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敏男 | 何为“责任”？何为“主体”？——质疑所谓的“战后”

何为“责任”？谁是真正的“主体”？这篇论文以冷战后东亚的“后殖民状况”为背景，深入剖析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的思想回应。作者中野敏男通过“从军慰安妇”问题的争议，尖锐指出：所谓“战后”并非统一的时间断点，而是被权力结构塑造的叙事。对受害者而言，战时的暴力与战后的沉默实为连续的苦难，而日本社会以“战后责任”为名的反思，却常陷入“主体建构”的自我循环——从丸山真男的“自由主体”到加藤典洋的国民基体，看似反省，实则回避了结构性责任。

论文批判了“国民基金”等补偿方案的虚伪性：它们以“谢罪”之名，延续了战前与战后的权力连续性，甚至将责任转化为对“主体尊严”的维护。作者呼吁打破单一的主体想象，倾听东亚多样的“战后之声”，在加害与受害的对话中直面分裂与对抗，方能实现真正的责任承担。这不仅是对日本思想史的深刻总结，更是对东亚共同历史困境的叩问——当“和平”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我们是否仍能自诩为无辜的“主体”？

本文跨越思想史与社会批判，为理解战争记忆、殖民遗产及当代伦理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视角。在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今天，重读此文，或能唤醒更多对“未完结的战后”的警觉与反思。

前言

“本次研讨会是如何理解金学顺女士的提问的？”

时值研讨会¹的讨论进入后半部分、正欲渐入佳境之时，从楼梯上传来的尹健次先生的提问，使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的确如此，只要研讨会以“在东亚思考‘后殖民状况’”为主题，这就是一个必须问的问题。它关系到这次会议的意义本身。

站在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的今天，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状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控诉着战争及其暴力的受害者们的声音部分地彰显出来，关于“记忆”和“战争”的问题又一次遭到尖锐地质疑。长期以来，在东西冷战这一紧紧地束缚着战后世界的咒语解除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续压抑着受害者们声音的盖子也多少有些错位，被那些声音碰撞着，战争期间到战后这个时代的意义遭到了广泛地质疑。这中间，尤其对日本的思想界而言，1991年以金学顺女士的起诉为开端的、被称之为“从军慰安妇”的日军战时性奴隶制的受害者的诸位女士控诉的开始是一个重大的“事件”。然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甚至都没有人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立足于这样的历史重负之下，该如何理解受害者的声音并做出回应，这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思想、政治层面的课题。

韩国的金学顺成为首位公开要求日本道歉的日本军军事性奴隶幸存者。自此，8月14日便成为“国际慰安妇纪念日”。

图片来源：东北亚历史网站

既是如此，对于这个课题而言，在东亚探讨“后殖民状况”有哪些意义呢？此处的问题是：对战时及战后展开历史论式、社会理论式讨论的话语，是如何认识“记忆”和“责任”这些思想问题的？它对这个思想的、政治的课题能够做出何种独特的贡献？换言之，在这样的思想课题面前，这段历史和社会究竟为什么可以在理论层面上被讲述？我们将如何把它承继过来？

提到“总力战体制论”，我想大家对此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1月份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它立足于开展了10多年的关于现代史的国际共同研究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当初由日美研究者合作开展的比较社会研究²，它是一个以探讨战时的总力战体制与战后社会的连续性问题为起点的研究项目，在经过了10余年的合作，以及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并在得到各种援助之后，才得以召开这个题为“战后的东亚与美国的存在——在东亚思考‘后殖民状况’”的国际研讨会。这一过程自不必说，其本身就受到了冷战结束之后90年代的世界局势的强大制约。也就是说，从某一方面来讲，冷战之后迈向全球化的世界新局势令共同研究自身的框架受到质疑，使研究课题从作为帝国主义老家“发达社会”的比较研究，拓展到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殖民状况作为整体进行思考的共同研究。

90年代像这样的共同研究的展开，其本身就是以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作为主题的。当然，它是在同时代的思想状况下的一种行为，与其展开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无法避免的。也就是说，从广义上来讲，这个共同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对同一时代展开的、一种共同的思想参与。正因为如此，它引发了文章开头尹健次先生的提问。因此，我认为组织这次活动的人有义务对这个问题作一回答。

本文被安排在《现代思想》的本次增刊号的末尾，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主办者，我被邀请对本次活动做一总结。但是作为我来说，与其对以各种形式提出的论点进行压缩式的总结，更愿意选择从我的角度对在此被质疑的核心问题作更深一步的思考。关于这一点，我想把到目前为止所思考过的东西拿出来，仅对在本次研讨会上能够进行思考的问题加以讨论，让研讨会开示的问题现状能够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一、战后责任论与总力战体制论

围绕着战争的“记忆”与“责任”，在90年代有过几次论争，同时也有诸如去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等重要行动。类似这样的讨论虽然存在着种种困难，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吧。话虽如此，近年来形成的一个思维定式就是将其统称为“战后责任”问题予以把握并作回应，这一举动一方面是朝着被称作“战后一代的战争责任”这个问题的核心迈进了一步，是立足于现实进行思考的一种努力，而另一方面，它也存在着误导问题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加以注意。这里，笔者试图从这里开始思考。

进入1991年，由于受害者自身走向前台的努力，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从军慰安妇”问题终于被提到桌面上来了。虽然性暴力的问题、殖民地统治的问题、民族歧视的问题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包含于其中，但这里笔者欲思考的问题是：它既是战时性暴力的灾难，同时也是战后性暴力的灾难这一两重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由日军导致的战时性暴力问题，在受害者一直（竟长达半个世纪以上！）被迫保持沉默的构造中，责任人在战后也没有被制裁，他们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般继续着生命，而向受害者谢罪与补偿这一点遭到无视，因此性暴力的社会根基得以延续，受害者的痛苦在没有得到任何抚慰的情况下延续着。甚至可以说，反倒是受害者一方遭受责难，由此背负上更加沉重的创伤³，这些就成为了战后的性暴力，而且延续至今。

