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京华丨将实证研究进行到底

旅日学人李冬木的八十万字巨著《越境：“鲁迅”之诞生》以1902~1909年鲁迅留学日本的七年为线索，以大量中日文献为基础，聚焦于“前鲁迅”阅读史，以及“进化”“国民性”“个人主义”等深深濡染“前鲁迅”的日本时代精神的几个重要母题，完成了“前鲁迅”的精神史探源，亦即“鲁迅”之诞生。该书于2023年出版后，深受中日学界瞩目。赵京华将本书的方法概括为彻底的实证研究，并从自己的研究经验出发，将文史领域的实证研究阐释为三个维度，以此阐明本书的实证研究的特质，以及本书诸多创造性的发现。赵京华还特别强调，在将思想史引入文学研究的当下，李式实证研究的意义在于：为文学研究利用思想史方法提供了重视“思想”而不离“实证”的有效途径，也为阅读史研究树立了一个知识传播、阅读经验、思想形成三环相扣的研究范式。‍‍‍‍‍‍

一

众所周知，实证研究乃是自欧洲启蒙运动后发展而来的自然科学，以价值中立为条件、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来检验知识性命题的一套方法，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史领域的运用，因研究对象的个体性、民族文化与历史经验的千差万别而有种种具体的路径。从我个人经验来讲，文史领域的实证研究大概有逐渐扩展开来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基本事实层面，例如研究一个作家的身世经历与文学创作，运用调查取证、编撰年谱著述目录和文本分析方法，对照家世谱系、生活经历、周遭环境、文学写作等事实记录，来确定该作家的形成过程。第二个维度是从时代精神、社会思潮、内外因素等角度，以直接关联为必要条件，运用可靠文献和经验事实来考察作家的思想发展和艺术审美追求。第三个维度是从现代世界一体化和中外文化汇通的观点出发，以间接关联为可能性条件，运用跨文化跨语际视角来研究作家与本国和世界思潮的广泛联系，从中认识其思想艺术的来源与独创及其价值意义。实证研究的宗旨，在于强调以物理事实和经验事实为据，摈弃研究者用特定价值标准和主观臆测影响资料和结论的取舍，从而保证其研究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这同时意味着回避理论先行和观念预设。

第一个维度是文史研究的基础，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第二个维度最能显示实证研究的特征和强大功效，“以史带论”“论从史出”或经过“材料-实证”的手续，根据可验证的材料推导出结论以获得客观性和准确性，这已成为学术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法则。第三个维度则是第二个维度的延展，它突破“以直接关联为必要条件”的规定而将“间接关联”的种种事项纳入视野，通过对社会思想语境和一时代知识状况的深入把握，以“假说-实证”的方法在研究对象与间接材料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关联，从而开拓出于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认识研究对象的一片新天地。当然，“突破“意味着发展和创新，同时也是对已有边界的突破，因而具有是否科学可信和超出实证边界的挑战。

旅日学人李冬木坚持以实证方法研究鲁迅四十年，其成就汇聚为80万字一部大书《越境：“鲁迅”之诞生》（2023，以下简称《越境》）。我一直在关注这项研究，每每读到他陆续发表的单篇文章，自然为其新意和独到发现而欣喜，但也只是觉得仿佛清新的涓涓细流。待到汇聚成书则显示出一片汪洋恣肆的阔大景象，而且是有着内在肌理和逻辑结构的世界，我这才意识到其整体性的方法论意义。简单说，这是一部将实证研究进行到底的大书。李冬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第一第二维度出发逐渐跨出“突破”的脚步，最终攀登到第三维度，从而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知识场中描述出“鲁迅”之诞生的复杂轨迹。此一步的“跨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明治末年作为东亚知识流动枢纽的这一知识场中，东西两洋和英日中三语彼此交错相互激荡，曾深深影响到清末民初一代中国启蒙知识者，鲁迅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越境》这部大书的出版在中日两国鲁迅研究界内外引起不小的瞩目，我们有必要从方法论和学术价值方面深入探讨。

