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在空间维度上呈现了幕末明治日本人眼中的长江中下游三重镇形象，在时间维度上分析了幕末明治日本的中国认识。
幕末明治日本人眼中的清末上海，幕末日本人从中日、华洋及日本与西洋对比的三重视角出发，虽然客观认可港口及租界的发展，但主观上更多关注上海县城人文式微、内外交困下底层民众生活凄惨的状况；明治日本人对上海的主要观察对象转向租界，县城多成为古迹观览和“文明审判”的对象，这与维新之后意欲“脱亚入欧”的日本其自我身份认定的转变有关。相较上海、武汉，明治日本人对南京的关注更多源自其作为古都的历史人文色彩和政治重镇地位，也关注了如宁省铁路、南洋劝业会等具有象征意义的近代化趋向。明治日本人对武汉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商贸和工业，描述以汉口为主而兼及武昌、汉阳。汉口设有日租界，游记对汉口租界及日本居留民之事着墨颇多。武汉成为明治日本人眼中走向近代化的中国中部城市形象典型。
幕末到明治，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到之后，日本的中国认识视角及结论不断变化，并与近世以来日本视角下“华夷观”的变化相呼应。伴随日本实用主义“华夷观”的逐步确立，日本眼中的清末中国，从其民族主义国家确立的他者，在日俄战争后自视“东亚盟主”的“世界视角”之下，沦为其意欲“一括亚洲对抗欧美”的被保护和被领导者。日本在中国认识上开始扮演表面高唱“同文同种”、背后轻蔑“支那根性”的角色。
幕末日本遣使上海是为考察清末中国而来，而在更大意义上，是其为重新认识自身及以中国为视角来“体验”西洋。如此构建起了三种视角相互交织的话语体系，对清末中国的观察，有直白的描述，也有抽象的评论，都是在中日、华洋以及日本与西洋比较的三种视角间不断切换下完成的。在第三章中论及的日比野同清人探讨“我国与外国”的不同，以及其对清人笔语中“藩王贡使”的愤怒，便很好地体现了以上三种视角。日比野的关注点在于，希望由此确认清末中国对日本和对西洋的态度差异，同时确认他者视角下日本和西洋的不同之处。其对“藩王贡使”的反感，体现了幕末日本早已不认同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华夷观，而清人此语又让他了解了清末中国仍视日本为“藩夷”的日本观。在幕末日本人笔下，上海县城的小商业繁盛，而街道狭窄，整体环境不洁，尤其在太平天国运动冲击下大量难民的涌入致使县城更加拥挤和混杂，这些都具有很强的客观性。高杉晋作与陈汝钦彼此视为海外知己的交好，在远离和批判“洋夷”的共同视角下产生了“唐土宽厚”的评价，又及岸田吟香对湖心亭环境及对联“雅致”的评价，无一不是幕末日本人在日本与西洋比较视角下寻求东洋文化同一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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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明治时代，日本在文明开化的维新改革不断推进之中，借助《中日修好条规》加强与清末中国的联系，进入中国的日本人渐渐增多，如满川成种的贸易考察、小栗栖香顶的佛教考察、曾根俊虎的情报探查等。虽然具体目的不尽相同，然而整体而言，各种考察均发生在日本自身经济发展、军事实力增强的背景下，其加强对清末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介入的意图十分明显。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的中国观已经和幕末有了较大的不同。幕末上海游记对租界多为整体性概述，细节展现较少，更多是对于上海县城及清人的描述。在明治上海游记中，进入租界并详细描写的内容多了，对上海租界展现的“欧化”之风更多持有赞赏和羡慕的眼光，而租界中洋人也多不再被视为“洋夷”，其跋扈与对清人的压迫，也不再成为日本人“鄙夷”的理由。这本质上来自于自认为已经开启文明进程的日本对清末中国的“文明审判”视角。维新后的日本走在“脱亚入欧”的路上，幕末还残存的寻求东洋文化同一性的观念，此时已经被“诚实”地舍弃了。游记中虽然对传统街区市镇及人群仍有描述，但“唐土宽厚”之类的认同词汇已十分罕见，而“狭窄”“混杂”“肮脏”也被泛化成对中国的普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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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伟的照片集》