那么，如果说问题具有上述的性质，则对于被迫背负这持续的苦痛的受害者本人而言，彼战时与此战后的区分又有哪些意义呢？笔者曾提到受害的两重性问题，但从受害者自身的角度来看，应该说痛苦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对她们本人而言，受害状况持续着的今天是延续着的战时，而且不是作为过去的痕迹，是对现在活着的人而言的战时。既是如此，此时如果局外人说这是“战后”，那么这个论断仅能让受害者保持沉默，也就是说，仅是让那种强调战时仍在继续的声音被封杀。在这层关系上，主张从“战后”出发的论调就已经包含着否认受害者痛苦的持续状况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将这个“战后”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仅这个想法就已经是在袒护上述的那个否认了。就这一点来说，无论你是否是直接的加害人，围绕着这个“战后”，谁都不可能成为第三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所谓“从军慰安妇”问题的“出现”，其出现自身就是与那样的“战后”存在着彻底地对立，必须将这个战后拖回到与那个战时的链接上重新进行质疑，这些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

留意上述几点，当我们应答“从军慰安妇”问题时，从一开始就把它当作“战后责任”问题来理解是否妥当，这依旧是个问题。当然，“战后责任”论是在试图回答那些迄今为止被笼统地称之为“战争责任”而受到忽视的问题。的确，“不是直接的行为主体，甚至还没有出生的人为何要被追究战争责任？”——这样的提问，在今天的现实中是无法被无视的，因此我们大概有必要拥有一个也能够对应这个问题的论理。但是，这种考虑从一开始就是用“战后责任”这一方式来限定了提问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其与对“战后”这个前提不加斟酌、无批判地接受的行为联系起来的话，就会遗漏本应遭到质疑的问题核心中的一部分，还极有可能对讨论产生误导作用。

那么，对“战后责任论”而言，将所谓“战后”这个时代和社会作为考察的对象，针对其意义展开历史论式的、社会理论式的反省和探讨，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而且在90年代，站在战时体制与战后社会的连续性这一视点上从正面对其提出质疑的，正是“总力战体制论”。当然，战后责任论也随即展开反攻，质问总力战体制论究竟具备多大的实力来应答围绕着责任与记忆的思想问题。既是如此，在迈向世纪转换期的过程中，就对战后责任论与总力战体制论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它们打开一个新局面，以应答我们所面临的思想式的·理论式的课题。

从事情具体情况来看自不必说，如上所述的战后责任论与总力战体制论在90年代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却与本应由“战后”这个时代承担的课题是一种平行的关系。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个曾经发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主义、侵略战争遭到失败后不久的日本的情形吧。在这种情形下的日本，力图对战时具体的暴力行为或者暴虐行动追究责任，就意味着是针对现在还活着的战时社会的领导者们、当事人们的行为，确认其事实与责任所在，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并且围绕着记忆的构成开始严厉的控诉。因此这是对那之前在总力战体制之下一体化的“日本社会”发起的强烈对抗，此中产生的深刻的裂隙是无可避免的吧。换言之，在这种状况下追究责任，就是通过追究领导者们的责任来改变社会的构造及其责任人，并以此谋求社会的变革。而且，像这样通过对日本进行切割来获得充满希望的新生，在刚刚战败的日本也是具有现实性的。这一点在随即以高叫“一亿总忏悔”来遮蔽责任所在、试图以此来回避分裂的战争领导层的恐惧中，已经被逆向地证实了。

中野敏男在解说中追问何谓“战后”，他指出，“和平与民主主义”这一价值体系，作为内向共享、在封闭的语言空间中自明的话语，究竟建立在何种遗忘性的自我意识之上？战后价值观的危机，其本质问题恰恰在于它形成过程中对“他者”的抹除。必须尖锐地追问作为“选择性抽象体系”的“战后思想”本身。当今日本提及“战后”时，许多日本人共享着一种自我意识——即生活在“战后宪法”下的“和平与民主”时代。然而，这本质上是一种高度内向性的表达。若稍离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去审视，其内在矛盾显而易见。战后日本的思想进程，绝非通过简单的沉默或粗暴否认来逃避战争责任，而是以更巧妙、更根深蒂固的方式，形塑了此后日本人的普遍意识状态。如今，在世纪之交的当下，我们仍面临一项未竟的课题：抵抗“战后日本”的主体性话语，从内部解构民众自身携带的殖民主义。

总之，所谓对战时的暴力追究战争责任，首先当然是究明具体的行为责任，对当事责任人施以必要的惩罚，更进一步地说，应该将其与清算该责任人所维护的社会体制、创建面向未来的崭新的社会体制这一工作结合在一起。变更社会的构造，在实质上更换担负社会重任的人，以此来清算总力战体制及其思想，在这层意义上谋求“脱总力战体制化”，这是承担战争责任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

战后责任论与总力战体制论所提出的问题，作为“战后”应当承担、却没有能力承担的战争责任问题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另外，“从军慰安妇”问题中的性暴力灾难的二重性问题也好，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今天健在的人士而言战时灾难仍在继续这一问题也好，与“战后”战争责任在两重意义上的未了结正是完全对应起来。这些都是我们经过重新确认之后认识到的问题。既是如此，应该可以这样认为：战后责任论与总力战体制论共同直面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是与“战后”这个时代的问题所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接过这两个讨论中设定的问题，并且重新思考它们之中存在的不足，这是质疑“战后”这个时代，同时也是为应答围绕着未了结的战争的“记忆”与“责任”而作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在本稿中我想沿着这条线考察下去。

二、质疑“责任”、质疑“主体”

高桥哲哉是最周密地论述战后责任论的论者之一，他将质疑“战后责任”与冷战瓦解这个时代状况联系在一起作了如下的整理：

即便以东京审判或者冷战为由，战后半个世纪日本政府与日本人的怠慢也不能被饶恕。难道不正是冷战格局这个可以说是最后的“不在场证明”的崩溃，才使日本如今在不能再做任何辩解的情况下，终于被直接地追究起“战后责任”了吗？如果没有冷战也许即刻就必须面对的亚洲民众的声音、受害者们的声音，日本直到现在才开始被迫去面对。从与亚洲民众的关系来讲，也许可以说“战后直到如今才刚刚开始”。⁴

此处，高桥将日本终于真的必须直面“亚洲民众的声音、受害者们的声音”这一状况与冷战格局的崩溃联系起来进行理解。的确，始自1991年金学顺女士走上前台的原“从军慰安妇”人士的控诉，极大地动摇了日本的思想界，此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关于这一点，正如高桥所言，强有力地制约着二战后的世界的“冷战格局”的瓦解，引发了“亚洲民众的声音”、“受害者们的声音”的显现。如果这对“战后责任”问题而言也是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的话，那就意味着有必要在“战后”的变动这个脉络中重新进行探讨。有关这一点，我将在后半部分将其与总力战体制论所应承担的历史论、社会理论式的课题联系起来再稍加论述。