二

本书以成为“鲁迅”之前的留学生周树人为研究对象，从阅读史视角入手，重点选取影响作家思想形成和文艺观念确立的三大概念群——进化论、国民性、个人主义，以及促成《狂人日记》诞生的狂人言说，在接受西洋思想达到烂熟的日本明治末年知识生产状况下，展开对鲁迅读书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的绵密考察。进化论议题，涉及到加藤弘之《物竞论》和丘浅次郎《进化论讲话》；国民性问题，带出梁启超《斯巴达小志》、涉江保译《支那人气质》；个人主义，关涉到桑木严翼的尼采论、烟山专太郎的施蒂纳研究、斋藤信策的易卜生论，而狂人意象则涉及到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和明治时代狂人言说种种。其中，既有通过实证考察确证以往中日学界基本认识的方面，又有经过独立调查和对鲁迅文本及明治末年书籍出版状况了然于胸所获得的全新史料，由此发现鲁迅精神史形成过程中鲜为人知的面向。

1903年

书中最初的两章《鲁迅与日本书》与《从周树人到鲁迅——以留学时代为中心》，具有阐明研究视角和概述新观点的意味。前者，对比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1959）和日本学者中岛长文编《鲁迅目睹书目——日本书之部》（1986），发现“目睹书目”的数量超出“藏书目录”百分之三十三，又把“兄弟失和”之前周作人的日文藏书视为鲁迅的“潜在目睹书目”，从而划定阅读史研究的边界。在此，作者认同词汇研究者（沈国威）的观点，提出“西方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转道日本而来的”见解。后者，表明暂时悬置“鲁迅”而专注于“周树人”研究，目的在于不以作家诞生之后的那个鲁迅来解释此前的周树人，而是相反从“周树人何以成为鲁迅”来探索作家内在精神机制的形成。这就把曾经颠倒了的研究顺序再次摆正过来，使回到历史现场、让留学生周树人直接面对所处的思想文化和时代精神场景成为可能。这样，文史研究的实证方法也便落到了实处。李冬木甚至认为：研究明治日本，对于中国而言并非他者研究，而是对自身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7页）

青年鲁迅留学日本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思想文化，这使中国学术界容易忽略一个切要的环节，即作为思想文化载体的日语媒介——翻译和研究西方知识的日文书。日本学者较早注意到这方面并已推出很多成果。《越境》以“鲁迅与日本书”开篇，意味着将沿此一学术路径向纵深推进。我读该书最深的感受是，每一章节所讨论的概念词语和思想观念背后都有“两洋三语”构成的复杂知识网络。例如，讨论进化论知识之于鲁迅的接受过程，就涉及到英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严复译《天演论》、日人加藤弘之《物竞论》和丘浅次郎《进化论讲话》，以及鲁迅经由严复的“天演”而最后摄取日语的“进化”而用中文表达出自己的理解。经过缜密的实证考辩——多重文本对照、词语用例分析和观点取舍考察，结论则是在“严复之外”进化论影响于鲁迅的重要来源是丘浅次郎。又比如，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涉及美国人史密斯《中国人气质》，还有日人涉江保译《支那人气质》和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结果证明国民性改造思想除了直接提到的史密斯，日人上述译、著两种书籍亦是鲁迅所参照的重要文本。

1868年出生于远江国挂塚（现静冈县磐田市挂塚）。父亲在大阪造币局工作，少年时期在大阪市内生活。进入大坂英语学校学习成绩优异，之后进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的前身东京大学预备门学习，但历史科目成绩极差，连续两年不及格而受到退学处分。因此没有大学正规课程的入学资格，1886年进入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动物学科选科。1891年赴德国留学3年，师从弗莱堡大学奥古斯特·魏斯曼、莱比锡大学卡尔·罗伊卡尔特。1895年回国后，就任山口高等学校教授。1897年被任命为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9年定年退官，以后担任东京文理大学非常勤讲师。著作有『教育と博物学』『進化論講話』『進化と人生』『人類進化の研究』『生物進化論』等。

日本国文学者、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国学院大学校长、帝国学士院会员。‍1867年生于越前国福井。父亲是国学者芳贺真咲。第一高等中学校毕业，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后来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师从小中村清矩。1898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翌年赴德国留学，学习文献学。1901年归国，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03年获文学博士。大正4年（1915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18年至逝世期间担任国学院大学校长，尽力推动该大学根据大学令升格为大学，并搬迁至涩谷。主要著有『新撰帝国史要』『国文学史十講』『国学史概論』『国文学史概論』等。

