝鲜族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国家认同问题在朝鲜族这里相比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来说更为复杂，但是朝鲜族的中国认同很少出现偏差，原因何在？该书通过梳理分析当代朝鲜族文学中的革命叙事给出解释。深谙朝鲜族历史的李海英教授，不仅掌握众多历史文献，作为朝鲜族学者，她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体验和家族经验；同时李海英教授深耕朝鲜语文学多年，从日本殖民时代移植东北的朝鲜人文学，到共和国时期的朝鲜族文学，到从东北返回朝鲜半岛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文学和大韩民国文学，她都有精深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国民的诞生》一书做到了把朝鲜族文学放在东亚近现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考察，把朝鲜族文学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亚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考察，把朝鲜族文学放在东亚经济生活和个人追求中考察。在如此视阈中考索到当代朝鲜族文学中的革命叙事与国家认同的关联。朝鲜族文学中的革命叙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朝鲜族文学者在复杂的东亚时局中、在本民族国家认同模糊时刻的主动求索，是朝鲜族作家用文学回应时代问题的结果，当代朝鲜族文学中的革命叙事在统合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作者简介
刘晓丽，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20世纪东北文学。研究专著有《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2008，2017年修订版）、《伪满洲国文学与文学杂志》（2012）、《国土沦陷 文人何为》（韩语版，2024）、《思想东北 文学东亚》（2024）等，海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编著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伪满洲国老作家书简》《伪满洲国的文学杂志》《创伤——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等，主编“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3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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