但是，在进入这部分之前，有一个必须先进行思考的问题。即：迄今为止的“战后日本”的思想，它是准备如何应对战争责任问题的，且为什么没有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这个思想问题。在将变化前的社会状况定性为“日本政府与日本人的‘怠慢’”之前，也就是说，单纯地认为这是偷懒之前，我认为存在一个问题，一个还须对它再做些思想内在式质疑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做，就直接发表“战后直到如今才刚刚开始”的言论，那才是事与愿违，对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到现在为止的“战后” 责任问题不作追究而不了了之。而且，如果真像这样在不做总结的情况下就向前迈进的话，也许又会重蹈覆辙。我之所以认为对待战后责任论必须通过向“战后”发问，以此重新质询它的辩论结构，其原因正在于此。如果那仅只是简单的“怠慢”的话，事情反倒变得简单了。在“战后的日本”，确实存在“对战争的反省”， 但它最终却变为不去面对“亚洲民众的声音、被害者们的声音”，首先我想要对其思想层面的原因作一次认真的考察。

在本篇文章中，我当然不敢奢求对整个“战后思想史”做滴水不漏的总括。在“战后”的脉络中思考战后责任问题时，有两篇文章相当重要，我想从它们那里找出思考的线索。

第一篇文章是战后启蒙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杂志《世界》（1946年5月号）上发表的题为《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的文章。这篇作为所谓“战后启蒙”的宣言式的文章，为刚刚战败的日本所接受，获得了众多的读者，被公认为是彻底地表达了这一时期日本的“战后精神”之作。文中有如下的一节：

这次战争中日军在中国、菲律宾等国的残暴行径也一样，其责任所在姑且不论，直接的凶手是一般的士兵，对这个令人心痛的事实，我们不能蒙上自己的眼睛。在国内是“卑贱”的人民，即便在兵营里是二等兵，一旦奔赴本土以外的地方，依靠与作为皇军的终极价值联系在一起，他们就站到了无限优越的地位上来了。在市民生活中，同时在军队生活里，无法转移其压抑之情的大众，一旦他们站到了优越的位置上的时候，被渴望从压在自己身上的全部重负之下一下子解放出来的爆发式冲动所驱使就不足为怪了。他们的野蛮行为难道不是这种狂舞的令人感到可悲的纪念碑吗？⁵

在1946年这个“日军的暴虐行径”还记忆犹新的时刻，丸山真男提出了从“压抑的转移”这一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支配机制出发来说明这种暴力的理解图式。而且这种理解在战后的日本塑造了对战时进行“反省”的一种模式。

与此相对，另一篇文章是吉本隆明于1962年1月至2月连载在一桥大学《一桥新闻》上的、批判丸山真男的论文。它虽不如丸山的论文那么有名，但却是一篇将吉本相对于战后启蒙的丸山真男的位置凸显出来的文章，因此非常重要。说到吉本隆明，在刚刚战败的那段时期，他首先是作为最尖锐地追究“文学工作者的战争责任”的人士而名声鹊起的。1960年左右，作为在非共产党的左翼中拥有众多支持者的思想家，他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立场。同时，与“知识分子”相比，他重视的是“大众”意识，因此他也对“民众史”等新兴的学术潮流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吉本隆明是在与丸山不同的意义上，代表着战后日本批判性才智的另一个立场。其文章中有如下的一部分。

日军在中国、菲律宾等国的残暴行径的发生，其根源决不在于“普通士兵”觉得自己是真善美体现者的天皇的军队、自身的终极价值得到了保障这一点。反倒应该说是“一般士兵”的暴虐方式本身，它是与作为决定天皇制存在形式的民俗式传统一脉相承的。......在此，大众的存在形式决定统治的形式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⁶

吉本隆明对通过“压抑的转移”这个机制来分析天皇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丸山真男予以批判，他在“暴虐方式”的根基处看清了“大众的原来面貌”。而且，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被看作是“代表”了战后日本的这两个批判式的日本论，均以“日军在中国、菲律宾等国的残暴行径”作为思考的起点，自此开始了各自的论证，这一点很重要⁷。首先，至少从这两个有代表性的论述中可以确认到一点，即都意识到了将日军的残暴行径放入视野之中的“战争责任”问题。那么，正因为如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论述没有真正与履行战争责任取得联系，其原因何在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那么，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两个论述究竟将什么视为共同的问题，又是就什么问题发生对立并进行论争的吧。

丸山的议论结构当然是具有战后启蒙思想的风格，如果将“自由主体意识”⁸的形成这个基本认识插入进去进行思考的话，其实它相当朴素。也就是说，正因为每个人缺乏“自由主体意识”而导致他们不能依据各个具有良知的规范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总是要依靠上级，而支配日本超国家主义的“压抑的转移”这个机制助长了这个取向。那么如果试图反省由这个体制而导致的战时的暴虐，则最终必须面对的课题就是“自由主体意识”的形成。“问题并不在于仅仅是大众在感觉上的解放，而关键取决于大众如何获得新的规范。”⁹

吉本从丸山的议论中看出了知识分子对“大众厌恶”的情结，且深感不安。在吉本看来，那是从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来眺望士兵及大众，将士兵视为“国体”的木偶。丸山的议论通过支配的机制来解释残暴行为，而没有从“大众本身是具有生命力的”这一点出发，因此对士兵们的残暴行为他不可能看个明白，同时也不可能找出克服它的方向。问题在于这是作为“土生土长的形式”的“大众的存在形式”，它必须从内部进行克服，同时克服的可能性也存在于其内部。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外在地观望大众的丸山，他实际上是在否认大众自我变革的可能性。吉本说：

我们可以认为（对大众的厌恶——引用者）这个潜在的动机深深地渗透在战后丸山所有的成就中。丸山的方法剥夺了一个探寻契机的可能性，即将作为战争权利的直接承担者显露出来的大众意识构造的负面转变为有利的一面的契机。丸山基本上是顺着厌恶大众这条线，将这种探讨排斥掉了。¹⁰