而在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探源中，也将涉及到作为“改造”之反题的何为健全合理之国民精神的问题，即青年鲁内心所憧憬的理想国民究竟为何？书中的《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一章，便是处理此一议题的。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为精彩且极具方法论意义的部分。鲁迅的《斯巴达之魂》历来被视为“译述”而不为人们所重视，李冬木通过对同时期的梁启超《斯巴达小志》与希腊罗马知识在日本传播过程的考辩，对照《斯巴达之魂》的内容构成和词语使用，最终得出鲁迅该篇作品并非译著而是小说创作的结论。而完成这一复杂的探索，需要在“两洋三语”世界中探寻《斯巴达之魂》的文本生成和思想建构过程，即跨出实证研究的第二维度，在多重文本和跨语际结构形态中往复运动、彼此关联比照。因此，李冬木决定“从近代知识传播的维度，对《斯巴达之魂》的知识背景和创作机制展开两个层面的考察”（205页）。他意识到，要完成这一考察仅以鲁迅为核心展开平行对比式的材源调查（如樽本照雄、森冈优纪）“似乎已经走到了极限”，需要提出一个“不同维度上的调查构想和设计”，即“不把‘斯巴达’仅仅看作周树人《斯巴达之魂》单篇作品中的独立现象，而是将其作为整个近代知识思想传播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在这一观察维度下，《斯巴达之魂》不再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篇早期习作，而呈现为一个精神史过程的到达点，其既是对此前的知识思想传播的承接和反馈，也是对周围诸种言说的凝聚，多重文本交叉之大观，亦由此而清晰地浮出水面。”（241页）

这在我看来，正是李冬木从实证研究的第二维度向第三维度的精彩跨越，他将对象扩大到近代东亚知识传播的层面，由此可以将梁启超的知识来源作为鲁迅知识来源的背景与参照，从而对《斯巴达之魂》给出一系列全新解读。例如，以妇女为主体叙述斯巴达的抵抗史，建立关于斯巴达精神的心像，在材源上虽然受惠于梁启超《斯巴达小志》，却在创作上有超越梁之处。又例如，这是取材史籍创作的小说而非一般认为的“编译”，《斯巴达之魂》也即15年后发表《狂人日记》的“鲁迅”之写作起点。最后是关于鲁迅心中理想国民意象的问题，对此李冬木提出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结论：《斯巴达之魂》通过“柏撒纽”将军最后的讲话而明确了鲁迅自己的国民性批判意识。即，整篇小说虽在讴歌女主角“涘烈娜”并视其为斯巴达之魂，但这种斯巴达式的英雄塑造（理想国民）“既是一个很高的起点，同时也是一个终点”。弃医从文之后的鲁迅再没有过这样的英雄人物塑造，而是对“关键时刻将女人推出来顶事却又把坏事的责任都推给女人的做法”极为憎恶（262页）。换言之，这个“斯巴达之魂”乃是青年鲁迅精神史上的灵光一闪，它更符合梁启超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新民”理想。以上观点，都是颠覆前人认知的发现！

三

那么，在20世纪初东亚思想流动枢纽的明治末年这一知识场中对鲁迅阅读史的这番探索，其方法论的意义何在？对今天的鲁迅乃至现代思想史研究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我们已知，对于留日时期鲁迅的读书与写作，特别是五篇文言论文之思想来源和蓝本出处的考证，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积大半生之功力完成《摩罗诗力说》的材源考证，中岛长文陆续发表《蓝本〈人之历史〉》（1979）、《孤星与独絃》（1997，考证《破恶声论》与姉崎嘲风著作、斋藤信策文明批评立场之同异），而《科学史教篇》则有中国学者宋声泉于最近发现其蓝本并做出考略（2019）。李冬木的一系列考察始于1998年，至今所做的工作包括留日时期鲁迅阅读与写作的各个方面，尤以涉及《文化偏至论》的为多。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努力，五篇文言论文都得到了充分的材源考证和思想独创的分析。李冬木不仅解决了《文化偏至论》中论尼采、施蒂纳部分的材源问题，补充了北冈正子材源考中缺失的鲁迅论易卜生部分采译自斋藤信策的考证，而且以全新眼光探讨了《斯巴达之魂》的材源、明治时代“狂人言说”与《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的关联等，为揭开青年鲁迅世界观与文学观的形成过程，即从周树人“羽化”成鲁迅的思想发展史和精神成长史，做出重要贡献。