及至甲午中日战争，无论战争过程还是条约签订过程，清末衰弱之势一目了然。甲午中日战争改变了明治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提高了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为日本近代化产业结构的筑成打下了经济基础。作为民族主义国家的日本在战时和战后得到确立和强化，同时，日本民众也经历了“被国民化”的过程。日本战胜清末中国完成了与落后文明、传统华夷秩序的切割，作为“他者”的中国的产生成为日本民族主义国家的确立的一种方法。1895年10月，日本政府掀起的中国视察热潮，目的就是借助战争的胜势加快对中国尤其长江流域的经济渗透和权益掠夺。而在此时，民族危机不断加重的中国，多已不再把日本人看作“藩王贡使”，而成为类比西洋的“东洋”，“师敌型”日本观的形成促成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这看起来有些可悲，然而也是基于事实状况做出的一种选择。“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赴日留学的客观作用在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同时，师法日本也极大地方便了日本人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内山清记录1910年日本教习在南京的情况。“南京雇聘之武官主要有古川中佐、天野少佐、村谷军医等，其他还有下士十三名。”除武官外，另有学堂教习二十人。“军队皆为新式兵，干部中日本留学生占据大半，全部依靠日本武官进行教育。”从军事到各类教育，军队中从教习到士兵干部，都多是来自日本或接受日本教育的人。日本以“老师”的身份广泛深入到包括军事在内的中国诸多核心领域。
摄影：罗林·张柏林
摄影：罗林·张柏林
等到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欧洲大国，日本成为“亚洲冠军”而真正获得了意欲成为东洋盟主的“世界视角”。日本开始思考自己的“世界性使命”，“一括亚洲来对抗欧美”的使命感不断增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诚实”舍弃的东洋文化同一性，此时被虚伪地“捡起”，“同文、同种、同教”等成为日本对中国宣扬的主要标语，实用主义华夷观也在此时正式确立。1906年任日本驻清全权公使的内田康哉认为，日本有“同文同种同俗之便，当有向世界介绍真实支那之责任”。此时提出的“同文同种”显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因此得到清末中国诸多人士的积极响应。南洋劝业会坐办陈琪高度评价了大隈重信提倡的“同文同种”主张，并得出“故中日两国，其必互相提挈以一致之行动从事外竞者”的结论，便是很好的例证。甲午战争后日本的中国观存在虚实两种视角。虚者，一面高喊“同文同种”，一面轻蔑“支那之根性”；实者，即是实用主义华夷观，对与西方列强在华权益争夺中创造有利条件之中国人视为“友”，导致不利状况者则视为“敌”。
本书以目前笔者收集到的72种游记为史料，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完成了对幕末明治日本人游记所见长江中下游三重镇形象的白描呈现，进而分析了幕末明治日本的中国观的变化过程及其建构逻辑。由此可以发现，日本实用主义华夷观的确立过程，与日本的中国认识视角的变化过程在同一时间维度之上交融发生。然而，有三个问题是本书目前尚未完全展开的，将列入本课题接下来的研究计划。其一，准确把握关联游记文本生产的诸要素，并按照核心要素分类以形成幕末明治日本的中国观的区分细化，进而研究不同类文本在日本对华策略上的影响；其二，日本与西方的清末中国游记中对中国的描述及认识上的异同；其三，借助历史地理学和旅游史学研究方法，提炼游记所述城市空间中可标注的地理要素，绘制分类地图。如根据内山清的《南京》绘制1910年南京的经济地图、根据《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绘制上海茶馆分布简图、根据明治南京游记绘制日本文人南京旅行线路图等。如此可以直观呈现游记中的三重镇形象并为中日同时段史料的对比解读提供便利。
图源：网络
作者简介
杨洪俊，山东人。曾就读四川大学、南京大学，现为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先后在日本大阪大学、立命馆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曾在《江苏社会科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要译著有《一个人可以在家告别人生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