通过对比，“战后日本”思想史中存在鲜明对立的丸山真男与吉本隆明的、围绕着“大众”展开的论争的焦点就清晰可见了。而且，更为有趣的是，作为论争的平台，对立着的双方关心着共同的问题。丸山期待对日本大众实施能够使他们拥有“自由主体意识”的启蒙运动，吉本则在寻求进入大众的存在样式内部去找寻将其负面转换为有利的一面的道路，在此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均以日本大众的主体形成或曰自立作为研究课题。而且，无论在丸山那里，还是在吉本那里，他们均意识到这是必须对日军的残暴行为履行责任时首先应该致力于研究的课题。

如果将上述内容总结为：通过“建构主体”来回应针对“责任”的追究，我们就能明白这种应答方式中存在的共性实际上决不仅仅存在于丸山或吉本那里。这种“建构主体”式的回应，不只出现在丸山或吉本那里，它是在“战后日本”的思想界被重复了多次的回应。丸山的言论是在40年代的后期、吉本的讨论在60年代初登场的，对于和我同时代的人而言，70年7月7日发生的“华青斗告发”事件让人回忆起来感慨万分、历历在目。据我的回忆，这一事件是这样的：在“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那一天，在当时新左翼运动的潮流中企画的、告发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集会上，由在日青年华侨组织的“华侨青年斗争委员会”拒绝了“共斗”。这正是对日本人、包括左翼，是在多大程度上从自身的责任方面把握这段侵略史所进行的质疑。而且，这个质疑在当时也得到了深刻地认识。在这里，拥有回应能力的“主体”遭到质疑，“血债的思想”等词语交织其中。此时的回应，也将“主体形成”作为首要的课题。因此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一方面深深地理解以金学顺为首的原“慰安妇”人士控诉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也为“日本直到现在才开始被迫去面对亚洲民众的声音、受害者们的声音”这种说法感到“羞愧”。那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同时现在又不得不对它进行反省。

从这次经历来看的话，95年开始的加藤典洋的“战败后论”的构思虽然稍有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是“战后日本”言论中惯有的问题构成的又一次出现。在这个事件中，加藤说了诸如为了应答战后责任，在此之前首先要让日本人构成“主体”之类不知其所云的话，同样，他高叫着在哀悼“二千万亚洲的死者”之前要先哀悼“三百万本国的死者”、以此奠定“‘国民’的基体”等言论。因其民族主义立场立刻就被揭露出来而遭到反对，结果论争似乎早早就有了眉目。但是，把加藤的讨论称作是民族主义的批判还是很不够的。在我看来，不如说这是从丸山真男经由吉本隆明一直持续着的“战后日本”正统的问题构成在90年代显山露水的痕迹。面对追究“责任”的呼声，试图用“建构主体”来应答，我想我们应该对这种“应答”方式给以思想及历史的总结与批判。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应答”方式存在问题呢？“追问主体”难道不是最诚实的态度吗？也许有人认为“虽然加藤典洋将其带到了民族主义的方向是一个问题，但是主体还是需要的吧”。那么为了思考“应答”方式的意义，在此稍微转换一下角度，将对 “战后”这个时代的重新质疑继续下去吧。

三、多样的“战后”与被坚持的“主体”

既然是质问“战后”这个时代，那么此时所谓的“战后”究竟指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呢？在“日本”的脉络中，以1945年8月15日为界，战时与战后被很清晰地划分开来。我们往往将这种划分视为理所当然，但是这样合适吗？前段中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出现”存在尖锐对立的，就是这种关于战后的理解。因此，先给这样的战后理解打上引号，将视野扩展到东亚的范围来观察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将这样的战后理解视为理所当然反倒是非常特权式的做法。

比如，以朝鲜为例吧。在朝鲜，战后是否真的就是以1945年被称之为“光复”的、从殖民地统治中的解放为起点呢？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因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败北而从殖民地状况中摆脱出来的朝鲜，即刻就变成东西对立的主战场。日本人的身影退下台来，而以美苏中为后盾的杀戮在继续，报复招致报复，不久就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且这场朝鲜战争的“停战”状态延续至今。基于这个原因，在此对战后做时期划分本是件困难的事情。既是如此，冲绳呢？台湾呢？中国呢？越南呢？这样思考下去的话，在不同的地点，各式各样的“战后”或者是“战后”的欠缺就呈现出来。不仅对那些被逼而成为“慰安妇”的人士而言是如此，“战后”这个时代划分，在不追问“究竟是对何处的谁而言的战后”的情况下是无从谈起的。

朝鲜战争使得本应获得独立的朝鲜与战败国德国一样国家分裂，也正是因为朝鲜战争，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却因为战时景气经济“复兴”，逐步摆脱战败国境遇，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当然，从具体情况来看，多样的“战后”之间相互有着紧密的连动关系。在朝鲜发生的“战争”成为日本“战后”复兴的直接的踏板，朝鲜的“战争”与东亚“冷战”结构决定了冲绳的常时临战基地化这个“战后”，冲绳美军基地的扩大与日本本土基地的缩小及“和平”发生着连动。在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美国霸权下，在韩国，殖民地时代的亲日派势力被保留在反共体制的核心部，它又与朴军事独裁政权连接在一起。与此相对应，在日本，天皇制被保存下来，官僚机构也基本上恢复了权利，但在这里上演的却是经济成长和“和平与民主主义”，等等。“战争”与“和平”、“独裁”与“民主主义”，也就是说，“战时”与“战后”如同表里一般，被相互联系着生产出来，而且这个“和平”需要那个“战争”、这个“民主主义”需要那个“独裁”，正因为如此，这个“战后”需要那个“战时”，同时他们之间也相互支撑，这就是以冷战为背景被建构出的东亚的“战后”这个时代构造。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这个构造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主义的遗产为前提，同时在冷战格局下接受美帝国主义霸权的领导而形成的，那么这本身就是东亚的“后殖民”状况。

这样来看问题的话，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知道：面对追究责任的呼声，优先“建构主体”的应答方式与“战后日本”的构造之间不仅不存在矛盾，它反而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方式。乍看起来首先是非常谦虚地反省自己并追问“主体”，而且通过这样做将问题转向内部，但它与在“保卫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呼声下将战争排除于外的运动连动起来，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战后意识。也就是说，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反省战时的军国主义统治并支持战后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反省主体的意识。而且正因为在当时将45年8月15日理所当然地视为战后的开始，所以虽被排除在外却仍在继续的战争就成了别人的事情，彼处的“战争”也在支撑着此处“战后”这一事实本身就被排除在外部，遮蔽得以完成，战后意识变得不可动摇。