而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李冬木的此项研究具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如果说他早年还是在沿着读研时代吉林大学刘柏青先生《鲁迅与日本文学》（1985）的路线，以及赴日留学后接触到的北冈正子、片山智行、中岛长文等关西地区鲁迅专家们的实证传统向前推进，那么到了后期则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意识。用他的话说，即在启动“鲁迅与个人主义”关系考察并于2012年发表《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开始，其“研究视角做出了决定性调整”。即“把过去的‘鲁迅’这一研究视点调整到‘留学生周树人’上来”。李冬木强调：这一调整并不意味着把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留学生周树人从鲁迅这一研究对象当中切割出去，而是试图还原周树人当年所置身的历史现场，从而尽量减轻成为“鲁迅”之后关于“鲁迅”的庞大阐释对此前那一部分历史观察方面所构成的影响。（5页）

这其中，“还原”历史现场和“减轻”以往庞大阐释影响这两点最为重要，带有溯本求真、破旧立新的明确意向。由此，李冬木开拓出从阅读史视角切入而直逼从周树人到鲁迅的精神成长史研究新路径。或者说，找到了切合自己目的的跨越之路。试与北冈正子的方法做一比较。根据我的整理，北冈正子材源考的实证步骤如下：首先是确认鲁迅《摩罗诗力说》某个部分的论述所引蓝本，介绍该蓝本的基本内容、学术思想取向和在影响等；其次是从蓝本中摘录出鲁迅参照、引用过或概述其大意的相关段落，再与鲁迅的原文加以对比，考辨哪些部分的文字直接取自何种蓝本，哪些为鲁迅的综合独创；第三是对鲁迅的文本和参考蓝本两者的“文章脉络”做文化思想上的比较分析，从中发现鲁迅独特的文学观。(参见《鲁迅文学渊源探寻：〈摩罗诗力说〉材源考》,2015)我认为，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方法，即以直接关联为必要条件，运用可靠文献来考察作家的思想形成和艺术追求。而将这种“实证研究”理解为研究者求真、求是之根本态度的李冬木，则进而通过引入“阅读史”视角，对相关文本和概念群进行词源考辩、材源追寻和观点取舍的分析，最终上升到鲁迅思想发展史和精神成长史研究的层面。这其中，实际上有着对传统“实证研究”的继承与突破，即我所说的从第二维度向第三维度的跨越。

李冬木对“阅读史”的意义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阅读与写作是“文人得以确立的双脚”，但一般却只能看到一半（写作），而看不到另一半（阅读）。我们把隐藏在背后的“阅读”经历显像出来，“恐怕是看取创作过程更为有效的途径”。就是说，不仅要对鲁迅与书籍阅读进行一对一的实证研究，这是中日学人做过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方面，还要将实证研究与阅读史视角密切结合，对阅读中获得的关键性概念词语乃至思想文化做系统分析。众所周知，进化论、国民性和个人主义乃是影响青年鲁迅世界观、社会认识和人生观的核心知识，它们是来自西方19世纪的知识系统，经过日文和中文的转译而进入到那一代中国知识者的思想世界，成为传统之创造性转化的动力源。阅读史也便是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史和精神成长史，鲁迅的独创性不在于其凭空想象或神谕天启，而在于他通过阅读接触异质文化而获得反思和创造的能力。

对此，李冬木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鲁迅与中国书的关系亦非常重要，因为“那是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原质”。但在从周树人向鲁迅的转化过程中，“就本质而言，并非他精神当中的那个原质的中国没有发生变化，而在于他从外来思想和文化当中汲取了异质性的内涵，从而升华出更高次元的文化自觉。（7页）外国书是周树人“羽化”成鲁迅的重要契机，这是《越境》一书的焦点所在。另一方面，透过阅读史探索作家思想发展史和精神成长史，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不尽相同，它始终不离开阅读中词语概念之接受和思想观念之生成的实证考辩，始终把书籍文本作为必要的中介。用李冬木的话讲，词语与知识、思想“同源”，词源即知识源、思想源。而在该书《后记》中他更强调：“笔者近年来所致力的工作，就是把周树人的精神成长史落实到他所实际阅读的文本层面，或者说尽可能在文本层面把握和还原他精神建构的路径，从而为抽象的鲁迅精神史描述增添若干可视化内容”。（767页）

将思想史方法引入文学研究，这是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学界的一股新潮，且产生了很多可观的成果。但其中，也有一些把理论模式、观念体系直接带入文学世界的空泛之作，或者仅仅把文学当作思想史分析的“材料”。李冬木的研究注重书籍传播、思想转译、词语流变、概念形成等知识和文本层面的实证考察，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上升到思想史和精神史的分析。这就为当今文学研究如何运用思想史方法提供了一个重视“思想”而不离“实证”（书籍阅读经验）的有效途径，也为方兴未艾的阅读史研究树立了一个知识传播、阅读经验、思想形成三环相扣的实证研究范例。

