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融合了止庵著《周作人传》《翻译通报》、楼适夷的文章和书信，以及文洁若的文章等诸多文献，与《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加以对照，再现了战后作为翻译家的周作人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起用的经纬。
《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草稿）（1949—1965）》是“文革”小报《风雷文学批判专刊》的增刊，由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工代会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造反团编印，1967年8月出版。据我了解，后面这个人文社的组织是编刊的要角，《大事记》披露了该社的许多内部情况。
周作人在建国初年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大事记》里几次从反面提到。虽捕风捉影，仍有参考价值，今抄录辨析于下：
1951年：
二月 周扬与胡乔木合谋，起用大汉奸周作人。
全国刚解放，周扬即率郑振铎、胡愈之等到周作人家登门拜访。一九五一年，胡乔木下黑指示：“可以出周作人的书，但不要用他的真名。”于是，大汉奸周作人化名“遐寿”，在二月份出版的《翻译通报》上开始发表文章。
（第3页）
出版总署出版的翻译专业刊物，1950年7月1日正式创刊。其宗旨：加强翻译工作者的联系，交流翻译经验，展开翻译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翻译水准。该刊编委名单如下：王君强、王子野、朱葆光（常委）、何匡、李国钧、李荒芜、沈志远、胡仲持（常委）。纪坚博、孙知微，陈冰夷（常委）、陶大镛、陈汉章、曹葆华、曹汀（常委）、张孟恢、张君悌、董秋斯（常委、召集人）、刘群、蔡哲民。该刊为月刊，16开本，第1卷共六期，定为非卖品，从1951年第2卷第1期起改为公开发行。
本条事实与因果皆有不确处。周作人在《翻译通报》上发表的首篇文章是《名从主人的音译》，确实载于1951年2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二期上，署名遐寿。但周扬、郑振铎、胡愈之等似未往访周作人。止庵《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版）对是年传主与周扬的交往写得比较清楚，指出1951年1月周作人曾草一函给毛泽东，2月18日写信给周扬时附上此函，2月24日胡乔木写信告知毛泽东，提出处理意见，毛批示照办。后来4月4日周作人得到周扬来信，次日往访周扬（第267—268页）。这时才见到面，已在给《翻译通报》撰文之后。
本年 胡乔木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用大汉奸周作人，说：“周作人是中国难得的人材，你们出版社可以叫他翻译东西”，“他的杂文将来也可以给他出集子。”周扬也说：“周作人从来不曾反对共产主义。”在胡、周的“指示”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约周作人译古希腊、日本古典的作品，每月给他预支稿费200元。一九五九年周扬又批准增加到400元。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周的译作共出版十一种。共中包括日本封建文学的糟粕《日本狂言选》、《浮世澡堂》、《古事记》，古希腊的欧里庇得斯悲剧、《伊索寓言》等。
（第7页）
楼适夷多次谈到胡乔木关于周作人的指示，如其《我所知道的周作人》云：“我是1952年到出版社的……有一次，胡乔木同志特地召我谈话，要我们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还要我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亲自和他接触，还说过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收入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65页）又其1986年9月24日致锺叔河信云：“1952年我调入我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两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之人材，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期，还可以出版他的旧作（此点后因搞各种运动未实现）。出版社后来最高每月送他生活费400元（作为预支稿费），他工作很勤，译稿甚多，除当时出版者外，至今仍有不少积稿在库，计算起来，实未超支。”（转引自锺叔河《三封信》，收入《闲话周作人》，第302页）对照起来，均与本条一致。本条所记周扬言论显然本自周作人自己的话。
（第14页）
是年中国文联曾安排周作人和钱稻孙、王古鲁去西安旅行。返京后，周作人又受邀于10月19日出席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云：“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邀外宾参加，请了日本的三位老作家长与善郎、宇野浩二、里见弴（这些人政治上都是比较右的）。他们到京后就提出要会见周作人，并要求不要陪人，不用翻译。我们都同意了。”（《闲话周作人》，第165—166页）
本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旧中宣部的黑报告《本社八年来的工作情况（1951—1959）》中竟然颠倒黑白，谎报成绩，吹捧说“八年来的基本情况，成绩是主要的”……
……
黑报告还提出网罗牛鬼蛇神的具体办法，说什么“为了完成某些质量上有可靠保证的著译物，我们还网罗一批确有特长的‘专家’，与出版社建立一种特约关系，指定他们任务，给他们生活的保障，安排他们长期以至毕生为出版社编译书稿。例如周作人，已为我们翻译希腊悲剧及日本文学多年，作了些工作。此后，我们计划扩大一些人，例如傅雷，可担任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全译工作；钱稻荪［孙］（注：大汉奸）可担任日本古典文学的迻译……这些人，大都历史上或现在有政治问题，但并不妨碍利用他们的特长，因为他们那些特长，一时还无人可代替，不及时地安排他们这种专业工作，是一种损失，是不对的，何况其中有的人已属风烛残年，更应及早安排。”
（第26页）
该报告迄未正式披露。文洁若《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说：“‘文革’前，领导上常常说：‘要趁着周作人、钱稻孙还健在，请他们把最艰深的古典作品译出来，并花高价买下。现在不能出版，将来总可以出版。’”（收入《闲话周作人》，第229页）意思一样，可为佐证。“已属风烛残年，更应及早安排”的卓见，真让人感慨万千。
・宋希於，青年学者，编辑。撰有《龙榆生删改〈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隐情》、《掌故家张次溪晚年侧影》、《傅增湘逝世的日期》等。文章散见于《掌故》、《南方都市报》、《上海书评》。感谢宋希於先生授权发布。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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