那么，反映在这种战后意识眼中的“战后”，它的构造又是怎样的呢？它是这样一种构图：一方面，是（正在）恢复民主主义与经济安定的“我们这些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是民主主义与经济发展仍很落后，由此导致了“开发独裁”的“他们那些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构图之下，“近代意识”仍未成熟的“他们”是作为已经确立了“近代式主体”的“我们”必须“援助”、“支援”、“传授”经验的对象出现的。

细想起来这种构图难道不是异常奇妙的倒置吗？所谓“战后”，理应是在反省这边的军国主义，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式关系解体后才开始的。但是，其结果却是旧宗主国=“日本”在此仍保持着“先进的”优势地位，而旧殖民地又重新被放置在处于其地位之下的劣势位置。即：在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认识里，殖民地主义的统治秩序在改头换面中复活了。在这里，指出历史应当前进的方向、“援助”、“支援”的“主体”始终都被“发达国家——日本”所掌握¹¹。此处，向往“主体”的愿望分明是与支配欲重叠在一起。亦或可以说，它本身就是支配欲。

对于像这样的战后，我尤其深感不安的是：这种向往“主体”的欲望，不仅存在于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那里，而且它蔓延到了对体制抱批判态度的有良知的人们那里，真正成为了战后式的社会意识。在前一节所看到的从丸山真男经由吉本隆明再持续到加藤典洋那里的将“主体形成”作为研究课题的意识，正可以理解成是明确证实了这一点的表现。而且此中包含的问题在于：到了90年代，并且就在对“从军慰安妇”问题该如何应答这一决定性的分歧点处，它埋下了巨大的祸根。这与村山内阁提出的《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以下简称《国民基金》）是有关联的。

对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谢罪与补偿这一原来的目的而言，这个“国民基金”的提案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可以说它反倒成为日本政府继续否定国家责任，并且将其正当化，以此来免除罪责的权宜之计，因而从一开始它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而且实际上它一方面被许多原“慰安妇”人士拒绝，另一方面则以接受钱款与拒收钱款的形式使受害者之间产生分裂与混乱，给这个问题埋下了巨大的祸根。在此，我想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连那些比较有良知的日本人也要坚持这个方案，试图将它推行下去呢？坚持“主体”的意愿在这里也成了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为了证实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国民基金”的召集人大鹰淑子、下村满子、野中邦子、和田春树这4位在1995年寄给韩国挺身队对策协议会的中心人物李效再、尹贞玉、池银姬、朴元淳的、题为《为何要号召“国民基金”》的信函¹²。

在这封信中，大鹰等人说虽然它不是“一个能够让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人士的心愿得到满足的措施”，但作为号召“国民基金”的理由，她们说到：“问题在于对日本政府而言，让他们从法律上承认“从军慰安妇”问题是国家犯下的战争犯罪是相当困难的”，对此她们做了如下的解释。

德国是一个即使在今天也对纳粹的战争犯罪展开没有时效限制的追究责任的国家，他们是对过去进行审判的国家。这是因为现在的德国是在纳粹国家瓦解之后诞生的、与纳粹国家一刀两断的国家……日本的战后国家与战前国家保存着连续性，因此对于过去的战争犯罪，它自身丝毫也无法进行裁决。像七三一部队那样昭然若揭的犯罪也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我觉得就算提出让它现在承认战争犯罪、承担法律责任这一要求，实现起来也存在困难。必须对战后日本走过的路做全方位的重新再认识，这也许是日本接受这些要求的前提吧。虽然很久以来一直可以听到这种主张，但达成共识的日子还相当遥远，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¹³

先将德国今天的情况放在一边，对于这里提到的“必须对战后日本走过的路做全方位的重新再认识”这一点，我当然表示赞同。战后国家与战前国家的这种连续性成为战后日本向承认战争责任方向迈进的巨大障碍，这的确是事实。正因为这样才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它被用作解释政府向个人作补偿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的依据，由此导出只有“国民年金”的结论这一点。也就是说，把没有做到“全方位的重新再认识”这一点作为即使要求追究“法律责任”也没有效果的理由列出，继而试图以此来说服受害者。被追究的是对于战时的反省与责任，但作为解释它为什么不可能实现的原因，列举出战后国家与战前国家的连续性这一点，这是对问题的颠倒。或者可以说是一个态度急转弯，告诉人家这个连续性是无法改变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惜用这番解释也要将“国民基金”匆忙地进展下去呢？

我仅做一个与事实相悖的假设。如果受害者一方的人士表示不管何种形式首先要求金钱方面的补偿，那么即使本应由政府出面进行的对个人的补偿不能实现，提议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供，同时附加那样的解释，还是勉强能让人接受的。但是事实与此正相反，站在受害者一方的韩国挺身队对策协议会的成员拒绝了。他们表示“还是不能够接受基金的提案”，与金钱相比，“必须遵守原则”，这是他们的主张^⑭。既是如此，在这种环境下，站在加害者一方的人为什么能对受害者一方提出：尽管歪曲了原则也还是希望你们接受金钱方面的补偿这样的要求呢？当然，此间存在着类似受害者已经进入高龄、必须尽快予以解决这样的原因，但它却不能成为急于求成到要违背受害者意愿这一地步的理由。如此说来，我们只能认为，此处不得不加快步伐的理由，其实存在于推进“国民基金”的人们那里。“如果在受害者们离开了人世之后才出台正确的解决办法，那么消解他们的怨恨将永远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我们所恐惧的”¹⁵——他们如是说。那么此刻他们感到恐惧的是什么呢？

受害者还尚未特别指出，而加害者一方却在担心受害者的怨恨将永远无法被消除，在他们看来，那份怨恨是指向他们的，这大概是加害者一方担心的原因吧。除此之外，还感觉到自己作为“主体”的能力也将被否定掉，也包括这一点吧。也就是说，对待责任我们也是应该能够做些什么的“主体”，而因为“客体”的死亡，那份自尊心将永远无法恢复，这是他们感到恐惧的。建议者们不顾违背受害者的愿望也要号召“国民基金”，与其说这是为了受害者倒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即：为了自己证实自己是一个也能够谢罪的“主体”，对此我们必须指出。这里同样存在追求“主体”的欲望。正因为如此，信的结尾很诚实地写道：