四

那么，青年鲁迅在东亚的日本阅读并接受有关西方的知识，这种事态本身也便意味着“阅读史”与近代知识传播和东亚思想连锁的问题有着密切关联。《越境》一书多次强调要在“东亚近代知识传播”的复杂过程中探寻鲁迅与日文书的关系，“尽可能在文本层面把握和还原他精神建构的路径”。我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因而还产生了另一个深刻印象：李冬木有意无意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近代知识由西方汇聚到日本再由此扩散到东亚的复杂图景，而晚清五四以来的中国启蒙知识者大都在这种状况下受其侵染而获得新知，并于此后掀起改变中国历史文化命运之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革命。李冬木的初衷在于解读鲁迅，但客观上却为我们“还原”了这一东亚知识场的原风景。这样，其学术意义就超出了鲁迅研究本身，使我们对中西方文化汇通、知识思想交互影响的东亚知识场，有了更鲜明的印象。在此，日本人对西方知识增添了什么东亚元素又过滤掉了哪些西方原质，中国知识者经由日本获取的西方知识又怎样推动了自身的社会改革并给新文化带来哪些特性？这些都涉及到我们对“西学东渐”和中国现代文化本身的根本认识。

例如，《越境》所考察的与青年鲁迅关系密切的进化论、国民性、个人主义三大概念系列，实际上都是关涉到近代思想的核心议题。它们自明治维新前后进入日本，经过消化理解而形成了一套有关宇宙世界、民族国家、群体个人的全新观念。进化论是关乎宇宙演化与物种发展的根本问题，即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而归结为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国民性涉及人种及文明问题，其理论成为19世纪后期以来种种民族主义兴起的思想根据；个人主义则是近代思想到达的一个高点，在群己关系中通过强调个体独立的绝对价值而确立起自由竞争的资本制社会法则。这套来自西方的思想与东方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在明治中期以后的日本形成系统化知识，不仅翻译介绍盛行而且分析研究也达到相当水准。我所谓20世纪初形成于日本的东亚知识场，就是指此。

读李冬木的《越境》，使我常常想到另外两本著作。日本学者山室信一《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岩波书店，2001），被誉为重构19世纪以来知识互动、文化汇通之东亚思想空间的一部力作。作者从思想的基轴、连锁、投企（实践）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绘制出这一思想空间的拓扑学——变化中不变的结构。其中，尤以对“基轴”和“连锁”的讨论最为精彩。基轴，即通过对一时代的关键词系列做概念史的知识考古，由此呈现该时代的主流思想脉络。山室信一选择“文明、人种”和“文化、民族”两对儿概念新词，用以说明东亚思想空间的关注焦点。连锁，意在阐明东亚区域内部如何围绕着文明、人种和文化、民族等概念形成了彼此交叉互动的知识链，并给区域内部的成员以区域空间意识和归属感。山室信一追问的是日本之于东亚究竟为何？而李冬木《越境》追究的是作为东亚知识传播枢纽的明治日本之于鲁迅的意义，他把进化论、国民性、个人主义等作为“基轴”概念，进行词源、知识源、思想源的实证研究，同样描绘出了一幅东亚知识连锁的壮阔图景，两书可谓异曲同工。

中国学者彭春凌最近出版的《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社科文献出版社，2024），则在19世纪后期至辛亥革命40年间的东亚知识流动“场”中把握章太炎的思想世界，取得了崭新的成果。该书对全球知识网络的勾勒、两洋三语世界思想互动的全方位呈现，真正落实了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跨语际方法。《原道》与李冬木的《越境》一样，以中国近现代著名启蒙者的思想经历为轴心，围绕变革中的宇宙与人之观念所牵动的各种知识学说展开交互影响的研究，这不其然地呼应了山室信一在新世纪初对“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之知识空间的理论探索。我甚至预感到，以这三部著作为契机，一个“东学”研究的兴盛时代或将到来。

赵京华，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日文学比较、日本近代思想史、鲁迅研究等。2004年以来，先后在日本埼玉大学、爱知大学、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教授。专著有《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中日间的思想》、《活在日本的鲁迅》、《思想构筑未来》等。主编中文版六卷本“柄谷行人文集”，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世纪日本思想”丛书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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