对战后50年日本这个国家应有的面貌，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这些日本国民应该承担责任的地方，对此我们深有所感。正因为这样，我们渴望得到各位的批判，以此真真确确地改变这个国家的容貌，朝着受害者希望的方向迈进。¹⁶

的确如此，信的最后是对“日本这个国家应有的面貌”的“主体”的自我关注。如果是这样的关注，那它就是自战后启蒙的丸善真男以来，战后思想一直灌输下来的那一套东西。而且正是这份“主体”的“自负感”成为了那些不顾受害者的拒绝、执意要推进“国民基金”的人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的最后依据。可是如果是这样，贯彻自己“主体”的主权甚至达到不顾受害者一方“必须遵守原则”的呼声的地步，那么这个“主体”的主权又是什么呢？依靠否定他人的主权确保自己的主权，通过这种形式对“主体”进行自我确认。无论用何种谦逊的形式来表达，在此呈现的叙事结构实际上都与殖民地主义的结构不存在任何本质区别。

正如刚才所看到的，如果我们承认“日本的战后国家与战前国家存在着连续性”这一点，而且，如果承认它对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点起着阻碍作用的话，那么将其搁置在一边，或者觉得这是件无可奈何的事情而接受它，那还凭什么认为“不管怎么说对受害者而言，基金是作为表达日本国家、国民的谢罪与补偿的心情而存在的”，凭什么觉得“通过基金显示出的是在日本国民中充溢着这种心情”，等等呢¹⁷？这简直是愚蠢至极，令人恐怖的欺诈，不是吗？孕育了加害的肇事者的这个体制在今天仍在继续，而且正因为这个体制的缘故，政府不承认它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战争暴力的受害者，怎么说得出“请相信日本的国家、国民”这些话呢？只要战后日本与战前的连续性这一点遭到质疑，那么“日本人”如果不对整齐划一的国民主体性展开积极明确地拆解工作，那就绝对连承担“作为日本人的责任”这一点也做不到（对日本人进行分割！）¹⁸。当是否切断了其连续性这一点遭到质疑的时刻，仍然固执己见地表示“要站在国家、国民连续性这一基础上进行谢罪”，这种态度是妄自尊大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里也显露出的对“主体”的向往之情，是与承担应答受害者这一责任背道而驰的。

通过上述的反省与总结，在回应与“从军慰安妇”问题相关的提问的同时，重新质疑“战后”这个时代，特别是以东亚这个地区为对象从理论上、实践上将脱殖民地主义化的课题进展下去，对于这样的尝试我们该如何进行展望呢？接下来让我们从总力战体制论的问题中寻找线索，对它作进一步的思考。

四、总力战体制论的意义及其展开

伴随着冷战结构的解体，高桥哲哉提出了“战后如今才刚刚开始”的论断，对此我已在前面涉及到。到现在为止，虽然我指出了这种表达方式略带误导讨论方向的一面，但是，对于高桥的现实感觉，即直面“亚洲民众的声音、受害者们的声音”、已经无路可逃的这种现实感觉本身，我是赞同的。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在冷战体制中被结构性地遮蔽了的“多样的战后”的各种面容如今已显现出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战后，它在与战前连续性的层面上重新遭到了质疑。战后冲绳的临战基地化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暴力、或者是老斤里虐杀事件、光州事件等，在朝鲜战争及其后的分裂体制下发生的虐杀当地居民及军事独裁统治的暴力，在为出版本次《现代思想》增刊号而召开的研讨会上，这些内容得到了汇报。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象这样的事态终于可以被公然地谈论，它也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偶然。战争仍在继续的东亚的“战后”与日本主流意识中的向“和平”时代转换的“战后”，它们缔造了在结构上相互连续的、具有多样面容的“战后”，从整体上来讲，这与导致“从军慰安妇”问题出现的“战时”总力战体制是连接在一起的。伴随着冷战的终结，东亚这种后殖民状况在改头换面中显露出端倪，从那夹缝之中传来的“亚洲民众的声音、受害者们的声音”对“战时”与“战后”进行着质疑，令其无路可逃。我们可以认为：“从军慰安妇”问题及其“出现”最为集中地显示出了“战时”与“战后”的连续性问题。

https://jaa2100.org/entry/detail/029953.html

立足于今天的形势，总力战体制论这一讨论的意义与其所面临的课题也就非常清楚了。针对到目前为止的、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其后的世界的主导性理解模式提出异议，这一点是蕴含在总力战体制论的原始动机之中的。被设定为批判目标的主导性理解模式，是指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描述为不合理的、专制的法西斯式体制与合理的、民主的罗斯福新政式的体制的对抗。与此相对，总力战体制论则指出两者间存在的、以人力资源的战时动员为目标实行的、强有力的社会重组这一共性，认为它对各个战后社会的形成起到了基本相同的、决定性的作用。总力战体制论的主要倡导人山之内靖对其论点总结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个社会虽然恢复到了和平的日常体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恢复到大战前的状态。对于总力战体制所促成的社会机能主义式再编这一崭新的轨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个社会采取了沿刃的方针，并且正是在这个轨道之上恢复了各自的生活世界。¹⁹

这样一来，看上去似乎讴歌着“和平”、“民主主义”与“福利”的战后社会，实质上是继承了战时社会的机能主义式再编而成立的，总力战体制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开拓了视野，将战时社会与战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视为是连续的。当然，如果坚持这种看问题的方式，那么在批判战时暴力之际，也就不会认为它仅是过去发生的个别事件，而会把它看作是当今的社会构造承续了的问题。这样一来，对待关于战争的责任与记忆这一主题的立场就会发生变化吧。如果这样的认识能从这里扩展开来，也就是说认识到现在仍是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一种社会环境的诞生，即“出生在战后的我们没有直接的责任，......”等等这类措辞就不能简单地说出口，或者说不让他们说出口的一种环境。

然而，当东亚的后殖民主义形势孕育的多样“战后”呈现出来之时，我们把拥有上述优点的总力战体制论与之对照起来看的话，总力战体制论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也就一目了然了。当初，总力战体制论的理论框架来自“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社会研究这个研究领域，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与其后的情形，在研究之初就没能进行充分的考察。这几个曾经是帝国主义老家的国家，战后它们的“和平日常体制”的背后，是发生在旧殖民地的战争的持续进行，是冲绳的临战基地化及韩国军事独裁体制的统治等等，尤其是针对这些事实，总力战体制论从一开始就没有扎扎实实地把它们列入议题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对殖民地统治的问题缺乏抽象的自我认识。但是，以质疑“战前”与“战后”为宗旨的总力战体制论的形成过程，其自身也受到了多样的“战后”彼此间相互断开这一现实状况的制约。正因为如此，在总力战体制论的脉络中，帝国主义本土的总力战体制与这个“拥有多样面貌的‘战后’”之间存在的连续性问题所真正遭到的质疑，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这样一个探讨过程中出现的。在这里，东亚后殖民状况的变化也真正要求总力战体制论去面对这样的研究课题。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总力战体制论担负的这个课题绝不是应由一个社会理论单独背负、或者说是能够背负得起的纯“理论”式的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在什么声音传入耳际的情况下思考问题，又是在倾听了谁的声音之后将讨论深入下去的。如前所述，东亚的后殖民状况伴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改头换面，关于多样化“战后”的各种讨论在碰触着“亚洲民众的声音、受害者们的声音”的同时，清晰的显现出来了。如果考虑到这一状况，而且如果承认对自己的研究课题的更深的认识来自于这些状况给予的启迪，那么，在致力于研究这些课题之际，绝不能简单地以为仅靠在脑子里进行思考就能完成课题研究。此外，从后殖民研究中汲取部分内容就感到满足这也是不行的，而认为即便在新形势下也能一个人高瞻远瞩，从某一单一的角度将各种言论绘制在同一张地图里，这种想法的不可取就更不必说了。其实，这也无非是一种支配的欲望而已。

因此，在朝着反省总力战体制论的同时尝试将其展开这一方向前进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不应急于创建分析社会问题的、单一的、特殊的观点或是统一的理论，而是应该首先营造多样的“战后”各自能够作为一个“声音”来被讲述的言说空间，并聆听这些“声音”，力求建立相互应答的关系。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空间里，每一种声音都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出发让问题发生碰撞，形成相互呼应的网络，只有这样才能让拥有多样面容的“战后”显现出它构造性的连续，使它作为一个整体与“战时”的总力战体制联系起来成为我们需加以研究的问题。而且，在这样的空间里，当每一种声音的位置与意义相互映照的时刻，它们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就从这种应答关系中重新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那么，这种相互应答的关系怎样才能变为现实呢？在此需要什么样的构想呢？前面对“战后思想”所作的反省和总结是怎样与渴望挑起这个担子的意愿联系在一起的呢？

五、有问必答的相互关系与“主体”的分裂

虽然提到了有问必答的相互关系的建立这一点，但是，在现实中寻求它，思考它成立的基础时，我们就会注意到那里存在着一个必须跨越的巨大的难题。质问“战时”的记忆与责任，质疑与此相连的“战后”，如果我们准备在这样的设定下展开讨论，那就不能借故它是社会理论式的主题设定，而不考虑讨论者发言的位置。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面对战争及殖民地统治导致加害与受害的对立关系的出现这一历史，讨论者自身是站在什么位置观察的，是站在哪个立场进行谈论的，这不仅决定了对责任这一问题的参与方式，而且也规定了认识的内容。那么位置不同的论者之间，或者甚至是对立着的论者之间该如何才能联合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对话空间呢？

这种质询不是通过书籍或论文表现出来，（组织召开研讨会的过程就是如此）而是在进行了直接的联络，开始讨论之时，立刻就会发生的。而且，不是把“责任”这个问题仅当作是在主观伦理方面标明个人态度的一种方式（“深感羞愧”？），对它进行抽象地谈论，而是真正地将它作为应答的责任来考虑的时候，这一点就经常会成为问题。对责任的追究不同于责难或者攻击，它是一种寻求应答的追究，因此寻求追究责任的空间的实现，这也是必不可缺的吧。那么，这种有问必答的相互关系怎样才能实现呢？

图片来源：李钟根 高级记者

从责任与应答的内容进行思考的话，至少有两个因素是它能够成为现实的条件。我想在这里对这两个条件作一次特别的考察。

第一个条件是：围绕着战争与殖民地统治，围绕着暴力，因为追究责任是主题，所以尤其是对加害与受害这个问题，绝不能将他们各自的位置变得暧昧不清。当然，这首先是针对具体的行为而言——谁？是如何参与的？应该被追究什么样的责任？——对此决不能在模糊不清的基础上予以追究。但是，并不仅限于此，关于在某一位置上所应承担的责任也不能含糊处理。比如说质问日本这个国家所犯的侵略与战争的责任，那么就不要把作为“日本人”的责任这一点弄得模模糊糊。在此，不可能对作为“日本人”的责任的由来作详细地论述，但是，将拥有多样面容的“战后”与“战时”总力战体制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我们也可以具体地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即：所谓“日本人”的责任，不仅是指那些从形式上可以加以确认的、作为日本这个国家的主权者的政治责任，更宽泛的指在这个“战时”与“战后”的连续之中，在具体的、生存着的生活事实中产生出的广泛责任²⁰。在原“从军慰安妇”被迫保持沉默的“战后”这个结构中生活着的人们，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在他们生活的真实中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之类的话。我们应将包含上述这一点的责任所在弄个明白，同时也应将各自在受害与加害中的位置弄个明白，如果不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创造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问一答的相互关系大概就无从期待。

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弄清楚各自位置的不同，这种一问一答的相互关系也还是不能实现与延续的。比如说从具体内容来看，受害与加害这两个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因此确认立场的不同，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两者之间在仅产生裂痕的情况下就不欢而散。也许这种情况才更加合乎情理。受害的一方充满着憎恶之情与渴望复仇的心理，而加害的一方则是态度的骤然转变与对应答的拒绝。而且，对历史的否认和修正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为了跨越这种立场相异的难关，我们必须保障将这种相互关系视作为了追求诸如“正义”这样的共同目标而设立的共同研究项目。正因为有这样的保障，相互关系才能得以维系下去，正因为有这一点作前提，受害者才能安心地将证词道出²¹，加害者也才能对自己的责任开始实质性的反省。

在分析了有问必答的相互关系建立的条件之后，到前一节为止回顾的、战后思想的“主体形成”这种态度的问题所在也就明朗起来了。

使有问必答关系的建立成为现实的两个条件，它对于参与对话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在此好好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无论对站在承担加害责任一方的人而言，还是对站在受害者一方的人来说，它都将分裂“主体”的统一性，要求这里成为产生尖锐对抗的阵地。首先从承担加害责任的立场来看，在追求“正义”这个共同研究项目下，亲口承认关于加害的责任，从坚持“正义”这个立场来讲虽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参加这个课题的个个参与人来说，这是一种连简单的自我肯定、自我否定都被否定掉的自我分裂的行为。即：站在加害立场的人他们将批判暴力的“愿望”与批判“对象”集于一身，让自己成为上演分裂与对抗的舞台。但是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加害的一方。对受害的一方而言，如果不冷静的话就意味着参与追求“正义”这个共同研究项目有可能会被憎恶与复仇的情感所左右，在这种受害情绪中裂隙就会出现，在此也会产生另一个对抗。

必须追求“统一的主体”及其“自我认同”，只要坚持这样的立场，那么上面提及的问题就会被看作是负面的事态。在他们看来，“主体”的分裂将导致自我认同与自尊心的丧失，这样一来就无法承担责任。因此在应答之前，“统一的主体”为他们所追求，在此加害-受害这层关系“之前”的“无垢的主体”为他们所假想，亦或是在围绕着加害-受害这样的关系进行应答“之前”，假定“存在某种问题的主体”（是“历史意识的古层”？、“大众的原来面貌”？）。也就是说，将自己定性为本就是一个不需要反省的“主体”，亦或是在不需要他人的帮助下就可以进行反省的“主体”。换言之，认定自己不是一个需要在有问必答的相互关系中、或者在听取他人的声音的情况下进行反省，进行自我变革的“主体”。甚至在反省时分，也不放手对“主体”的主权。

大概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即在实际进行应答之前，抽象的“主体”就已被设想好，并要求这样的“主体”统一性中存在一个“团结一致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因殖民地主义或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原因导致的现实中的受害与加害这种关系出现之前，或是在“超越”它们之时，往往被呼唤出的是“万国劳动者阶级的联盟”、“被压迫者（受苦者）联盟”之类的口号。这个时候，现实生活中的受害与加害的关系实质上被看作是次要的问题而被推到不起眼的位置，经由种种抽象化与相对化的处理。总之，象这样在将应答付诸实现之前追求“主体”的情况下，其自身就是对通过应答来使反省与自我变革进展下去的行为加以否定，因此将导致实质性的应答被拒之门外这一结果。

与此相对，正是“主体”分裂的可能性才会使我们对他人打开心扉倾听他们的声音，向着与此保持连动关系、完成自我改变的方向开拓新的道路。只有当人们这样思考时，“主体”统一性中产生的裂隙与在此产生的对抗才成为特别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人的受害之声传入我的耳际，它能够震撼我的心灵是在我还没有被“主体性”、“自我认同”全副武装完毕之际。当我被搁置在多样的主体位置上之时，那声音的传来使我不能不感到震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面对质问加害责任的这一声音，我的共鸣发自内心深处，而另一方面，被质问的对象也还是我。此刻，我的“主体”内部产生裂缝、出现对抗，这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份分裂与对抗的紧张感使我的自我变革成为真正迫切的问题。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必须这么说：“主体”的分裂可能性才真正是聆听他人的声音，通过应答的方式承担责任的可能性的依据。

另一方面，当加害一方的盔甲出现破损，被放置在多样的主体位置，受害一方的声音也因此确实能够传到加害一方时，他们的痛楚大概终于可以凝聚成声音爆发出来了。当受害一方的痛苦以“声音”为载体形成一种主张之时，集聚在内心深处的憎恨之情有可能在可以宣泄的地点升华为寻求正义之声。在这里，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也同样经历着积极意义上的分裂、对抗与自我变革²²。

这样思考过来，我想大家已经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东亚的后殖民主义状况发生了变化，有着多样面容的“战后”显现了出来，由此而被质疑的那些研究课题与那些从总结“战后日本”的思想状况中浮现出的问题，在这里非常明显地连接在一起。如果质问“战后”一事要求创造一个使多样的“战后”能够分别用“声音”来讲述的言语空间、以及建构一种倾听着这“声音”进行一问一答的相互关系的话，那么作为回应这种要求的前提，对“战后日本”思想状况的总结就要求我们对质问“主体”这种方式进行反省。对于“战后日本”的思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总结与反思，特别是没有达到对“主体”进行反思这一层面的话，那么在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的“亚洲民众的声音、受害者们的声音”面前，无论显示出多么谦虚的“反省”态度，也只能停留在主观的层面上，同时也不能避免发生重蹈覆辙的事情。

1月份召开的题为《战后的东亚与美国的存在——在东亚思考“后殖民状况”》的研讨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使多样的“战后”作为声音相互交叉的言语空间，对此我们不能夸大其词。从给本次增刊号赠稿的各篇论文来看，作为主办者，我感觉到有些论文相当不错并引以为豪，但这只是出发点而已。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设定这样的空间的背后存在着刚才我所谈到的那些思考。虽然我并不认为这就可以充分地回答尹健次先生“本次研讨会是如何理解金学顺女士的提问的？”这一问题，可是它难道不能成为讨论的起点吗？至少我可以确信的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质疑战争的“记忆”与“责任”，必须与质问“战后”、质问“战后思想”联系起来。

“现代化”的期待，还是“现代性”的忧思？——从“韦伯翻译”看1990年代以来的“西学想像”（罗岗） 汉学视点 马若瑟的选择：《赵氏孤儿》翻译的历史背景和美学缘由（鲁进） 古今书评

著译著简介

英文目录

编后记

中野敏男（1950~ ），日本社会学家，研究领域涵盖历史社会学、伦理学及社会思想史。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著作主要有『大塚久雄と丸山眞男――動員、主体、戦争責任』（青土社 2001年）、『詩歌と戦争―白秋と民衆、総力戦への「道」』（NHKブックス 2012年）、『歴史と責任――「慰安婦」問題と1990年代』（青弓社 2008年，共著）等。

何玮，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御茶水女子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女性史、中日思想文化比较及社会性别研究。著有《“新女性”的诞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兼论与日本之比较》。

延伸阅读

不折、徐添编辑

TY、灵童审校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Dc0MjkzNQ==&mid=2247553056&idx=1&sn=fe50804b50cea34ad09739971a879c4b&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Dc0MjkzNQ==&mid=2247553036&idx=1&sn=2a5822ae35a03ce050c55beaf64b6f03&scene=21#wechat_redirect)